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风-华文苑-中华文学苑

中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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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游富阳江中作

南去又南去，此行非自期。一帆云作伴，千里月相随。浪迹花应笑，衰容镜每知。乡园不可问，禾黍正离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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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庄

曲江

细草岸西东，酒旗摇水风。楼台在花杪，鸥鹭下烟中。翠幄晴相接，芳洲夜暂空。何人赏秋景，兴与此时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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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

寄滑州李副使员外

兵绕临淮数十重，铁衣才子正从公。军前草奏旄头下，城上封书箭簳中。围合只应闻晓雁，血腥何处避春风。故人勋重金章贵，犹在江湖积剑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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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日休

秋晚野步

藤屦兼闽竹，吟行一水傍。树凉蝉不少，溪断路多荒。烧岳阴风起，田家浊酒香。登高吟更苦，微月出苍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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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休

吟四虽（杂言）

酒酣后，歌歇时。请君添一酌，听我吟四虽。年虽老，犹少于韦长史。命虽薄，犹胜于郑长水。眼虽病，犹明于徐郎中。家虽贫，犹富于郭庶子。省躬审分何侥幸，值酒逢歌且欢喜。忘荣知足委天和，亦应得尽生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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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

桂州陪王都督晦日宴逍遥楼

晦节高楼望，山川一半春。意随蓂叶尽，愁共柳条新。投刺登龙日，开怀纳鸟晨。兀然心似醉，不觉有吾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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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之问

诉衷情·送春

一鞭清晓喜还家。宿醉困流霞。夜来小雨新霁，双燕舞风斜。山不尽，水无涯。望中赊。送春滋味，念远情怀，分付杨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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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俟咏

探春令（景龙灯）

暗尘明月小桃枝，旧家时情味。问而今、风转蛾儿底。有谁把、春衫试。景龙灯火升平世。动长安歌吹。这山城、不道人能记。甚村酒、偏教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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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淲

卢生祠戏题（梦想三山更五湖）

【卢生祠戏题】[1] 梦想三山更五湖，新从世外得真吾。生来不是封侯相，便过邯郸梦也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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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沆

寄武陵微上人

善卷台边寺，松筠绕祖堂。秋声度风雨，晓色遍沧浪。白石同谁坐，清吟过我狂。近闻为古律，雅道更重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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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己

桐竹赠张燕公

北竹青桐北，南桐绿竹南。竹林君早爱，桐树我初贪。凤栖桐不愧，凤食竹何惭。栖食更如此，馀非凤所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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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

送集贤学士伊阙史少府敕放归江东觐省（一作綦毋潜诗）

墨客钟张侣，材高吴越珍。千门来谒帝，驷马去荣亲。吏邑沿清洛，乡山指白蘋.归期应不远，当及未央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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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

吾友遇知己，策名逢圣朝。高才擅白雪，逸翰怀青霄。承诏选嘉宾，慨然即驰轺。清昼下公馆，尺书忽相邀。留欢惜别离，毕景驻行镳。言及沙漠事，益令胡马骄。丈夫拔东蕃，声冠霍嫖姚。兜鍪冲矢石，铁甲生风飙。诸将出冷陉，连营济石桥。酋豪尽俘馘，子弟输征徭。边庭绝刁斗，战地成渔樵。榆关夜不扃，塞口长萧萧。降胡满蓟门，一一能射雕。军中多宴乐，马上何轻趫。戎狄本无厌，羁縻非一朝。饥附诚足用，饱飞安可招。李牧制儋蓝，遗风岂寂寥。君还谢幕府，慎勿轻刍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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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适

