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风-华文苑-中华文学苑

中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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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城早秋

远客惊秋早，江天夜露新。满庭惟有月，空馆更何人。卜命知身贱，伤寒舞剑频。猿啼曾下泪，可是为忧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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戎昱

胜胜慢（雪）

红炉围锦，翠幄盘雕，楼前万里同云。青雀窥窗，来报瑞雪纷纷。开帘放教飘洒，度华筵、飞入金尊。斗迎面，看美人呵手，旋浥罗巾。莫说梁园往事，休更羡、越溪访戴幽人。此日西湖真境，圣治中兴。直须听歌按舞，任留香、满酌杯深。最好是，贺丰年、天下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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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敦儒

杏花天（寄天台刘允叔）

残雪林塘春意浅。倚碧玉、阑干日晚。天涯五色明如翦。上有新蟾占断。从别后、水遥山远。倩说与、天台刘阮。方壶只有梅花伴。不似桃花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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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莘

戏赠诗

县君好砖渠，绕水恣行游。鄙性乐疏野，凿地便成沟。两岸值芳草，中央漾清流。所尚既不同，砖凿可自修。从他后人见，境趣谁为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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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翱

题龙池山人

主人家在龙池侧，水中有鱼不敢食。终朝采药供仙厨，却笑桃花少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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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肩吾

粲公院各赋一物得初荷

微风和众草，大叶长圆阴。晴露珠共合，夕阳花映深。从来不著水，清净本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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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颀

醉落托（同前）

霜林变绿。画帘桂子排香粟。一声檀板惊飞鹜。弦管楼高，谁在阑干曲。人生一笑难相属。满堂何必堆金玉。但求身健儿孙福。鹤发年年，同泛清尊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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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弥逊

吹柳絮（鹧鸪词）

月痕依约到西厢。曾羡花枝拂短墙。初未识愁那得泪，每浑疑梦奈余香。歌逢袅处眉先妩，酒半酣时眼更狂。闲倚绣帘吹柳絮，问何人似冶游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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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铸

早发东阳

信风催过客，早发梅花桥。数雁起前渚，千艘争便潮。将随浮云去，日惜故山遥。惆怅烟波末，佳期在碧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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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起

怀仙吟二首

丹陵五牙客，昨日罗浮归。赤斧寻不得，烟霞空满衣。试于华阳问，果遇三茅知。采药向十洲，同行牧羊儿。十洲隔八海，浩渺不可期。空留双白鹤，巢在长松枝。云溪古流水，春晚桃花香。忆与我师别，片帆归沧浪。沧浪在何许，相思泪如雨。黄鹤不复来，云深离别处。石渠泉泠泠，三见菖蒲生。日夜劳梦魂，随波注东溟。空怀别时惠，长读消魔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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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陶

【越调】小桃红_胖妓夜深交

胖妓夜深交颈效鸳鸯、锦被翻红浪。雨歇云收那情况，难当：一翻翻在人身上，偌长偌大，偌粗偌胖，压扁沈东阳。春寒春风料峭透香闺，柳眼开还闭。南陌蓑针不全翠，恨芳菲，上林花瘦莺声未。云兜香冷，乌衣何处？寒勒海棠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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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和卿

再入道场纪事应制（一作僧广宣诗）

南方归去再生天，内殿今年异昔年。见辟乾坤新定位，看题日月更高悬。行随香辇登仙路，坐近炉烟讲法筵。自喜恩深陪侍从，两朝长在圣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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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佺期

木兰花慢（和师厚和司马文季虏中作）

指荣河峻岳，锁胡尘、几经秋。叹故苑花空，春游梦冷，万斛堆愁。簪缨散、关塞阻，恨难寻杏馆觅瓜畴。凄惨年来岁往，断鸿去燕悠悠。拘幽。化碧海西头。剑履问谁收。但易水歌传，子山赋在，青史名留。吾曹镜中看取，且狂歌载酒古扬州。休把霜髯老眼，等闲清泪空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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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敦儒

除夜自石湖归苕溪·其一

细草穿沙雪半销，吴宫烟冷水迢迢。梅花竹里无人见，一夜吹香过石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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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夔

