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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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贵粟疏

  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故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亡捐瘠者,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禹,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   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 故民可得而有也。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无择也。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无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署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无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无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遨,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   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顺于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无粟,弗能守也。”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复一人耳,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无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也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   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窃窃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天下粟。边食足以支五岁,可令入粟郡县矣;足支一岁以上,可时赦,勿收农民租。如此,德泽加于万民,民俞勤农。时有军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宁;岁孰且美,则民大富乐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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晁错

做“杂文”也不易

“中国为什么没有伟大的文学产生”〔2〕这问题,还是半年前提出的,大家说了一通,没有结果。这问题自然还是存在,秋凉了,好像也真是到了“灯火倍可亲”〔3〕的时节,头脑一冷静,有几位作家便又记起这一个大问题来了。 八月三十日的《自由谈》上,浑人先生告诉我们道:“伟大的作品在废纸簏里!”〔4〕为什么呢?浑人先生解释说:“各刊物的编辑先生们,他们都是抱着‘门罗主义’〔5〕的,……他们发现稿上是署着一个与他们没有关系的人底姓名时,看也没有工夫一看便塞下废纸簏了。” 伟大的作品是产生的,然而不能发表,这罪孽全在编辑先生。不过废纸簏如果难以检查,也就成了“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疑案。较有意思,较有作用的还是《现代》九月号卷头“文艺独白”〔6〕里的林希隽先生〔7〕的大作《杂文和杂文家》。他并不归咎于编辑先生,只以为中国的没有大著作产生,是因为最近——虽然“早便生存着的”——流行着一种“容易下笔”,容易成名的“杂文”,所以倘不是“作家之甘自菲薄而放弃其任务,即便是作家毁掉了自己以投机取巧的手腕来替代一个文艺作者的严肃的工作”了。 不错,比起高大的天文台来,“杂文”有时确很像一种小小的显微镜的工作,也照秽水,也看脓汁,有时研究淋菌,有时解剖苍蝇。从高超的学者看来,是渺小,污秽,甚而至于可恶的,但在劳作者自己,却也是一种“严肃的工作”,和人生有关,并且也不十分容易做。现在就用林先生自己的文章来做例子罢,那开头是——“最近以来,有些杂志报章副刊上很时行的争相刊载着一种散文非散文,小品非小品的随感式的短文,形式既绝对无定型,不受任何文学制作之体裁的束缚,内容则无所不谈,范围更少有限制。为其如此,故很难加以某种文学作品的称呼;在这里,就暂且名之为杂文吧。”“沉默,金也。”〔8〕有一些人,是往往会“开口见喉咙”的,林先生也逃不出这例子。他的“散文”的定义,是并非中国旧日的所谓“骈散”“整散”的“散”,也不是现在文学上和“韵文”相对的不拘韵律的“散文”(Prose)的意思:胡里胡涂。但他的所谓“严肃的工作”是说得明明白白的:形式要有“定型”,要受“文学制作之体裁的束缚”;内容要有所不谈;范围要有限制。这“严肃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制艺”〔9〕,普通叫“八股”。 做这样的文章,抱这样的“文学观”的林希隽先生反对着“杂文”,已经可以不必多说,明白“杂文”的不容易做,而且那任务的重要了;杂志报章上的缺不了它,“杂文家”的放不掉它,也可见正非“投机取巧”,“客观上”是大有必要的。 况且《现代》九月号卷头的三篇大作〔10〕,虽然自名为“文艺独白”,但照林先生的看法来判断,“散文非散文,小品非小品”,其实也正是“杂文”。但这并不是矛盾。用“杂文”攻击“杂文”,就等于“以杀止杀”。先前新月社宣言里说,他们主张宽容,但对于不宽容者,却不宽容,〔11〕也正是这意思。那时曾有一个“杂文家”批评他们说,那就是刽子手,他是不杀人的,他的偶然杀人,是因为世上有杀人者。〔12〕但这未免“无所不谈”,太不“严肃”了。 林先生临末还问中国的作家:“俄国为什么能够有《和平与战争》这类伟大的作品产生?……而我们的作家呢,岂就永远写写杂文而引为莫大的满足么?”我们为这暂时的“杂文家”发愁的也只在这一点:现在竟也累得来做“在材料的捃摭上尤是俯拾皆是,用不着挖空心思去搜集采取”的“杂文”,不至于忘记研究“俄国为什么能够有《和平与战争》这类伟大的作品产生”么? 但愿这只是我们的“杞忧”,他的“杂文”也许独不会“非特丝毫无需要之处,反且是一种恶劣的倾向”。EE 〔1〕本篇最初南四号“文学论坛”栏,署名直。〔2〕“中国为什么没有伟大的文学产生”一九三四年三月郑伯奇在《春光》月刊创刊号发表《伟大的作品底要求》一文,其中说:“中国近数十年发生过很多的伟大事变,为什么还没有产生出来一部伟大的作品?”接着,该刊第三期又在《中国目前为什么没有伟大的作品产生》的征文题下刊出十五篇应征的文章。在讨论中,有些人对战斗的杂文持否定态度,要求作家致力于创作“伟大的作品”。〔3〕“灯火倍可亲”语出唐代韩愈《符读书城南》诗:“时秋积雨霁,新凉入郊墟。灯火稍可亲,简编可卷舒。”〔4〕浑人的这篇文章,题为《伟大的作品在哪里?》。〔5〕门罗主义一八二三年十二月美国总统门罗提出的外交政策原则。它以“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为口号,宣布任何欧洲强国都不得干涉美洲事务,其实质是为了让美国资产阶级独霸整个美洲。〔6〕《现代》文学月刊,施蛰存、杜衡编辑,一九三二年五月创刊于上海。自第六卷第二期(一九三五年三月)起,改为综合文化杂志,汪馥泉编辑。一九三五年五月出至第六卷第四期停刊。“文艺独白”,该刊第四、第五卷的一个专栏。 〔7〕林希隽广东潮安人,当时是上海大夏大学学生。〔8〕“沉默,金也”流行于英国等欧洲国家#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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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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