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风-华文苑-中华文学苑

中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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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杨比部员外暮宿琴堂朝跻书阁率尔见赠之作（作王维）

闲拂檐尘看，鸣琴候月弹。桃源迷汉姓，松径有秦官。空谷归人少，青山背日寒。羡君栖隐处，遥望在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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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照邻

春山夜月

春山多胜事，赏玩夜忘归。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兴来无远近，欲去惜芳菲。南望鸣钟处，楼台深翠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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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

杂言奉和圣制至承光院见自生藤感其得地因以成咏应制

新藤正可玩，得地又蓬时。罗生密叶交绿蔓，欲布清阴垂紫蕤。已带朝光暖，犹含轻露滋。遥依千华殿，稍上万年枝。余芳连桂树，积润傍莲池。岂如幽谷无人见，空覆荒榛杂兔丝。圣心对此应有感，隐迹如斯谁复知。怀贤劳永叹，比物赋新诗。聘丘园，访茅茨，为谢中林士，王道本无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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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

品令（秋日感怀）

情难托。离愁重、悄愁没处安著。那堪更、一叶知秋后，天色儿、渐冷落。马上征衫频＿泪，一半斑斑却。别来为、思忆叮咛话，空赢得、瘦如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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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长卿

覆落后呈同年

由来梁雁与冥鸿，不合翩翩向碧空。寒谷谩劳邹氏律，长天独遇宋都风。此时泣玉情虽异，他日衔环事亦同。二月春光正摇荡，无因得醉杏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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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

自遣诗（无多药圃近南荣）

【自遣诗】无多药圃近南荣，[1] 合有新苗次第生。[2] 稚子不知名品上，[3] 恐随春草斗输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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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龟蒙

张承禄今年上海的过旧年，比去年热闹。文字上和口头上的称呼，往往有些不同：或者谓之“废历”〔２〕，轻之也；或者谓之“古历”，爱之也。但对于这“历”的待遇是一样的：结账，祀神，祭祖，放鞭炮，打马将，拜年，“恭喜发财”！虽过年而不停刊的报章上，也已经有了感慨；〔３〕但是，感慨而已，到底胜不过事实。有些英雄的作家，也曾经叫人终年奋发，悲愤，纪念。但是，叫而已矣，到底也胜不过事实。中国的可哀的纪念太多了，这照例至少应该沉默；可喜的纪念也不算少，然而又怕有“反动分子乘机捣乱”〔４〕，所以大家的高兴也不能发扬。几经防遏，几经淘汰，什么佳节都被绞死，于是就觉得只有这仅存残喘的“废历”或“古历”还是自家的东西，更加可爱了。那就格外的庆贺——这是不能以“封建的余意”一句话，轻轻了事的。叫人整年的悲愤，劳作的英雄们，一定是自己毫不知道悲愤，劳作的人物。在实际上，悲愤者和劳作者，是时时需要休息和高兴的。·古·埃·及·的·奴·隶·们，·有·时·也·会·冷·然·一·笑。·这·是·蔑·视·一·切·的·笑。·不·懂·得·这·笑·的·意·义·者，·只·有·主·子·和·自·安·于·奴·才·生·活，·而·劳·作·较·少，·并·且·失·了·悲·愤·的·奴·才。我不过旧历年已经二十三年了，这回却连放了三夜的花爆〔５〕，使隔壁的外国人也“嘘”了起来：这却和花爆都成了我一年中仅有的高兴。二月十五日。〔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七日《申报·自由谈》。〔２〕“废历”指阴历（或称夏历）。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一月二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通令各省废除阴历，改用阳历。后来，国民党政府又再三下过这样的通令。〔３〕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三日（夏历除夕），《申报号外·本埠增刊》临时增加的副刊《不自由谈》上有署名非人的《开场白》说：“编辑先生们辛苦了一年，在这几天寒假里头，本想可以还我自由自在的身，写写意意，享几天难得享到的幸福。不料突然地接到一道命令：说不但要出号外，并且要屁股两排，没有办法，只得再来放几个屁。”〔４〕“反动分子乘机捣乱”参看《伪自由书·“多难之月”》及其注〔４〕。〔５〕花爆即花炮、爆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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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秣陵

牛首开天阙，龙岗抱帝宫。六朝春草里，万井落花中。访旧乌衣少，听歌玉树空。如何亡国恨，尽在大江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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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大均

荆山夜泊与亲友遇

山海两分歧，停舟偶此期。别来何限意，相见却无词。坐永神疑梦，愁多鬓欲丝。趋名易迟晚，此去莫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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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

寄许浑秀才

文字饥难煮，为农策最良。兴来鉏晓月，倦后卧斜阳。秋稼连千顷，春花醉几场。任他名利客，车马闹康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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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尧藩

