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风-华文苑-中华文学苑

中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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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乐九章。歌公卿第八

蹇蹇三事，师师百僚。群龙在职，振鹭盈朝。丰金辉首，珮玉鸣腰。青蒲翼翼，丹地翘翘。歌云佐汉，捧日匡尧。天工人代，邈邈昭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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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照邻

送周长史

青枫树里宣城郡，独佐诸侯上板桥。江客亦能传好信，山僧多解说南朝。云阴出浦看帆小，草色连天见雁遥。别有空园落桃杏，知将丝组系兰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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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端

雨晴游洞宫山天庄观坐间复雨（近水松篁锁翠微）

【雨晴游洞宫山天庄观坐间复雨】近水松篁锁翠微，洞天宫殿对清晖。快晴似为酴縻计，急雨还妨燕子飞。道士昼闲丹灶泠，山童晓出药苗肥。拂床不用勤留客，我困文书自怕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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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游

洞庭入澧江寄巴丘故人

四月桑半枝，吴蚕初弄丝。江行好风日，燕舞轻波时。去事旋成梦，来欢难预期。唯凭东流水，日夜寄相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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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群玉

桃源忆故人（春暮）

画桥流水飞花舞。柳外斜风细雨。红瘦绿肥春暮。肠断桃源路。欢随仙子乘鸾去。镂月裁云何处。唯有病和愁绪。肯伴刘郎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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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

听蜀僧浚弹琴

蜀僧抱绿绮，西下峨嵋峰。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客心洗流水，余响入霜钟。不觉碧山暮，秋云暗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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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

浣溪沙（咏梅）

月样婵娟雪样清。索强先占百花春。于中烛底好精神。多恨肌肤元自瘦，半残妆粉不B62C匀。十分全似那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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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滂

吴。青盖

历数将终势已摧，不修君德更堪哀。被他青盖言相误，元是须教入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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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

浣溪沙·端午

轻汗微微透碧纨，明朝端午浴芳兰。流香涨腻满晴川。彩线轻缠红玉臂，小符斜挂绿云鬟。佳人相见一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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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

癸巳除夕偶成

其一千家笑语漏迟迟，忧患潜从物外知。悄立市桥人不识，一星如月看多时。其二年年此夕费吟呻，儿女灯前窃笑频。汝辈何知吾自悔，枉抛心力作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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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景仁

与元丹丘方城寺谈玄作

茫茫大梦中，惟我独先觉。腾转风火来，假合作容貌。灭除昏疑尽，领略入精要。澄虑观此身，因得通寂照。朗悟前後际，始知金仙妙。幸逢禅居人，酌玉坐相召。彼我君若丧，云山岂殊调。清风生虚空，明月见谈笑。怡然青莲宫，永愿恣游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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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

醉落魄（题藕花洲尼扇）

春温红玉。纤衣学翦娇鸦绿。夜香烧短银屏烛。偷掷金钱，重把寸心卜。翠深不碍鸳鸯宿。采菱谁记当时曲。青山南畔红云北。一叶波心，明灭澹妆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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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文英

念奴娇（余年十八寓符离，临行，作此词）

媚容素态，比群花、赢了风流颜色。昵枕低帏销受得，□□轻怜深惜。怎望如今，瓶沈簪折，蓦地成疏隔。□□夕雨，甚时重见踪迹。门外暂泊兰舟，一行霜树，□一重山碧。泪眼相看争忍望，天际孤村寒驿。汴水无情，催人东去，去也添愁寂。鳞鸿方便，为人传个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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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觌

清平乐（寿林守）

钗头蝴蝶。趁舞梅边雪。酒泻黄滕光夺月。岁岁年年蕉叶。边城莺唤春归。沙场马到秋肥。□□熊韬虎略，换渠金甲牙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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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机

山寺律僧画兰竹图

偶来绝顶兴无穷，独有山僧笔最工。绿径日长袁户在，紫荃秋晚谢庭空。离花影度湘江月，遗珮香生洛浦风。欲结岁寒盟不去，忘机相对画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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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融

