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风-华文苑-中华文学苑

中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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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居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复见。竭知尽忠而蔽障于谗。心烦虑乱，不知所从。乃往见太卜郑詹尹曰：“余有所疑，愿因先生决之。”詹尹乃端策拂龟，曰：“君将何以教之？” 屈原曰：“吾宁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将送往劳来，斯无穷乎？ “宁诛锄草茅以力耕乎，将游大人以成名乎？宁正言不讳以危身乎，将从俗富贵以偷生乎？宁超然高举以保真乎，将哫訾栗斯，喔咿儒儿，以事妇人乎？宁廉洁正直以自清乎，将突梯滑稽，如脂如韦，以洁楹乎？ “宁昂昂若千里之驹乎，将泛泛若水中之凫，与波上下，偷以全吾躯乎？宁与骐骥亢轭乎，将随驽马之迹乎？宁与黄鹄比翼乎，将与鸡鹜争食乎？ “此孰吉孰凶？何去何从？ “世溷浊而不清：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吁嗟默默兮，谁知吾之廉贞！” 詹尹乃释策而谢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数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龟策诚不能知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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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

如梦令（七夕）

雨洗青冥风露。云外双星初度。乞巧夜楼空，月妒回廊私语。凝伫。凝伫。不似去年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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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干

早秋江行

回望湓城远，西风吹荻花。暮潮江势阔，秋雨雁行斜。多醉浑无梦，频愁欲到家。渐惊云树转，数点是晨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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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巩

念昔游三首

十载飘然绳检外，樽前自献自为酬。秋山春雨闲吟处，倚遍江南寺寺楼。云门寺外逢猛雨，林黑山高雨脚长。曾奉郊宫为近侍，分明羽林枪。李白题诗水西寺，古木回岩楼阁风。半醒半醉游三日，红白花开山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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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牧

三代门。成王

成王有过伯禽笞，圣惠能新日自奇。王道既成何所感，越裳呈瑞凤来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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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

诉衷情（送述古迓元素）

钱塘风景古来奇。太守例能诗。先驱负弩何在，心已誓江西。花尽后，叶飞时。雨凄凄。若为情绪，更问新官，向旧官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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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

菩萨蛮（新月）

画檐初挂弯弯月。孤光未满先忧缺。遥认玉帘钩。天孙梳洗楼。佳人言语好。不愿求新巧。此恨固应知。愿人无别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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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

与夏十二登岳阳楼

楼观岳阳尽，川迥洞庭开。雁引愁心去，山衔好月来。云间连下榻，天上接行杯。醉后凉风起，吹人舞袖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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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

吹笛儿

陇头休听月明中，妙竹嘉音际会逢。见尔樽前吹一曲，令人重忆许云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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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

画堂春（一生一代一双人）

【画堂春】一生一代一双人，[1] 争教两处消魂。[2] 相思相望不相亲，[3] 天为谁春？浆向蓝桥易乞，[4] 药成碧海难奔。[5] 若容相访饮牛津，[6] 相对忘贫。[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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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兰性德

哭韩将军

将军不复见仪形，笑语随风入杳冥。战马旧骑嘶引葬，歌姬新嫁哭辞灵。功勋客问求为志，服玩僧收与转经。寂寞一家春色里，百花开落满山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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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

墨梅

吾家洗砚池头树，个个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颜色好，只流清气满乾坤。(版本一) 我家洗砚池边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版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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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冕

万寿寺歌词

位乖燮理致伤残，四面墙匡不忍看。正是花时堪下泪，相公何必更追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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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

晚次巴陵

雪后柳条新，巴陵城下人。烹鱼邀水客，载酒奠山神。云去低斑竹，波回动白蘋.不堪逢楚老，日暮正江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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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端

