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风-华文苑-中华文学苑

中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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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事近·风定落花深

风定落花深，帘外拥红堆雪。长记海棠开后，正伤春时节。酒阑歌罢玉尊空，青缸暗明灭。魂梦不堪幽怨，更一声啼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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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清照

严严王母宫，下维万仙家。噫欠为飘风，濯手大雨沱。方朔乃竖子，骄不加禁诃。偷入雷电室，輷輘掉狂车。王母闻以笑，卫官助呀呀。不知万万人，生身埋泥沙。簸顿五山踣，流漂八维蹉。曰吾儿可憎，奈此狡狯何。方朔闻不喜，褫身络蛟蛇。瞻相北斗柄，两手自相挼。群仙急乃言，百犯庸不科。向观睥睨处，事在不可赦。欲不布露言，外口实喧哗。王母不得已，颜嚬口赍嗟。颔头可其奏，送以紫玉珂。方朔不惩创，挟恩更矜夸。诋欺刘天子，正昼溺殿衙。一旦不辞诀，摄身凌苍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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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

咏史诗。博浪沙

嬴政鲸吞六合秋，削平天下虏诸侯。山东不是无公子，何事张良独报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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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

六朝门。谢举

叛奴逃数岂堪留，忠节曾无肯到头。朱异早能同远见，青衫宁假帝登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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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

早秋即事寄冯使君

金脉火初微，开门竹杖随。此身全是病，今日更嗔谁。落叶峥嵘处，诸峰爽拔时。唯思棠树下，高论入圆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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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休

赠王道者

混俗从教鬓似银，世人无分得相亲。槎流海上波涛阔，酒满壶中天地春。功就不看丹灶火，性闲时拂玉琴尘。仙家变化谁能测，只恐洪崖是此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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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

辋川闲居

一从归白社，不复到青门。时倚檐前树，远看原上村。青菰临水拔，白鸟向山翻。寂寞於陵子，桔槔方灌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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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

金陵晚望

曾伴浮云归晚翠，犹陪落日泛秋声。世间无限丹青手，一片伤心画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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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蟾

苦雨寄房四昆季

独坐见多雨，况兹兼索居。茫茫十月交，穷阴千里馀。弥望无端倪，北风击林箊.白日渺难睹，黄云争卷舒。安得造化功，旷然一扫除。滴沥檐宇愁，寥寥谈笑疏。泥涂拥城郭，水潦盘丘墟。惆怅悯田农，裴回伤里闾。曾是力井税，曷为无斗储。万事切中怀，十年思上书。君门嗟缅邈，身计念居诸。沉吟顾草茅，郁怏任盈虚。黄鹄不可羡，鸡鸣时起予。故人平台侧，高馆临通衢。兄弟方荀陈，才华冠应徐。弹棋自多暇，饮酒更何如。知人想林宗，直道惭史鱼。携手风流在，开襟鄙吝祛。宁能访穷巷，相与对园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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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适

途中逢进士许巢

声望去已远，门人无不知。义行相识处，贫过少年时。妨寐夜吟苦，爱闲身达迟。难求似君者，我去更逢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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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干

杂曲歌辞。妾薄命三首

忆妾初嫁君，花鬟如绿云。回灯入绮帐，对面脱罗裙。折步教人学，偷香与客熏。容颜南国重，名字北方闻。一从失恩意，转觉身憔悴。对镜不梳头，倚窗空落泪。新人莫恃新，秋至会无春。从来闭在长门者，必是宫中第一人。玉垒城边争走马，铜蹄市里共乘舟。鸣环动佩思无尽，掩袖低巾泪不流。畴昔将歌邀客醉，如今欲舞对君羞。忍怀贱妾平生曲，独上襄阳旧酒楼。自从君弃妾，憔悴不羞人。惟馀坏粉泪，未免映衫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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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端

