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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呐喊》捷克译本序言

记得世界大战之后,许多新兴的国家出现的时候,我们曾经非常高兴过,因为我们也是曾被压迫,挣扎出来的人民。捷克的兴起〔2〕,自然为我们所大欢喜;但是奇怪,我们又很疏远,例如我,就没有认识过一个捷克人,看见过一本捷克书,前几年到了上海,才在店铺里目睹了捷克的玻璃器。 我们彼此似乎都不很互相记得。但以现在的一般情况而论,这并不算坏事情,现在各国的彼此念念不忘,恐怕大抵未必是为了交情太好了的缘故。自然,人类最好是彼此不隔膜,相关心。然而最平正的道路,却只有用文艺来沟通,可惜走这条道路的人又少得很。 出乎意外地,译者竟首先将试尽这任务的光荣,加在我这里了。我的作品,因此能够展开在捷克的读者的面前,这在我,实在比被译成通行很广的别国语言更高兴。我想,我们两国,虽然民族不同,地域相隔,交通又很少,但是可以互相了解,接近的,因为我们都曾经走过苦难的道路,现在还在走——一面寻求着光明。 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一日,鲁迅。 CC 〔1〕本篇是作者应捷克汉学家普实克博士(DrJPrusek,1907—1980)之请而写的。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日上海出版的《中流》半月刊第一卷第四期曾据作者所有底稿刊出,题作《捷克文译本〈短篇小说选集〉序》。一九三七年收入《且介亭杂文末编》时,编者据底稿改题为《捷克译本》。现据《呐喊》捷克译本(《Vraua》)书前影印的手迹排印。捷克文译本译者为普实克和弗拉斯塔·诺沃特娜(VNovotná),收《呐喊》中小说八篇。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布拉格“人民文化”出版社出版。 〔2〕捷克的兴起捷克和斯洛伐克原先长期受奥匈帝国统治,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于一九一八年十月宣告独立,联合成立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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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文艺与革命(并冬芬来信)

鲁迅先生: 在《新闻报》〔2〕的《学海》栏内,读到你底一篇《文学和政治的歧途》的讲演,解释文学者和政治者之背离不合,其原因在政治者以得到目前的安宁为满足,这满足,在感觉锐敏的文学者看去,一样是胡涂不彻底,表示失望,终于遭政治家之忌,潦倒一生,站不住脚。我觉得这是世界各国成为定例的事实。最近又在《语丝》上读到《民众主义和天才》〔3〕和你底《“醉眼”中的朦胧》两篇文字,确实提醒了此刻现在做着似是而非的平凡主义和革命文学的迷梦的人们之朦胧不少,至少在我是这样。 我相信文艺思潮无论变到怎样,而艺术本身有无限的价值等级存在,这是不得否认的。这是说,文艺之流,从最初的什么主义到现在的什么主义,所写着的内容,如何不同,而要有精刻熟练的才技,造成一篇优美无媲的文艺作品,终是一样。一条长江,上流和下流所呈现的形相,虽然不同,而长江还是一条长江。我们看它那下流的广大深缓,足以灌田亩,驶巨舶,便忘记了给它形成这广大深缓的来源,已觉糊涂到透顶。若再断章取义,说:此刻现在,我们所要的是长江的下流,因为可以利用,增加我们的财富,上流的长江可以不要,有着简直无用。这是完全以经济价值去评断长江本身整个的价值了。这种评断,出于着眼在经济价值的商人之口,不足为怪;出于着眼在艺术价值的文艺家之口,未免昏乱至于无可救药了。因为拿艺术价值去评断长江之上流,未始没有意义,或竟比之下流较为自然奇伟,也未可知。 真与美是构成一件成功的艺术品的两大要素。而构成这真与美至于最高等级,便是造成一件艺术品,使它含有最高级的艺术价值,那便非赖最高级的天才不可了。如果这个论断可以否认,那末我们为什么称颂荷马,但丁,沙士比亚和歌德呢?我们为什么不能创造和他们同等的文艺作品呢,我们也有观察现象的眼,有运用文思的脑,有握管伸纸的手? 在现在,离开人生说艺术,固然有躲在象牙塔里忘记时代之嫌;而离开艺术说人生,那便是政治家和社会运动家的本相,他们无须谈艺术了。由此说,热心革命的人,尽可投入革命的群众里去,冲锋也好,做后方的工作也好,何必拿文艺作那既稳当又革命的勾当? 我觉得许多提倡革命文学的所谓革命文艺家,也许是把表现人生这句话误解了。他们也许以为十九世纪以来的文艺,所表现的都是现实的人生,在那里面,含有显著的时代精神。