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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桑子（寒蝉欲报三秋候）

【采桑子】寒蝉欲报三秋候，寂静幽斋。叶落闲阶，月透帘栊远梦回。昭阳旧恨依前在，休说当时。玉笛才吹，满袖猩猩血又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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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延巳

忆少年（年时酒伴）

【忆少年】年时酒伴，年时去处，年时春色。清明又近也，却天涯为客。念过眼光阴难再得。想前欢，尽成陈迹。登临恨无语，把阑干暗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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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组

渡青草湖

洞庭春溜满，平湖锦帆张。沅水桃花色，湘流杜若香。穴去茅山近，江连巫峡长。带天澄迥碧，映日动浮光。行舟逗远树，度鸟息危樯。滔滔不可测，一苇讵能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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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铿

辛未七夕

恐是仙家好别离，故教迢递作佳期。由来碧落银河畔，可要金风玉露时。清漏渐移相望久，微云未接过来迟。岂能无意酬乌鹊，惟与蜘蛛乞巧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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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商隐

代春赠

山吐晴岚水放光，辛夷花白柳梢黄。但知莫作江西意，风景何曾异帝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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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

朝归

峨峨进贤冠，耿耿水苍佩。服章岂不好，不与德相对。顾影听其声，赪颜汗渐背。进乏犬鸡效，又不勇自退。坐食取其肥，无堪等聋瞶.长风吹天墟，秋日万里晒。抵暮但昏眠，不成歌慷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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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

天仙子（寓意）

眼色媚人娇欲度。行尽巫阳云又雨。花时还复见芳姿，情几许。愁何许。莫向耳边传好语。往事悠悠曾记否。忍听黄鹂啼锦树。啼声惊碎百花心，分付与。谁为主。落蕊飞红知甚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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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长卿

新安奉送穆谕德归朝，赋得行字

九重宣室召，万里建溪行。事直皇天在，归迟白发生。用材身复起，睹圣眼犹明。离别寒江上，潺湲若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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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长卿

赐诸州刺史以题座右

【赐诸州刺史以题座右】眷言思共理，鉴梦想维良。猗欤此推择，声绩著周行。贤能既俟进，黎献实伫康。视人当如子，爱人亦如伤。讲学试通论，阡陌劝耕桑。虚誉不可饰，清知不可忘。求名迹易见，安贞德自彰。讼狱必以情，教民贵有常。恤惸且存老，抚弱复绥强。勉哉各祗命，知予眷万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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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隆基

侍郎宅泛池

莲子花边回竹岸，鸡头叶上荡兰舟。谁知洛北朱门里，便到江南绿水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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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凝

花发沁园春（呈史沧洲）

换谱伊凉，选歌燕赵，一番乐事重起。花新笑靥，柳软纤腰，济楚众芳围里。年年佳会。长是傍、清明天气。正魏紫衣染天香。蜀妆红破春睡。一簇猩罗凤翠。遍东园西城，点检芳事。铃斋吏散，昼馆人稀，几阕管弦清脆。人生适意。流转共、风光游戏。到遇景，取次成欢。怎教良夜休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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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子寰

读中兴碑 / 读中兴颂碑

玉环妖血无人扫，渔阳马厌长安草。潼关战骨高于山，万里君王蜀中老。金戈铁马从西来，郭公凛凛英雄才。举旗为风偃为雨，洒扫九庙无尘埃。元功高名谁与纪，风雅不继骚人死。水部胸中星斗文，太师笔下龙蛇字。天遣二子传将来，高山十丈磨苍崖。谁持此碑入我室？使我一见昏眸开。百年兴废增感慨，当时数子今安在？君不见，荒凉浯水弃不收，时有游人打碑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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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耒

种花有颜色，异色即为妖。养鸟恶羽翮，剪翮不待高。非无剪伤者，物性难自逃。百足虽捷捷，商羊亦翘翘。伊余狷然质，谬入多士朝。任气有愎戆，容身寡朋曹。愚狂偶似直，静僻非敢骄。一为毫发忤，十载山川遥。烁铁不在火，割肌不在刀。险心露山岳，流语翻波涛。六尺安敢主，方寸由自调。神剑土不蚀，异布火不燋。虽无二物姿，庶欲效一毫。未能深蹙蹙，多谢相劳劳。去去我移马，迟迟君过桥。云势正横壑，江流初满槽。持此慰远道，此之为旧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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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稹

如梦令（舟泊咸池）

晚泊江湾平处。楚楚苹花自舞。风翦雨丝轻，江上潮生船去。看取。看取。湿橹不惊鸥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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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著

题汪明府山居

不似当官只似闲，野情终日不离山。方知薄宦难拘束，多与高人作往还。牛笛漫吹烟雨里，稻苗平入水云间。羡君公退归欹枕，免向他门厚客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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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荀鹤

