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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所谓“大内档案”〔1〕

所谓“大内档案”〔2〕这东西,在清朝的内阁里积存了三百多年,在孔庙里塞了十多年,谁也一声不响。自从历史博物馆将这残余卖给纸铺子,纸铺子转卖给罗振玉〔3〕,罗振玉转卖给日本人,于是乎大有号咷之声,仿佛国宝已失,国脉随之似的。前几年,我也曾见过几个人的议论,所记得的一个是金梁,登在《东方杂志》〔4〕上;还有罗振玉和王国维〔5〕,随时发感慨。最近的是《北新半月刊》上的《论档案的售出》,蒋彝潜〔6〕先生做的。 我觉得他们的议论都不大确。金梁,本是杭州的驻防旗人,早先主张排汉的,民国以来,便算是遗老了,凡有民国所做的事,他自然都以为很可恶。罗振玉呢,也算是遗老,曾经立誓不见国门,而后来仆仆京津间,痛责后生不好古,而偏将古董卖给外国人的,只要看他的题跋,大抵有“广告”气扑鼻,便知道“于意云何”了。独有王国维已经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是老实人;但他的感喟,却往往和罗振玉一鼻孔出气,虽然所出的气,有真假之分。所以他被弄成夹广告的Sandwich〔7〕,是常有的事,因为他老实到像火腿一般。蒋先生是例外,我看并非遗老,只因为sentimental〔8〕一点,所以受了罗振玉辈的骗了。你想,他要将这卖给日本人,肯说这不是宝贝的么? 那么,这不是好东西么?不好,怎么你也要买,我也要买呢?我想,这是谁也要发的质问。 答曰:唯唯,否否。这正如败落大户家里的一堆废纸,说好也行,说无用也行的。因为是废纸,所以无用;因为是败落大户家里的,所以也许夹些好东西。况且这所谓好与不好,也因人的看法而不同,我的寓所近旁的一个垃圾箱,里面都是住户所弃的无用的东西,但我看见早上总有几个背着竹篮的人,从那里面一片一片,一块一块,检了什么东西去了,还有用。更何况现在的时候,皇帝也还尊贵,只要在“大内”里放几天,或者带一个“宫”字,就容易使人另眼相看的,这真是说也不信,虽然在民国。 “大内档案”也者,据深通“国朝”〔9〕掌故的罗遗老说,是他的“国朝”时堆在内阁里的乱纸,大家主张焚弃,经他力争,这才保留下来的。但到他的“国朝”退位,民国元年我到北京的时候,它们已经被装为八千(?)麻袋,塞在孔庙之中的敬一亭里了,的确满满地埋满了大半亭子。其时孔庙里设了一个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处长是胡玉缙〔10〕先生。“筹备处”云者,即里面并无“历史博物”的意思。 我却在教育部,因此也就和麻袋们发生了一点关系,眼见它们的升沉隐显。可气可笑的事是有的,但多是小玩意;后来看见外面的议论说得天花乱坠起来,也颇想做几句记事,叙出我所目睹的情节。可是胆子小,因为牵涉着的阔人很有几个,没有敢动笔。这是我的“世故”,在中国做人,骂民族,骂国家,骂社会,骂团体,……都可以的,但不可涉及个人,有名有姓。广州的一种期刊上说我只打叭儿狗,不骂军阀。殊不知我正因为骂了叭儿狗,这才有逃出北京的运命。泛骂军阀,谁来管呢?军阀是不看杂志的,就靠叭儿狗嗅,候补叭儿狗吠。阿,说下去又不好了,赶快带住。 现在是寓在南方,大约不妨说几句了,这些事情,将来恐怕也未必另外有人说。但我对于有关面子的人物,仍然都不用真姓名,将罗马字来替代。既非欧化,也不是“隐恶扬善”,只不过“远害全身”。这也是我的“世故”,不要以为自己在南方,他们在北方,或者不知所在,就小觑他们。他们是突然会在你眼前阔起来的,真是神奇得很。这时候,恐怕就会死得连自己也莫明其妙了。所以要稳当,最好是不说。但我现在来“折衷”,既非不说,而不尽说,而代以罗马字,—— 如果这样还不妥,那么,也只好听天由命了。上帝安我魂灵! 却说这些麻袋们躺在敬一亭里,就很令历史博物馆筹备处长胡玉缙先生担忧,日夜提防工役们放火。为什么呢?这事谈起来可有些繁复了。弄些所谓“国学”的人大概都知道,胡先生原是南菁书院〔11〕的高材生,不但深研旧学,并且博识前朝掌故的。