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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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与那个〔1〕

一读经与读史 一个阔人说要读经〔2〕,嗡的一阵一群狭人也说要读经。岂但“读”而已矣哉,据说还可以“救国”哩。“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3〕那也许是确凿的罢,然而甲午战败了,——为什么独独要说“甲午”呢,是因为其时还在开学校,废读经〔4〕以前。 我以为伏案还未功深的朋友,现在正不必埋头来哼线装书。倘其咿唔日久,对于旧书有些上瘾了,那么,倒不如去读史,尤其是宋朝明朝史,而且尤须是野史;或者看杂说。 现在中西的学者们,几乎一听到“钦定四库全书”〔5〕这名目就魂不附体,膝弯总要软下来似的。其实呢,书的原式是改变了,错字是加添了,甚至于连文章都删改了,最便当的是《琳琅秘室丛书》〔6〕中的两种《茅亭客话》〔7〕,一是宋本,一是四库本,一比较就知道。“官修”而加以“钦定”的正史也一样,不但本纪咧,列传咧,要摆“史架子”;里面也不敢说什么。据说,字里行间是也含着什么褒贬的,但谁有这么多的心眼儿来猜闷壶卢。至今还道“将平生事迹宣付国史馆立传”,还是算了罢。 野史和杂说自然也免不了有讹传,挟恩怨,但看往事却可以较分明,因为它究竟不像正史那样地装腔作势。看宋事,《三朝北盟汇编》〔8〕已经变成古董,太贵了,新排印的《宋人说部丛书》〔9〕却还便宜。明事呢,《野获编》〔10〕原也好,但也化为古董了,每部数十元;易于入手的是《明季南北略》〔11〕,《明季稗史汇编》〔12〕,以及新近集印的《痛史》〔13〕。 史书本来是过去的陈帐簿,和急进的猛士不相干。但先前说过,倘若还不能忘情于咿唔,倒也可以翻翻,知道我们现在的情形,和那时的何其神似,而现在的昏妄举动,胡涂思想,那时也早已有过,并且都闹糟了。 试到中央公园去,大概总可以遇见祖母得着她孙女儿在玩的。这位祖母的模样,就预示着那娃儿的将来。所以倘有谁要预知令夫人后日的丰姿,也只要看丈母。不同是当然要有些不同的,但总归相去不远。我们查帐的用处就在此。 但我并不说古来如此,现在遂无可为,劝人们对于“过去”生敬畏心,以为它已经铸定了我们的运命。LeBon〔14〕先生说,死人之力比生人大,诚然也有一理的,然而人类究竟进化着。又据章士钊总长说,则美国的什么地方已在禁讲进化论〔15〕了,这实在是吓死我也,然而禁只管禁,进却总要进的。 总之:读史,就愈可以觉悟中国改革之不可缓了。虽是国民性,要改革也得改革,否则,杂史杂说上所写的就是前车。一改革,就无须怕孙女儿总要像点祖母那些事,譬如祖母的脚是三角形,步履维艰的,小姑娘的却是天足,能飞跑; 丈母老太太出过天花,脸上有些缺点的,令夫人却种的是牛痘,所以细皮白肉:这也就大差其远了。 十二月八日。 二捧与挖 中国的人们,遇见带有会使自己不安的朕兆的人物,向来就用两样法:将他压下去,或者将他捧起来。 压下去就用旧习惯和旧道德,或者凭官力,所以孤独的精神的战士,虽然为民众战斗,却往往反为这“所为”而灭亡。到这样,他们这才安心了。压不下时,则于是乎捧,以为抬之使高,餍之使足,便可以于己稍稍无害,得以安心。 伶俐的人们,自然也有谋利而捧的,如捧阔老,捧戏子,捧总长之类;但在一般粗人,——就是未尝“读经”的,则凡有捧的行为的“动机”,大概是不过想免害。即以所奉祀的神道而论,也大抵是凶恶的,火神瘟神不待言,连财神也是蛇呀刺蹳呀似的骇人的畜类;观音菩萨倒还可爱,然而那是从印度输入的,并非我们的“国粹”。要而言之:凡有被捧者,十之九不是好东西。 既然十之九不是好东西,则被捧而后,那结果便自然和捧者的希望适得其反了。不但能使不安,还能使他们很不安,因为人心本来不易餍足。然而人们终于至今没有悟,还以捧为苟安之一道。 记得有一部讲笑话的书,名目忘记了,也许是《笑林广讯》〔16〕罢,说,当一个知县的寿辰,因为他是子年生,属鼠的,属员们便集资铸了一个金老鼠去作贺礼。知县收受之后,另寻了机会对大众说道:明年又恰巧是贱内的整寿;她比我小一岁,是属牛的。其实,如果大家先不送金老鼠,他决不敢想金牛。一送开手,可就难于收拾了,无论金牛无力致送,即使送了,怕他的姨太太也会属象。象不在十二生肖之内,似乎不近情理罢,但这是我替他设想的法子罢了,知县当然别有我们所莫测高深的妙法在。 民元革命时候,我在S城,来了一个都督。 〔17〕他虽然也出身绿林大学,未尝“读经”(?),但倒是还算顾大局,听舆论的,可是自绅士以至于庶民,又用了祖传的捧法群起而捧之了。这个拜会,那个恭维,今天送衣料,明天送翅席,捧得他连自己也忘其所以,结果是渐渐变成老官僚一样,动手刮地皮。 最奇怪的是北几省的河道,竟捧得河身比屋顶高得多了。 当初自然是防其溃决,所以壅上一点土;殊不料愈壅愈高,一旦溃决,那祸害就更大。于是就“抢堤”咧,“护堤”咧,“严防决堤”#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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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案语

