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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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 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 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阔。 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 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 取笑同学翁,浩歌弥激烈。 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 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 当今廊庙具,构厦岂云缺? 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 顾惟蝼蚁辈,但自求其穴。 胡为慕大鲸,辄拟偃溟渤? 以兹误生理,独耻事干谒。 兀兀遂至今,忍为尘埃没。 终愧巢与由,未能易其节。 沈饮聊自遣,放歌破愁绝。 岁暮百草零,疾风高冈裂。 天衢阴峥嵘,客子中夜发。 霜严衣带断,指直不得结。 凌晨过骊山,御榻在嵽嵲。 蚩尤塞寒空,蹴踏崖谷滑。 瑶池气郁律,羽林相摩戛。 君臣留欢娱,乐动殷胶葛。 赐浴皆长缨,与宴非短褐。 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 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 圣人筐篚恩,实欲邦国活。 臣如忽至理,君岂弃此物? 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战栗。 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 中堂有神仙,烟雾蒙玉质。 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 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橘。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 北辕就泾渭,官渡又改辙。 群冰从西下,极目高崒兀。 疑是崆峒来,恐触天柱折。 河梁幸未坼,枝撑声窸窣。 行李相攀援,川广不可越。 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 谁能久不顾,庶往共饥渴。 入门闻号咷,幼子饿已卒。 吾宁舍一哀,里巷亦鸣咽。 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 岂知秋禾登,贫窭有仓卒。 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 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 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 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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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

我和《语丝》的始终

同我关系较为长久的,要算《语丝》了。 大约这也是原因之一罢,“正人君子”们的刊物,曾封我为“语丝派主将”,连急进的青年所做的文章,至今还说我是《语丝》的“指导者”。去年,非骂鲁迅便不足以自救其没落的时候,我曾蒙匿名氏寄给我两本中途的《山雨》,打开一看,其中有一篇短文,大意是说我和孙伏园君在北京因被晨报馆所压迫,创办《语丝》,现在自己一做编辑,便在投稿后面乱加按语,曲解原意,压迫别的作者了,孙伏园君却有绝好的议论,所以此后鲁迅应该听命于伏园。〔2〕这听说是张孟闻〔3〕先生的大文,虽然署名是另外两个字。看来好像一群人,其实不过一两个,这种事现在是常有的。 自然,“主将”和“指导者”,并不是坏称呼,被晨报馆所压迫,也不能算是耻辱,老人该受青年的教训,更是进步的好现象,还有什么话可说呢。但是,“不虞之誉”〔4〕,也和“不虞之毁”一样地无聊,如果生平未曾带过一兵半卒,而有人拱手颂扬道,“你真像拿破仑〔5〕呀!”