阔别了多年的SF〔2〕君,忽然从日本东京寄给我一封信,转来转去,待我收到时,去发信的日子已经有二十天了。但这在我,却真如空谷里听到跫然的足音〔3〕。信函中还附着一片十一月十四日东京《国民新闻》的记载,是德富苏峰〔4〕氏纠正我那《小说史略》的谬误的。 凡一本书的作者,对于外来的纠正,以为然的就遵从,以为非的就缄默,本不必有一一说明下笔时是什么意思,怎样取舍的必要。但苏峰氏是日本深通“支那”的耆宿,《三藏取经记》〔5〕的收藏者,那措辞又很波俏,因此也就想来说几句话。 首先还得翻出他的原文来—— 鲁迅氏之《中国小说史略》 苏峰生 顷读鲁迅氏之《中国小说史略》,有云: 《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三卷,旧本在日本,又有一小本曰《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内容悉同,卷尾一行云“中瓦子张家印”,张家为宋时临安书铺,世因以为宋刊,然逮于元朝,张家或亦无恙,则此书或为元人所撰,未可知矣。…… 这倒并非没有聊加辩正的必要。 《大唐三藏取经记》者,实是我的成篑堂的插架中之一,而《取经诗话》的袖珍本,则是故三浦观树将军的珍藏。这两书,是都由明慧上人和红叶广知于世,从京都栂尾高山寺散出的。看那书中的高山寺的印记,又看高山寺藏书目录,都证明着如此。 这不但作为宋椠的稀本;作为宋代所著的说话本(日本之所谓言文一致体),也最可珍重的的罢。然而鲁迅氏却轻轻地断定道,“此书或为元人撰,未可知矣。”过于太早计了。 鲁迅氏未见这两书的原板,所以不知究竟,倘一见,则其为宋椠,决不容疑。其纸质,其墨色,其字体,无不皆然。 不仅因为张家是宋时的临安的书铺。 加之,至于成篑堂的《取经记》,则有着可以说是宋版的特色的阙字。好个罗振玉氏,于此早已觉到了。 皆(三浦本,成篑堂本)为高山寺旧藏。而此本(成篑堂藏《取经记》)刊刻尤精,书中栂字作栂,敬字缺末笔,盖亦宋椠也。(《雪堂校刊群书叙录》) 想鲁迅氏未读罗氏此文,所以疑是或为元人之作的罢。即使世间多不可思议事,元人著作的宋刻,是未必有可以存在的理由的。 罗振玉氏对于此书,曾这样说。宋代平话,旧但有《宣和遗事》而已。近年若《五代平话》,《京本小说》,渐有重刊本。宋人平话之传于人间者,至是遂得四种。因为是斯学界中如此重要的书籍,所以明白其真相,未必一定是无用之业罢。 总之,苏峰氏的意思,无非在证明《三藏取经记》等是宋椠。其论据有三—— 一纸墨字体是宋; 二宋讳缺笔〔6〕; 三罗振玉〔7〕氏说是宋刻。 说起来也惭愧,我虽然草草编了一本《小说史略》,而家无储书,罕见旧刻,所用为资料的,几乎都是翻刻本,新印本,甚而至于是石印本,序跋及撰人名,往往缺失,所以漏略错误,一定很多。但《三藏法师取经记》及《诗话》两种,所见的却是罗氏影印本,纸墨虽新,而字体和缺笔是看得出的。那后面就有罗跋,正不必再求之于《雪堂校刊群书叙录》,我所谓“世因以为宋刊”,即指罗跋而言。现在苏峰氏所举的三证中,除纸墨因确未目睹,无从然否外,其余二事,则那时便已不足使我信受,因此就不免“疑”起来了。 某朝讳缺笔是某朝刻本,是藏书家考定版本的初步秘诀,只要稍看过几部旧书的人,大抵知道的。何况缺笔的栂字的怎样地触目。但我却以为这并不足以确定为宋本。前朝的缺笔字,因为故意或习惯,也可以沿至后一朝。例如我们民国已至十五年了,而遗老们所刻的书,驚字还“敬缺末笔”。非遗老们所刻的书,儀字玄字也常常缺笔,或者以甯代儀,以元代玄。这都是在民国而讳清讳;不足为清朝刻本的证据。京师图书馆所藏的《易林注》〔8〕残本(现有影印本,在《四部丛刊》中),甯字儀字都缺笔的,纸质,墨色,字体,都似宋; 而且是蝶装〔9〕,缪荃荪〔10〕氏便定为宋本。但细看内容,却引用着阴时夫的《韵府群玉》〔11〕,而阴时夫则是道道地地的元人。所以我以为不能据缺笔字便确定为某朝刻,尤其是当时视为无足重轻的小说和剧曲之类。 罗氏的论断,在日本或者很被引为典据罢,但我却并不尽信奉,不但书跋,连书画金石的题跋,无不皆然。即如罗氏所举宋代平话四种中,《宣和遗事》〔12〕我也定为元人作,但这并非我的轻轻断定,是根据了明人胡应麟〔13〕氏所说的。而且那书是抄撮而成,文言和白话都有,也不尽是“平话”。 我的看书,和藏书家稍不同,是不尽相信缺笔,抬头,以及罗氏题跋的。因此那时便疑;只是疑,所以说“或”,说“未可知”。我并非想要唐突宋椠和收藏者,即使如何廓大其冒昧,似乎也不过轻疑而已,至于“轻轻地断定”,则殆未也。 但在未有更确的证明之前,我的“疑”是存在的。待证明之后,就成为这样的事:鲁迅疑是元刻,为元人作;今确是宋椠,故为宋人作。无论如何,苏峰氏所豫想的“元人著作的宋版”这滑稽剧,是未必能够开演的。 然而在考辨的文字中杂入#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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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岁岁重阳,何曾是、两般时景。人自有、悲欢离合,晦明朝暝。日月湖边来往艇,楼台水底参差影。又何妨、时暂狎沧波,轻鸥并。 闲顿放,朱门静。新结里,朱帘整。尽百年人事,移场换境。欲插黄花身已老,强倾绿醑心先醒。羡游鱼、有钓不能收,钩空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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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潜
