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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和名言

《太白》〔2〕二卷七期上有一篇南山先生的《保守文言的第三道策》〔3〕,他举出:第一道是说“要做白话由于文言做不通”,第二道是说“要白话做好,先须文言弄通”。十年之后,才来了太炎先生的第三道,“他以为你们说文言难,白话更难。理由是现在的口头语,有许多是古语,非深通小学就不知道现在口头语的某音,就是古代的某音,不知道就是古代的某字,就要写错。……” 太炎〔4〕先生的话是极不错的。现在的口头语,并非一朝一夕,从天而降的语言,里面当然有许多是古语,既有古语,当然会有许多曾见于古书,如果做白话的人,要每字都到《说文解字》里去找本字,那的确比做任用借字的文言要难到不知多少倍。然而自从提倡白话以来,主张者却没有一个以为写白话的主旨,是在从“小学”里寻出本字来的,我们就用约定俗成的借字。诚然,如太炎先生说:“乍见熟人而相寒暄曰‘好呀’,‘呀’即‘乎’字;应人之称曰‘是唉’,‘唉’即‘也’字。”但我们即使知道了这两字,也不用“好乎”或“是也”,还是用“好呀”或“是唉”。因为白话是写给现代的人们看,并非写给商周秦汉的鬼看的,起古人于地下,看了不懂,我们也毫不畏缩。所以太炎先生的第三道策,其实是文不对题的。这缘故,是因为先生把他所专长的小学,用得范围太广了。 我们的知识很有限,谁都愿意听听名人的指点,但这时就来了一个问题:听博识家的话好,还是听专门家的话好呢?解答似乎很容易:都好。自然都好;但我由历听了两家的种种指点以后,却觉得必须有相当的警戒。因为是:博识家的话多浅,专门家的话多悖的。 博识家的话多浅,意义自明,惟专门家的话多悖的事,还得加一点申说。他们的悖,未必悖在讲述他们的专门,是悖在倚专家之名,来论他所专门以外的事。社会上崇敬名人,于是以为名人的话就是名言,却忘记了他之所以得名是那一种学问或事业。名人被崇奉所诱惑,也忘记了自己之所以得名是那一种学问或事业,渐以为一切无不胜人,无所不谈,于是乎就悖起来了。其实,专门家除了他的专长之外,许多见识是往往不及博识家或常识者的。太炎先生是革命的先觉,小学的大师,倘谈文献,讲《说文》,当然娓娓可听,但一到攻击现在的白话,便牛头不对马嘴,即其一例。还有江亢虎〔5〕博士,是先前以讲社会主义出名的名人,他的社会主义到底怎么样呢,我不知道。只是今年忘其所以,谈到小学,说“‘德’之古字为‘?’,从‘?’从‘心’,‘?’即直觉之意”,却真不知道悖到那里去了,他竟连那上半并不是曲直的直字这一点都不明白〔6〕。这种解释,却须听太炎先生了。 不过在社会上,大概总以为名人的话就是名言,既是名人,也就无所不通,无所不晓。所以译一本欧洲史,就请英国话说得漂亮的名人校阅,编一本经济学,又乞古文做得好的名人题签;学界的名人绍介医生,说他“术擅岐黄”〔7〕,商界的名人称赞画家,说他“精研六法”〔8〕。……这也是一种现在的通病。德国的细胞病理学家维尔晓(Virchow)〔9〕,是医学界的泰斗,举国皆知的名人,在医学史上的位置,是极为重要的,然而他不相信进化论,他那被教徒所利用的几回讲演,据赫克尔(Haeckel)〔10〕说,很给了大众不少坏影响。因为他学问很深,名甚大,于是自视甚高,以为他所不解的,此后也无人能解,又不深研进化论,便一口归功于上帝了。现在中国屡经绍介的法国昆虫学大家法布耳(Fabre)〔11〕,也颇有这倾向。他的著作还有两种缺点:一是嗤笑解剖学家,二是用人类道德于昆虫界。但倘无解剖,就不能有他那样精到的观察,因为观察的基础,也还是解剖学;农学者根据对于人类的利害,分昆虫为益虫和害虫,是有理可说的,但凭了当时的人类的道德和法律,定昆虫为善虫或坏虫,却是多余了。有些严正的科学者,对于法布耳的有微词,实也并非无故。但倘若对这两点先加警戒,那么,他的大著作《昆虫记》十卷,读起来也还是一部很有趣,也很有益的书。 不过名人的流毒,在中国却较为利害,这还是科举的余波。那时候,儒生在私塾里揣摩高头讲章,和天下国家何涉,但一登第,真是“一举成名天下知”,他可以修史,可以衡文,可以临民,可以治河;到清朝之末,更可以办学校,开煤矿,·练·新·军,·造·战·舰,·条·陈·新·政,出洋考察了。成绩如何呢,不待我多说。 这病根至今还没有除,一成名人,便有“满天飞”之概。我想,自此以后,我们是应该将“名人的话”和“名言”分开来的,名人的话并不都是名言;许多名言,倒出自田夫野老之口。这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分别名人之所以名,是由于那一门,而对于他的专门以外的纵谈,却加以警戒。苏州的学子是聪明的,他们请太炎先生讲国学〔12〕,却不请他讲簿记学或步兵操典,——可惜人们却又不肯想得更细一点了。 我很自歉这回时时涉及了太炎先生。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这大约也无伤于先生的“日月之明”的。至于我的所说,可是我想,“愚者千虑,必有一得”,盖亦“悬诸#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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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黄祸

