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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嵇康集》序〔1〕

魏中散大夫《嵇康集》,在梁有十五卷,《录》一卷。至隋佚二卷。唐世复出,而失其《录》。宋以来,乃仅存十卷。 郑樵《通志》所载卷数,与唐不异者,盖转录旧记,非由目见。王楙已尝辨之矣〔2〕。至于椠刻,宋元者未尝闻,明则有嘉靖乙酉黄省曾本,汪士贤《二十一名家集》〔3〕本,皆十卷。在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者,合为一卷,张燮所刻者又改为六卷,〔4〕盖皆从黄本出,而略正其误,并增逸文。张燮本更变乱次第,弥失其旧。惟程荣刻十卷本〔5〕,较多异文,所据似别一本,然大略仍与他本不甚远。清诸家藏书簿所记,又有明吴宽丛书堂钞本,谓源出宋椠,又经匏庵手校,故虽迻录,校文者亦为珍秘。予幸其书今在京师图书馆,乃亟写得之,更取黄本雠对,知二本根源实同,而互有讹夺。惟此所阙失,得由彼书补正,兼具二长,乃成较胜。旧校亦不知是否真出匏庵手?要之盖不止一人。先为墨校,增删最多,且常灭尽原文,至不可辨;所据又仅刻本,并取彼之讹夺,以改旧钞。后又有朱校二次,亦据刻本,凡先所幸免之字,辄复涂改,使悉从同。盖经朱墨三校,而旧钞之长,且泯绝矣。 今此校定,则排摈旧校,力存原文。其为浓墨所灭,不得已而从改本者,则曰:字从旧校,以著可疑。义得两通,而旧校辄改从刻本者,则曰:各本作某,以存其异。既以黄省曾,汪士贤,程荣,张溥,张燮五家刻本比勘讫,复取《三国志》注,《晋书》,《世说新语》注,《野客丛书》,胡克家翻宋尤袤本《文选》〔6〕李善注,及所著《考异》,宋本《文选》六臣注〔7〕,相传唐钞《文选集注》残本〔8〕,《乐府诗集》,《古诗纪》〔9〕,及陈禹谟刻本《北堂书钞》,胡缵宗本《艺文类聚》,锡山安国刻本《初学记》,鲍崇城刻本《太平御览》〔10〕等所引,著其同异。姚莹所编《乾坤正气集》〔11〕中,亦有中散文九卷,无所正定,亦不复道。而严可均《全三国文》,孙星衍《续古文苑》〔12〕所收,则间有勘正之字,因并录存,以备省览。若其集作如此,而刻本已改者,如“俧”为“愆”,“寤”为“悟”; 或刻本较此为长,如“遊”为“游”,“泰”为“太”,“慾”为“欲”,“樽”为“尊”,“殉”为“徇”,“饬”为“饰”,“闲”为“閒”,“蹔”为“暂”,“脩”为“修”,“壹”为“一”,“途”为“塗”,“返”为“反”,“捨”为“舍”,“弦”为“絃”;或此较刻本为长,如“饑”为“饥”,“陵”为“淩”,“熟”为“孰”,“玩”为“翫”,“災”为“灾”;或虽异文而俱得通,如“迺”与“乃”,“郄”与“吝”,“强”与“彊”,“于”与“於”,“无”“毋”与“無”,其数甚众,皆不复著,以省烦累。又审旧钞原亦不足十卷,其第一卷有阙叶,第二卷佚前,有人以《琴赋》足之。第三卷佚后,有人以《养生论》足之。第九卷当为《难宅无吉凶摄生论》下,而全佚,则分第六卷中之《自然好学论》等二篇为第七卷,改第七,第八两卷为八,九两卷,以为完书。黄,汪,程三家刻本皆如此,今亦不改。盖较王楙所见之缮写十卷本,卷数无异,而实佚其一卷及两半卷矣。原又有目录在前,然是校后续加,与黄本者相似。今据本文,别造一卷代之,并作《逸文考》,《著录考》各一卷附于末。恨学识荒陋,疏失盖多,亦第欲存留旧文,得稍流布焉尔。 中华民国十有三年六月十一日会稽序。 ※ ※ ※ 〔1〕本篇写于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一日,原载一九三八年版《鲁迅全集》第九卷《嵇康集》。 〔2〕王楙(1151—1213)字勉夫,宋代长洲(今江苏苏州)人。 著有《野客丛书》三十卷。关于王楙辨《通志》所载《嵇康集》卷数语,参看本书《〈嵇康集〉著录考》中《四库全书总目》条引文。 〔3〕汪士贤明代歙县(今属安徽)人。《二十一名家集》即《汉魏诸名家集》,一二三卷,刊行于明代万历年间,内有《嵇中散集》十卷。 〔4〕《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共一一八卷,内有《嵇中散集》一卷。