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风-华文苑-中华文学苑

中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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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康吟

寄居延寿里，为与延康邻。不爱延康里，爱此里中人。人非十年故，人非九族亲。人有不朽语，得之烟山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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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岛

湘口馆潇湘二水所会

九疑浚倾奔，临源委萦回。会合属空旷，泓澄停风雷。高馆轩霞表，危楼临山隈。兹辰始澄霁，纤云尽褰开。天秋日正中，水碧无尘埃。杳杳渔父吟，叫叫羁鸿哀。境胜岂不豫，虑分固难裁。升高欲自舒，弥使远念来。归流驶且广，泛舟绝沿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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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

林书记蔷薇

东风折尽诸花卉，是个亭台冷如水。黄鹂舌滑跳柳阴，教看蔷薇吐金蕊。双成涌出琉璃宫，天香阔罩红熏笼。西施晓下吴王殿，乱抛娇脸新匀浓。瑶姬学绣流苏幔，绿夹殷红垂锦段。炎洲吹落满汀云，阮瑀庭前装一半。醉且书怀还复吟，蜀笺影里霞光侵。秦娥晚凭栏干立，柔枝坠落青罗襟。殷勤无波绿池水，为君作镜开妆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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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

草虫（喓喓草虫）

【草虫】喓喓草虫，趯趯阜螽；[1] 未见君子，忧心忡忡。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降。陟彼南山，言采其蕨；[2] 未见君子，忧心惙惙。[3] 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说。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见君子，我心伤悲。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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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

别蔡参军

人世多飘忽，沟水易东西。今日欢娱尽，何年风月同。悲生万里外，恨起一杯中。性灵如未失，南北有征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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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

南歌子（玉漏迢迢尽）

【南歌子】玉漏迢迢尽，银潢淡淡横。梦回宿酒未全醒，已被邻鸡催起怕天明。臂上妆犹在，襟间泪尚盈。水边灯火渐人行，天外一钩残月带三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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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观

哭处默上人

凄凉繐幕下，香吐一灯分。斗老输寒桧，留闲与白云。挈盂曾几度，传衲不教焚。泣罢重回首，暮山钟半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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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

蒙恩转仪曹郎依前充集贤学士举韩潮州自代因寄七言

翔鸾阙下谢恩初，通籍由来在石渠。暂入南宫判祥瑞，还归内殿阅图书。故人犹在三江外，同病凡经二纪馀。今日荐君嗟久滞，不惟文体似相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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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禹锡

荆州寓居书怀

一室四无邻，荒郊接古津。幽闲消俗态，摇落露家贫。绝迹思浮海，修书懒寄秦。东西不复问，翻笑泣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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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融

赠王秘书

不曾浪出谒公侯，唯向花间水畔游。每著新衣看药灶，多收古器在书楼。有官只作山人老，平地能开洞穴幽。自领闲司了无事，得来君处喜相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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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籍

留别微之

干时久与本心违，悟道深知前事非。犹厌劳形辞郡印，那将趁伴著朝衣。五千言里教知足，三百篇中劝式微。少室云边伊水畔，比君校老合先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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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