曾向雷塘寄掩扉,荀家灯火有馀辉。关河日暮望空极, 杨柳渡头人独归。隋苑荒台风袅袅,灞陵残雨梦依依。 今年春色还相误,为我江边谢钓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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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逢
【美人梳头歌】 西施晓梦绡帐寒,香鬟堕髻半沉檀。 辘轳咿哑转鸣玉,惊起芙蓉睡新足。 双鸾开镜秋水光,解鬟临镜立象床。 一编香丝云撒地,玉钗落处无声腻。 纤手却盘老鸦色,翠滑宝钗簪不得。 春风烂熳恼娇慵,十八鬟多无气力。 鬉鬌妆成欹不斜,云裾数步踏雁沙。 背人不语向何处?下阶自折樱桃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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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贺
百步穿杨箭不移,养由堪教听弘规。 身隆业著未知退,勿遣功名一旦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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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
芳草温阳客,归心浙水西。临风青桂楫,几日白蘋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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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陶
东风吹雨过青山,却望千门草色闲。家在梦中何日到,春生江上几人还?(春生 一作:春来)川原缭绕浮云外,宫阙参差落照间。谁念为儒逢世难,独将衰鬓客秦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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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纶
传闻天子重儒才,特为皇华绮宴开。 今日方惊遇勍敌,此人元自北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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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情良可见,人事不胜悲。莫恃朝荣好,君看暮落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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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庭琦
一竿青竹老江隈,荷叶衣裳可自裁。潭定静悬丝影直, 风高斜飐浪纹开。朝携轻棹穿云去,暮背寒塘戴月回。 世上无穷嶮巇事,算应难入钓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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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韬玉
