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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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批评家的希望

前两三年的书报上,关于文艺的大抵只有几篇创作(姑且这样说)和翻译,于是读者颇有批评家出现的要求,现在批评家已经出现了,而且日见其多了。 以文艺如此幼稚的时候,而批评家还要发掘美点,想扇起文艺的火焰来,那好意实在很可感。即不然,或则叹息现代作品的浅薄,那是望著作家更其深,或则叹息现代作品之没有血泪,那是怕著作界复归于轻佻。虽然似乎微辞过多,其实却是对于文艺的热烈的好意,那也实在是很可感谢的。 独有靠了一两本“西方”的旧批评论,或则捞一点头脑板滞的先生们的唾余,或则仗着中国固有的什么天经地义之类的,也到文坛上来践踏,则我以为委实太滥用了批评的权威。试将粗浅的事来比罢:譬如厨子做菜,有人品评他坏,他固不应该将厨刀铁釜交给批评者,说道你试来做一碗好的看:但他却可以有几条希望,就是望吃菜的没有“嗜痂之癖”〔2〕,没有喝醉了酒,没有害着热病,舌苔厚到二三分。 我对于文艺批评家的希望却还要小。我不敢望他们于解剖裁判别人的作品之前,先将自己的精神来解剖裁判一回,看本身有无浅薄卑劣荒谬之处,因为这事情是颇不容易的。我所希望的不过愿其有一点常识,例如知道裸体画和春画的区别,接吻和性交的区别,尸体解剖和戮尸的区别,出洋留学和“放诸四夷”〔5〕的区别,笋和竹的区别,猫和老虎的区别,老虎和番菜馆的区别……。更进一步,则批评以英美的老先生学说为主,自然是悉听尊便的,但尤希望知道世界上不止英美两国;看不起托尔斯泰,自然也自由的,但尤希望先调查一点他的行实,真看过几本他所做的书。 还有几位批评家,当批评译本的时候,往往诋为不足齿数的劳力,而怪他何不去创作。创作之可尊,想来翻译家该是知道的,然而他竟止于翻译者,一定因为他只能翻译,或者偏爱翻译的缘故。所以批评家若不就事论事,而说些应当去如此如彼,是溢出于事权以外的事,因为这类言语,是商量教训而不是批评。现在还将厨子来比,则吃菜的只要说出品味如何就尽够,苦于此之外,又怪他何以不去做裁缝或造房子,那是无论怎样的呆厨子,也难免要说这位客官是痰迷心窍的了。 十一月九日。 KK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九日《晨报副刊》,署名风声。 〔2〕“嗜痂之癖”病态的、反常的嗜好。南朝宋刘敬叔《异苑》卷十载:“东莞刘邕性嗜食疮病,以为味似鳆鱼。尝诣孟灵休,灵休先患灸疮,痂落在床,邕取食之。” 〔3〕“放诸四夷”语出《礼记·大学》:“迸诸四夷,不与同中国。”四夷,旧时汉族统治者对我国四方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带轻蔑性的称呼。 放诸四夷,放逐到边远的地方。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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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非攻〔1〕

一 子夏〔2〕的徒弟公孙高〔3〕来找墨子〔4〕,已经好几回了,总是不在家,见不着。大约是第四或者第五回罢,这才恰巧在门口遇见,因为公孙高刚一到,墨子也适值回家来。他们一同走进屋子里。 公孙高辞让了一通之后,眼睛看着席子〔5〕的破洞,和气的问道: “先生是主张非战的?” “不错!”墨子说。 “那么,君子就不斗么?” “是的!”墨子说。 “猪狗尚且要斗,何况人……” “唉唉,你们儒者,说话称着尧舜,做事却要学猪狗,可怜,可怜!”〔6〕墨子说着,站了起来,匆匆的跑到厨下去了,一面说:“你不懂我的意思……” 他穿过厨下,到得后门外的井边,绞着辘轳,汲起半瓶井水来,捧着吸了十多口,于是放下瓦瓶,抹一抹嘴,忽然望着园角上叫了起来道: “阿廉〔7〕!你怎么回来了?” 阿廉也已经看见,正在跑过来,一到面前,就规规矩矩的站定,垂着手,叫一声“先生”,于是略有些气愤似的接着说: “我不干了。他们言行不一致。说定给我一千盆粟米的,却只给了我五百盆。我只得走了。” “如果给你一千多盆,你走么?” “不。”阿廉答。 “那么,就并非因为他们言行不一致,倒是因为少了呀!” 墨子一面说,一面又跑进厨房里,叫道: “耕柱子〔8〕!给我和起玉米粉来!” 耕柱子恰恰从堂屋里走到,是一个很精神的青年。 “先生,是做十多天的干粮罢?”他问。 “对咧。”墨子说。“公孙高走了罢?” “走了,”耕柱子笑道。“他很生气,说我们兼爱无父,像禽兽一样。”〔9〕 墨子也笑了一笑。 “先生到楚国去?” “是的。你也知道了?”墨子让耕柱子用水和着玉米粉,自己却取火石和艾绒打了火,点起枯枝来沸水,眼睛看火焰,慢慢的说道:“我们的老乡公输般〔10〕,他总是倚恃着自己的一点小聪明,兴风作浪的。造了钩拒〔11〕,教楚王和越人打仗还不够,这回是又想出了什么云梯,要耸恿楚王攻宋去了。宋是小国,怎禁得这么一攻。我去按他一下罢。” 他看得耕柱子已经把窝窝头上了蒸笼,便回到自己的房里,在壁厨里摸出一把盐渍藜菜干,一柄破铜刀,另外找了一张破包袱,等耕柱子端进蒸熟的窝窝头来,就一起打成一个包裹。衣服却不打点,也不带洗脸的手巾,只把皮带紧了一紧,走到堂下,穿好草鞋,背上包裹,头也不回的走了。从包裹里,还一阵一阵的冒着热蒸气。 “先生什么时候回来呢?”耕柱子在后面叫喊道。 “总得二十来天罢,”墨子答着,只是走。 二 墨子走进宋国的国界的时候,草鞋带已经断了三四回,觉得脚底上很发热,停下来一看,鞋底也磨成了大窟窿,脚上有些地方起茧,有些地方起泡了。〔12〕他毫不在意,仍然走;沿路看看情形,人口倒很不少,然而历来的水灾和兵灾的痕迹,却到处存留,没有人民的变换得飞快。走了三天,看不见一所大屋,看不见一颗大树,看不见一个活泼的人,看不见一片肥沃的田地,就这样的到了都城〔13〕。 城墙也很破旧,但有几处添了新石头;护城沟边看见烂泥堆,像是有人淘掘过,但只见有几个闲人坐在沟沿上似乎钓着鱼。 “他们大约也听到消息了,”墨子想。细看那些钓鱼人,却没有自己的学生在里面。 他决计穿城而过,于是走近北关,顺着中央的一条街,一径向南走。城里面也很萧条,但也很平静;店铺都贴着减价的条子,然而并不见买主,可是店里也并无怎样的货色;街道上满积着又细又粘的黄尘。 “这模样了,还要来攻它!”墨子想。 他在大街上前行,除看见了贫弱而外,也没有什么异样。楚国要来进攻的消息,是也许已经听到了的,然而大家被攻得习惯了,自认是活该受攻的了,竟并不觉得特别,况且谁都只剩了一条性命,无衣无食,所以也没有什么人想搬家。待到望见南关的城楼了,这才看见街角上聚着十多个人,好像在听一个人讲故事。 当墨子走得临近时,只见那人的手在空中一挥,大叫道: “我们给他们看看宋国的民气!我们都去死!”〔14〕 墨子知道,这是自己的学生曹公子的声音。 然而他并不挤进去招呼他,匆匆的出了南关,只赶自己的路。又走了一天和大半夜,歇下来,在一个农家的檐下睡到黎明,起来仍复走。草鞋已经碎成一片一片,穿不住了,包袱里还有窝窝头,不能用,便只好撕下一块布裳来,包了脚。不过布片薄,不平的村路梗着他的脚底,走起来就更艰难。到得下午,他坐在一株小小的槐树下,打开包裹来吃午餐,也算是歇歇脚。远远的望见一个大汉,推着很重的小车,向这边走过来了。到得临近,那人就歇下车子,走到墨子面前,叫了一声“先生”,一面撩起衣角来揩脸上的汗,喘着气。 “这是沙么?”墨子认识他是自己的学生管黔敖,便问。 “是的,防云梯的。” “别的准备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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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从“别字”说开去

自从议论写别字〔2〕以至现在的提倡手头字〔3〕,其间的经过,恐怕也有一年多了,我记得自己并没有说什么话。这些事情,我是不反对的,但也不热心,因为我以为方块字本身就是一个死症,吃点人参,或者想一点什么方法,固然也许可以拖延一下,然而到底是无可挽救的,所以一向就不大注意这回事。 前几天在《自由谈》上看见陈友琴〔4〕先生的《活字与死字》,才又记起了旧事来。他在那里提到北大招考,投考生写了误字,“刘半农教授作打油诗去嘲弄他,固然不应该”,但我“曲为之辩,亦大可不必”。那投考生的误字,是以“倡明”为“昌明”,刘教授的打油诗,是解“倡”为“娼妓”,我的杂感,是说“倡”不必一定作“娼妓”解,自信还未必是“曲”说;至于“大可不必”之评,那是极有意思的,一个人的言行,从别人看来,“大可不必”之点多得很,要不然,全国的人们就好像是一个了。 