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风-华文苑-中华文学苑

中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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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高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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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

五两歌送张夏

竿头五两风褭褭，水上云帆逐飞鸟。送君初出扬州时，霭霭曈曈江溢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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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况

晋。刘毅

绕床堪壮喝卢声，似铁容仪众尽惊。二十七人同举义，几人全得旧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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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

减字木兰花（圣节鼓子词）

薰风解愠。手握乾符躬揖逊。廊庙无为。天子亲传万寿卮。恩覃湛露。和气欢声均海宇。嵩岳三呼。父子唐虞今古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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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述尧

萧宅二三子赠答诗二十首。客请马兰

嵩山未必怜兰兰，兰兰已受郎君恩。不须刷帚跳踪走，只拟兰浪出其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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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仝

菩萨蛮（十月十三日，宝应宰招饮，弟子常盼酒所指屏间画梅乞词）

冰花的皪冰蟾下。松烟竹雾溪桥夜。斜倚小峰峦。依依同岁寒。生绡明粉墨。浅笑犹倾国。恰似野桥看。飘零只等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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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

赠邻女 / 寄李亿员外

羞日遮罗袖，愁春懒起妆。易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枕上潜垂泪，花间暗断肠。自能窥宋玉，何必恨王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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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玄机

秋宿慈恩寺遂上人院（一作送宋震先辈赴青州）

满阁终南色，清宵独倚栏。风高斜汉动，叶下曲江寒。帝里求名老，空门见性难。吾师无一事，不似在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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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频

阮郎归·有怀北游

钿车骄马锦相连。香尘逐管弦。瞥然飞过水秋千。清明寒食天。花贴贴，柳悬悬。莺房几醉眠。醉中不信有啼鹃。江南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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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炎

【恼公】宋玉愁空断，娇饶粉自红。歌声春草露，门掩杏花丛。注口樱桃小，添眉桂叶浓。晓奁妆秀靥，夜帐减香筒。钿镜飞孤鹊，江图画水荭。陂陀梳碧凤，腰袅带金虫。杜若含清露，河蒲聚紫茸。月分蛾黛破，花合靥朱融。发重疑盘雾，腰轻乍倚风。密书题豆蔻，隐语笑芙蓉。莫锁茱萸匣，休开翡翠笼。弄珠惊汉燕，烧蜜引胡蜂。醉缬抛红网，单罗挂绿蒙。数钱教姹女，买药问巴賨。匀脸安斜雁，移灯想梦熊。肠攒非束竹，胘急是张弓。晚树迷新蝶，残霓忆断虹。古时填渤澥，今日凿崆峒。绣沓褰长幔，罗裙结短封。心摇如舞鹤，骨出似飞龙。井槛淋清漆，门铺缀白铜。偎花开兔径，向壁印狐踪。玳瑁钉帘薄，琉璃叠扇烘。象床缘素柏，瑶席卷香葱。细管吟朝幌，芳醪落夜枫。宜男生楚巷，栀子发金墉。龟甲开屏涩，鹅毛渗墨浓。黄庭留卫瓘，绿树养韩冯。鸡唱星悬柳，鸦啼露滴桐。黄娥初出座，宠妹始相从。蜡泪垂兰烬，秋芜扫绮栊。吹笙翻旧引，沽酒待新丰。短佩愁填粟，长弦怨削菘。曲池眠乳鸭，小阁睡娃僮。褥缝簪双线，钩绦辫五总。蜀烟飞重锦，峡雨溅轻容。拂镜羞温峤，薰衣避贾充。鱼生玉藕下，人在石莲中。含水弯蛾翠，登楼潠马鬃。使君居曲陌，园令住临邛。桂火流苏暖，金炉细炷通。春迟王子态，莺啭谢娘慵。玉漏三星曙，铜街五马逢。犀株防胆怯，银液镇心忪。跳脱看年命，琵琶道吉凶。王时应七夕，夫位在三宫。无力涂云母，多方带药翁。符因青鸟送，囊用绛纱缝。汉苑寻官柳，河桥阂禁钟。月明中妇觉，应笑画堂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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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贺