张燮,字绍和,明代龙溪(今福建漳州)人。万历举人。刻有《七十二名家集》,内收《嵇中散集》六卷。 〔5〕程荣字伯仁,明代歙县人。刻有《嵇中散集》十卷。 〔6〕尤袤本《文选》刊于南宋淳熙八年(1181),是现存《文选》最早的完整刻本。 〔7〕宋本《文选》六臣注《文选》除李善注本外,还有唐代开元时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合注本,世称“五臣注”。宋人将两本合刻,称《文选六臣注》。 〔8〕相传唐钞《文选集注》残本未题集注者名,与六臣注本略有异同。该书将《文选》析为一二○卷,已残缺。原藏日本金译文库,罗振玉借得十六卷,于一九一八年影印,收入《嘉草轩丛书》。 〔9〕《乐府诗集》诗歌总集,宋代郭茂倩编,一百卷。辑录汉魏至五代乐府歌辞,兼及先秦至魏末歌谣。《古诗纪》,原名《诗纪》,诗歌总集,明代冯惟讷编,一五六卷。辑录汉代至隋代诗,兼及古逸诗等。 〔10〕陈禹谟(1548—1618#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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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批评家的批评家

倪朔尔 情势也转变得真快,去年以前,是批评家和非批评家都批评文学,自然,不满的居多,但说好的也有。去年以来,却变了文学家和非文学家都翻了一个身,转过来来批评批评家了。 这一回可是不大有人说好,最彻底的是不承认近来有真的批评家。即使承认,也大大的笑他们胡涂。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往往用一个一定的圈子向作品上面套〔2〕,合就好,不合就坏。 但是,我们曾经在文艺批评史上见过没有一定圈子的批评家吗?都有的,或者是美的圈,或者是真实的圈,或者是前进的圈。没有一定的圈子的批评家,那才是怪汉子呢。办杂志可以号称没有一定的圈子,而其实这正是圈子,是便于遮眼的变戏法的手巾。譬如一个编辑者是唯美主义者罢,他尽可以自说并无定见,单在书籍评论上,就足够玩把戏。倘是一种所谓“为艺术的艺术”的作品,合于自己的私意的,他就选登一篇赞成这种主义的批评,或读后感,捧着它上天;要不然,就用一篇假急进的好像非常革命的批评家的文章,捺它到地里去。读者这就被迷了眼。但在个人,如果还有一点记性,却不能这么两端的,他须有一定的圈子。我们不能责备他有圈子,我们只能批评他这圈子对不对。 然而批评家的批评家会引出张献忠考秀才的古典来:先在两柱之间横系一条绳子,叫应考的走过去,太高的杀,太矮的也杀,于是杀光了蜀中的英才。〔3〕这么一比,有定见的批评家即等于张献忠,真可以使读者发生满心的憎恨。但是,评文的圈,就是量人的绳吗?论文的合不合,就是量人的长短吗?引出这例子来的,是诬陷,更不是什么批评。一月十七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一日《申报·自由谈》。 〔2〕用一个一定的圈子向作品上面套等论调,曾见于当时《现代》月刊所载的文章。如第四卷第三期(一九三四年一月)载刘莹姿《我所希望于新文坛上之批评家者》一文,说批评家“拿一套外国或本国的时髦圈子来套量作品的高低大小”,“这是充分地表明了我国新文坛尚无真挚伟大的批评家。”又第四卷第一期(一九三三年十一月)载苏汶《新的公式主义》一文中说:“友人张天翼君在他的短篇集《蜜蜂》的‘自题’里,对于近来的一些批评家,曾经说了几句很有趣的话,他说:‘他(指一位批评者——汶注)是不知从什么地方拿来了一个圈子,就拿这去套一切的文章。小了不合适,大了套不进:不行。恰恰套住:行。’” 〔3〕关于张献忠考秀才的说法,见清代彭遵泗的《蜀碧》一书:“贼诡称试士,于贡院前左右,设长绳离地四尺,按名序立,凡身过绳者,悉驱至西门外青羊宫杀之,前后近万人,笔砚委积如山。”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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