文艺家自惊醒了所谓“象牙之塔”的梦以后,都应该跟着时代环境奔走;离开时代而创造文艺,便是独善主义或贵族主义的文艺了。他们看到易卜生之伟大,看到陀斯妥以夫斯基的深刻,尤其看到俄国革命时期内的作家叶遂宁和戈理基们的热切动人;便以为现在此后的文艺家都须拿当时的生活现象来诅咒,刻划,予社会以改造革命的机会,使文艺变为民众的和革命的文艺。生在所谓“世纪末”的现代社会里面的人,除非是神经麻木了的,未始不会感到苦闷和悲哀。文艺家终比一般人感觉锐敏一点。摆在他们眼前的既是这么一个社会,蕴在他们心中的当有怎么一种情绪呢!他们有表现或刻划的才技,他们便要如实地写了出来,便无意地成为这时代的社会的呼声了。然而他们还是忠于自己,忠于自己的艺术,忠于自己的情知。易卜生被称颂为改革社会的先驱,陀思妥以夫斯基被称为人道主义的极致者,还须赖他们自己特有的精妙的才技,经几个真知灼见的批评者为之阐扬而后可。然而,真能懂得他们的艺术的,究竟还是少数。至于叶遂宁是碰死在自己的希望碑上不必说了,戈理基呢,听人说,已有点灰色了。这且不说。便是以艺术本身而论,他何常不崇尚真切精到的才技?我曾看到他的一首讥笑那不切实的诗人的诗。况且我们以艺术价值去衡量他的作品,是否他已是了不得的作家了,究竟还是疑问呵。 实在说,文艺家是不会抛弃社会的,他们是站在民众里面的。有一位否认有条件的文艺批评者,对于泰奴(Taine)〔4〕的时间条件,认为不确,其理由是:文艺家是看前五十年。我想,看前五十年的文艺家,还是站在那时候,以那时候的生活环境做地盘而出发,所以他毕竟是那时候的民众之一员,而能在朦胧平安中看出残缺和破败。他们便以熟练的才技,写出这种残缺和破败,于艺术上达到高级的价值为止,在他们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在创造时,他们也许只顾到艺术的精细微妙,并没想到如何激动民众,予民众以强烈的刺激,使他们血脉愤张,而从事于革命。 我们如果承认艺术有独立的无限的价值,艺术家有完成艺术本身最终目的之必要,那末我们便不能而且不应该撇开艺术价值去指摘艺术家的态度,这和拿艺术家的现实行为去评断他的艺术作品者一样可笑。波特来耳的诗并不因他的狂放而稍减其价值。浅薄者许要咒他为人群的蛇蝎,却不知道他底厌弃人生,正是他的渴慕人生之反一面的表白。我们平常讥刺一个人,还须观察到他的深处,否则便见得浮薄可鄙。至于拿了自己的似是而非的标准,既没有看到他的深处,又抛弃了衡量艺术价值的尺度,便无的放矢地攻刺一个忠于艺术的人,真的糊涂呢还是别有用意!这不过使我们觉到此#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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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第二篇 《书》与《诗》

《周礼》〔1〕,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2〕今已莫知其书为何等。假使五帝书诚为五典,则今惟《尧典》在《尚书》〔3〕中。 “尚者,上也。上所为,下所书也。”(王充《论衡》《须颂篇》)或曰:“言此上代以来之书。”(孔颖达《尚书正义》)纬书〔4〕谓“孔子求书,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断远取近,定可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为《尚书》,十八篇为《中候》。去三千一百二十篇。” (《尚书璇玑钤》)乃汉人侈大之言,不可信。《尚书》盖本百篇:《虞夏书》二十篇,《商书》《周书》各四十篇。〔5〕今本有序,相传孔子所为,言其作意(《汉书》《艺文志》),然亦难信,以其文不类也。〔6〕秦燔烧经籍,济南伏生〔7〕抱书藏山中,又失之。汉兴,景帝使鼂错往从口授,而伏生旋老死,仅得自《尧典》至《秦誓》二十八篇;故汉人尝以拟二十八宿。〔8〕《书》之体例有六:曰典,曰谟,曰训,曰诰,曰誓,曰命,〔9〕是称六体。然其中有《禹贡》〔10〕,颇似记,余则概为训下与告上之词,犹后世之诏令与奏议也。其文质朴,亦诘屈难读,距以藻韵为饰,俾便颂习,便行远之时,盖已远矣。晋卫宏〔11〕则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晓,使其女传言教错。齐人语多与颍川异,错所不知,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属读而已。”故难解之处多有。今即略录《尧典》中语,以见大凡: “……帝曰:畴咨若时,登庸。放齐曰:胤子朱,启明。帝曰:吁!嚚讼,可乎?帝曰:畴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鸠僝工。