中国风-华文苑-中华文学苑

中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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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园春（辛丑岁自寿）

五彩云中，群玉峰头，是吾故乡。为瑶池侍宴，偶违酒令，玉皇降敕，谪作诗狂。桧柏风姿，山林气象，未到中年先老苍。西湖路，尽留连光景，傲睨冰霜。东窗。翦烛焚香。剩满引梅花进寿觞。梦群仙相庆，烹炮麟凤，十洲同往，骖翳鸾凰。约向人间，尽偿吟债，依旧乘风来帝旁。如今未，且百年管领，橘绿橙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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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人杰

招乾昼上人宿话

连夜因风雪，相留在寂寥。禅心谁指示，诗卷自焚烧。语默邻寒漏，窗扉向早朝。天台若长往，还渡海门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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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己

社日

鹅湖山下稻粱肥，豚栅鸡栖半掩扉。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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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驾

阔别了多年的SF〔2〕君，忽然从日本东京寄给我一封信，转来转去，待我收到时，去发信的日子已经有二十天了。但这在我，却真如空谷里听到跫然的足音〔3〕。信函中还附着一片十一月十四日东京《国民新闻》的记载，是德富苏峰〔4〕氏纠正我那《小说史略》的谬误的。凡一本书的作者，对于外来的纠正，以为然的就遵从，以为非的就缄默，本不必有一一说明下笔时是什么意思，怎样取舍的必要。但苏峰氏是日本深通“支那”的耆宿，《三藏取经记》〔5〕的收藏者，那措辞又很波俏，因此也就想来说几句话。首先还得翻出他的原文来—— 鲁迅氏之《中国小说史略》苏峰生顷读鲁迅氏之《中国小说史略》，有云：《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三卷，旧本在日本，又有一小本曰《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内容悉同，卷尾一行云“中瓦子张家印”，张家为宋时临安书铺，世因以为宋刊，然逮于元朝，张家或亦无恙，则此书或为元人所撰，未可知矣。…… 这倒并非没有聊加辩正的必要。《大唐三藏取经记》者，实是我的成篑堂的插架中之一，而《取经诗话》的袖珍本，则是故三浦观树将军的珍藏。这两书，是都由明慧上人和红叶广知于世，从京都栂尾高山寺散出的。看那书中的高山寺的印记，又看高山寺藏书目录，都证明着如此。这不但作为宋椠的稀本；作为宋代所著的说话本（日本之所谓言文一致体），也最可珍重的的罢。然而鲁迅氏却轻轻地断定道，“此书或为元人撰，未可知矣。”过于太早计了。鲁迅氏未见这两书的原板，所以不知究竟，倘一见，则其为宋椠，决不容疑。其纸质，其墨色，其字体，无不皆然。不仅因为张家是宋时的临安的书铺。加之，至于成篑堂的《取经记》，则有着可以说是宋版的特色的阙字。好个罗振玉氏，于此早已觉到了。皆（三浦本，成篑堂本）为高山寺旧藏。而此本（成篑堂藏《取经记》）刊刻尤精，书中栂字作栂，敬字缺末笔，盖亦宋椠也。（《雪堂校刊群书叙录》）想鲁迅氏未读罗氏此文，所以疑是或为元人之作的罢。即使世间多不可思议事，元人著作的宋刻，是未必有可以存在的理由的。罗振玉氏对于此书，曾这样说。宋代平话，旧但有《宣和遗事》而已。近年若《五代平话》，《京本小说》，渐有重刊本。宋人平话之传于人间者，至是遂得四种。因为是斯学界中如此重要的书籍，所以明白其真相，未必一定是无用之业罢。总之，苏峰氏的意思，无非在证明《三藏取经记》等是宋椠。其论据有三—— 一纸墨字体是宋；二宋讳缺笔〔6〕；三罗振玉〔7〕氏说是宋刻。说起来也惭愧，我虽然草草编了一本《小说史略》，而家无储书，罕见旧刻，所用为资料的，几乎都是翻刻本，新印本，甚而至于是石印本，序跋及撰人名，往往缺失，所以漏略错误，一定很多。但《三藏法师取经记》及《诗话》两种，所见的却是罗氏影印本，纸墨虽新，而字体和缺笔是看得出的。那后面就有罗跋，正不必再求之于《雪堂校刊群书叙录》，我所谓“世因以为宋刊”，即指罗跋而言。现在苏峰氏所举的三证中，除纸墨因确未目睹，无从然否外，其余二事，则那时便已不足使我信受，因此就不免“疑”起来了。某朝讳缺笔是某朝刻本，是藏书家考定版本的初步秘诀，只要稍看过几部旧书的人，大抵知道的。何况缺笔的栂字的怎样地触目。但我却以为这并不足以确定为宋本。前朝的缺笔字，因为故意或习惯，也可以沿至后一朝。例如我们民国已至十五年了，而遗老们所刻的书，驚字还“敬缺末笔”。非遗老们所刻的书，儀字玄字也常常缺笔，或者以甯代儀，以元代玄。这都是在民国而讳清讳；不足为清朝刻本的证据。京师图书馆所藏的《易林注》〔8〕残本（现有影印本，在《四部丛刊》中），甯字儀字都缺笔的，纸质，墨色，字体，都似宋；而且是蝶装〔9〕，缪荃荪〔10〕氏便定为宋本。但细看内容，却引用着阴时夫的《韵府群玉》〔11〕，而阴时夫则是道道地地的元人。所以我以为不能据缺笔字便确定为某朝刻，尤其是当时视为无足重轻的小说和剧曲之类。罗氏的论断，在日本或者很被引为典据罢，但我却并不尽信奉，不但书跋，连书画金石的题跋，无不皆然。即如罗氏所举宋代平话四种中，《宣和遗事》〔12〕我也定为元人作，但这并非我的轻轻断定，是根据了明人胡应麟〔13〕氏所说的。而且那书是抄撮而成，文言和白话都有，也不尽是“平话”。我的看书，和藏书家稍不同，是不尽相信缺笔，抬头，以及罗氏题跋的。因此那时便疑；只是疑，所以说“或”，说“未可知”。我并非想要唐突宋椠和收藏者，即使如何廓大其冒昧，似乎也不过轻疑而已，至于“轻轻地断定”，则殆未也。但在未有更确的证明之前，我的“疑”是存在的。待证明之后，就成为这样的事：鲁迅疑是元刻，为元人作；今确是宋椠，故为宋人作。无论如何，苏峰氏所豫想的“元人著作的宋版”这滑稽剧，是未必能够开演的。然而在考辨的文字中杂入#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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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寄驾部郎中（瞻）