送无相禅师入关

九衢车马尘，不染了空人。暂舍中峰雪，应看内殿春。斋心无外事，定力见前身。圣主方崇教，深宜谒紫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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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

寄远

欲忘忘未得，欲去去无由。两腋不生翅，二毛空满头。坐看新落叶，行上最高楼。暝色无边际，茫茫尽眼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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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

水调歌头（次韵陆务观陪太守方务德登多景楼）

襟带大江左，平望见三州。凿空遗迹，千古奇胜米公楼。太守中朝耆旧，别乘当今豪逸，人物眇应刘。此地一尊酒，歌吹拥貔貅。楚山晓，淮月夜，海门秋。登临无尽，须信诗眼不供愁。恨我相望千里，空想一时高唱，零落几人收。妙赏频回首，谁复继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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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

南柯子（苦雨）

碧树留云湿，青山似笠低。鹧鸪啼罢竹难啼。不晓天天何意、要梅肥。昨日穿新葛，今朝御夹衣，思家怀抱政难为。只恐归来憔悴、却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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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

论“旧形式的采用”

“旧形式的采用”的问题，如果平心静气的讨论起来，在现在，我想是很有意义的，但开首便遭到了耳耶〔２〕先生的笔伐。“类乎投降”，“机会主义”，这是近十年来“新形式的探求”的结果，是克敌的咒文，至少先使你惹一身不干不净。但耳耶先生是正直的，因为他同时也在译《艺术底内容和形式》〔３〕，一经登完，便会洗净他激烈的责罚；而且有几句话也正确的，是他说新形式的探求不能和旧形式的采用机械的地分开。不过这几句话已经可以说是常识；就是说内容和形式不能机械的地分开，也已经是常识；还有，知道作品和大众不能机械的地分开，也当然是常识。旧形式为什么只是“采用”——但耳耶先生却指为“为整个（！）旧艺术捧场”——就是为了新形式的探求。采取若干，和“整个”捧来是不同的，前进的艺术家不能有这思想（内容）。然而他会想到采取旧艺术，因为他明白了作品和大众不能机械的地分开。以为艺术是艺术家的“灵感”的爆发，象鼻子发痒的人，只要打出喷嚏来就浑身舒服，一了百了的时候已经过去了，现在想到，而且关心了大众。这是一个新思想（内容），由此而在探求新形式，首先提出的是旧形式的采取，这采取的主张，正是新形式的发端，也就是旧形式的蜕变，在我看来，是既没有将内容和形式机械的地分开，更没有看得《姊妹花》〔４〕叫座，于是也来学一套的投机主义的罪案的。自然，旧形式的采取，或者必须说新形式的探求，都必须艺术学徒的努力的实践，但理论家或批评家是同有指导，评论，商量的责任的，不能只斥他交代未清之后，便可逍遥事外。我们有艺术史，而且生在中国，即必须翻开中国的艺术史来。