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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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眼还眼”

杜衡先生在“最近,出于‘与其看一部新的书,还不如看一部旧的书’的心情”,重读了莎士比亚的《凯撒传》〔2〕。这一读是颇有关系的,结果使我们能够拜读他从读旧书而来的新文章:《莎剧凯撒传里所表现的群众》(见《文艺风景》〔3〕创刊号)。 这个剧本,杜衡先生是“曾经用两个月的时间把它翻译出来过”的,就可见读得非常子细。他告诉我们:“在这个剧里,莎氏描写了两个英雄——凯撒,和……勃鲁都斯。……还进一步创造了两位政治家(煽动家)——阴险而卑鄙的卡西乌斯,和表面上显得那么麻木而糊涂的安东尼。”但最后的胜利却属于安东尼,而“很明显地,安东尼底胜利是凭借了群众底力量”,于是更明显地,即使“甚至说,群众是这个剧底无形的主脑,也不嫌太过”了。 然而这“无形的主脑”是怎样的东西呢?杜衡先生在叙事和引文之后,加以结束——决不是结论,这是作者所不愿意说的——道—— “在这许多地方,莎氏是永不忘记把群众表现为一个力量的;不过,这力量只是一种盲目的暴力。他们没有理性,他们没有明确的利害观念;他们底感情是完全被几个煽动家所控制着,所操纵着。……自然,我们不能贸然地肯定这是群众底本质,但是我们倘若说,这位伟大的剧作者是把群众这样看法的,大概不会有什么错误吧。这看法,我知道将使作者大大地开罪于许多把群众底理性和感情用另一种方式来估计的朋友们。至于我,说实话,我以为对这些问题的判断,是至今还超乎我底能力之上,我不敢妄置一词。……” 杜衡先生是文学家,所以这文章做得极好,很谦虚。假如说,“妈的群众是瞎了眼睛的!”即使根据的是“理性”,也容易因了表现的粗暴而招致反感;现在是“这位伟大的剧作者”莎士比亚老前辈“把群众这样看法的”,您以为怎么样呢?“巽语之言,能无说乎”〔4〕,至少也得客客气气的搔一搔头皮,如果你没有翻译或细读过莎剧《凯撒传》的话——只得说,这判断,更是“超乎我底能力之上”了。 于是我们都不负责任,单是讲莎剧。莎剧的确是伟大的,仅就杜衡先生所绍介的几点来看,它实在已经打破了文艺和政治无关的高论了。群众是一个力量,但“这力量只是一种盲目的暴力。他们没有理性,他们没有明确的利害观念”,据莎氏的表现,至少,他们就将“民治”的金字招牌踏得粉碎,何况其他?即在目前,也使杜衡先生对于这些问题不能判断了。一本《凯撒传》,就是作政论看,也是极有力量的。 然而杜衡先生却又因此替作者捏了一把汗,怕“将使作者大大地开罪于许多把群众底理性和感情用另一种方式来估计的朋友们”。自然,在杜衡先生,这是一定要想到的,他应该爱惜这一位以《凯撒传》给他智慧的作者。然而肯定的判断了那一种“朋友们”,却未免太不顾事实了。现在不但施蛰存先生已经看见了苏联将要排演莎剧的“丑态”(见《现代》九月号)〔5〕,便是《资本论》里,不也常常引用莎氏的名言,未尝说他有罪么?将来呢,恐怕也如未必有人引《哈孟雷特》〔6〕来证明有鬼,更未必有人因《哈孟雷特》而责莎士比亚的迷信一样,会特地“吊民伐罪”〔7〕,和杜衡先生一般见识的。 况且杜衡先生的文章,是写给心情和他两样的人们来读的,因为会看见《文艺风景》这一本新书的,当然决不是怀着“与其看一部新的书,还不如看一部旧的书”的心情的朋友。但是,一看新书,可也就不至于只看一本《文艺风景》了,讲莎剧的书又很多,涉猎一点,心情就不会这么抖抖索索,怕被“政治家”(煽动家)所煽动。那些“朋友们”除注意作者的时代和环境而外,还会知道《凯撒传》的材料是从布鲁特奇的《英雄传》〔8〕里取来的,而且是莎士比亚从作喜剧转入悲剧的第一部;作者这时是失意了。为什么事呢,还不大明白。但总之,当判断的时候,是都要想到的,又未必有杜衡先生所豫言的痛快,简单。 单是对于“莎剧凯撒传里所表现的群众”的看法,和杜衡先生的眼睛两样的就有的是。现在只抄一位痛恨十月革命,逃入法国的显斯妥夫(LevShestov)〔9〕先生的见解,而且是结论在这里罢—— “在《攸里乌斯·凯撒》中活动的人,以上之外,还有一个。那是复合底人物。那便是人民,或说‘群众’。 莎士比亚之被称为写实家,并不是无意义的。无论在那一点,他决不阿谀群众,做出凡俗的性格来。他们轻薄,胡乱,残酷。今天跟在彭贝〔10〕的战车之后,明天喊着凯撒之名,但过了几天,却被他的叛徒勃鲁都斯的辩才所惑,其次又赞成安东尼的攻击,要求着刚才的红人勃鲁都斯的头了。人往往愤慨着群众之不可靠。但其实,岂不是正有适用着‘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古来的正义的法则的事在这里吗?劈开底来看,群众原是轻蔑着彭贝,凯撒,安东尼,辛那〔11〕之辈的,他们那一面,也轻蔑着群众。今天凯撒握着权力,凯撒万岁。明天轮到安东尼了,那就跟在他后面罢。只要他们给饭吃,给戏看,就好。他们的功绩之类,是用不着想到的。他们那一面也很明白,施与些像个王者的宽容,借此#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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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备考:致黎烈文先生书(施蛰存)

