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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重译

史贲 看到穆木天先生的《论重译及其他》下篇〔2〕的末尾,才知道是在释我的误会。我却觉得并无什么误会,不同之点,只在倒过了一个轻重,我主张首先要看成绩的好坏,而不管译文是直接或间接,以及译者是怎样的动机。 木天先生要译者“自知”,用自己的长处,译成“一劳永逸”的书。要不然,还是不动手的好。这就是说,与其来种荆棘,不如留下一片白地,让别的好园丁来种可以永久观赏的佳花。但是,“一劳永逸”的话,有是有的,而“一劳永逸”的事却极少,就文字而论,中国的这方块字便决非“一劳永逸”的符号。况且白地也决不能永久的保留,既有空地,便会生长荆棘或雀麦。最要紧的是有人来处理,或者培植,或者删除,使翻译界略免于芜杂。这就是批评。 然而我们向来看轻着翻译,尤其是重译。对于创作,批评家是总算时时开口的,一到翻译,则前几年还偶有专指误译的文章,近来就极其少见;对于重译的更其少。但在工作上,批评翻译却比批评创作难,不但看原文须有译者以上的工力,对作品也须有译者以上的理解。如木天先生所说,重译有数种译本作参考,这在译者是极为便利的,因为甲译本可疑时,能够参看乙译本。直接译就不然了,一有不懂的地方,便无法可想,因为世界上是没有用了不同的文章,来写两部意义句句相同的作品的作者的。重译的书之多,这也许是一种原因,说偷懒也行,但大约也还是语学的力量不足的缘故。遇到这种参酌各本而成的译本,批评就更为难了,至少也得能看各种原译本。如陈源译的《父与子》〔3〕,鲁迅译的《毁灭》〔4〕,就都属于这一类的。 我以为翻译的路要放宽,批评的工作要着重。倘只是立论极严,想使译者自己慎重,倒会得到相反的结果,要好的慎重了,乱译者却还是乱译,这时恶译本就会比稍好的译本多。 临末还有几句不大紧要的话。木天先生因为怀疑重译,见了德译本之后,连他自己所译的《塔什干》,也定为法文原译是删节本了。〔5〕其实是不然的。德译本虽然厚,但那是两部小说合订在一起的,后面的大半,就是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6〕。所以我们所有的汉译《塔什干》,也并不是节本。七月三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七月七日《申报·自由谈》。〔2〕穆木天的《论重译及其它(下)》载一九三四年七月二日《申报·自由谈》,其中说:“我们作翻译时,须有权变的办法,但是,一劳永逸的办法,也是不能忽视的。我们在不得已的条件下自然是要容许,甚至要求间接翻译,但是,我们也要防止那些阻碍真实的直接翻译本的间接译出的劣货。而对作品之了解,是翻译时的先决条件。作品中的表现方式也是要注意的。能‘一劳永逸’时,最好是想‘一劳永逸’的办法。无深解的买办式的翻译是不得许可的。”又说:“关于翻译文学可讨论的问题甚多,希望忠实的文学者多多发表些意见。看见史贲先生的《论重译》,使我不得不发表出来以上的意见,以释其误会。” 〔3〕陈源译的俄国屠格涅夫《父与子》,是根据英文译本和法文译本转译的,一九三○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4〕鲁迅译的《毁灭》,根据日文译本,并参看德、英文译本。〔5〕穆木天在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申报·自由谈》发表的《论重译及其他(上)》一文中说:“我是从法文本译过涅维洛夫的《塔什干》的,可是去年看见该书的德译本,比法译本分量多过几乎有一倍。”《塔什干》,原名《丰饶的城塔什干》,穆木天的译本一九三○年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6〕绥拉菲摩维支(A.C._J^GYJg,1863—1949)苏联准摇!短?鳌肥*他所著的长篇小说。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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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