Ｍ君寄给我一封剪下来的报章。这是近十来年常有的事情，有时是杂志。闲暇时翻检一下，其中大概有一点和我相关的文章，甚至于还有“生脑膜炎”〔２〕之类的恶消息。这时候，我就得预备大约一块多钱的邮票，来寄信回答陆续函问的人们。至于寄报的人呢，大约有两类：一是朋友，意思不过说，这刊物上的东西，有些和你相关；二，可就难说了，猜想起来，也许正是作者或编者，“你看，咱们在骂你了！”用的是《三国志演义》上的“三气周瑜”或“骂死王朗”的法子。不过后一种近来少一些了，因为我的战术是暂时搁起，并不给以反应，使他们诸公的刊物很少有因我而蓬蓬勃勃之望，到后来却也许会去拨一拨谁的下巴：这于他们诸公是很不利的。Ｍ君是属于第一类的；剪报是天津《益世报》〔３〕的《文学副刊》。其中有一篇张露薇〔４〕先生做的《略论中国文坛》，下有一行小注道：“偷懒，奴性，而忘掉了艺术”。只要看这题目，就知道作者是一位勇敢而记住艺术的批评家了。看起文章来，真的，痛快得很。我以为介绍别人的作品，删节实在是极可惜的，倘有妙文，大家都应该设法流传，万不可听其泯灭。不过纸墨也须顾及，所以只摘录了第二段，就是“永远是日本人的追随者的作家”在这里，也万不能再少，因为我实在舍不得了—— “奴隶性是最‘意识正确’的东西，于是便有许多人跟着别人学口号。特别是对于苏联，在目前的中国，一般所谓作家也者，都怀着好感。可是，我们是人，我们应该有自己的人性，对于苏联的文学，尤其是对于那些由日本的浅薄的知识贩卖者所得来的一知半解的苏联的文学理论家与批评家的话，我们所取的态度决不该是应声虫式的；我们所需要的介绍的和模仿的（其实是只有抄袭和盲目的应声）方式也决不该是完全出于热情的。主观是对于事物的选择，客观才是对于事物的方法。我们有了一般奴隶性极深的作家，于是我们便有无数的空虚的标语和口号。 “然而我们没有几个懂得苏联的文学的人，只有一堆盲目的赞美者和零碎的翻译者，而赞美者往往是牛头不对马嘴的胡说，翻译者又不配合于他们的工作，不得不草率，不得不‘硬译’，不得不说文不对题的话，一言以蔽之，他们的能力永远是对不起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意识’虽然正确了，可是他们的工作却永远是不正确的。 “从苏联到中国是很近的，可是为什么就非经过日本人的手不可？我们在日本人的群中并没有发现几个真正了解苏联文学的新精神的人，为什么偏从浅薄的日本知识阶级中去寻我们的食粮？这真是一件可耻的事实。我们为什么不直接的了解？为什么不取一种纯粹客观的工作的态度？为什么人家唱‘新写实主义’，我们跟着喊，人家换了‘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我们又跟着喊；人家介绍纪德，我们才叫；人家介绍巴尔扎克，我们也号；然而我敢预言，在一千年以内：绝不会见到那些介绍纪德，巴尔扎克的人们会给中国的读者译出一两本纪德，巴尔扎克的重要著作来，全集更不必说。 “我们再退一步，对于那些所谓‘文学遗产’，我们并不要求那些跟着人家对喊‘文学遗产’的人们担负把那些‘文学遗产’送给中国的‘大众’的责任。可是我们却要求那些人们有承受那些‘遗产’的义务，这自然又是谈不起来的。我们还记得在庆祝高尔基的四十年的创作生活的时候，中国也有鲁迅，丁玲一般人发了庆祝的电文；这自然是冠冕堂皇的事情。然而那一群签名者中有几个读过高尔基的十分之一的作品？有几个是知道高尔基的伟大在那儿的？……中国的知识阶级就是如此浅薄，做应声虫有余，做一个忠实的，不苟且的，有理性的文学创作者和研究者便不成了。” 五月廿九日天津《益世报》。我并不想因此来研究“奴隶性是最‘意识正确’的东西”，“主观是对于事物的选择，客观才是对于事物的方法”这些难问题；我只要说，诚如张露薇先生所言，就是在文艺上，我们中国也的确太落后。法国有纪律和巴尔扎克〔５〕，苏联有高尔基，我们没有；日本叫喊起来了，我们才跟着叫喊，这也许真是“追随”而且“永远”，也就是“奴隶性”，而且是“最‘意识正确’的东西”。但是，并不“追随”的叫喊其实是也有一些的，林语堂先生说过：“……其在文学，今日绍介波兰诗人，明日绍介捷克文豪，而对于已经闻名之英美法德文人，反厌为陈腐，不欲深察，求一究竟。……此种流风，其弊在浮，救之之道，在于学。”（《人间世》二十八期《今文八弊》中）南北两公，眼睛都有些斜视，只看了一面，各骂了一面，独跳犹可，并排跳舞起来，那“勇敢”就未免化为有趣了。不过林先生主张“求一究竟”，张先生要求“直接了解”，这“实事求是”之心，两位是大抵一致的，不过张先生比较的悲观，因为他是“豫言”家，断定了“在一千年以内，绝不会见到那些绍介纪德，巴尔扎克的人们会给中国的读者译出一两本纪德，巴尔扎克的重要著作来，全集更不必说”的缘故。照这“豫言”看起来，“直接了解”的张露薇先生自己，当然是一定不译的了；别人呢，我还想存疑，但可惜我活不到一千年，决没有目睹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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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