贱子乖慵性，频为省直牵。交亲每相见，多在相门前。君独疏名路，为郎过十年。炎风久成别，南望思悠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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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

清都春霁，寄胡三、吴十一

蕊珠宫殿经微雨，草树无尘耀眼光。白日当空天气暖，好风飘树柳阴凉。蜂怜宿露攒芳久，燕得新泥拂户忙。时节催年春不住，武陵花谢忆诸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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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稹

折桂令·九日

对青山强整乌纱。归雁横秋，倦客思家。翠袖殷勤，金杯错落，玉手琵琶。人老去西风白发，蝶愁来明日黄花。回首天涯，一抹斜阳，数点寒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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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可久

叔向贺贫

　　叔向见韩宣子，宣子忧贫，叔向贺之。宣子曰：“吾有卿之名而无其实，无以从二三子，吾是以忧，子贺我，何故？” 　　对曰：“昔栾武子无一卒之田，其宫不备其宗器，宣其德行，顺其宪则，使越于诸侯。诸侯亲之，戎狄怀之，以正晋国。行刑不疚，以免于难。及桓子，骄泰奢侈，贪欲无艺，略则行志，假货居贿，宜及于难，而赖武之德以没其身。及怀子，改桓之行，而修武之德，可以免于难，而离桓之罪，以亡于楚。夫郤昭子，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军，恃其富宠，以泰于国。其身尸于朝，其宗灭于绛。不然，夫八郤，五大夫，三卿，其宠大矣，一朝而灭，莫之哀也，唯无德也。今吾子有栾武子之贫，吾以为能其德矣，是以贺。若不忧德之不建，而患货之不足，将吊不暇，何贺之有？” 　　宣子拜，稽首焉，曰：“起也将亡，赖子存之，非起也敢专承之，其自桓叔以下，嘉吾子之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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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名

朝雾里的小草花

这岂是偶然，小玲珑；的野花！你轻含着鲜露颗颗，怦动的是慕光明的花蛾，在黑暗里想念焰彩，晴霞；我此时在这蔓草从中过路，无端的内感，惆怅与惊讶，在这迷雾里，在这岩壁下，思忖着，泪怦怦的，人生与鲜露？此诗写于1924年8月,发表于1924年12月5日《晨报文学旬刊》第5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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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

和丘员外题湛长史旧居

道胜物能齐，累轻身易退。苟安一丘上，何必三山外。云霞长若绮，松石常如黛。徒有昔王过，竟遗青史载。诗因野寺咏，酒向山椒酹。异时逢尔知，兹辰驻余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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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

奉和刘祭酒伤白马（此马敕赐宁王，转赠祭酒）

沛艾如龙马，来从上苑中。棣华恩见赐，伯舅礼仍崇。镜点黄金眼，花开白雪騣.性柔君子德，足逸大王风。色照鸣珂静，声连喷玉雄。食场恩未尽，过隙命旋终。练影依云没，银鞍向月空。仍闻乐府唱，犹念代劳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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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维

秋海棠

栽植恩深雨露同，一丛浅淡一丛浓。平生不借春光力，几度开来斗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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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瑾

魏宫词二首

日晚长秋帘外报，望陵歌舞在明朝。添炉欲爇熏衣麝，忆得分时不忍烧。日映西陵松柏枝，下台相顾一相思。朝来乐府长歌曲，唱著君王自作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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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禹锡

北园

北园东风起，杂花次第开。心知须臾落，一日三四来。花下岂无酒，欲酌复迟回。所思眇千里，谁劝我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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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

相和歌辞。放歌行

南渡洛阳津，西望十二楼。明堂坐天子，月朔朝诸侯。清乐动千门，皇风被九州。庆云从东来，泱漭抱日流。升平贵论道，文墨将何求。有诏征草泽，微臣献谋猷。冠冕如星罗，拜揖曹与周。望尘非吾事，入赋且迟留。幸蒙国士识，因脱负薪裘。今者放歌行，以慰梁父愁。但营数斗禄，奉养毋丰羞。若得金膏遂，飞云亦可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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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昌龄

和友人送衡尚书赴池阳副车

淮王上将例分忧，玉帐参承半列侯。次第选材如创厦，别离排宴向藏舟。鲲鹏变化知难测，龙蠖升沈各有由。躞蹀行牵金鋄重，婵娟立唱翠娥愁。筑头勋业谐三阵，满腹诗书究九流。金海珠韬乘月读，肉芝牙茗拨云收。赤鳞旆卷鸥汀晚，青雀船横雁阵秋。十字细波澄镜面，九华残雪露峰头。醉沈北海千尊酒，吟上南荆百尺楼。况是昭明食鱼郡，不妨闲掷钓璜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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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

太史公自序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子，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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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