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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考:来信(未名)

我们学校里也有一个小小的图书馆,虽说不到国内的报章刊物杂志一切尽有,大概也有一二种;而办学者虽说不到以全副力量在这里办学,总算得是出了一点狗力在这里厮闹。 有一天,一位同学要求图书馆主任订购《莽原》,主任把这件事提交教授会议——或者是评议会,经神圣的教授会审查,说《莽原》是谈社会主义的,不能订。然而主任敌不过那同学的要求,终究订了。 我自从听到《莽原》是谈社会主义的以后,便细心的从第一期起,重行翻阅一回,始终一点儿证据也找不着。不知他们所说的根据在何处?——恐怕他们的见解独到罢。这是要问你的一点。 因为我喜欢看《莽原》,忽然听到教授老爷们说它谈社会主义,像我这样的学生小子,自然是要起恐慌的。因为社会主义这四字是不好的名词,像洪水猛兽的一般,——在他们看起来。因为现在谈社会主义的书,就像从前“有图画的本子,就要被塾师,就是当时的‘引导青年的前辈’禁止,呵斥,甚而至于打手心”一样。因为恐怕他们禁止我读我爱读的《莽原》,而要我去读“人之初性本善”,至于呵斥,打手心,所以害怕得要死。这也是要问你的一点,要问你一个明白的一点。 有此两点,所以要问你,因为大学教授说的话,比较的真确——不是放屁,所以要问你,要问你《莽原》到底是不是谈社会主义。 六,一,未名于武昌。 我并不是姓未名名,也不是名未名,未名也不是我的别号,也不是像你们未名社没有取名字的意义。我的名二十一年前已经取好了,只是怕你把它宣布出来,那末他们教授老爷就要加害于我,所以不写出来。因为没有写出自己的真名字,就名之曰未名。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五日《莽原》半月刊第十二期。 〔2〕关于学生因为投稿被教授谋害的事,北京大学英语系学生董秋芳在一九二六年三月三十日《京报副刊》发表《可怕与可杀》一文,指斥陈西滢等把三一八惨案的责任“放在群众领袖的身上”。陈便利用北大英语系主任的职权,拒发英语翻译本给董,使他得不到该课成绩而影响毕业。董曾将此事经过告诉鲁迅。 〔3〕指牛荣声的《开倒车》一文,见《现代评论》第七十八期(一九二六年六月五日),其中说:“即如现在急进派骂稳健派为‘开倒车’,照他们的主张,必须把知识阶级打倒,把一切社会制度根本推翻,方不是‘开倒车’。不过大家要细想:假设我们把知识阶级完全打倒后一百年,世界成个什么世界呢。” 〔4〕“心上有杞天之虑”这是杨荫榆掉弄成语“杞人忧天”而成的不通的文句。见她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日《晨报》的《对于暴烈学生之感言》。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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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我还不能“带住”〔1〕

一月三十日《晨报副刊》上满载着一些东西,现在有人称它为“攻周专号”〔2〕,真是些有趣的玩意儿,倒可以看见绅士的本色。不知怎的,今天的《晨副》忽然将这事结束,照例用通信,李四光教授开场白,徐志摩“诗哲”接后段,一唱一和,甩道“带住!让我们对着混斗的双方猛喝一声,带住!”〔3〕了。还“声明一句,本刊此后不登载对人攻击的文字”云。 他们的什么“闲话……闲话”问题,本与我没有什么鸟相干,“带住”也好,放开也好,拉拢也好,自然大可以随便玩把戏。但是,前几天不是因为“令兄”关系,连我的“面孔”都攻击过了么?我本没有去“混斗”,倒是株连了我。现在我还没有怎样开口呢,怎么忽然又要“带住”了?从绅士们看来,这自然不过是“侵犯”了我“一言半语”,正无须“跳到半天空”,然而我其实也并没有“跳到半天空”,只是还不能这样地谨听指挥,你要“带住”了,我也就“带住”。 对不起,那些文字我无心细看,“诗哲”所说的要点,似乎是这样闹下去,要失了大学教授的体统,丢了“负有指导青年重责的前辈”的丑,使学生不相信,青年不耐烦了。