空谈〔1〕

一请愿的事，我一向就不以为然的，但并非因为怕有三月十八日那样的惨杀。那样的惨杀，我实在没有梦想到，虽然我向来常以“刀笔吏”的意思来窥测我们中国人。我只知道他们麻木，没有良心，不足与言，而况是请愿，而况又是徒手，却没有料到有这么阴毒与凶残。能逆料的，大概只有段祺瑞，贾德耀〔2〕，章士钊和他们的同类罢。四十七个男女青年的生命，完全是被骗去的，简直是诱杀。有些东西——我称之为什么呢，我想不出——说：群众领袖应负道义上的责任〔3〕。这些东西仿佛就承认了对徒手群众应该开枪，执政府前原是“死地”，死者就如自投罗网一般。群众领袖本没有和段祺瑞等辈心心相印，也未曾互相钩通，怎么能够料到这阴险的辣手。这样的辣手，只要略有人气者，是万万豫想不到的。我以为倘要锻炼〔4〕群众领袖的错处，只有两点：一是还以请愿为有用；二是将对手看得太好了。二但以上也仍然是事后的话。我想，当这事实没有发生以前，恐怕谁也不会料到要演这般的惨剧，至多，也不过获得照例的徒劳罢了。只有有学问的聪明人能够先料到，承认凡请愿就是送死。陈源教授的《闲话》说：“我们要是劝告女志士们，以后少加入群众运动，她们一定要说我们轻视她们，所以我们也不敢来多嘴。可是对于未成年的男女孩童，我们不能不希望他们以后不再参加任何运动。”（《现代评论》六十八）为什么呢？因为参加各种运动，是甚至于像这次一样，要“冒枪林弹雨的险，受践踏死伤之苦”的。这次用了四十七条性命，只购得一种见识：本国的执政府前是“枪林弹雨”的地方，要去送死，应该待到成年，出于自愿的才是。我以为“女志士”和“未成年的男女孩童”，参加学校运动会，大概倒还不至于有很大的危险的。至于“枪林弹雨”中的请愿，则虽是成年的男志士们，也应该切切记住，从此罢休！看现在竟如何。不过多了几篇诗文，多了若干谈助。几个名人和什么当局者在接洽葬地，由大请愿改为小请愿了。埋葬自然是最妥当的收场。然而很奇怪，仿佛这四十七个死者，是因为怕老来死后无处埋葬，特来挣一点官地似的。万生园多么近，而四烈士〔5〕坟前还有三块墓碑不镌一字，更何况僻远如圆明园。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中，那就真真死掉了。三改革自然常不免于流血，但流血非即等于改革。血的应用，正如金钱一般，吝啬固然是不行的，浪费也大大的失算。我对于这回的牺牲者，非常觉得哀伤。但愿这样的请愿，从此停止就好。请愿虽然是无论那一国度里常有的事，不至于死的事，但我们已经知道中国是例外，除非你能将“枪林弹雨”消除。正规的战法，也必须对手是英雄才适用。汉末总算还是人心很古的时候罢，恕我引一个小说上的典故：许褚赤体上阵，也就很中了好几箭。而金圣叹还笑他道：“谁叫你赤膊？”〔6〕至于现在似的发明了许多火器的时代，交兵就都用壕堑战。这并非吝惜生命，乃是不肯虚掷生命，因为战士的生命是宝贵的。在战士不多的地方，这生命就愈宝贵。所谓宝贵者，并非“珍藏于家”，乃是要以小本钱换得极大的利息，至少，也必须卖买相当。以血的洪流淹死一个敌人，以同胞的尸体填满一个缺陷，已经是陈腐的话了。从最新的战术的眼光看起来，这是多么大的损失。这回死者的遗给后来的功德，是在撕去了许多东西的人相，露出那出于意料之外的阴毒的心，教给继续战斗者以别种方法的战斗。四月二日。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四月十日《国民新报副刊》。〔2〕贾德耀安徽合肥人。曾任北洋政府陆军总长，三一八惨案的凶手之一，当时是段祺瑞临时执政府的国务总理。〔3〕群众领袖应负道义上的责任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二日，研究系机关报《晨报》发表陈渊泉写的题为《群众领袖安在》的社论，诬蔑徐谦等“非迫群众至国务院不可，竟捏报府院卫队业已解除武装，此行绝无危险，故一群青年始相率而往”。并公然叫嚷：“吾人在纠弹政府之余，又不能不诘问所谓‘群众领袖’之责任。”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六十八期（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七日）评论三一八惨案的《闲话》中，也企图把这次惨案的责任，推到他所说的“民众领袖”身上去，说他“遇见好些人”，都说“那天在天安门开会后，他们本来不打算再到执政府。因为他们听见主席宣布执政府的卫队已经解除了武装……所以又到执政府门前去瞧热闹。……我们不能不相信，至少有一部分人的死，是由主席的那几句话。要是主席明明知道卫队没有解除武装，他故意那样说，他的罪孽当然不下于开枪杀人者；要是他误听流言，不思索调查，便信以为真，公然宣布，也未免太不负民众领袖的责任。” 〔4〕锻炼这里是罗织罪名的意思。〔5〕四烈士指辛亥革命时炸袁世凯的杨禹昌、张先培、#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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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破阵子·柳下笙歌庭院

柳下笙歌庭院，花间姊妹秋千。记得春楼当日事，写向红窗夜月前。凭谁寄小莲。绛蜡等闲陪泪，吴蚕到了缠绵。绿鬓能供多少恨，未肯无情比断弦。今年老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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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几道

读书要三到

凡读书......须要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牵强暗记，只是要多诵数遍，自然上口，久远不忘。古人云，“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谓读得熟，则不待解说，自晓其义也。余尝谓，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则眼不看仔细，心眼既不专一，却只漫浪诵读，决不能记，记亦不能久也。三到之中，心到最急。心既到矣，眼口岂不到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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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