大约总归是十年以前罢,我因为生了病,到一个外国医院去请诊治,在那待诊室里放着的一本德国《星期报》(DieWoche)上,看见了一幅关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漫画,画着法官,教师,连医生和看护妇,也都横眉怒目,捏着手枪。这是我最先看见的关于十月革命的讽刺画,但也不过心里想,有这样凶暴么,觉得好笑罢了。后来看了几个西洋人的旅行记,有的说是怎样好,有的又说是怎样坏,这才莫名其妙起来。但到底也是自己断定:这革命恐怕对于穷人有了好处,那么对于阔人就一定是坏的,有些旅行者为穷人设想,所以觉得好,倘若替阔人打算,那自然就都是坏处了。 但后来又看见一幅讽刺画,是英文的,画着用纸版剪成的工厂,学校,育儿院等等,竖在道路的两边,使参观者坐着摩托车,从中间驶过。这是针对着做旅行记述说苏联的好处的作者们而发的,犹言参观的时候,受了他们的欺骗。政治和经济的事,我是外行,但看去年苏联煤油和麦子的输出,竟弄得资本主义文明国的人们那么骇怕的事实,却将我多年的疑团消释了。我想:假装面子的国度和专会杀人的人民,是决不会有这么巨大的生产力的,可见那些讽刺画倒是无耻的欺骗。 不过我们中国人实在有一点小毛病,就是不大爱听别国的好处,尤其是清党之后,提起那日有建设的苏联。一提到罢,不是说你意在宣传,就是说你得了卢布。而且宣传这两个字,在中国实在是被糟蹋得太不成样子了,人们看惯了什么阔人的通电,什么会议的宣言,什么名人的谈话,发表之后,立刻无影无踪,还不如一个屁的臭得长久,于是渐以为凡有讲述远处或将来的优点的文字,都是欺人之谈,所谓宣传,只是一个为了自利,而漫天说谎的雅号。 自然,在目前的中国,这一类的东西是常有的,靠了钦定或官许的力量,到处推销无阻,可是读的人们却不多,因为宣传的事,是必须在现在或到后来有事实来证明的,这才可以叫作宣传。而中国现行的所谓宣传,则不但后来只有证明这“宣传”确凿就是说谎的事实而已,还有一种坏结果,是令人对于凡有记述文字逐渐起了疑心,临末弄得索性不着。即如我自己就受了这影响,报章上说的什么新旧三都的伟观,南北两京的新气〔2〕,固然只要看见标题就觉得肉麻了,而且连讲外国的游记,也竟至于不大想去翻动它。 但这一年内,也遇到了两部不必用心戒备,居然看完了的书,一是胡愈之先生的《莫斯科印象记》〔3〕,一就是这《苏联闻见录》。因为我的辨认草字的力量太小的缘故,看下去很费力,但为了想看看这自说“为了吃饭问题,不得不去做工”的工人作者的见闻,到底看下去了。虽然中间遇到好像讲解统计表一般的地方,在我自己,未免觉得枯燥,但好在并不多,到底也看下去了。那原因,就在作者仿佛对朋友谈天似的,不用美丽的字眼,不用巧妙的做法,平铺直叙,说了下去,作者是平常的人,文章是平常的文章,所见所闻的苏联,是平平常常的地方,那人民,是平平常常的人物,所设施的正是合于人情,生活也不过像了人样,并没有什么希奇古怪。倘要从中猎艳搜奇,自然免不了会失望,然而要知道一些不搽粉墨的真相,却是很好的。 而且由此也可以明白一点世界上的资本主义文明国之定要进攻苏联的原因。工农都像了人样,于资本家和地主是极不利的,所以一定先要歼灭了这工农大众的模范。苏联愈平常,他们就愈害怕。前五六年,北京盛传广东的裸体游行,后来南京上海又盛传汉口的裸体游行,就是但愿敌方的不平常的证据。据这书里面的记述,苏联实在使他们失望了。为什么呢?因为不但共妻,杀父,裸体游行等类的“不平常的事”,确然没有而已,倒是有了许多极平常的事实,那就是将“宗教,家庭,财产,祖国,礼教……一切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都像粪一般抛掉,而一个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底里涌现而出,几万万的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这种极平常的事情,是只有“匪徒”才干得出来的。该杀者,“匪徒”也。 但作者的到苏联,已在十月革命后十年,所以只将他们之“能坚苦,耐劳,勇敢与牺牲”告诉我们,而怎样苦斗,才能够得到现在的结果,那些故事,却讲得很少。这自然是别种著作的任务,不能责成作者全都负担起来,但读者是万不可忽略这一点的,否则,就如印度的《譬喻经》所说,要造高楼,而反对在地上立柱,〔4〕据说是因为他要造的,是离地的高楼一样。 我不加戒备的将这读完了,即因为上文所说的原因。而我相信这书所说的苏联的好处的,也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十来年前,说过苏联怎么不行怎么无望的所谓文明国人,去年已在苏联的煤油和麦子面前发抖。而且我看见确凿的事实:他们是在吸中国的膏血,夺中国的土地,杀中国的人民。他们是大骗子,他们说苏联坏,要进攻苏联,就可见苏联是好的了。这一部书,正也转过来是我的意见的实证。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日,鲁迅于上海闸北寓楼记。BB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六月十日上海《文学月报》第一卷第一号“书评”栏,题为《“苏联闻见录”序》。林克多#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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