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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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劳动问题》之前〔1〕

还记得去年夏天住在北京的时候,遇见张我权君,听到他说过这样意思的话:“中国人似乎都忘记了台湾〔2〕了,谁也不大提起。”他是一个台湾的青年。 我当时就像受了创痛似的,有点苦楚;但口上却道:“不。 那倒不至于的。只因为本国太破烂,内忧外患,非常之多,自顾不暇了,所以只能将台湾这些事情暂且放下。……” 但正在困苦中的台湾的青年,却并不将中国的事情暂且放下。他们常希望中国革命的成功,赞助中国的改革,总想尽些力,于中国的现在和将来有所裨益,即使是自己还在做学生。 张秀哲君是我在广州才遇见的。我们谈了几回,知道他已经译成一部《劳动问题》〔3〕给中国,还希望我做一点简短的序文。我是不善于作序,也不赞成作序的;况且对于劳动问题,一无所知,尤其没有开口的资格。我所能负责说出来的,不过是张君于中日两国的文字,俱极精通,译文定必十分可靠这一点罢了。 但我这回却很愿意写几句话在这一部译本之前,只要我能够。我虽然不知道劳动问题,但译者在游学中尚且为民众尽力的努力与诚意,我是觉得的。 我只能以这几句话表出我个人的感激。但我相信,这努力与诚意,读者也一定都会觉得的。这实在比无论什么序文都有力。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一日,鲁迅识于广州中山大学。 ※ ※ ※ 〔1〕本篇最初印入《国际劳动问题》一书,原题为《〈国际劳动问题〉小引》。 〔2〕台湾在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后被日本侵占,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恢复。文中说的张我权,当为张我军(1902—1955),台北板桥人。当时是北京师范大学学生。 〔3〕张秀哲台湾省人。当时在广州岭南大学肄业,曾与人合著《毋忘台湾》一书。《劳动问题》,原名《国际劳动问题》,日本浅利顺次郎著。张秀哲的译本于一九二七年由广州国际社会问题研究社出版,署张月澄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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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看变戏法

游光 我爱看“变戏法”。 他们是走江湖的,所以各处的戏法都一样。为了敛钱,一定有两种必要的东西:一只黑熊,一个小孩子。 黑熊饿得真瘦,几乎连动弹的力气也快没有了。自然,这是不能使它强壮的,因为一强壮,就不能驾驭。现在是半死不活,却还要用铁圈穿了鼻子,再用索子牵着做戏。有时给吃一点东西,是一小块水泡的馒头皮,但还将勺子擎得高高的,要它站起来,伸头张嘴,许多工夫才得落肚,而变戏法的则因此集了一些钱。 这熊的来源,中国没有人提到过。据西洋人的调查,说是从小时候,由山里捉来的;大的不能用,因为一大,就总改不了野性。但虽是小的,也还须“训练”,这“训练”的方法,是“打”和“饿”;而后来,则是因虐待而死亡。我以为这话是的确的,我们看它还在活着做戏的时候,就瘪得连熊气息也没有了,有些地方,竟称之为“狗熊”,其被蔑视至于如此。 孩子在场面上也要吃苦,或者大人踏在他肚子上,或者将他的两手扭过来,他就显出很苦楚,很为难,很吃重的相貌,要看客解救。六个,五个,再四个,三个……而变戏法的就又集了一些钱。 他自然也曾经训练过,这苦痛是装出来的,和大人串通的勾当,不过也无碍于赚钱。 下午敲锣开场,这样的做到夜,收场,看客走散,有化了钱的,有终于不化钱的。 每当收场,我一面走,一面想:两种生财家伙,一种是要被虐待至死的,再寻幼小的来;一种是大了之后,另寻一个小孩子和一只小熊,仍旧来变照样的戏法。 事情真是简单得很,想一下,就好像令人索然无味。然而我还是常常看。此外叫我看什么呢,诸君? 十月一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月四日《申报·自由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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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2017年高考满分作文江苏卷:公车上书

  时代的车轮行驶到1895年,经营了两百多年的大清帝国的大厦已经风雨飘摇,摇摇欲坠。  事实上,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英国等列强的坚船利炮就已经动摇了他的根基。  现在,一直对他有着觊觎之心的邻邦――日本,又开始毫不客气地在他肥大却臃肿的躯体上动起了刀子――割地、赔款!  正在京城参加进士应试的举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获悉消息后,自动聚集在一间小小的客栈里。昏黄的油灯下,映照着一张张充满着热血的年轻人的脸。  “南海先生,你看怎么办?”  “南海先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的江山沦落敌手,让我们的同胞成为倭寇的子民!”  “南海先生,我们都听你的!”  “是可忍,孰不可忍!”  被称为南海先生的康有为把一份有关日本明治政府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手抄报重重地甩在案上。但究竟怎么做,一时也拿不定主意,此时的康有为清楚地知道,自己只是一个来京城参考进士的举人,既无权,又无势,“百无一用是书生”,现在所凭的就是一腔热血,但是,仅凭热血就能改变现实,就能挽狂澜于既倒?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  江山不复在,我辈徒奈何!  有人义愤填膺,有人开始啜泣。  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但一干举人的目光还是聚焦到了康有为身上。  良久,康有为发话了:  对我们文人而言,现在的选择只有一条路!  “哪一条?”  “说来听听!”  众人似乎找到了救命的稻草。  大家明早各自回乡,分头行动,发动天下读书人,来个“公车上书”,反对割地赔款,要求变法强国,我不相信,光绪帝会不为所动,大清的江山毕竟是他的!  对,有道理!  看来也只能这样了!  那上书些什么内容呢?  在大家的追问下,康有为娓娓道来,事实上,在此之前,他已经不止一次上书,只是怀疑这些信有没有到达光绪帝的手上。  “下诏,鼓天下志气!”  “对头!”  “迁都,定天下之本!”  “有道理!”  “练兵,强天下之事!”  “早该如此!”  “变法,成天下之治!”  “说到点子上去了!”  康有为侃侃而谈,众举人由悲转喜,由愤怒转向平和,仿佛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关键是要我们的光绪帝能听见我们的呼声,探求富国之法、养民之法、教民之法,黎民才能幸福,江山方能永固。  举人们完全被康有为的一番演讲吸引了,第二天一早就各自奔赴自己的家乡。  几天后发生的一件事,正史是这样记载的:  清朝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为率同梁启超等一千两百名举人于北京联名上书清光绪皇帝爱新觉罗・载��,反对在甲午战争中败于日本的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公车上书,被认为是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也被认为是中国群众的政治运动的开端。  公车上书,把大清厚重的历史帷幕撕开了一个豁口,直接导致了三年后由光绪帝首肯,由康有为主导的戊戌变法的发生。  但现实就是这样的残酷,103天后,变法失败,谭嗣同等六君子成为了祭品。  直到16年后的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公车上书的价值和意义才得以显现,历史却永远记下了这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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