一凡是关心现代中国文学的人，谁都知道《新青年》〔２〕是提倡“文学改良”，后来更进一步而号召“文学革命”的发难者。但当一九一五年九月中在上海开始出版的时候，却全部是文言的。苏曼殊〔３〕的创作小说，陈嘏〔４〕和刘半农〔５〕的翻译小说，都是文言。到第二年，胡适〔６〕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了，作品也只有胡适的诗文和小说是白话。后来白话作者逐渐多了起来，但又因为《新青年》其实是一个论议的刊物，所以创作并不怎样著重，比较旺盛的只有白话诗；至于戏曲和小说，也依然大抵是翻译。在这里发表了创作的短篇小说的，是鲁迅。从一九一八年五月起，《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陆续的出现了，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又因那时的认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然而这激动，却是向来怠慢了绍介欧洲大陆文学的缘故。一八三四年顷，俄国的果戈理（ＮＧｏｇｏｌ）就已经写了《狂人日记》；〔７〕一八八三年顷，尼采（Ｆｒ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８〕也早借了苏鲁支（Ｚａｒａｔｈｕｓ－ｔｒａ）的嘴，说过“你们已经走了从虫豸到人的路，在你们里面还有许多份是虫豸。你们做过猴子，到了现在，人还尤其猴子，无论比那一个猴子”的。而且《药》的收束，也分明的留着安特莱夫（ＬＡｎｄｒｅｅｖ）〔９〕式的阴冷。但后起的《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此后虽然脱离了外国作家的影响，技巧稍为圆熟，刻划也稍加深切，如《肥皂》，《离婚》等，但一面也减少了热情，不为读者们所注意了。从《新青年》上，此外也没有养成什么小说的作家。较多的倒是在《新潮》〔１０〕上。从一九一九年一月创刊，到次年主干者们出洋留学而消灭的两个年中，小说作者就有汪敬熙，罗家伦，杨振声，俞平伯，欧阳予倩和叶绍钧。自然，技术是幼稚的，往往留存着旧小说上的写法和语调；而且平铺直叙，一泻无余；或者过于巧合，在一刹时中，在一个人上，会聚集了一切难堪的不幸。然而又有一种共同前进的趋向，是这时的作者们，没有一个以为小说是脱俗的文学，除了为艺术之外，一无所为的。他们每作一篇，都是“有所为”而发，是在用改革社会的器械，——虽然也没有设定终极的目标。俞平伯〔１１〕的《花匠》以为人们应该屏绝矫揉造作，任其自然，罗家伦〔１２〕之作则在诉说婚姻不自由的苦痛，虽然稍嫌浅露，但正是当时许多智识青年们的公意；输入易卜生（ＨＩｂ－ｓｅｎ）〔１３〕的《娜拉》和《群鬼》的机运，这时候也恰恰成熟了，不过还没有想到《人民之敌》和《社会柱石》。杨振声〔１４〕是极要描写民间疾苦的；泛敬熙〔１５〕并且装着笑容，揭露了好学生的秘密和苦人的灾难。但究竟因为是上层的智识者，所以笔墨总不免伸缩于描写身边琐事和小民生活之间。后来，欧阳予倩〔１６〕致力于剧本去了；叶绍钧〔１７〕却有更远大的发展。汪敬熙又在《现代评论》〔１８〕上发表创作，至一九二五年，自选了一本《雪夜》，但他好像终于没有自觉，或者忘却了先前的奋斗，以为他自己的作品，是并无“什么批评人生的意义的”了。序中有云—— “我写这些篇小说的时候，是力求着去忠实的描写我所见的几种人生经验。我只求描写的忠实，不搀入丝毫批评的态度。虽然一个人叙述一件事实之时，他的描写是免不了受他的人生观之影响，但我总是在可能的范围之内，竭力保持一种客观的态度。 “因为持了这种客观态度的缘故，我这些短篇小说是不会有什么批评人生的意义。我只写出我所见的几种经验给读者看罢了。读者看了这些小说，心中对于这些种经验有什么评论，是我所不问的。” 杨振声的文笔，却比《渔家》更加生发起来，但恰与先前的战友汪敬熙站成对郯：他“要忠实于主观”，要用人工来制造理想的人物。而且凭自己的理想还怕不够，又请教过几个朋友，删改了几回，这才完成一本中篇小说《玉君》〔１９〕，那自序道—— “若有人问玉君是真的，我的回答是没有一个小说家说实话的。说实话的是历史家，说假话的才是小说家。历史家用的是记忆力，小说家用的是想像力。历史家取的是科学态度，要忠实于客观；小说家取的是艺术态度，要忠实于主观。一言以蔽之，小说家也如艺术家，想把天然艺术化，就是要以他的理想与意志去补天然之缺陷。” 他先决定了“想把天然艺术化”，唯一的方法是“说假话”，“说假话的才是小说家”。于是依照了这定律，并且博采众议，将《玉君》创造出来了，然而这是一定的：不过一个傀儡，她的降生也就是死亡。我们此后也不再见这位作家的创作。二 “五四”事件一起，这运动的大营的北京大学负了盛名，但同时也遭了艰险。终于，《新青年》的编辑中枢不得不复归上海〔２０〕，《新潮》群中的健将，则大抵远远的到欧美留学去了，《新潮》这杂志，也以虽有大吹大擂的豫告，却至今还未出版的“名著绍介”#p#副标题#e#15年香港注册公司www.2012hkcompan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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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