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风-华文苑-中华文学苑

中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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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闻本郡行春到旧山二首

一身从宦留京邑，五马遥闻到旧山。已领烟霞光野径，深惭老幼候柴关。清风借响松筠外，画隼停晖水石间。定掩溪名在图传，共知轩盖此登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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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景玄

送徐浩

渡口潮平促去舟，莫辞尊酒暂相留。弟兄聚散云边雁，踪迹浮沉水上鸥。千里好山青入楚，几家深树碧藏楼。知君此去情偏切，堂上椿萱雪满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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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融

南徐春日怀古

六代骄奢地，三春物象繁。灵湖通涨海，天堑隔中原。晓渡高帆驶，阴风巨舰翻。旌旗西日落，戈甲夏云屯。豹变资陈武，龙飞拥晋元。风流前事尽，文物旧仪存。邪侮尝移润，忠贞几度冤。兴亡山兀兀，今古水浑浑。露滴蜂偷蕊，莺啼日到轩。酒肠堆曲糵，诗思绕乾坤。愁梦全无蝶，离忧每愧萱。形骸劳大块，玉石任炎昆。出处宁由己，升沈未足言。且应中圣乐，坐起任昏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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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

紫阳花

何年植向仙坛上，早晚移栽到梵家。虽在人间人不识，与君名作紫阳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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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

乱后经表兄琼华观旧居

一去仙居似转蓬，再经花谢倚春丛。醉中篇什金声在，别后音书锦字空。长忆映碑逢若士，未曾携杖逐壶公。东风狼藉苔侵径，蕙草香销杏带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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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

登龙门敬善寺阁

独步危梯入杳冥，天风潇洒拂檐楹。禹门烟树正春色，少室云屏向晚晴。花落院深清禁闭，水分川阔绿芜平。琐窗朱槛同仙界，半夜缑山有鹤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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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沧

江行夜泊

白浪连空极渺漫，孤舟此夜泊中滩。岳阳秋霁寺钟远，渡口月明渔火残。绿绮韵高湘女怨，青葭色映水禽寒。乡遥楚国生归思，欲曙山光上木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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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沧

晦日宴高氏林亭（见《岁时杂咏》）

寻春游上路，追宴入山家。主第簪缨满，皇州景望华。玉池初吐溜，珠树始开花。欢娱方未极，林阁散馀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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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昂

瑶池(瑶池阿母绮窗开)

瑶池阿母绮窗开，黄竹歌声动地哀。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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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商隐

和麹典设扈从东郊忆弟使往安西冬至日恨不得同申拜庆

玉关方叱驭，桂苑正陪舆。桓岭嗟分翼，姜川限馈鱼。雪花含□晚，云叶带荆舒。重此西流咏，弥伤南至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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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峤

忆桃源

词以答之长生之话口相传。求丹金液全。混成一物作神仙。丁宁说与贤。休咽气，莫胡言。岂知造化玄。用铅投汞汞投铅。分明颠倒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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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

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

海畔尖山似剑芒，秋来处处割愁肠。若为化作身千亿，散向峰头望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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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