关于《三藏取经记》等〔1〕

阔别了多年的SF〔2〕君，忽然从日本东京寄给我一封信，转来转去，待我收到时，去发信的日子已经有二十天了。但这在我，却真如空谷里听到跫然的足音〔3〕。信函中还附着一片十一月十四日东京《国民新闻》的记载，是德富苏峰〔4〕氏纠正我那《小说史略》的谬误的。凡一本书的作者，对于外来的纠正，以为然的就遵从，以为非的就缄默，本不必有一一说明下笔时是什么意思，怎样取舍的必要。但苏峰氏是日本深通“支那”的耆宿，《三藏取经记》〔5〕的收藏者，那措辞又很波俏，因此也就想来说几句话。首先还得翻出他的原文来—— 鲁迅氏之《中国小说史略》苏峰生顷读鲁迅氏之《中国小说史略》，有云：《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三卷，旧本在日本，又有一小本曰《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内容悉同，卷尾一行云“中瓦子张家印”，张家为宋时临安书铺，世因以为宋刊，然逮于元朝，张家或亦无恙，则此书或为元人所撰，未可知矣。…… 这倒并非没有聊加辩正的必要。《大唐三藏取经记》者，实是我的成篑堂的插架中之一，而《取经诗话》的袖珍本，则是故三浦观树将军的珍藏。这两书，是都由明慧上人和红叶广知于世，从京都栂尾高山寺散出的。看那书中的高山寺的印记，又看高山寺藏书目录，都证明着如此。这不但作为宋椠的稀本；作为宋代所著的说话本（日本之所谓言文一致体），也最可珍重的的罢。然而鲁迅氏却轻轻地断定道，“此书或为元人撰，未可知矣。”过于太早计了。鲁迅氏未见这两书的原板，所以不知究竟，倘一见，则其为宋椠，决不容疑。其纸质，其墨色，其字体，无不皆然。不仅因为张家是宋时的临安的书铺。加之，至于成篑堂的《取经记》，则有着可以说是宋版的特色的阙字。好个罗振玉氏，于此早已觉到了。皆（三浦本，成篑堂本）为高山寺旧藏。而此本（成篑堂藏《取经记》）刊刻尤精，书中栂字作栂，敬字缺末笔，盖亦宋椠也。（《雪堂校刊群书叙录》）想鲁迅氏未读罗氏此文，所以疑是或为元人之作的罢。即使世间多不可思议事，元人著作的宋刻，是未必有可以存在的理由的。罗振玉氏对于此书，曾这样说。宋代平话，旧但有《宣和遗事》而已。近年若《五代平话》，《京本小说》，渐有重刊本。宋人平话之传于人间者，至是遂得四种。因为是斯学界中如此重要的书籍，所以明白其真相，未必一定是无用之业罢。总之，苏峰氏的意思，无非在证明《三藏取经记》等是宋椠。其论据有三—— 一纸墨字体是宋；二宋讳缺笔〔6〕；三罗振玉〔7〕氏说是宋刻。说起来也惭愧，我虽然草草编了一本《小说史略》，而家无储书，罕见旧刻，所用为资料的，几乎都是翻刻本，新印本，甚而至于是石印本，序跋及撰人名，往往缺失，所以漏略错误，一定很多。但《三藏法师取经记》及《诗话》两种，所见的却是罗氏影印本，纸墨虽新，而字体和缺笔是看得出的。那后面就有罗跋，正不必再求之于《雪堂校刊群书叙录》，我所谓“世因以为宋刊”，即指罗跋而言。现在苏峰氏所举的三证中，除纸墨因确未目睹，无从然否外，其余二事，则那时便已不足使我信受，因此就不免“疑”起来了。某朝讳缺笔是某朝刻本，是藏书家考定版本的初步秘诀，只要稍看过几部旧书的人，大抵知道的。何况缺笔的栂字的怎样地触目。但我却以为这并不足以确定为宋本。前朝的缺笔字，因为故意或习惯，也可以沿至后一朝。例如我们民国已至十五年了，而遗老们所刻的书，驚字还“敬缺末笔”。非遗老们所刻的书，儀字玄字也常常缺笔，或者以甯代儀，以元代玄。这都是在民国而讳清讳；不足为清朝刻本的证据。京师图书馆所藏的《易林注》〔8〕残本（现有影印本，在《四部丛刊》中），甯字儀字都缺笔的，纸质，墨色，字体，都似宋；而且是蝶装〔9〕，缪荃荪〔10〕氏便定为宋本。但细看内容，却引用着阴时夫的《韵府群玉》〔11〕，而阴时夫则是道道地地的元人。所以我以为不能据缺笔字便确定为某朝刻，尤其是当时视为无足重轻的小说和剧曲之类。罗氏的论断，在日本或者很被引为典据罢，但我却并不尽信奉，不但书跋，连书画金石的题跋，无不皆然。即如罗氏所举宋代平话四种中，《宣和遗事》〔12〕我也定为元人作，但这并非我的轻轻断定，是根据了明人胡应麟〔13〕氏所说的。而且那书是抄撮而成，文言和白话都有，也不尽是“平话”。我的看书，和藏书家稍不同，是不尽相信缺笔，抬头，以及罗氏题跋的。因此那时便疑；只是疑，所以说“或”，说“未可知”。我并非想要唐突宋椠和收藏者，即使如何廓大其冒昧，似乎也不过轻疑而已，至于“轻轻地断定”，则殆未也。但在未有更确的证明之前，我的“疑”是存在的。待证明之后，就成为这样的事：鲁迅疑是元刻，为元人作；今确是宋椠，故为宋人作。无论如何，苏峰氏所豫想的“元人著作的宋版”这滑稽剧，是未必能够开演的。然而在考辨的文字中杂入#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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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