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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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使打破了头,也还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

照群众行为看起来,中国人是最残忍的民族。照个人行为看起来,中国人大多数是最无耻的个人。慈悲的真义是感觉人类应感觉的感觉,和有胆量来表现内动的同情。中国人只会在杀人场上听小热昏①,决不会在法庭上贺喜判决无罪的刑犯;只想把洁白的人齐拉入混浊的水里,不会原谅拿人格的头颅去撞开地狱门的牺牲精神。只是“幸灾乐祸”、“投井下石”,不会冒一点子险去分肩他人为正义而奋斗的负担。 ①小热昏,江浙一带民间的一种曲艺样式。从前在历史上,我们似乎听见过有什么义呀侠呀,什么当仁不让,见义勇为的榜样呀,气节呀,廉洁呀,等等。如今呢,只听见神圣的职业者接受蜜甜的“冰炭敬”,磕拜寿祝福的响头,到处只见拍卖人格“贱卖灵魂”的招贴。这是革命最彰明的成绩,这是华族民国最动人的广告!“无理想的民族必亡”,是一句不刊的真言。我们目前的社会政治走的只是卑污苟且的路,最不能容许的是理想,因为理想好比一面大镜子,若然摆在面前,一定照出魑魅魍魉的丑迹。莎士比亚的丑鬼卡立朋①(Caliban)有时在海水里照出自己的尊容,总是老羞成怒的。所以每次有理想主义的行为或人格出现,这卑污苟且的社会一定不能容忍;不是拳打脚踢,也总是冷嘲热讽,总要把那三闾大夫②硬推入汨罗江底,他们方才放心。 ①卡立朋,通译凯列班,莎士比亚戏剧《暴风雨》中的人物,一个野蛮而丑怪的奴隶。②三闾大夫,即战国时期楚国的大诗人屈原。我们从前是儒教国,所以从前理想人格的标准是智仁勇。现在不知道变成了什么国了,但目前最普通人格的通性,明明是愚暗残忍懦怯,正得一个反面。但是真理正义是永生不灭的圣火;也许有时遭被蒙盖掩翳罢了。大多数的人一天二十四点钟的时间内,何尝没有一刹那清明之气的回复?但是谁有胆量来想他自己的想,感觉他内动的感觉,表现他正义的冲动呢?蔡元培所以是个南边人说的“戆大”,愚不可及的一个书呆子,卑污苟且社会里的一个最不合时宜的理想者。所以他的话是没有人能懂的;他的行为是极少数人——如真有——敢表同情的;他的主张,他的理想,尤其是一盆飞旺的炭火,大家怕炙手,如何敢去抓呢?“小人知进而不知退,”“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不合作主义,”“为保持人格起见……”“生平仅知是非公道,从不以人为单位。”这些话有多少人能懂,有多少人敢懂?这样的一个理想者,非失败不可;因为理想者总是失败的。若然理想胜利,那就是卑污苟且的社会政治失败——那是一个过于奢侈的希望了。有知识有胆量能感觉的男女同志,应该认明此番风潮是个道德问题;随便彭允彝京津各报如何淆惑,如何谣传,如何去牵涉政党,总不能掩没这风潮里面一点子理想的火星。要保全这点子小小的火星不灭,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良心上的负担;我们应该积极同情这番拿人格头颅去撞开地狱门的精神。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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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

“多难之月”