——兼示丰之余先生 烈文兄: 那天电车上匆匆一晤,我因为要到民九社书铺去买一本看中意了的书,所以在王家沙下车了。但那本书终于因价钱不合,没有买到,徒然失去了一个与你多谈一刻的机会,甚怅怅。 关于“《庄子》与《文选》”问题,我决不再想说什么话。本来我当时填写《大晚报》编辑部寄来的那张表格的时候,并不含有如丰先生的意见所看出来的那样严肃。我并不说每一个青年必须看这两部书,也不是说每一个青年只要看这两部书,也并不是说我只有这两部书想推荐。大概报纸副刊的编辑,想借此添一点新花样,而填写者也大都是偶然觉得有什么书不妨看看,就随手写下了。早知这一写竟会闯出这样大的文字纠纷来,即使《大晚报》副刊编者崔万秋先生给我磕头我也不肯写的。 今天看见《涛声》第四十期上有一封曹聚仁先生给我的信,最后一句是:“没有比这两部书更有利于青年了吗? 敢问。”这一问真问得我啼笑皆非了。(曹聚仁先生的信态度很真挚,我将有一封复信给他,也许他会得刊在《涛声》上,我希望你看一看。) 对于丰之余先生我也不愿再冒犯他,不过对于他在《感旧》(上)那一篇文章里三点另外的话觉得还有一点意见—— (一)丰先生说:“有些新青年可以有旧思想,有些旧形式也可以藏新内容。”是的,新青年尚且可以有旧思想,那么像我这种“遗少之群中的一肢一节”之有旧思想似乎也可以存而不论的了。至于旧形式也可以藏新内容,则似乎写《庄子》那样的古文也不妨,只要看它的内容如何罢了。 (二)丰先生说不懂我劝青年看《庄子》与《文选》与做了考官以词取士有何分界,这其实是明明有着分界的。前者是以一己的意见供献给青年,接受不接受原在青年的自由;后者却是代表了整个阶级(注:做官的阶级也),几乎是强迫青年全体去填词了。(除非这青年不想做官。) (三)说鲁迅先生的文章是从《庄子》与《文选》中来的,这确然是滑稽的,我记得我没有说过那样的话。我的文章里举出鲁迅先生来作例,其意只想请不反对青年从古书求得一点文学修养的鲁迅先生来帮帮忙。鲁迅先生虽然一向是劝青年多读外国书的,但这是他以为从外国书中可以训练出思想新锐的青年来;至于像我那样给青年从做文章(或说文学修养)上着想,则鲁迅先生就没有反对青年读古书过。举两个证据来罢:一,“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见北新版《华盖集》第四页。)这可见鲁迅先生也承认要能作文,该多看中国书了。而这所谓中国书,从上文看来,似乎并不是指的白话文书。二,“我常被询问,要弄文学,应该看什么书?……我以为倘要弄旧的呢,倒不如姑且靠着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去摸门径去。”(见北新版《而已集》第四十五页。) 现在,我想我应该在这里“带住”了,我曾有一封信给《大晚报》副刊的编者,为了尊重丰之余先生的好意,我曾请求允许我换两部书介绍给青年。除了我还写一封信给曹聚仁先生之外,对于这“《庄子》与《文选》”的问题我没有要说的话了。我曾经在《自由谈》的壁上,看过几次的文字争,觉得每次总是愈争愈闹意气,而离本题愈远,甚至到后来有些参加者的动机都是可以怀疑的,我不想使自己不由自主地被卷入漩涡,所以我不再说什么话了。昨晚套了一个现成偈语: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唯无是非观庶几免是非倘有人能写篆字者乎?颇想一求法挥,张之素壁。施蛰存上(十九日)。 十月二十日,《申报》《自由谈》。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六日《申报·自由谈》。 〔2〕“少看中国书”二句见《华盖集·青年必读书》。〔3〕《易经》又名《周易》,儒家经典,古代记载占卜的书。其中卦辞、爻辞部分,可能萌芽于殷周之际。《书经》,又名《尚书》,儒家经典,我国上古历史文件的汇编。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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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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