他知道清朝武英殿里藏过一副铜活字,后来太监们你也偷,我也偷,偷得“不亦乐乎”,待到王爷们似乎要来查考的时候,就放了一把火。自然,连武英殿也没有了,更何况铜活字的多少。而不幸敬一亭中的麻袋,也仿佛常常减少,工役们不是国学家,所以他将内容的宝贝倒在地上,单拿麻袋去卖钱。胡先生因此想到武英殿失火的故事,深怕麻袋缺得多了之后,敬一亭也照例烧起来;就到教育部去商议一个迁移,或整理,或销毁的办法。 专管这一类事情的是社会教育司,然而司长是夏曾佑〔12〕先生。弄些什么“国学”的人大概也都知道的,我们不必看他另外的论文,只要看他所编的两本《中国历史教科书》,就知道他看中国人有怎地清楚。他是知道中国的一切事万不可“办”的;即如档案罢,任其自然,烂掉,霉掉,蛀掉,偷掉,甚而至于烧掉,倒是天下太平;倘一加人为,一“办”,那就舆论沸腾,不可开交了。结果是办事的人成为众矢之的,谣言和谗谤,百口也分不清。所以他的主张是“这个东西万万动不得”。 这两位熟于掌故的“要办”和“不办”的老先生,从此都知道各人的意思,说说笑#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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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专辑》序

木刻的图画,原是中国早先就有的东西。唐末的佛像,纸牌,以至后来的小说绣像,启蒙小图,我们至今还能够看见实物。而且由此明白:它本来就是大众的,也就是“俗”的。明人曾用之于诗笺,近乎雅了,然而归结是有文人学士在它全体上用大笔一挥,证明了这其实不过是践踏。 近五年来骤然兴起的木刻,虽然不能说和古文化无关,但决不是葬中枯骨,换了新装,它乃是作者和社会大众的内心的一致的要求,所以仅有若干青年们的一副铁笔和几块木板,便能发展得如此蓬蓬勃勃。它所表现的是艺术学徒的热诚,因此也常常是现代社会的魂魄。实绩具在,说它“雅”,固然是不可的,但指为“俗”,却又断乎不能。这之前,有木刻了,却未曾有过这境界。 这就是所以为新兴木刻的缘故,也是所以为大众所支持的原因。血脉相通,当然不会被漠视的。所以木刻不但淆乱了雅俗之辨而已,实在还有更光明,更伟大的事业在它的前面。 曾被看作高尚的风景和静物画,在新的木刻上是减少了,然而看起出品来,这二者反显着较优的成绩。因为中国旧画,两者最多,耳濡目染,不觉见其久经摄取的所长了,而现在最需要的,也是作者最着力的人物和故事画,却仍然不免有些逊色,平常的器具和形态,也间有不合实际的。由这事实,一面固足见古文化之裨助着后来,也束缚着后来,但一面也可见入“俗”之不易了。 这选集,是聚全国出品的精粹的第一本。但这是开始,不是成功,是几个前哨的进行,愿此后更有无尽的旌旗蔽空的大队。 一九三五年六月四日记。 CC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天津《文地》月刊第一卷第一期,目录署名鲁迅,文末署名何干。 同期所载该刊编者唐诃《哀鲁迅先生》一文中说:“《全国木刻联展专辑》,选好四十几幅画……在金肇野君寓中存放。不幸去年十二月运动(按指一二九运动)的时候,他犯爱国罪被捕入狱,这些作品也因之而失散。仅存的,只鲁迅先生亲笔所写序文的刻版,算是这一次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遗留下的唯一的纪念品!”《文地》所刊本文,即据这刻版排印的。 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唐诃等以平津木刻研究会名义主办,于一九三五年元旦起开始作巡回展览,曾在北平、济南、上海等地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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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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