《文艺政策》〔1〕

后记〔2〕这一部书，是用日本外村史郎和藏原惟人所辑译的本子为底本，从前年（一九二八年）五月间开手翻译，陆续登在月刊《奔流》上面的。在那第一本的《编校后记》上，曾经写着下文那样的一些话—— “俄国的关于文艺的争执，曾有《苏俄的文艺论战》〔3〕介绍过，这里的《苏俄的文艺政策》，实在可以看作那一部书的续编。如果看过前一书，则看起这篇来便更为明了。序文上虽说立场有三派的不同，然而约减起来，也不过两派。即对于阶级文艺，一派偏重文艺，如瓦浪斯基〔4〕等，一派偏重阶级，是《那巴斯图》〔5〕的人们，布哈林〔6〕们自然也主张支持无产阶级作家的，但又以为最要紧的是要有创作。发言的人们之中，好几个是委员，如瓦浪斯基，布哈林，雅各武莱夫〔7〕，托罗兹基〔8〕，卢那卡尔斯基等；也有‘锻冶厂’〔9〕一派，如普列忒内夫〔10〕；最多的是《那巴斯图》的人们，如瓦进，烈烈威支〔11〕，阿卫巴赫，罗陀夫，培赛勉斯基〔12〕等，译载在《苏俄的文艺论战》里的一篇《文学与艺术》后面，都有署名在那里。 “‘那巴斯图’派的攻击，几乎集中于一个瓦浪斯基——《赤色新地》〔13〕的编辑者。对于他所作的《作为生活认识的艺术》，烈烈威支曾有一篇《作为生活组织的艺术》，引用布哈林的定义，以艺术为‘感情的普遍化’的方法，并指摘瓦浪斯基的艺术论，乃是超阶级底的。这意思在评议会〔14〕的论争上也可见。但到后来，藏原惟人在《现代俄罗斯的批评文学》中说，他们两人之间的立场似乎有些接近了，瓦浪斯基承认了艺术的阶级性之重要，烈烈威支的攻击也较先前稍为和缓了。现在是托罗兹基，拉迪克〔15〕都已放逐，瓦浪斯基大约也退职，状况也许又很不同了罢。 “从这记录中，可以看见在劳动阶级文学的大本营的俄国的文学的理论和实际，于现在的中国，恐怕是不为无益的；其中有几个空字，是原译本如此，因无别国译本，不敢妄补，倘有备有原书，通函见教或指正其错误的，必当随时补正。” 但直到现在，首尾三年，终于未曾得到一封这样的信札，所以其中的缺憾，还是和先前一模一样。反之，对于译者本身的笑骂却颇不少的，至今未绝。我曾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中提到一点大略，登在《萌芽》〔16〕第三本上，现在就摘抄几段在下面—— “从前年以来，对于我个人的攻击是多极了，每一种刊物上，大抵总要看见‘鲁迅’的名字，而作者的口吻，则粗粗一看，大抵好像革命文学家。但我看了几篇，竟逐渐觉得废话太多了，解剖刀既不中腠理，子弹所击之处，也不是致命伤。……于是我想，可供参考的这样的理论，是太少了，所以大家有些胡涂。对于敌人，解剖，咬嚼，现在是在所不免的，不过有一本解剖学，有一本烹饪法，依法办理，则构造味道，总还可以较为清楚，有味。人往往以神话中的Prometheus〔17〕比革命者，以为窃火给人，虽遭天帝之虐待不悔，其博大坚忍正相同。但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以为倘能味道较好，庶几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较多的好处，我也较不枉费了身躯：出发点全是个人主义。并且还夹杂着小市民性的奢华，以及慢慢地摸出解剖刀来，反而刺进解剖者的心脏里去的‘报复’。……然而，我也愿意于社会上有些用处，看客所见的结果仍是火和光。这样，首先开手的就是《文艺政策》，因为其中含有各派的议论。 “郑伯奇先生……便在所编的《文艺生活》〔18〕上，笑我的翻译这书，是不甘没落，而可惜被别人著了先鞭。翻一本书便会浮起，做革命文学家真太容易了，我并不这样想。有一种小报，则说我的译《艺术论》〔19〕是‘投降’。是的，投降的事，为世上所常有，但其时成仿吾元帅早已爬出日本的温泉，住进巴黎的旅馆，在这里又向谁输诚呢。今年，谥法又两样了，……说是‘方向转换’。我看见日本的有些杂志中，曾将这四字加在先前的新感觉派片冈铁兵〔20〕上，算是一个好名词。其实，这些纷纭之谈，也还是日看名目，连想也不肯一想的老病。译一本关于无产阶级文学的书，是不足以证明方向的，倘有曲译，倒反足以为害。我的译书，就也要献给这些速断的无产文学批评家，因为他们是有不贪‘爽快’，耐苦来研究这种理论的义务的。 “但我自信并无故意的曲译，打着我所不佩服的批评家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一笑，打着我自己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忍疼，却决不有所增减，这也是始终‘硬译’的一个原因。自然，世间总会有较好的翻译者，能够译成既不曲，也不‘硬’或‘死’的文章的，那时我的译本当然就被淘汰，我就只要来填这从‘无有’到‘较好’的空间罢了。” 因为至今还没有更新的译本出现，所以我仍然整理旧稿，印成书籍模样，想延续他多少时候的生存。但较之初稿，自信是更少缺点了。第一，雪峰当编定时，曾给我对比原译，订正了几个错误；第二，他又将所译冈泽秀虎〔21〕的《以理论为中心的俄国无产阶级文学发达史》附在卷末，并将有些字面改从我的译例，使总览之后，于这《文艺政策》的来源去脉，更得分明。这两点，至少是值得特行声#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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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