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风-华文苑-中华文学苑

中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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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鱼儿（饯黄侍郎畴若劝酒）

向江头、几回凝望，垂杨那畔舟才舣。江神似识东归意，故放一篙春水。却总被。三百里人家、祖帐连天起。且行且止。便为汝迟留，三朝两日，如此只如此。还须看，世上忧端如猬。一枰白黑棋子。肥边瘦腹都闲事。毕竟到头何似。当此际。要默识沈思，一著惺惺地。目前谁是。料当局诸公，＿容缩手，日夜待公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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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

悟禅三首寄胡果

近闻胡隐士，潜认得心王。不恨百年促，翻悲万劫长。有修终有限，无事亦无殃。慎莫通方便，应机不顿忘。百年都几日，何事苦嚣然。晚岁倦为学，闲心易到禅。病宜多宴坐，贫似少攀缘。自笑无名字，因名自在天。近见新章句，因知见在心。春游晋祠水，晴上霍山岑。问法僧当偈，还丹客赠金。莫惊头欲白，禅观老弥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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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稹

探春慢（立春）

南国收寒，东郊放暖，条风初回台榭。小燕横钗，闹蛾低鬓，根底吴娃妖冶。纤手传生菜，向人道、新春来也。莫须沈醉樽前，这些风景无价。长记年年此日，迎著个牛儿，彩鞭羞打。＿＿金幡，星星华发，得似家山闲暇。都把心期事，待问讯、柳边花下。箫鼓声中，温存小楼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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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以夫

祝英台近·除夜立春

翦红情，裁绿意，花信上钗股。残日东风，不放岁华去。有人添烛西窗，不眠侵晓，笑声转、新年莺语。旧尊俎。玉纤曾擘黄柑，柔香系幽素。归梦湖边，还迷镜中路。可怜千点吴霜，寒销不尽，又相对、落梅如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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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文英

怀从弟

孤窗烛影微，何事阻吟思。兄弟断消息，山川长路岐。日沈栖鹤坞，霜著叫猿枝。可想为怀抱，多愁多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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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己

咏杜鹃花

蚕老麦黄三月天，青山处处有啼鹃。断崖几树深如血，照水晴花暖欲然。三叹鹤林成梦寐，前生阆苑觅神仙。小山拄颐愁无奈，又怕声声聒夜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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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

让皇帝庙乐章。送神

奠献已事，昏昕载分。风摇雨散，灵卫絪缊。龙驾帝服，已腾五云。泮宫复閟，寂寞无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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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

登思禅寺上方题修竹茂松

上方幽且暮，台殿隐蒙笼。远磬秋山里，清猿古木中。众溪连竹路，诸岭共松风。傥许栖林下，甘成白首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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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长卿

对芳树

迢迢芳园树，列映清池曲。对此伤人心，还如故时绿。风条洒馀霭，露叶承新旭。佳人不再攀，下有往来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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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应物

山中晓兴

河汉降玄霜，昨来节物殊。愧无神仙姿，岂有阴阳俱。灵鸟望不见，慨然悲高梧。华叶随风扬，珍条杂榛芜。为君寒谷吟，叹息知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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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

赋得北方有佳人

由来称独立，本自号倾城。柳叶眉间发，桃花脸上生。腕摇金钏响，步转玉环鸣。纤腰宜宝袜，红衫艳织成。悬知一顾重，别觉舞腰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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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

赠文敬太子庙时享退文舞迎武舞乐章

干旄羽籥相亏蔽，一进一退殊行缀。昔献三雍盛礼容，今陈六佾崇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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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德舆

春泊弋阳

江行春欲半，孤枕弋阳堤。云暗犹飘雪，潮寒未应溪。饮猿闻棹散，飞鸟背船低。此路成幽绝，家山巩洛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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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浑