前月底的报章上,多说五月是“多难之月”。这名目,以前是没有见过的。现在这“多难之月”已经临头了。从经过了的日子来想一想,不错,五一是“劳动节”,可以说很有些“多难”;五三是济南惨案〔2〕纪念日,也当然属于“多难”之一的。但五四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扬,五五是革命政府成立〔3〕的佳日,为什么都包括在“难”字堆里的呢?这可真有点儿希奇古怪! 不过只要将这“难”字,不作国民“受难”的“难”字解,而作令人“为难”的“难”字解,则一切困难,可就涣然冰释了。 时势也真改变得飞快,古之佳节,后来自不免化为难关。 先前的开会,是听大众在空地上开的,现在却要防人“乘机捣乱”了,所以只得函请代表,齐集洋楼,还要由军警维持秩序。〔4〕先前的要人,虽然出来要“清道”(俗名“净街”),但还是走在地上的,现在却更要防人“谋为不轨”了,必得坐着飞机,须到出洋的时候,才能放心送给朋友。〔5〕名人逛一趟古董店,先前也不算奇事情的,现在却“微服”〔6〕“微服”的嚷得人耳聋,只好或登名山,或入古庙,比较的免掉大惊小怪。总而言之,可靠的国之柱石,已经多在半空中,最低限度也上了高楼峻岭了,地上就只留着些可疑的百姓,实做了“下民”,且又民匪难分,一有庆吊,总不免“假名滋扰”。向来虽靠“华洋两方当局,先事严防”,没有闹过什么大乱子,然而总比平时费力的,这就令人为难,而五月也成了“多难之月”,纪念的是好是坏,日子的为戚为喜,都不在话下。 但愿世界上大事件不要增加起来;但愿中国里惨案不要再有;但愿也不再有什么政府成立;但愿也不再有伟人的生日和忌日增添。否则,日积月累,不久就会成个“多难之年”,不但华洋当局,老是为难,连我们走在地面上的小百姓,也只好永远身带“嫌疑”,奉陪戒严,呜呼哀哉,不能喘气了。五月五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五月八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丁萌。 〔2〕济南惨案指一九二八年五月三日,日本帝国主义派兵侵占济南,打死打伤中国军民五千余人的五三惨案。〔3〕革命政府成立指一九二一年孙中山为反对北洋军阀统治的北京政府,取消了原广州军政府,于五月五日在广州正式成立中华民国政府,并就任非常大总统。 〔4〕一九三三年五月五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举行“革命政府成立十二周年纪念”大会,事前通知各界“于是日上午九时,在本党部三楼大礼堂,召集各界代表举行纪念大会”,并规定纪念办法九条,末条是“函请警备司令部暨市公安局,严防反动分子,乘机捣乱;并酌派军警若干,维持会场秩序”。 〔5〕要人送飞机给朋友的事,指张学良在一九三三年二月将一架自备的福特机选给宋子文,又在四月辞职出国时,将另一架福特机送给蒋介石。 〔6〕旧时“要人”在外出时,改换常服以免被人认识,叫做“微服”。一九三三年四月四日,国民党政府主席林森到南京夫子庙文物店购买古玩,报纸纷纷宣传,如次日《申报》“南京专电”说:“林主席今日微服到旧书店购古籍数本,骨董数件。”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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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崇实

事实常没有字面这么好看。 例如这《自由谈》,其实是不自由的,现在叫作《自由谈》,总算我们是这么自由地在这里谈着。 又例如这回北平的迁移古物〔2〕和不准大学生逃难〔3〕,发令的有道理,批评的也有道理,不过这都是些字面,并不是精髓。 倘说,因为古物古得很,有一无二,所以是宝贝,应该赶快搬走的罢。这诚然也说得通的。但我们也没有两个北平,而且那地方也比一切现存的古物还要古。禹是一条虫〔4〕,那时的话我们且不谈罢,至于商周时代,这地方却确是已经有了的。为什么倒撇下不管,单搬古物呢?说一句老实话,那就是并非因为古物的“古”,倒是为了它在失掉北平之后,还可以随身带着,随时卖出铜钱来。 大学生虽然是“中坚分子”,然而没有市价,假使欧美的市场上值到五百美金一名口,也一定会装了箱子,用专车和古物一同运出北平,在租界上外国银行的保险柜子里藏起来的。 但大学生却多而新,惜哉! 费话不如少说,只剥崔颢〔5〕《黄鹤楼》诗以吊之,曰——阔人已骑文化去,此地空余文化城。〔6〕文化一去不复返,古城千载冷清清。 专车队队前门站,晦气重重大学生。 日薄榆关何处抗,烟花场上没人惊。 一月三十一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二月六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2〕北平的迁移古物一九三三年一月日本侵占山海关后,国民党政府以“减少日军目标”为理由,慌忙将历史语言研究所、故宫博物院等收藏的古物分批从北平运至南京、上海。〔3〕不准大学生逃难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八日,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电令北平各大学:“据各报载榆关告紧之际,北平各大学中颇有逃考及提前放假等情,……查大学生为国民中坚分子,讵容妄自惊扰,败坏校规;学校当局迄无呈报,迹近宽纵,亦属非是。”〔4〕禹是一条虫这是顾颉刚在一九二三年讨论古史的文章中提出的看法。他在对禹作考证时,曾以《说文解字》训“禹”为“虫”作根据,提出禹是“蜥蜴之类”的“虫”的推断。(见《古史辨》第一册六十三页) 〔5〕崔颢(?—754)汴州(今河南开封)人,唐代诗人。他的《黄鹤楼》诗原文为:“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睛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8〕文化城一九三二年十月间,北平文教界江瀚等三十多人,在日军进逼关内,华北危急时,向国民党政府呈送意见书,以北平保存有“寄付着国家命脉,国民精神的文化品物”和“全国各种学问的专门学者,大多荟萃在北平”为理由,要求“明定北平为文化城”,将“北平的军事设备挪开”,用不设防来求得北平免遭日军炮火。这实际上迎合国民党政府的卖国投降政策,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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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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