采取什么呢？我想，唐以前的真迹，我们无从目睹了，但还能知道大抵以故事为题材，这是可以取法的；在唐，可取佛画的灿烂，线画的空实和明快，宋的院画〔５〕，萎靡柔媚之处当舍，周密不苟之处是可取的，米点山水〔６〕，则毫无用处。后来的写意画（文人画）有无用处，我此刻不敢确说，恐怕也许还有可用之点的罢。这些采取，并非断片的古董的杂陈，必须溶化于新作品中，那是不必赘说的事，恰如吃用牛羊，弃去蹄毛，留其精粹，以滋养及发达新的生体，决不因此就会“类乎”牛羊的。只是上文所举的，亦即我们现在所能看见的，都是消费的艺术。它一向独得有力者的宠爱，所以还有许多存留。但既有消费者，必有生产者，所以一面有消费者的艺术，一面也有生产者的艺术。古代的东西，因为无人保护，除小说的插画以外，我们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了。至于现在，却还有市上新年的花纸，和猛克〔７〕先生所指出的连环图画。这些虽未必是真正的生产者的艺术，但和高等有闲者的艺术对立，是无疑的。但虽然如此，它还是大受着消费者艺术的影响，例如在文学上，则民歌大抵脱不开七言的范围，在图画上，则题材多是士大夫的部事，然而已经加以提炼，成为明快，简捷的东西了。这也就是蜕变，一向则谓之“俗”。注意于大众的艺术家，来注意于这些东西，大约也未必错，至于仍要加以提炼，那也是无须赘说的。但中国的两者的艺术，也有形似而实不同的地方，例如佛画的满幅云烟，是豪华的装璜，花纸也有一种硬填到几乎不见白纸的，却是惜纸的节俭；唐伯虎〔８〕画的细腰纤手的美人，是他一类人们的欲得之物，花纸上也有这一种，在赏玩者却只以为世间有这一类人物，聊资博识，或满足好奇心而已。为大众的画家，都无须避忌。至于谓连环图画不过图画的种类之一，与文学中之有诗歌，戏曲，小说相同，那自然是不错的。但这种类之别，也仍然与社会条件相关联，则我们只要看有时盛行诗歌，有时大出小说，有时独多短篇的史实便可以知道。因此，也可以知道即与内容相关联。现在社会上的流行连环图画，即因为它有流行的可能，且有流行的必要，着眼于此，因而加以导引，正是前进的艺术家的正确的任务；为了大众，力求易懂，也正是前进的艺术家正确的努力。旧形式是采取，必有所删除，既有删除，必有所增益，这结果是新形式的出现，也就是变革。而且，这工作是决不如旁观者所想的容易的。但就是立有了新形式罢，当然不会就是很高的艺术。艺术的前进，还要别的文化工作的协助，某一文化部门，要某一专家唱独脚戏来提得特别高，是不妨空谈，却难做到的事，所以专责个人，那立论的偏颇和偏重环境的是一样的。五月二日。 CC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五月四日上海《中华日报·动向》，署名常庚。〔２〕耳耶即聂绀弩，湖北京山人，作家，“左联”成员。当时任《中华日报》副刊《动向》主编。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四日他在《动向》上发表了《新形式的探求与旧形式的采用》，反驳四月十九日同刊猛克的《采用与模仿》一文。猛克文中说：“在社会制度没有改革之前，对于连环图画的旧形式与技术，还须有条件地接受过来……却有人以为这是投降旧艺术。”又说新的连环图画“形式与街头流行的连环图画颇不同，而技术有的也模仿着立体派之类，不但常常弄得儿童看不懂，就是知识阶级的#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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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送人宰德清