则虽是志在做军阀的未来的英雄,也不会怎样舒服的。我并非“主将”的事,前年早已声辩了——虽然似乎很少效力——这回想要写一点下来的,是我从来没有受过晨报馆的压迫,也并不是和孙伏园先生两个人创办了《语丝》。这的创办,倒要归功于伏园一位的。那时伏园是《晨报副刊》〔6〕的编辑,我是由他个人来约,投些稿件的人。 然而我并没有什么稿件,于是就有人传说,我是特约撰述,无论投稿多少,每月总有酬金三四十元的。据我所闻,则晨报馆确有这一种太上作者,但我并非其中之一,不过因为先前的师生——恕我僭妄,暂用这两个字——关系罢,似乎也颇受优待:一是稿子一去,刊登得快;二是每千字二元至三元的稿费,每月底大抵可以取到;三是短短的杂评,有时也送些稿费来。但这样的好景象并不久长,伏园的椅子颇有不稳之势。因为有一位留学生〔7〕(不幸我忘掉了他的名姓)新从欧洲回来,和晨报馆有深关系,甚不满意于副刊,决计加以改革,并且为战斗计,已经得了“学者”〔8〕的指示,在开手看AnatoleFrance〔9〕的小说了。那时的法兰斯,威尔士,萧,〔10〕在中国是大有威力,足以吓倒文学青年的名字,正如今年的辛克莱儿一般,所以以那时而论,形势实在是已经非常严重。不过我现在无从确说,从那位留学生开手读法兰斯的小说起到伏园气忿忿地跑到我的寓里来为止的时候,其间相距是几月还是几天。 “我辞职了。可恶!” 这是有一夜,伏园来访,见面后的第一句话。那原是意料中事,不足异的。第二步,我当然要问问辞职的原因,而不料竟和我有了关系。他说,那位留学生乘他外出时,到排字房去将我的稿子抽掉,因此争执起来,弄到非辞职不可了。但我并不气忿,因为那稿子不过是三段打油诗,题作《我的失恋》,是看见当时“阿呀阿唷,我要死了”之类的失恋诗盛行,故意做一首用“由她去罢”收场的东西,开开玩笑的。这诗后来又添了一段,登在《语丝》上,再后来就收在《野草》中。而且所用的又是另一个新鲜的假名,在不肯登载第一次看见姓名的作者的稿子的刊物上,也当然很容易被有权者所放逐的。 但我很抱歉伏园为了我的稿子而辞职,心上似乎压了一块沉重的石头。几天之后,他提议要自办刊物了,我自然答应愿意竭力“呐喊”。至于投稿者,倒全是他独力邀来的,记得是十六人,不过后来也并非都有投稿。于是印了广告,到各处张贴,分散,大约又一星期,一张小小的周刊便在北京——尤其是大学附近——出现了。这便是《语丝》。 那名目的来源,听说,是有几个人,任意取一本书,将书任意翻开,用指头点下去,那被点到的字,便是名称。那时我不在场,不知道所用的是什么书,是一次便得了《语丝》的名,还是点了好几次,而曾将不像名称的废去。但要之,即此已可知这刊物本无所谓一定的目标,统一的战线;那十六个投稿者,意见态度也各不相同,例如顾颉刚教授,投的便是“考古”稿子,不如说,和《语丝》的喜欢涉及现在社会者,倒是相反的。不过有些人们,大约开初是只在敷衍和伏园的交情的罢,所以投了两三回稿,便取“敬而远之”的态度,自然离开。连伏园自己,据我的记忆,自始至今,也只做过三回文字,末一回是宣言从此要大为《语丝》撰述,然而宣言之后,却连一个字也不见了。于是《语丝》的固定的投稿者,至多便只剩了五六人,但同时也在不意中显了一种特色,是: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但应该产生怎样的“新”,却并无明白的表示,而一到觉得有些危急之际,也还是故意隐约其词。陈源教授痛斥“语丝派”的时候,说我们不敢直骂军阀,而偏和握笔的名人为难,便由于这一点。〔11〕但是,叱吧儿狗险于叱狗主人,我们其实也知道的,所以隐约其词者,不过要使走狗嗅得,跑去献功时,必须详加说明,比较地费些力气,不能直捷痛快,就得好处而已。 当开办之际,努力确也可惊,那时做事的,伏园之外,我记得还有小峰和川岛〔#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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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文艺政策》〔1〕

后记〔2〕 这一部书,是用日本外村史郎和藏原惟人所辑译的本子为底本,从前年(一九二八年)五月间开手翻译,陆续登在月刊《奔流》上面的。在那第一本的《编校后记》上,曾经写着下文那样的一些话—— “俄国的关于文艺的争执,曾有《苏俄的文艺论战》〔3〕介绍过,这里的《苏俄的文艺政策》,实在可以看作那一部书的续编。如果看过前一书,则看起这篇来便更为明了。序文上虽说立场有三派的不同,然而约减起来,也不过两派。即对于阶级文艺,一派偏重文艺,如瓦浪斯基〔4〕等,一派偏重阶级,是《那巴斯图》〔5〕的人们,布哈林〔6〕们自然也主张支持无产阶级作家的,但又以为最要紧的是要有创作。