清江一曲柳千条,二十年前旧板桥。曾与美人桥上别,恨无消息到今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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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禹锡
章武中兴,淮蔡欲平,晋公已生。信天生英杰,正为国计,擎天著柱,要自支撑。万里长江,古称天险,去岁里风涛忽震惊。公谈笑,把云腥霓翳,一日都清。 归来奠枕于京。有辉焕明堂前一星。称衮衣廊庙,枫宸眷宠,彩衣公府,萱砌春荣。著片公心,辨双明眼,长与群贤扶太平。无它愿,植万年宗社,万古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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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攀桥柱立,滴泪天河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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苔枝缀玉。有翠禽小小。枝上同宿。客里相逢,篱角黄昏,无言自倚修竹。照君不惯胡沙远,但暗忆、江南江北。想佩环、月夜归来,化作此花幽独。 犹记深营旧事,那人正睡里,飞近蛾绿。莫似春风,不管盈盈,早与安排金屋。还教一片随波去,又却怨、玉龙哀曲。等恁时、重觅幽香,已入小窗横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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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夔
约梅花,年年开向华筵。借清香,飞人寿杯中,永祝英贤。才履长、便登八帙,那须要、更待来年。和气先春,祥风破腊,蓂开七荚正敷妍。君不见,太公此际,犹欲钓磻川。 争知道、副车已办,西伯来畋。驻不阳、清谈终日,种成桃李森然。向庭闱、绯衣戏彩,更孙(下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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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槐阴里黄莺语,深院无人春昼午。画帘垂,金凤舞, 寂寞绣屏香一炷¤ 碧天云,无定处,空有梦魂来去。夜夜绿窗风雨, 断肠君信否。 别来半岁音书绝,一寸离肠千万结。难相见,易相别, 又是玉楼花似雪¤ 暗相思,无处说,惆怅夜来烟月。想得此时情切, 泪沾红袖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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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庄
那个仙经述此方,参同大易显阴阳。 须穷取,莫颠狂,会者名高道自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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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岩
雁 儿 们 雁儿们在云空里飞,看她们的翘膀,看她们的翅膀,有时候纡回,有时候匆忙。雁儿们在云空里飞,晚霞在她们身上,晚霞在她们身上,有时候银辉,有时候金芒。雁儿们在云空里飞,听她们的歌唱!听她们的歌唱!有时候伤悲,有时候欢畅。雁儿们在云空里飞,为什么翱翔?为什么翱翔?她们少不少旅伴?她们有没有家乡?雁儿们在云空里彷徨,天地就快昏黑!天地就快昏黑!前途再没有天光,孩子们往哪儿飞?天地在昏黑里安睡,昏黑迷住了山林,昏黑催眠了海水;这时候有谁在倾听昏黑里泛起的伤悲。 (原载1931年9月20日《北斗》创刊号)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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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