可怜可怜,有臭赶紧遮起来。“负有指导青年重责的前辈”,有这么多的丑可丢,有那么多的丑怕丢么?用绅士服将“丑”层层包裹,装着好面孔,就是教授,就是青年的导师么?中国的青年不要高帽皮袍,装腔作势的导师;要并无伪饰,—— 倘没有,也得少有伪饰的导师。倘有戴着假面,以导师自居的,就得叫他除下来,否则,便将它撕下来,互相撕下来。撕得鲜血淋漓,臭架子打得粉碎,然后可以谈后话。这时候,即使只值半文钱,却是真价值;即使丑得要使人“恶心”,却是真面目。略一揭开,便又赶忙装进缎子盒里去,虽然可以使人疑是钻石,也可以猜作粪土,纵使外面满贴着好招牌,法兰斯呀,萧伯讷〔4〕呀,……毫不中用的! 李四光教授先劝我“十年读书十年养气”。还一句绅士话罢:盛意可感。书是读过的,不止十年,气也养过的,不到十年,可是读也读不好,养也养不好。我是李教授所早认为应当“投畀豺虎”者之一,〔5〕此时本已不必温言劝谕,说什么“弄到人家无故受累”,难道真以为自己是“公理”的化身,判我以这样巨罚之后,还要我叩谢天恩么?还有,李教授以为我“东方文学家的风味,似乎格外的充足,……所以总要写到露骨到底,才尽他的兴会。”我自己的意见却绝不同。我正因为生在东方,而且生在中国,所以“中庸”“稳妥”的余毒,还沦肌浃髓,比起法国的勃罗亚〔6〕——他简直称大报的记者为“蛆虫”——来,真是“小巫见大巫”,使我自惭究竟不及白人之毒辣勇猛。即以李教授的事为例罢:一,因为我知道李教授是科学家,不很“打笔墨官司”的,所以只要可以不提,便不提;只因为要回敬贵会友〔7〕一杯酒,这才说出“兼差”的事来。二,关于兼差和薪水一节,已在《语丝》(六五) 〔8〕上答复了,但也还没有“写到露骨到底”。 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国,我的笔要算较为尖刻的,说话有时也不留情面。但我又知道人们怎样地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倘使我没有这笔,也就是被欺侮到赴诉无门的一个;我觉悟了,所以要常用,尤其是用于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万一那些虚伪者居然觉得一点痛苦,有些省悟,知道技俩也有穷时,少装些假面目,则用了陈源教授的话来说,就是一个“教训”。 只要谁露出真价值来,即使只值半文,我决不敢轻薄半句。但是,想用了串戏的方法来哄骗,那是不行的;我知道的,不和你们来敷衍。 “诗哲”为援助陈源教授起见,似乎引过罗曼罗兰的话,大意是各人的身上都有鬼,但人却只知道打别人身上的鬼。 〔9〕没有细看,说不清了,要是差不多,那就是一并承认了陈源教授的身上也有鬼,李四光教授自然也难逃。他们先前是自以为没有鬼的。假使真知道了自己身上也有鬼,“带住”的事可就容易办了。只要不再串戏,不再摆臭架子,忘却了你们的教授的头衔,且不做指导青年的前辈,将你们的“公理”的旗插到“粪车”上去,将你们的绅士衣装抛到“臭毛厕”里去,除下假面具,赤条条地站出来说几句真话就够了! 二月三日。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二月七日北京《京报副刊》。 〔2〕“攻周专号”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晨报副刊》的全部篇幅,只刊载徐志摩的《关于下面一束通信告读者们》和陈源的《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所以二月二日《京报副刊》上发表署名杨丹初的《问陈源》一文中,称它为“陈源同徐志摩两个人凑成的攻周的专号”。 〔3〕一九二六年二月三日《晨报副刊》以“结束闲话,结束废话!”为题,发表了李四光和徐志摩的通信。李四光在通信中说鲁迅“东方文学家的风味,他似乎格外的充足,所以他拿起笔来,总要写到露骨到底,才尽他的兴会,弄到人家无故受累,他也管不着。”同时他#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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