案:这《编完写起》共有三段,第一段和第三段都已经收在《华盖集》里了,题为《导师》和《长城》。独独这一段没有收进去,大约是因为那时以为只关于几个人的事情,并无多谈的必要的缘故。 然而在当时,却也并非小事情。《现代评论》是学者们的喉舌,经它一喝,章锡琛先生的确不久就失去《妇女杂志》的编辑的椅子,终于从商务印书馆走出,——但积久却做了开明书店的老板,反而获得予夺别人的椅子的威权,听说现在还在编辑所的大门口也站起了巡警,陈百年先生是经理考试去了。这真教人不胜今昔之感。 就这文章的表面看来,陈先生是意在防“弊”,欲以道德济法律之穷,这就是儒家和法家的不同之点。但我并不是说:陈先生是儒家,章周两先生是法家,——中国现在,家数又并没有这么清清楚楚。 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五日晨,补记。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五日《莽原》周刊第四期。发表时共有四段,总题《编完写起》。后来作者将第一、二两段合为一篇,改题《导师》,末段改题为《长城》,编入《华盖集》,本篇是其中的第三段。 关于新性道德问题的论争,鲁迅还于一九二五年六月一日写了《编者附白》,现编入《集外集拾遗补编》。 〔2〕指周建人的《答〈一夫多妻的新护符〉》和章锡琛的《驳陈百年教授〈一夫多妻的新护符〉》。 〔3〕陈百年名大齐,字百年,浙江海盐人。当时是北京大学教授。后任国民党政府考试院秘书长等职。《一夫多妻的新护符》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四日《现代评论》第一卷第十四期,是反对《妇女杂志》“新性道德号”(一九二五年一月)中周建人的《性道德之科学的标准》和章锡琛的《新性道德是什么》两篇文章中关于性道德解放的主张的。 〔4〕《妇女杂志》月刊,一九一五年一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出至第十七卷第十二期停刊,商务印书馆出版。初由王莼农主编,自一九二一年第七卷第一期起由章锡琛主编。一九二五年该刊出版“新性道德号”受到陈百年的批评,商务印书馆即不准再登这类文章,一九二六年章锡琛被迫离职。 〔5〕《现代评论》发表了陈百年的《一夫多妻的新护符》后,章锡琛和周建人即分别写了《新性道德与多妻——答陈百年先生》和《恋爱自由与一夫多妻——答陈百年先生》两文,投寄该刊,但被积压近两月后,始在《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二十二期(一九二五年五月九日)末尾的“通讯”栏删节刊出。 〔6〕《莽原》文艺刊物,鲁迅编辑。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在北京创刊。初为周刊,附《京报》发行,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出至三十二期止。一九二六年一月十日改为半月刊,由未名社出版。同年八月鲁迅离开北京后,由韦素园接编,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出至第四十八期停刊。 〔7〕“流弊流弊”陈百年在《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二十二期(一九二五年五月九日)发表的《答章周二先生论一夫多妻》一文中,连用了十多个“流弊”攻击章、周的主张。 〔8〕章先生即章锡琛(1889—1969),字雪村,浙江绍兴人。当时是《妇女杂志》的主编。一九二六年秋创办开明书店,任董事兼经理。这里说的“驳文”,指他的《驳陈百年教授“一夫多妻的新护符”》一文,其中说:“我们中国人往往有一种牢不可破的最坏的下流脾气,就是喜欢崇拜博士,教授,以及所谓名流,因为陈先生是一位教授,特别是所谓‘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有名的教授,所以他对于我们一下了批评,就好像立刻宣告了我们的死罪一般,这篇文章发表以后,从各方面袭来的种种间接直接的指斥,攻击,迫害,已经使我们够受……而我们向《现代评论》所提起的反诉,等了一个多月,不但未见采纳,简直也未见驳回……并不是为什么,只为了我们不曾做大学教授。”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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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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