菩萨蛮（代赠）

端端正正人如月。孜孜媚媚花如颊。花月不如人。眉眉眼眼春。沈香添小炷。共挹熏炉语。香解著人衣。君心蝴蝶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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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滂

非有复译不可

好像有人说过，去年是“翻译年”〔２〕；其实何尝有什么了不起的翻译，不过又给翻译暂时洗去了恶名却是真的。可怜得很，还只译了几个短篇小说到中国来，创作家就出现了，说它是媒婆，而创作是处女。〔３〕在男女交际自由的时候，谁还喜欢和媒婆周旋呢，当然没落。后来是译了一点文学理论到中国来，但“批评家”幽默家之流又出现了，说是“硬译”，“死译”，“好像看地图”〔４〕，幽默家还从他自己的脑子里，造出可笑的例子来〔５〕，使读者们“开心”，学者和大师们的话是不会错的，“开心”也总比正经省力，于是乎翻译的脸上就被他们画上了一条粉。但怎么又来了“翻译年”呢，在并无什么了不起的翻译的时候？不是夸大和开心，它本身就太轻飘飘，禁不起风吹雨打的缘故么？于是有些人又记起了翻译，试来译几篇。但这就又是“批评家”的材料了，其实，正名定分，他是应该叫作“唠叨家”的，是创作家和批评家以外的一种，要说得好听，也可以谓之“第三种”。他像后街的老虔婆一样，并不大声，却在那里唠叨，说是莫非世界上的名著都译完了吗，你们只在译别人已经译过的，有的还译过了七八次。记得中国先前，有过一种风气，遇见外国——大抵是日本——有一部书出版，想来当为中国人所要看的，便往往有人在报上登出广告来，说“已在开译，请万勿重译为幸”。他看得译书好像订婚，自己首先套上约婚戒指了，别人便莫作非分之想。自然，译本是未必一定出版的，倒是暗中解约的居多；不过别人却也因此不敢译，新妇就在闺中老掉。这种广告，现在是久不看见了，但我们今年的唠叨家，却正继承着这一派的正统。他看得翻译好像结婚，有人译过了，第二个便不该再来碰一下，否则，就仿佛引诱了有夫之妇似的，他要来唠叨，当然罗，是维持风化。但在这唠叨里，他不也活活的画出了自己的猥琐的嘴脸了么？前几年，翻译的失了一般读者的信用，学者和大师们的曲说固然是原因之一，但在翻译本身也有一个原因，就是常有胡乱动笔的译本。不过要击退这些乱译，诬赖，开心，唠叨，都没有用处，唯一的好方法是又来一回复译，还不行，就再来一回。譬如赛跑，至少总得有两个人，如果不许有第二人入场，则先在的一个永远是第一名，无论他怎样蹩脚。所以讥笑复译的，虽然表面上好像关心翻译界，其实是在毒害翻译界，比诬赖，开心的更有害，因为他更阴柔。而且复译还不止是击退乱译而已，即使已有好译本，复译也还是必要的。曾有文言译本的，现在当改译白话，不必说了。即使先出的白话译本已很可观，但倘使后来的译者自己觉得可以译得更好，就不妨再来译一遍，无须客气，更不必管那些无聊的唠叨。取旧译的长处，再加上自己的新心得，这才会成功一种近于完全的定本。但因言语跟着时代的变化，将来还可以有新的复译本的，七八次何足为奇，何况中国其实也并没有译过七八次的作品。如果已经有，中国的新文艺倒也许不至于现在似的沉滞了。三月十六日。 CC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四月上海《文学》月刊第四卷第四号“文学论坛”栏，署名庚。〔２〕“翻译年”当系一九三五年。《文学》第四卷第一号（一九三五年一月）“文学论坛”栏载有《今年该是什么年》一文，其中说：“过去的一年是‘杂志年’，这好像大家都已承认了。今年该是什么年呢？记得也早已有人预测过——不，祝愿过——该是‘翻译年’。”〔３〕郭沫若在一九二一年二月《民铎》月刊第二卷第五号发表致该刊编者李石岑的信中说：“我觉得国内人士只注重媒婆，而不注重处子；只注重翻译，而不注重产生。”认为“处子应当尊重，媒婆应当稍加遏抑。” 〔４〕指梁实秋。他在《新月》第二卷第六、七号合刊（一九二九年九月）发表的《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一文中，指摘鲁迅的翻译是“硬译”、“死译”，并说：“读这样的书，就如同看地图一般，要伸着手指来寻找句法的线索位置。”参看《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５〕指刘半农。他在《中国文法通论》的《四版附言》中，故意将《论语·学而》中的“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句，按欧化句法排列成几种句式，加以嘲笑。参看《花边文学·玩笑只当它玩笑（上）》。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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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