发言的人们之中,好几个是委员,如瓦浪斯基,布哈林,雅各武莱夫〔7〕,托罗兹基〔8〕,卢那卡尔斯基等;也有‘锻冶厂’〔9〕一派,如普列忒内夫〔10〕;最多的是《那巴斯图》的人们,如瓦进,烈烈威支〔11〕,阿卫巴赫,罗陀夫,培赛勉斯基〔12〕等,译载在《苏俄的文艺论战》里的一篇《文学与艺术》后面,都有署名在那里。 “‘那巴斯图’派的攻击,几乎集中于一个瓦浪斯基——《赤色新地》〔13〕的编辑者。对于他所作的《作为生活认识的艺术》,烈烈威支曾有一篇《作为生活组织的艺术》,引用布哈林的定义,以艺术为‘感情的普遍化’的方法,并指摘瓦浪斯基的艺术论,乃是超阶级底的。这意思在评议会〔14〕的论争上也可见。但到后来,藏原惟人在《现代俄罗斯的批评文学》中说,他们两人之间的立场似乎有些接近了,瓦浪斯基承认了艺术的阶级性之重要,烈烈威支的攻击也较先前稍为和缓了。现在是托罗兹基,拉迪克〔15〕都已放逐,瓦浪斯基大约也退职,状况也许又很不同了罢。 “从这记录中,可以看见在劳动阶级文学的大本营的俄国的文学的理论和实际,于现在的中国,恐怕是不为无益的;其中有几个空字,是原译本如此,因无别国译本,不敢妄补,倘有备有原书,通函见教或指正其错误的,必当随时补正。” 但直到现在,首尾三年,终于未曾得到一封这样的信札,所以其中的缺憾,还是和先前一模一样。反之,对于译者本身的笑骂却颇不少的,至今未绝。我曾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中提到一点大略,登在《萌芽》〔16〕第三本上,现在就摘抄几段在下面—— “从前年以来,对于我个人的攻击是多极了,每一种刊物上,大抵总要看见‘鲁迅’的名字,而作者的口吻,则粗粗一看,大抵好像革命文学家。但我看了几篇,竟逐渐觉得废话太多了,解剖刀既不中腠理,子弹所击之处,也不是致命伤。……于是我想,可供参考的这样的理论,是太少了,所以大家有些胡涂。对于敌人,解剖,咬嚼,现在是在所不免的,不过有一本解剖学,有一本烹饪法,依法办理,则构造味道,总还可以较为清楚,有味。人往往以神话中的Prometheus〔17〕比革命者,以为窃火给人,虽遭天帝之虐待不悔,其博大坚忍正相同。但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以为倘能味道较好,庶几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较多的好处,我也较不枉费了身躯:出发点全是个人主义。并且还夹杂着小市民性的奢华,以及慢慢地摸出解剖刀来,反而刺进解剖者的心脏里去的‘报复’。……然而,我也愿意于社会上有些用处,看客所见的结果仍是火和光。这样,首先开手的就是《文艺政策》,因为其中含有各派的议论。 “郑伯奇先生……便在所编的《文艺生活》〔18〕上,笑我的翻译这书,是不甘没落,而可惜被别人著了先鞭。翻一本书便会浮起,做革命文学家真太容易了,我并不这样想。有一种小报,则说我的译《艺术论》〔19〕是‘投降’。 是的,投降的事,为世上所常有,但其时成仿吾元帅早已爬出日本的温泉,住进巴黎的旅馆,在这里又向谁输诚呢。今年,谥法又两样了,……说是‘方向转换’。我看见日本的有些杂志中,曾将这四字加在先前的新感觉派片冈铁兵〔20〕上,算是一个好名词。其实,这些纷纭之谈,也还是日看名目,连想也不肯一想的老病。译一本关于无产阶级文学的书,是不足以证明方向的,倘有曲译,倒反足以为害。我的译书,就也要献给这些速断的无产文学批评家,因为他们是有不贪‘爽快’,耐苦来研究这种理论的义务的。 “但我自信并无故意的曲译,打着我所不佩服的批评家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一笑,打着我自己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忍疼,却决不有所增减,这也是始终‘硬译’的一个原因。自然,世间总会有较好的翻译者,能够译成既不曲,也不‘硬’或‘死’的文章的,那时我的译本当然就被淘汰,我就只要来填这从‘无有’到‘较好’的空间罢了。” 因为至今还没有更新的译本出现,所以我仍然整理旧稿,印成书籍模样,想延续他多少时候的生存。但较之初稿,自信是更少缺点了。第一,雪峰当编定时,曾给我对比原译,订正了几个错误;第二,他又将所译冈泽秀虎〔21〕的《以理论为中心的俄国无产阶级文学发达史》附在卷末,并将有些字面改从我的译例,使总览之后,于这《文艺政策》的来源去脉,更得分明。这两点,至少是值得特行声#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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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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