帝曰:吁!静言庸违,象恭,滔天!帝曰:咨,四岳!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佥曰:於,鲧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试可,乃已。 帝曰:往,钦哉!九载,绩用弗成。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 曰:明明,扬侧陋!师锡帝曰:有鳏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闻。如何?岳曰:瞽子。父顽,母嚚,象傲。 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帝曰:我其试哉。女于时观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 扬雄曰,“昔之说《书》者序以百,……《虞夏之书》浑浑尔,《商书》灏灏尔,《周书》噩噩尔。”(《法言》《问神》)〔12〕虞夏禅让,独饶治绩,敷扬休烈,故深大矣;周多征伐,上下相戒,事危而言切,则峻肃而不阿借;惟《商书》时有哀激之音,若缘厓而失其援,以为夷旷,所未详也。如《西伯戡黎》: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讫我殷命,格人元龟,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后人,惟王淫戏用自绝。故天弃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弗欲丧,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挚?今王其如台。王曰: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呜呼!乃罪多参在上,乃能责命于天?殷之即丧,指乃功,不无戮于尔邦!” 武帝时,鲁共王〔13〕坏孔子旧宅,得其末孙惠所藏之书,字皆古文。孔安国〔14〕以今文校之,得二十五篇,其五篇与伏生所诵相合,因并依古文,开其篇第,以隶古字写之,合成五十八篇。会巫盅事〔15〕起,不得奏上,乃私传其业于生徒,称《尚书》古文之学(《隋书》《经籍志》)。而先伏生所口授者,缘其写以汉隶,遂反称今文。 孔氏所传,既以值巫盅不行,遂有张霸〔16〕之徒,伪造《舜典》《汨作》等二十四篇,亦称古文书,而辞义芜鄙,不足取信于世。若今本孔传《古文尚书》,则为晋豫章梅赜〔17〕所奏上,独失《舜典》;至隋购募,乃得其篇,唐孔颖达〔18〕疏之,遂大行于世。宋吴棫〔19〕始以为疑;朱熹更比较其词,以为“今文多艰涩,而古文反平易”,“却似晋宋间文章”,并书序亦恐非安国作也。〔20〕明梅鷟〔21〕作《尚书考异》,尤力发其复,谓“《尚书》惟今文传自伏生口诵者为真古文。出孔壁中者,尽后儒伪作,大抵依约诸经《论》《孟》中语,并窃其字句而缘饰之”云。 诗歌之起,虽当早于记事,然葛天《八阕》,黄帝乐词〔22〕,仅存其名。《家语》谓舜弹五弦之琴,造《南风》之诗〔23〕曰: “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尚书大传》〔24〕又载其《卿云歌》云:“卿云烂兮,乣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辞仅达意,颇有古风,而汉魏始传,殆亦后人拟作。其可征信者,乃在《尚书》《皋陶谟》,(伪孔传《尚书》分之为《益稷》)曰: “……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庶尹允谐。 帝庸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时惟几。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扬言曰:念哉!率作兴事,慎乃宪,钦哉!屡省乃成,钦哉!乃赓载歌曰: 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帝曰:俞,往,钦哉!” 以体式言,至为单简,去其助字,实止三言,与后之“汤之《盘铭》〔25〕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同式;又虽亦偶字履韵,而朴陋无华,殊无以胜于记事。然此特君臣相勗,冀各#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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