今年是“国货年”，除“美麦”〔２〕外，有些洋气的都要被打倒了。四川虽然正在奉令剪掉路人的长衫，上海的一位慷慨家却因为讨厌洋服而记得了袍子和马褂。翻译也倒了运，得到一个笼统的头衔是“硬译”和“乱译”。但据我所见，这些“批评家”中，一面要求着“好的翻译”者，却一个也没有的。创作对于自己人，的确要比翻译切身，易解，然而一不小心，也容易发生“硬作”，“乱作”的毛病，而这毛病，却比翻译要坏得多。我们的文化落后，无可讳言，创作力当然也不及洋鬼子，作品的比较的薄弱，是势所必至的，而且又不能不时时取法于外国。所以翻译和创作，应该一同提倡，决不可压抑了一面，使创作成为一时的骄子，反因容纵而脆弱起来。我还记得先前有一个排货的年头，国货家贩了外国的牙粉，摇松了两瓶，装作三瓶，贴上商标，算是国货，而购买者却多损失了三分之一；还有一种痱子药水，模样和洋货完全相同，价钱却便宜一半，然而它有一个大缺点，是搽了之后，毫无功效，于是购买者便完全损失了。注重翻译，以作借镜，其实也就是催进和鼓励着创作。但几年以前，就有了攻击“硬译”的“批评家”，搔不他旧疮疤上的末屑，少得像膏药上的麝香一样，因为少，就自以为是奇珍。而这风气竟传布开来了，许多新起的论者，今年都在开始轻薄着贩来的洋货。比起武人的大买飞机，市民的拚命捐款来，所谓“文人”也者，真是多么昏庸的人物呵。我要求中国有许多好的翻译家，倘不能，就支持着“硬译”。理由还在中国有许多读者层，有着并不全是骗人的东西，也许总有人会多少吸收一点，比一张空盘较为有益。而且我自己是向来感谢着翻译的，例如关于萧的毁誉和现在正在提起的题材的积极性的问题〔３〕，在洋货里，是早有了明确的解答的。关于前者，德国的尉特甫格（ＫａｒｌＷｉｔｔｖｏｇｅｌ）〔４〕在《萧伯纳是丑角》里说过——“至于说到萧氏是否有意于无产阶级的革命，这并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十八世纪的法国大哲学家们，也并不希望法国的大革命。虽然如此，然而他们都是引导着必至的社会变更的那种精神崩溃的重要势力。”（刘大杰译，《萧伯纳在上海》所载。）关于后者，则恩格勒在给明那·考茨基（ＭｉｎｎａＫａｕｔｓｋｙ，就是现存的考茨基的母亲）〔５〕的信里，已有极明确的指示，对于现在的中国，也是很有意义的——“还有，在今日似的条件之下，小说是大抵对于布尔乔亚层的读者的，所以，由我看来，只要正直地叙述出现实的相互关系，毁坏了罩在那上面的作伪的幻影，使布尔乔亚世界的乐观主义动摇，使对于现存秩序的永远的支配起疑，则社会主义的倾向的文学，也就十足地尽了它的使命了——即使作者在这时并未提出什么特定的解决，或者有时连作者站在那一边也不很明白。”〔６〕（日本上田进原译，《思想》百三十四号所载。）八月二日。 BB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一日《现代》第三卷第五期。〔２〕“美麦”一九三三年五月，国民党政府为了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内战，由财政部长宋子文和美国复兴金融公司，在华盛顿签订了“棉麦借款”合同，规定借款五千万美元，其中五分之一购买美麦，五分之四购买美棉。〔３〕关于题材的积极性问题，当时曾有过讨论，一九三三年八月《文学》第一卷第二号“社谈”栏《文坛往何处去》一文就曾谈到：“其次是‘题材积极性’的问题。现在很有些人以为描写小资产阶级生活的题材便没有‘积极性’，必须写工农大众的生活，这才是题材有积极性；又以为仅仅描写大众的生活痛苦或是仅仅描写了他们怎样被剥削被压迫，也就不能说有积极性，必须写他们斗争才好，而且须写斗争得胜。究竟所谓‘题材的积极性’是否应当这样去理解呢，抑或别有理论？这也是当前问题的一个，亟待发展讨论，俾创作者可资参考。”〔４〕尉特甫格（１８９６—？）德国作家，一九三三年迁居美国。他是中国问题研究者，著有《觉醒的中国》、《中国经济研究》以及与人合著的《中国社会史——辽史》等。〔５〕恩格勒即恩格斯。明那·考茨基（１８３７—１９１２），通译敏娜·考茨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女作家，著有小说《格里兰霍夫的斯蒂凡》等。〔６〕这里所引恩格斯的话，现译为：“此外，在当前条件下，小说主要是面向资产阶级圈子里的读者，即不直接属于我们的人的那个圈子里的读者，因此，如果一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来打破关于这些关系的流行的传统幻想，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不可避免地引起对于现存事物的永世长存的怀疑，那末，即使作者没有直接提出任何解决办法，甚至作者有时并没有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但我认为这部小说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六卷第三八五页，一九七四年十月人民出版社出版）。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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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