我还没有明目张胆的提倡过写别字,假如我在做国文教员,学生写了错字,我是要给他改正的,但一面也知道这不过是治标之法。至于去年的指摘刘教授,却和保护别字微有不同。(一)我以为既是学者或教授,年龄至少和学生差十年,不但饭菜多吃了万来碗了,就是每天认一个字,也就要比学生多识三千六百个,比较的高明,是应该的,在考卷里发见几个错字,“大可不必”飘飘然生优越之感,好像得了什么宝贝一样。况且(二)现在的学校,科目繁多,和先前专攻八股的私塾,大不相同了,纵使文字不及从前,正也毫不足怪,先前的不写错字的书生,他知道五洲的所在,原质的名目吗?自然,如果精通科学,又擅文章,那也很不坏,但这不能含含胡胡,责之一般的学生,假使他要学的是工程,那么,他只要能筑堤造路,治河导淮就尽够了,写“昌明”为“倡明”,误“留学”为“流学”,堤防决不会因此就倒塌的。如果说,别国的学生对于本国的文字,决不致闹出这样的大笑话,那自然可以归罪于中国学生的偏偏不肯学,但也可以归咎于先生的不善教,要不然,那就只能如我所说:方块字本身就是一个死症。 改白话以至提倡手头字,其实也不过一点樟脑针,不能起死回生的,但这就又受着缠不清的障害,至今没有完。还记得提倡白话的时候,保守者对于改革者的第一弹,是说改革者不识字,不通文,所以主张用白话。对于这些打着古文旗子的敌军,是就用古书作“法宝”,这才打退的,以毒攻毒,反而证明了反对白话者自己的不识字,不通文。要不然,这古文旗子恐怕至今还不倒下。去年曹聚仁先生为别字辩护,战法也是搬古书,弄得文人学士之自以为识得“正字”者,哭笑不得,因为那所谓“正字”就有许多是别字。这确是轰毁旧营垒的利器。现在已经不大有人来辩文的白不白——但“寻开心”者除外——字的别不别了,因为这会引到今文《尚书》〔5〕,骨甲文字〔6〕去,麻烦得很。这就是改革者的胜利——至于这改革的损益,自然又作别论。 陈友琴先生的《死字和活字》,便是在这决战之后,重整阵容的最稳的方法,他已经不想从根本上斤斤计较字的错不错,即别不别了。他只问字的活不活;不活,就算错。他引了一段何仲英先生的《中国文字学大纲》来做自己的代表〔7〕—— “……古人用通借,也是写别字,也是不该。不过积古相沿,一向通行,到如今没有法子强人改正。假使个个字都能够改正,是《易经》里所说的‘爸父之蛊’。纵使不能,岂可在古人写的别字以外再加许多别字呢?古人写的别字,通行到如今,全国相同,所以还可以解得。今人若添写许多别字,各处用各处的方音去写,别省别县的人,就不能懂得了,后来全国的文字,必定彼此不同,这不是一种大障碍吗?……” 这头几句,恕我老实的说罢,是有些可笑的。假如我们先不问有没有法子强人改正,自己先来改正一部古书试试罢,第一个问题是拿什么做“正字”,《说文》,金文,〔8〕骨甲文,还是简直用陈先生的所谓“活字”呢?纵使大家愿意依,主张者自己先就没法改,不能“爸父之蛊”〔9〕。所以陈先生的代表的接着的主张是已经错定了的,就一任他错下去,但是错不得添,以免将来破坏文字的统一。是非不谈,专论利害,也并不算坏,但直白的说起来,却只是维持现状说而已。 维持现状说是任何时候都有的,赞成者也不会少,然而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效,因为在实际上决定做不到。假使古时候用此法,就没有今之现状,今用此法,也就没有将来的现状,直至辽远的将来,一切都和太古无异。以文字论,则未有文字之时,就不会象形以造“文”,更不会孳乳而成“字”,〔10〕篆决不解散而为隶,隶更不简单化为现在之所谓“真书”〔11〕。文化的改革如长江大河的流行,无法遏止,假使能够遏止,那就成为死水,纵不干涸,也必腐败的。当然,在流行时,倘无弊害,岂不更是非常之好?然而在实际上,却断没有这样的事。回复故道的事是没有的,一定有迁移;维持现状的事也是没有的,一定有改变。有百利而无一弊的事也是没有的,只可权大小。况且我们的方块字,古人写了别字,今人也写别字,可见要写别字#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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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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