尤刚 现在的所谓“黄祸”,我们自己是在指黄河决口了,但三十年之前,并不如此。 那时是解作黄色人种将要席卷欧洲的意思的,有些英雄听到了这句话,恰如听得被白人恭维为“睡狮”一样,得意了好几年,准备着去做欧洲的主子。 不过“黄祸”这故事的来源,却又和我们所幻想的不同,是出于德皇威廉〔2〕的。他还画了一幅图,是一个罗马装束的武士,在抵御着由东方西来的一个人,但那人并不是孔子,倒是佛陀〔3〕,中国人实在是空欢喜。所以我们一面在做“黄祸”的梦,而有一个人在德国治下的青岛〔4〕所见的现实,却是一个苦孩子弄脏了电柱,就被白色巡捕提着脚,像中国人的对付鸭子一样,倒提而去了。 现在希特拉的排斥非日耳曼民族思想,方法是和德皇一样的。 德皇的所谓“黄祸”,我们现在是不再梦想了,连“睡狮”也不再提起,“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文章上也不很看见。倘是狮子,自夸怎样肥大是不妨事的,但如果是一口猪或一匹羊,肥大倒不是好兆头。我不知道我们自己觉得现在好像是什么了? 我们似乎不再想,也寻不出什么“象征”来,我们正在看海京伯〔5〕的猛兽戏,赏鉴狮虎吃牛肉,听说每天要吃一只牛。我们佩服国联〔6〕的制裁日本,我们也看不起国联的不能制裁日本;我们赞成军缩〔7〕的“保护和平”,我们也佩服希特拉的退出军缩;我们怕别国要以中国作战场,我们也憎恶非战大会。我们似乎依然是“睡狮”。 “黄祸”可以一转而为“福”,醒了的狮子也会做戏的。当欧洲大战时,我们有替人拚命的工人,青岛被占了,我们有可以倒提的孩子。 但倘说,二十世纪的舞台上没有我们的份,是不合理的。十月十七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日《申报·自由谈》。〔2〕德皇威廉指德皇威廉二世(WilhelmⅡ,1859—1941)。他曾鼓吹“黄祸”论,并在一八九五年绘制了一幅题词为“欧洲各国人民,保卫你们最神圣的财富!”的画,画上以基督教《圣经》中所说的上帝的天使长、英勇善战的米迦勒(德国曾把他作为自己的保护神)象征西方;以浓烟卷成的巨龙、佛陀象征来自东方的威胁。按“黄祸”论兴起于十九世纪末,盛行于二十世纪初,它宣称中国、日本等东方黄种民族的国家是威胁欧洲的祸害,为西方帝国主义对东方的奴役、掠夺制造舆论。 〔3〕佛陀梵文Buddha的音译,简称佛,是佛教对“觉行圆满”者的称呼。 〔4〕德国治下的青岛青岛于一八九七年被德帝国主义强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又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一九二二年由我国收回。 〔5〕海京伯(C.Hagenbeck,1844—1913)德国驯兽家,一八八七年创办海京伯马戏团。该团于一九三三年十月来我国上海演出。 〔6〕国联参看本卷第30页注〔7〕。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声称要期待国联的“公理判决”。一九三二年四月国联派调查团来中国,十月发表名为调解中日争端实则偏袒日本的报告书,主张东北各省脱离中国由国际共管。国民党政府竟对这一《报告书》佩服赞赏。但日本帝国主义为达到其独占中国的目的,无视国联意见,于一九三三年五月退出国联。国民党政府又对国联无力约束日本表示过不满。 〔7〕军缩指国际军缩(即裁军)会议,一九三二年二月起在日内瓦召开。当时中国一些报刊曾赞扬军缩会议,散布和平幻想。一九三三年十月希特勒宣布德国退出军缩会议,一些报刊又为希特勒扩军备战进行辩护,如同年十月十七日《申报》载《德国退出军缩会议后的动向》一文说:德国此举乃“为准备自己,原无不当,且亦适合于日尔曼民族之传统习惯”。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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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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