元遗山〔２〕在金元之际，为文宗，为遗献，为愿修野史，保存旧章的有心人，明清以来，颇为一部分人士所爱重。然而他生平有一宗疑案，就是为叛将崔立〔３〕颂德者，是否确实与他无涉，或竟是出于他的手笔的文章。金天兴元年（一二三二），蒙古兵围洛阳；次年，安平都尉京城西面元帅崔立杀二丞相，自立为郑王，降于元。惧或加以恶名，群小承旨，议立碑颂功德，于是在文臣间，遂发生了极大的惶恐，因为这与一生的名节相关，在个人是十分重要的。当时的情状，《金史》《王若虚〔４〕传》这样说——“天兴元年，哀宗走归德。明年春，崔立变，群小附和，请为立建功德碑。翟奕以尚书省命，召若虚为文。时奕辈恃势作威，人或少许，则谗"k立见屠灭。若虚自分必死，私谓左右司员外郎元好问曰，‘今召我作碑，不从则死，作之则名节扫地，不若死之为愈。虽然，我姑以理谕之。’……奕辈不能夺，乃召太学生刘祁麻革辈赴省，好问张信之喻以立碑事曰，‘众议属二君，且已白郑王矣！二君其无让。’祁等固辞而别。数日，促迫不已，祁即为草定，以付好问。好问意未惬，乃自为之，既成，以示若虚，乃共删定数字，然止直叙其事而已。后兵入城，不果立也。” 碑虽然“不果立”，但当时却已经发生了“名节”的问题，或谓元好问作，或谓刘祁〔５〕作，文证具在清凌廷堪〔６〕所辑的《元遗山先生年谱》中，兹不多录。经其推勘，已知前出的《王若虚传》文，上半据元好问《内翰王公墓表》，后半却全取刘祁自作的《归潜志》，被诬攀之说所蒙蔽了。凌氏辩之云，“夫当时立碑撰文，不过畏崔立之祸，非必取文辞之工，有京叔属草，已足塞立之请，何取更为之耶？”然则刘祁之未尝决死如王若虚，固为一生大玷，但不能更有所推诿，以致成为“塞责”之具，却也可以说是十分晦气的。然而，元遗山生平还有一宗大事，见于《元史》《张德辉》〔７〕传—— “世祖在潜邸，……访中国人材。德辉举魏璠，元裕，李冶等二十余人。……壬子，德辉与元裕北觐，请世祖为儒教大宗师，世祖悦而受之。因启：累朝有旨蠲儒户兵赋，乞令有司遵行。从之。” 以拓跋魏的后人与德辉，请蒙古小酋长为“汉儿”的“儒教大宗师”，在现在看来，未免有些滑稽，但当时却似乎并无訾议。盖蠲除兵赋，“儒户”均沾利益，清议操之于士，利益既沾，虽已将“儒教”呈献，也不想再来开口了。由此士大夫便渐渐的进身，然终因不切实用，又渐渐的见弃。但仕路日塞，而南北之士的相争却也日甚了。余阙〔８〕的《青阳先生文集》卷四《杨君显民诗集序》云——“我国初有金宋，天下之人，惟才是用之，无所专主，然用儒者为居多也。自至元以下，始浸用吏，虽执政大臣，亦以吏为之，……而中州之士，见用者遂浸寡。况南方之地远，士多不能自至于京师，其抱才缊者，又往往不屑为吏，故其见用者尤寡也。及其久也，则南北之士亦自町畦以相訾，甚若晋之与秦，不可与同中国，故夫南方之士微矣。” 然在南方，士人其实亦并不冷落。同书《送范立中赴襄阳诗序》云—— “宋高宗南迁，合淝遂为边地，守臣多以武臣为之。 ……故民之豪杰者，皆去而为将校，累功多至节制。郡中衣冠之族，惟范氏，商氏，葛氏三家而已。……皇元受命，包裹兵革，……诸武臣之子弟，无所用其能，多伏匿而不出。春秋月朔，郡太守有事于学，衣深衣，戴乌角巾，执笾豆?爵，唱赞道引者，皆三家之子孙也，故其材皆有所成就，至学校官，累累有焉。……虽天道忌满恶盈，而儒者之泽深且远，从古然也。” 这是“中国人才”们献教，卖经以来，“儒户”所食的佳果。虽不能为王者师，且次于吏者数等，而究亦胜于将门和平民者一等，“唱赞道引”，非“伏匿”者所敢望了。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五月二十日及次日，上海无线电播音由冯明权先生讲给我们一种奇书：《抱经堂勉学家训》（据《大美晚报》）。这是从未前闻的书，但看见下署“颜子推”〔９〕，便可以悟出是颜之推《家训》中的《勉学篇》了。曰“抱经堂”者，当是因为曾被卢文鞍〔１０〕印入《抱经堂丛书》中的缘故。所讲有这样的一段——“有学艺者，触地而安。自荒乱已来，诸见俘虏，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虽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以此观之，汝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小人也。……谚曰，‘积财千万，不如薄伎在身。’伎之易习而可贵者，无过读书也。” 这说得很透彻：易习之伎，莫如读书，但知读《论语》《孝经》，则虽被俘虏，犹能为人师，居一切别的俘虏之上。这种教训，是从当时的事实推断出来的，但施之于金元而准，按之于明清之际而亦准。现在忽由播音，以“训”听众，莫非选讲者已大有感于方来，遂绸缪于未雨么？ “儒者之泽深且远”，即小见大，我们由此可以明白“儒术”，知道“儒效”了。五月二十七日。 CC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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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