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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女人

国难期间,似乎女人也特别受难些。一些正人君子责备女人爱奢侈,不肯光顾国货。就是跳舞,肉感等等,凡是和女性有关的,都成了罪状。仿佛男人都做了苦行和尚,女人都进了修道院,国难就会得救似的。 其实那不是女人的罪状,正是她的可怜。这社会制度把她挤成了各种各式的奴隶,还要把种种罪名加在她头上。西汉末年,女人的“堕马髻”,“愁眉啼妆”〔2〕,也说是亡国之兆。其实亡汉的何尝是女人!不过,只要看有人出来唉声叹气的不满意女人的妆束,我们就知道当时统治阶级的情形,大概有些不妙了。 奢侈和淫靡只是一种社会崩溃腐化的现象,决不是原因。私有制度的社会,本来把女人也当做私产,当做商品。一切国家,一切宗教都有许多稀奇古怪的规条,把女人看做一种不吉利的动物,威吓她,使她奴隶般的服从;同时又要她做高等阶级的玩具。正像现在的正人君子,他们骂女人奢侈,板起面孔维持风化,而同时正在偷偷地欣赏着肉感的大腿文化。 阿剌伯的一个古诗人说:“地上的天堂是在圣贤的经书上,马背上,女人的胸脯上。”〔3〕这句话倒是老实的供状。 自然,各种各式的卖淫总有女人的份。然而买卖是双方的。没有买淫的嫖男,那里会有卖淫的娼女。所以问题还在买淫的社会根源。这根源存在一天,也就是主动的买者存在一天,那所谓女人的淫靡和奢侈就一天不会消灭。男人是私有主的时候,女人自身也不过是男人的所有品。也许是因此罢,她的爱惜家财的心或者比较的差些,她往往成了“败家精”。何况现在买淫的机会那么多,家庭里的女人直觉地感觉到自己地位的危险。民国初年我就听说,上海的时髦是从长三幺二〔4〕传到姨太太之流,从姨太太之流再传到太太奶奶小姐。这些“人家人”,多数是不自觉地在和娼妓竞争,——自然,她们就要竭力修饰自己的身体,修饰到拉得住男子的心的一切。这修饰的代价是很贵的,而且一天一天的贵起来,不但是物质上的,而且还有精神上的。 美国一个百万富翁说:“我们不怕共匪(原文无匪字,谨遵功令改译),我们的妻女就要使我们破产,等不及工人来没收。”中国也许是惟恐工人“来得及”,所以高等华人的男女这样赶紧的浪费着,享用着,畅快着,那里还管得到国货不国货,风化不风化。然而口头上是必须维持风化,提倡节俭的。 四月十一日。 BB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五日《申报月刊》第二卷第六号,署名洛文。 按本篇和下面一篇《真假堂吉诃德》以及《伪自由书》中的《王道诗话》、《伸冤》、《曲的解放》、《迎头经》、《出卖灵魂的秘诀》、《最艺术的国家》、《内外》、《透底》、《大观园的人才》,《准风月谈》中的《中国文与中国人》等十二篇文章,都是一九三三年瞿秋白在上海时所作,其中有的是根据鲁迅的意见或与鲁迅交换意见后写成的。鲁迅对这些文章曾作过字句上的改动(个别篇改换了题目),并请人誊抄后,以自己使用的笔名,寄给《申报·自由谈》等报刊发表,后来又分别将它们收入自己的杂文集。 〔2〕“堕马髻”、“愁眉啼妆”见《后汉书·梁冀传》:汉顺帝时大将军梁冀妻孙寿“色美而善为妖态,作愁眉唬(啼)妆、堕马髻。”据唐代李贤注引《风俗通》说:“愁眉者,细而曲折;唬妆者,薄拭目下若啼处;堕马髻者,侧在一边。” 〔3〕阿剌伯古诗人指穆塔纳比(Mutanabbi,915—965)。他在晚年写了一首无题的抒情诗,最后四句是:“美丽的女人给了我短暂的幸福,后来一片荒漠就把我们隔断开。世界上最好的地方——是骑在骏马的鞍上。而经书——则时时刻刻是最好的伴侣!”〔4〕长三幺二旧时上海妓院中妓女的等级名称,头等的叫做长三,二等的叫做幺二。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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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非有复译不可