清远湖山佳丽人。柳边花下复清晨。向前犹有几多春。祓禊秋千时节近,管弦歌舞一回新。未嗔狂客污车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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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谁,只要在中国过活,便总得常听到“他妈的”或其相类的口头禅。我想:这话的分布,大概就跟着中国人足迹之所至罢;使用的遍数,怕也未必比客气的“您好呀”会更少。假使依或人所说,牡丹是中国的“国花”,那么,这就可以算是中国的“国骂”了。 我生长于浙江之东,就是西滢先生之所谓“某籍”②。那地方通行的“国骂”却颇简单:专一以“妈”为限,决不牵涉余人。后来稍游各地,才始惊异于国骂之博大而精微:上溯祖宗,旁连姊妹,下递子孙,普及同性,真是“犹河汉而无极也”③。而且,不特用于人,也以施之兽。前年,曾见一辆煤车的只轮陷入很深的辙迹里,车夫便愤然跳下,出死力打那拉车的骡子道:“你姊姊的!你姊姊的!” 别的国度里怎样,我不知道。单知道诺威人Hamsun④有一本小说叫《饥饿》,粗野的口吻是很多的,但我并不见这一类话。Gorky⑤所写的小说中多无赖汉,就我所看过的而言,也没有这骂法。惟独Artzybashev⑥在《工人绥惠略夫》里,却使无抵抗主义者亚拉借夫骂了一句“你妈的”。但其时他已经决计为爱而牺牲了,使我们也失却笑他自相矛盾的勇气。这骂的翻译,在中国原极容易的,别国却似乎为难,德文译本作“我使用过你的妈”,日文译本作“你的妈是我的母狗”。这实在太费解,——由我的眼光看起来。 那么,俄国也有这类骂法的了,但因为究竟没有中国似的精博,所以光荣还得归到这边来。好在这究竟又并非什么大光荣,所以他们大约未必抗议;也不如“赤化”之可怕,中国的阔人,名人,高人,也不至于骇死的。但是,虽在中国,说的也独有所谓“下等人”,例如“车夫”之类,至于有身分的上等人,例如“士大夫”之类,则决不出之于口,更何况笔之于书。“予生也晚”,赶不上周朝,未为大夫,也没有做士,本可以放笔直干的,然而终于改头换面,从“国骂”上削去一个动词和一个名词,又改对称为第三人称者,恐怕还因为到底未曾拉车,因而也就不免“有点贵族气味”之故。那用途,既然只限于一部分,似乎又有些不能算作“国骂”了;但也不然,阔人所赏识的牡丹,下等人又何尝以为“花之富贵者也”⑦? 这“他妈的”的由来以及始于何代,我也不明白。经史上所见骂人的话,无非是“役夫”,“奴”,“死公”⑧;较厉害的,有“老狗”,“貉子”⑨;更厉害,涉及先代的,也不外乎“而母婢也”,“赘阉遗丑”⑩罢了!还没见过什么“妈的”怎样,虽然也许是士大夫讳而不录。但《广弘明集》⑾(七)记北魏邢子才“以为妇人不可保。谓元景曰,‘卿何必姓王?’元景变色。子才曰,‘我亦何必姓邢;能保五世耶?’”则颇有可以推见消息的地方。 晋朝已经是大重门第,重到过度了;华胄世业,子弟便易于得官;即使是一个酒囊饭袋,也还是不失为清品。北方疆土虽失于拓跋氏⑿,士人却更其发狂似的讲究阀阅,区别等第,守护极严。庶民中纵有俊才,也不能和大姓比并。至于大姓,实不过承祖宗余荫,以旧业骄人,空腹高心,当然使人不耐。但士流既然用祖宗做护符,被压迫的庶民自然也就将他们的祖宗当作仇敌。邢子才的话虽然说不定是否出于愤激,但对于躲在门第下的男女,却确是一个致命的重伤。势位声气,本来仅靠了“祖宗”这惟一的护符而存,“祖宗”倘一被毁,便什么都倒败了。这是倚赖“余荫”的必得的果报。 同一的意思,但没有邢子才的文才,而直出于“下等人”之口的,就是:“他妈的!” 要攻击高门大族的坚固的旧堡垒,却去瞄准他的血统,在战略上,真可谓奇谲的了。最先发明这一句“他妈的”的人物,确要算一个天才,——然而是一个卑劣的天才。 唐以后,自夸族望的风气渐渐消除;到了金元,已奉夷狄为帝王,自不妨拜屠沽作卿士,“等”的上下本该从此有些难定了,但偏还有人想辛辛苦苦地爬进“上等”去。刘时中⒀的曲子里说:“堪笑这没见识街市匹夫,好打那好顽劣。江湖伴侣,旋将表德官名相体呼,声音多厮称,字样不寻俗。听我一个个细数:粜米的唤子良;卖肉的呼仲甫……开张卖饭的呼君宝;磨面登罗底叫德夫:何足云乎?!”(《乐府新编阳春白雪》三)这就是那时的暴发户的丑态。 “下等人”还未暴发之先,自然大抵有许多“他妈的”在嘴上,但一遇机会,偶窃一位,略识几字,便即文雅起来:雅号也有了;身分也高了;家谱也修了,还要寻一个始祖,不是名儒便是名臣。从此化为“上等人”,也如上等前辈一样,言行都很温文尔雅。然而愚民究竟也有聪明的,早已看穿了这鬼把戏,所以又有俗谚,说:“口上仁义礼智,心里男盗女娼!”他们是很明白的。 于是他们反抗了,曰:“他妈的!” 但人们不能蔑弃扫荡人我的余泽和旧荫,而硬要去做别人的祖宗,无论如何,总是卑劣的事。有时,也或加暴力于所谓“他妈的”的生命上,但大概是乘机,而不是造运会,所以无论如何,也还是卑劣的事。 中国人至今还有无数“等”,还是依赖门第,还是倚仗祖宗。倘不改造,即永远有无声的或有声的“国骂”。就是“他妈的”,围绕在上下和四旁,而且这还须在太平的时候。 但偶#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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