洛中酬福建陈判官见赠

潦倒声名拥肿材，一生多故苦邅回。南宫旧籍遥相管，东洛闲门昼未开。静对道流论药石，偶逢词客与琼瑰。怪君近日文锋利，新向延平看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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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禹锡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来由，已经在《呐喊》的序文上，约略说过了。这里还应该补叙一点的，是当我留心文学的时候，情形和现在很不同：在中国，小说不算文学，做小说的也决不能称为文学家，所以并没有人想在这一条道路上出世。我也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但也不是自己想创作，注重的倒是在绍介，在翻译，而尤其注重于短篇，特别是被压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因为那时正盛行着排满论，有些青年，都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为同调的。所以“小说作法”之类，我一部都没有看过，看短篇小说却不少，小半是自己也爱看，大半则因了搜寻绍介的材料。也看文学史和批评，这是因为想知道作者的为人和思想，以便决定应否绍介给中国。和学问之类，是绝不相干的。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东西就特别多。也曾热心的搜求印度，埃及的作品，但是得不到。记得当时最爱看的作者，是俄国的果戈理（ＮAＧｏｇｏｌ）和波兰的显克沃Вǎ華Ｓｉｅ*睿耄椋澹鳎椋簦??玻病场Ｈ毡镜模?窍哪渴??蜕?竿狻玻场场回国以后，就办学校，再没有看小说的工夫了，这样的有五六年。为什么又开手了呢？——这也已经写在《呐喊》的序文里，不必说了。但我的来做小说，也并非自以为有做小说的才能，只因为那时是住在北京的会馆〔４〕里的，要做论文罢，没有参考书，要翻译罢，没有底本，就只好做一点小说模样的东西塞责，这就是《狂人日记》。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此外的准备，一点也没有。但是《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５〕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自然，做起小说来，总不免自己有些主见的。例如，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所以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觉得够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中国旧戏上，没有背景，新年卖给孩子看的花纸上，只有主要的几个人（但现在的花纸却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对于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所以我不去描写风月，对话也决不说到一大篇。我做完之后，总要看两遍，自己觉得拗口的，就增删几个字，一定要它读得顺口；没有相宜的白话，宁可引古语，希望总有人会懂，只有自己懂得或流自己也不懂的生造出来的字句，是不大用的。这一节，许多批评家之中，只有一个人看出来了，但他称我为Ｓｔｙｌｉｓｔ〔６〕。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有人说，我的那一篇是骂谁，某一篇又是骂谁，那是完全胡说的。不过这样的写法，有一种困难，就是令人难以放下笔。一气写下去，这人物就逐渐活动起来，尽了他的任务。但倘有什么分心的事情来一打岔，放下许久之后再来写，性格也许就变了样，情景也会和先前所豫想的不同起来。例如我做的《不周山》，原意是在描写性的发动和创造，以至衰亡的，而中途去看报章，见了一位道学的批评家攻击情诗〔７〕的文章，心里很不以为然，于是小说里就有一个小人物跑到女娲的两腿之间来，不但不必有，且将结构的宏大毁坏了。但这些处所，除了自己，大概没有人会觉到的，我们的批评大家成仿吾先生，还说这一篇做得最出色。我想，如果专用一个人做骨干，就可以没有这弊病的，但自己没有试验过。忘记是谁说的了，总之是，要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８〕我以为这话是极对的，倘若画了全副的头发，即使细得逼真，也毫无意思。我常在学学这一种方法，可惜学不好。可省的处所，我决不硬添，做不出的时候，我也决不硬做，但这是因为我那时别有收入，不靠卖文为活的缘故，不能作为通例的。还有一层，是我每当写作，一律抹杀各种的批评。因为那时中国的创作界固然幼稚，批评界更幼稚，不是举之上天，就是按之入地，倘将这些放在眼里，就要自命不凡，或觉得非自杀不足以谢天下的。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但我常看外国的批评文章，因为他于我没有恩怨嫉恨，虽然所评的是别人的作品，却很有可以借镜之处。但自然，我也同时一定留心这批评家的派别。以上，是十年前的事了，此后并无所作，也没有长进，编辑先生要我做一点这类的文章，怎么能呢。拉杂写来，不过如此而已。三月五日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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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