乱世人多事，耕桑或失时。不闻宽赋敛，因此转流离。天意未如是，君心无自欺。能依四十字，可立德清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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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荀鹤

儒术

元遗山〔２〕在金元之际，为文宗，为遗献，为愿修野史，保存旧章的有心人，明清以来，颇为一部分人士所爱重。然而他生平有一宗疑案，就是为叛将崔立〔３〕颂德者，是否确实与他无涉，或竟是出于他的手笔的文章。金天兴元年（一二三二），蒙古兵围洛阳；次年，安平都尉京城西面元帅崔立杀二丞相，自立为郑王，降于元。惧或加以恶名，群小承旨，议立碑颂功德，于是在文臣间，遂发生了极大的惶恐，因为这与一生的名节相关，在个人是十分重要的。当时的情状，《金史》《王若虚〔４〕传》这样说——“天兴元年，哀宗走归德。明年春，崔立变，群小附和，请为立建功德碑。翟奕以尚书省命，召若虚为文。时奕辈恃势作威，人或少许，则谗"k立见屠灭。若虚自分必死，私谓左右司员外郎元好问曰，‘今召我作碑，不从则死，作之则名节扫地，不若死之为愈。虽然，我姑以理谕之。’……奕辈不能夺，乃召太学生刘祁麻革辈赴省，好问张信之喻以立碑事曰，‘众议属二君，且已白郑王矣！二君其无让。’祁等固辞而别。数日，促迫不已，祁即为草定，以付好问。好问意未惬，乃自为之，既成，以示若虚，乃共删定数字，然止直叙其事而已。后兵入城，不果立也。” 碑虽然“不果立”，但当时却已经发生了“名节”的问题，或谓元好问作，或谓刘祁〔５〕作，文证具在清凌廷堪〔６〕所辑的《元遗山先生年谱》中，兹不多录。经其推勘，已知前出的《王若虚传》文，上半据元好问《内翰王公墓表》，后半却全取刘祁自作的《归潜志》，被诬攀之说所蒙蔽了。凌氏辩之云，“夫当时立碑撰文，不过畏崔立之祸，非必取文辞之工，有京叔属草，已足塞立之请，何取更为之耶？”然则刘祁之未尝决死如王若虚，固为一生大玷，但不能更有所推诿，以致成为“塞责”之具，却也可以说是十分晦气的。然而，元遗山生平还有一宗大事，见于《元史》《张德辉》〔７〕传—— “世祖在潜邸，……访中国人材。德辉举魏璠，元裕，李冶等二十余人。……壬子，德辉与元裕北觐，请世祖为儒教大宗师，世祖悦而受之。因启：累朝有旨蠲儒户兵赋，乞令有司遵行。从之。” 以拓跋魏的后人与德辉，请蒙古小酋长为“汉儿”的“儒教大宗师”，在现在看来，未免有些滑稽，但当时却似乎并无訾议。盖蠲除兵赋，“儒户”均沾利益，清议操之于士，利益既沾，虽已将“儒教”呈献，也不想再来开口了。由此士大夫便渐渐的进身，然终因不切实用，又渐渐的见弃。但仕路日塞，而南北之士的相争却也日甚了。余阙〔８〕的《青阳先生文集》卷四《杨君显民诗集序》云——“我国初有金宋，天下之人，惟才是用之，无所专主，然用儒者为居多也。自至元以下，始浸用吏，虽执政大臣，亦以吏为之，……而中州之士，见用者遂浸寡。况南方之地远，士多不能自至于京师，其抱才缊者，又往往不屑为吏，故其见用者尤寡也。及其久也，则南北之士亦自町畦以相訾，甚若晋之与秦，不可与同中国，故夫南方之士微矣。” 然在南方，士人其实亦并不冷落。同书《送范立中赴襄阳诗序》云—— “宋高宗南迁，合淝遂为边地，守臣多以武臣为之。 ……故民之豪杰者，皆去而为将校，累功多至节制。郡中衣冠之族，惟范氏，商氏，葛氏三家而已。……皇元受命，包裹兵革，……诸武臣之子弟，无所用其能，多伏匿而不出。春秋月朔，郡太守有事于学，衣深衣，戴乌角巾，执笾豆?爵，唱赞道引者，皆三家之子孙也，故其材皆有所成就，至学校官，累累有焉。……虽天道忌满恶盈，而儒者之泽深且远，从古然也。” 这是“中国人才”们献教，卖经以来，“儒户”所食的佳果。虽不能为王者师，且次于吏者数等，而究亦胜于将门和平民者一等，“唱赞道引”，非“伏匿”者所敢望了。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五月二十日及次日，上海无线电播音由冯明权先生讲给我们一种奇书：《抱经堂勉学家训》（据《大美晚报》）。这是从未前闻的书，但看见下署“颜子推”〔９〕，便可以悟出是颜之推《家训》中的《勉学篇》了。曰“抱经堂”者，当是因为曾被卢文鞍〔１０〕印入《抱经堂丛书》中的缘故。所讲有这样的一段——“有学艺者，触地而安。自荒乱已来，诸见俘虏，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虽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以此观之，汝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小人也。……谚曰，‘积财千万，不如薄伎在身。’伎之易习而可贵者，无过读书也。” 这说得很透彻：易习之伎，莫如读书，但知读《论语》《孝经》，则虽被俘虏，犹能为人师，居一切别的俘虏之上。这种教训，是从当时的事实推断出来的，但施之于金元而准，按之于明清之际而亦准。现在忽由播音，以“训”听众，莫非选讲者已大有感于方来，遂绸缪于未雨么？ “儒者之泽深且远”，即小见大，我们由此可以明白“儒术”，知道“儒效”了。五月二十七日。 CC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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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