关于翻译

今年是“国货年”，除“美麦”〔２〕外，有些洋气的都要被打倒了。四川虽然正在奉令剪掉路人的长衫，上海的一位慷慨家却因为讨厌洋服而记得了袍子和马褂。翻译也倒了运，得到一个笼统的头衔是“硬译”和“乱译”。但据我所见，这些“批评家”中，一面要求着“好的翻译”者，却一个也没有的。创作对于自己人，的确要比翻译切身，易解，然而一不小心，也容易发生“硬作”，“乱作”的毛病，而这毛病，却比翻译要坏得多。我们的文化落后，无可讳言，创作力当然也不及洋鬼子，作品的比较的薄弱，是势所必至的，而且又不能不时时取法于外国。所以翻译和创作，应该一同提倡，决不可压抑了一面，使创作成为一时的骄子，反因容纵而脆弱起来。我还记得先前有一个排货的年头，国货家贩了外国的牙粉，摇松了两瓶，装作三瓶，贴上商标，算是国货，而购买者却多损失了三分之一；还有一种痱子药水，模样和洋货完全相同，价钱却便宜一半，然而它有一个大缺点，是搽了之后，毫无功效，于是购买者便完全损失了。注重翻译，以作借镜，其实也就是催进和鼓励着创作。但几年以前，就有了攻击“硬译”的“批评家”，搔不他旧疮疤上的末屑，少得像膏药上的麝香一样，因为少，就自以为是奇珍。而这风气竟传布开来了，许多新起的论者，今年都在开始轻薄着贩来的洋货。比起武人的大买飞机，市民的拚命捐款来，所谓“文人”也者，真是多么昏庸的人物呵。我要求中国有许多好的翻译家，倘不能，就支持着“硬译”。理由还在中国有许多读者层，有着并不全是骗人的东西，也许总有人会多少吸收一点，比一张空盘较为有益。而且我自己是向来感谢着翻译的，例如关于萧的毁誉和现在正在提起的题材的积极性的问题〔３〕，在洋货里，是早有了明确的解答的。关于前者，德国的尉特甫格（ＫａｒｌＷｉｔｔｖｏｇｅｌ）〔４〕在《萧伯纳是丑角》里说过——“至于说到萧氏是否有意于无产阶级的革命，这并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十八世纪的法国大哲学家们，也并不希望法国的大革命。虽然如此，然而他们都是引导着必至的社会变更的那种精神崩溃的重要势力。”（刘大杰译，《萧伯纳在上海》所载。）关于后者，则恩格勒在给明那·考茨基（ＭｉｎｎａＫａｕｔｓｋｙ，就是现存的考茨基的母亲）〔５〕的信里，已有极明确的指示，对于现在的中国，也是很有意义的——“还有，在今日似的条件之下，小说是大抵对于布尔乔亚层的读者的，所以，由我看来，只要正直地叙述出现实的相互关系，毁坏了罩在那上面的作伪的幻影，使布尔乔亚世界的乐观主义动摇，使对于现存秩序的永远的支配起疑，则社会主义的倾向的文学，也就十足地尽了它的使命了——即使作者在这时并未提出什么特定的解决，或者有时连作者站在那一边也不很明白。”〔６〕（日本上田进原译，《思想》百三十四号所载。）八月二日。 BB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一日《现代》第三卷第五期。〔２〕“美麦”一九三三年五月，国民党政府为了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内战，由财政部长宋子文和美国复兴金融公司，在华盛顿签订了“棉麦借款”合同，规定借款五千万美元，其中五分之一购买美麦，五分之四购买美棉。〔３〕关于题材的积极性问题，当时曾有过讨论，一九三三年八月《文学》第一卷第二号“社谈”栏《文坛往何处去》一文就曾谈到：“其次是‘题材积极性’的问题。现在很有些人以为描写小资产阶级生活的题材便没有‘积极性’，必须写工农大众的生活，这才是题材有积极性；又以为仅仅描写大众的生活痛苦或是仅仅描写了他们怎样被剥削被压迫，也就不能说有积极性，必须写他们斗争才好，而且须写斗争得胜。究竟所谓‘题材的积极性’是否应当这样去理解呢，抑或别有理论？这也是当前问题的一个，亟待发展讨论，俾创作者可资参考。”〔４〕尉特甫格（１８９６—？）德国作家，一九三三年迁居美国。他是中国问题研究者，著有《觉醒的中国》、《中国经济研究》以及与人合著的《中国社会史——辽史》等。〔５〕恩格勒即恩格斯。明那·考茨基（１８３７—１９１２），通译敏娜·考茨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女作家，著有小说《格里兰霍夫的斯蒂凡》等。〔６〕这里所引恩格斯的话，现译为：“此外，在当前条件下，小说主要是面向资产阶级圈子里的读者，即不直接属于我们的人的那个圈子里的读者，因此，如果一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来打破关于这些关系的流行的传统幻想，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不可避免地引起对于现存事物的永世长存的怀疑，那末，即使作者没有直接提出任何解决办法，甚至作者有时并没有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但我认为这部小说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六卷第三八五页，一九七四年十月人民出版社出版）。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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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