伸冤

李顿报告书〔２〕采用了中国人自己发明的“国际合作以开发中国的计划”，这是值得感谢的，——最近南京市各界的电报已经“谨代表京市七十万民众敬致慰念之忱”，称他“不仅为中国好友，且为世界和平及人道正义之保障者”（三月一日南京中央社电）了。然而李顿也应当感谢中国才好：第一，假使中国没有“国际合作学说”，李顿爵士就很难找着适当的措辞来表示他的意思。岂非共管没有了学理上的根据？第二，李顿爵士自己说的：“南京本可欢迎日本之扶助以拒共产潮流”，他就更应当对于中国当局的这种苦心孤诣表示诚恳的敬意。但是，李顿爵士最近在巴黎的演说（路透社二月二十日巴黎电），却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前途，似系于如何，何时及何人对于如此伟大人力予以国家意识的统一力量，日内瓦〔３〕乎，莫斯科乎？”还有一个是：“中国现在倾向日内瓦，但若日本坚持其现行政策，而日内瓦失败，则中国纵非所愿，亦将变更其倾向矣。”这两个问题都有点儿侮辱中国的国家人格。国家者政府也。李顿说中国还没有“国家意识的统一力量”，甚至于还会变更其对于日内瓦之倾向！这岂不是不相信中国国家对于国联的忠心，对于日本的苦心？为着中国国家的尊严和民族的光荣起见，我们要想答复李顿爵士已经好多天了，只是没有相当的文件。这使人苦闷得很。今天突然在报纸上发见了一件宝贝，可以拿来答复李大人：这就是“汉口警部三月一日的布告”。这里可以找着“铁一样的事实”，来反驳李大人的怀疑。例如这布告（原文见《申报》三月一日汉口专电）说：“在外资下劳力之劳工，如劳资间有未解决之正当问题，应禀请我主管机关代表为交涉或救济，绝对不得直接交涉，违者拿办，或受人利用，故意以此种手段，构成严重事态者，处死刑。”这是说外国资本家遇见“劳资间有未解决之正当问题”，可以直接任意办理，而劳工方面如此这般者……就要处死刑。这样一来，我们中国就只剩得“用国家意识统一了的”劳工了。因为凡是违背这“意识”的，都要请他离开中国的“国家”——到阴间去。李大人难道还能够说中国当局不是“国家意识的统一力量”么？再则统一这个“统一力量”的，当然是日内瓦，而不是莫斯科。“中国现在倾向日内瓦”，——这是李顿大人自己说的。我们这种倾向十二万分的坚定，例如那布告上也说：“如有奸民流痞受人诱买勾串，或直受驱使，或假托名义，以图破坏秩序安宁，与构成其他不利于我国家社会之重大犯行者，杀无赦。”这是保障“日内瓦倾向”的坚决手段，所谓“虽流血亦所不辞”。而且“日内瓦”是讲世界和平的，因此，中国两年以来都没有抵抗，因为抵抗就要破坏和平；直到一二八，中国也不过装出挡挡炸弹枪炮的姿势；最近的热河事变，中国方面也同样的尽在“缩短阵线”〔４〕。不但如此，中国方面埋头剿匪，已经宣誓在一两个月内肃清匪共，“暂时”不管热河。这一切都是要证明“日本……见中国南方共产潮流渐起，为之焦虑”〔５〕是不必的，日本很可以无须亲自出马。中国方面这样辛苦的忍耐的工作着，无非是为着要感动日本，使它悔悟，达到远东永久和平的目的，国际资本可以在这里分工合作。而李顿爵士要还怀疑中国会“变更其倾向”，这就未免太冤枉了。总之，“处死刑，杀无赦”，是回答李顿爵士的怀疑的历史文件。请放心罢，请扶助罢。三月七日。〔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三月九日《申报·自由谈》，署名干。〔２〕李顿报告书李顿（Ｖ．Ｌｙｔｔｏｎ，１８７６—１９４７），英国贵族。一九三二年四月，国际联盟派他率领调查团，到我国东北调查九一八事件，同年十月二日发表所谓《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也称《李顿报告书》），其中竟说日本在中国东北有“不容漠视”的“权利”及“利益”。日本侵入东北，是因为中国社会内部“紊乱”和中国人民“排外”使日本遭受“损害”；是由于苏联之“扩张”及“中国共产党之发展”使日本“忧虑”。在《报告书》的第九章中，把孙中山早年关于引进外国技术、资金以帮助中国开发建设的主张加以歪曲引用，提出“以暂时的国际合作，促进中国之内部建设”，实际上是主张由帝国主义共同瓜分中国。《报告书》还荒谬地提出使东北从中国分割出去的“满洲自治”主张。当时国民党政府竟称这一报告“明白公允”，对《报告书》原则表示接受。〔３〕日内瓦瑞士西部日内瓦州的首府，国际联盟总部所在地。这里的意思是指英、法等帝国主义集团。〔４〕“缩短阵线”这是国民党宣传机构掩饰其作战部队溃退的用语。如《申报》一九三三年三月三日所载一则新闻标题为：“敌军深入热河省境，赤峰方面消息混沌，凌原我军缩短防线。”〔５〕这也是李顿在巴黎演说中的话。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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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