好像有人说过,去年是“翻译年”〔2〕;其实何尝有什么了不起的翻译,不过又给翻译暂时洗去了恶名却是真的。 可怜得很,还只译了几个短篇小说到中国来,创作家就出现了,说它是媒婆,而创作是处女。〔3〕在男女交际自由的时候,谁还喜欢和媒婆周旋呢,当然没落。后来是译了一点文学理论到中国来,但“批评家”幽默家之流又出现了,说是“硬译”,“死译”,“好像看地图”〔4〕,幽默家还从他自己的脑子里,造出可笑的例子来〔5〕,使读者们“开心”,学者和大师们的话是不会错的,“开心”也总比正经省力,于是乎翻译的脸上就被他们画上了一条粉。 但怎么又来了“翻译年”呢,在并无什么了不起的翻译的时候?不是夸大和开心,它本身就太轻飘飘,禁不起风吹雨打的缘故么? 于是有些人又记起了翻译,试来译几篇。但这就又是“批评家”的材料了,其实,正名定分,他是应该叫作“唠叨家”的,是创作家和批评家以外的一种,要说得好听,也可以谓之“第三种”。他像后街的老虔婆一样,并不大声,却在那里唠叨,说是莫非世界上的名著都译完了吗,你们只在译别人已经译过的,有的还译过了七八次。 记得中国先前,有过一种风气,遇见外国——大抵是日本——有一部书出版,想来当为中国人所要看的,便往往有人在报上登出广告来,说“已在开译,请万勿重译为幸”。他看得译书好像订婚,自己首先套上约婚戒指了,别人便莫作非分之想。自然,译本是未必一定出版的,倒是暗中解约的居多;不过别人却也因此不敢译,新妇就在闺中老掉。这种广告,现在是久不看见了,但我们今年的唠叨家,却正继承着这一派的正统。他看得翻译好像结婚,有人译过了,第二个便不该再来碰一下,否则,就仿佛引诱了有夫之妇似的,他要来唠叨,当然罗,是维持风化。但在这唠叨里,他不也活活的画出了自己的猥琐的嘴脸了么? 前几年,翻译的失了一般读者的信用,学者和大师们的曲说固然是原因之一,但在翻译本身也有一个原因,就是常有胡乱动笔的译本。不过要击退这些乱译,诬赖,开心,唠叨,都没有用处,唯一的好方法是又来一回复译,还不行,就再来一回。譬如赛跑,至少总得有两个人,如果不许有第二人入场,则先在的一个永远是第一名,无论他怎样蹩脚。所以讥笑复译的,虽然表面上好像关心翻译界,其实是在毒害翻译界,比诬赖,开心的更有害,因为他更阴柔。 而且复译还不止是击退乱译而已,即使已有好译本,复译也还是必要的。曾有文言译本的,现在当改译白话,不必说了。即使先出的白话译本已很可观,但倘使后来的译者自己觉得可以译得更好,就不妨再来译一遍,无须客气,更不必管那些无聊的唠叨。取旧译的长处,再加上自己的新心得,这才会成功一种近于完全的定本。但因言语跟着时代的变化,将来还可以有新的复译本的,七八次何足为奇,何况中国其实也并没有译过七八次的作品。如果已经有,中国的新文艺倒也许不至于现在似的沉滞了。 三月十六日。 CC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四月上海《文学》月刊第四卷第四号“文学论坛”栏,署名庚。 〔2〕“翻译年”当系一九三五年。《文学》第四卷第一号(一九三五年一月)“文学论坛”栏载有《今年该是什么年》一文,其中说:“过去的一年是‘杂志年’,这好像大家都已承认了。今年该是什么年呢?记得也早已有人预测过——不,祝愿过——该是‘翻译年’。”〔3〕郭沫若在一九二一年二月《民铎》月刊第二卷第五号发表致该刊编者李石岑的信中说:“我觉得国内人士只注重媒婆,而不注重处子;只注重翻译,而不注重产生。”认为“处子应当尊重,媒婆应当稍加遏抑。” 〔4〕指梁实秋。他在《新月》第二卷第六、七号合刊(一九二九年九月)发表的《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一文中,指摘鲁迅的翻译是“硬译”、“死译”,并说:“读这样的书,就如同看地图一般,要伸着手指来寻找句法的线索位置。”参看《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5〕指刘半农。他在《中国文法通论》的《四版附言》中,故意将《论语·学而》中的“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句,按欧化句法排列成几种句式,加以嘲笑。参看《花边文学·玩笑只当它玩笑(上)》。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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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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