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风-华文苑-中华文学苑

中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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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城子（春恨）

别郎容易见郎难。几何般。懒临鸾。憔悴容仪，陡觉缕衣宽。门外红梅将谢也，谁信道、不曾看。晓妆楼上望长安。怯轻寒。莫凭阑。嫌怕东风，吹恨上眉端。为报归期须及早，休误妾、一春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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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夫人

《贵家妇女》是从日本尾濑敬止编译的《艺术战线》译出的；他的底本，是俄国V．理丁编的《文学的俄罗斯》，内载现代小说家的自传，著作目录，代表的短篇小说等。这篇的作者，并不算著名的大家，经历也很简单。现在就将他的自传，译载于后—— “我于一八九五年生在波尔泰瓦。我的父亲——是美术家，出身贵族。一九一三年毕业古典中学，入彼得堡大学的法科，并未毕业。一九一五年，作为义勇兵向战线去了，受了伤，还被毒瓦斯所害。心有点异样。做了参谋大尉。一九一八年，作为义勇兵，加入赤军。一九一九年，以第一席的成绩回籍。一九二一年，从事文学了。我的处女作，于一九二一年登在《彼得堡年报》上。” 《波兰姑娘》是从日本米川正夫编译的《劳农露西亚小说集》译出的〔2〕。 ※ ※ ※ 〔1〕本篇连同淑雪兼珂《贵家妇女》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九月《大众文艺》月刊第一卷第一期。后又同收入《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之一《奇剑及其它》。〔2〕这句话是在收入《奇剑及其它》时添上的。因为《奇剑及其它》中同时收有淑雪兼珂的《波兰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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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瑞鹧鸪（遣情）

宝奁常见晓妆时。面药香融傅口脂。扰扰亲曾撩绿鬓，纤纤巧与画新眉。浓欢已散西风远，忆泪无多为你垂。各自从今好消遣，莫将红叶浪题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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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长卿

春光好（立道生日作）

去年曾寿生朝。正黄菊、初舒翠翘。今岁雕堂重预宴，梨雪香飘。是时梨花盛开。明年应傍丹霄。看宝胯、重重在腰。鹊尾吹香笼绣段，且醉金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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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立方

点绛唇（病起恹恹）

【点绛唇】病起恹恹，画堂花谢添憔悴。乱红飘砌，滴尽胭脂泪。惆怅前春，谁向花前愁？愁无际。武陵回睇，人远波空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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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琦

减字木兰花（和孔纯老送郑深道移守严州）

金尊频倒。照坐梅花清更好。春到长杨。宠拜三公入郑庄。月城两载。千里生灵蒙惠爱。舞彻歌词。并立新妆绿带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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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之道

抛球乐辞二首

歌舞送飞球，金觥碧玉筹。管弦桃李月，帘幕凤凰楼。一笑千场醉，浮生任白头。灼灼传花枝，纷纷度画旗。不知红烛下，照见彩球飞。借势因期克，巫山暮雨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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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

奉和麟德殿宴百僚应制

睿泽先寰海，功成展武韶。戈鋋清外垒，文物盛中朝。圣祚山河固，宸章日月昭。玉筵鸾鹄集，仙管凤凰调。御柳新低绿，宫莺乍啭娇。愿将亿兆庆，千祀奉神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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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

青玉案（为外大父林下老人寿）

年年寓屋称觞处。陪彩绶、尊前舞。牢落潇湘归去未。腊梅开遍，冰蟾圆后，梦断灵溪路。长年厚福天分付。算四海、今独步。涧竹岩花如旧否。与翁相伴，岁寒庭户，尽占闲中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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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

清平乐（春晚与诸君饮）

杯深莫厌。强看桃花面。记约阳和初一线。便恁芳菲满眼。明年春色重来。东堂花为谁开。我在芦花深处，钓矶雨绿莓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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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滂

“题未定”草（五）

Ｍ君寄给我一封剪下来的报章。这是近十来年常有的事情，有时是杂志。闲暇时翻检一下，其中大概有一点和我相关的文章，甚至于还有“生脑膜炎”〔２〕之类的恶消息。这时候，我就得预备大约一块多钱的邮票，来寄信回答陆续函问的人们。至于寄报的人呢，大约有两类：一是朋友，意思不过说，这刊物上的东西，有些和你相关；二，可就难说了，猜想起来，也许正是作者或编者，“你看，咱们在骂你了！”用的是《三国志演义》上的“三气周瑜”或“骂死王朗”的法子。不过后一种近来少一些了，因为我的战术是暂时搁起，并不给以反应，使他们诸公的刊物很少有因我而蓬蓬勃勃之望，到后来却也许会去拨一拨谁的下巴：这于他们诸公是很不利的。Ｍ君是属于第一类的；剪报是天津《益世报》〔３〕的《文学副刊》。其中有一篇张露薇〔４〕先生做的《略论中国文坛》，下有一行小注道：“偷懒，奴性，而忘掉了艺术”。只要看这题目，就知道作者是一位勇敢而记住艺术的批评家了。看起文章来，真的，痛快得很。我以为介绍别人的作品，删节实在是极可惜的，倘有妙文，大家都应该设法流传，万不可听其泯灭。不过纸墨也须顾及，所以只摘录了第二段，就是“永远是日本人的追随者的作家”在这里，也万不能再少，因为我实在舍不得了—— “奴隶性是最‘意识正确’的东西，于是便有许多人跟着别人学口号。特别是对于苏联，在目前的中国，一般所谓作家也者，都怀着好感。可是，我们是人，我们应该有自己的人性，对于苏联的文学，尤其是对于那些由日本的浅薄的知识贩卖者所得来的一知半解的苏联的文学理论家与批评家的话，我们所取的态度决不该是应声虫式的；我们所需要的介绍的和模仿的（其实是只有抄袭和盲目的应声）方式也决不该是完全出于热情的。主观是对于事物的选择，客观才是对于事物的方法。我们有了一般奴隶性极深的作家，于是我们便有无数的空虚的标语和口号。 “然而我们没有几个懂得苏联的文学的人，只有一堆盲目的赞美者和零碎的翻译者，而赞美者往往是牛头不对马嘴的胡说，翻译者又不配合于他们的工作，不得不草率，不得不‘硬译’，不得不说文不对题的话，一言以蔽之，他们的能力永远是对不起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意识’虽然正确了，可是他们的工作却永远是不正确的。 “从苏联到中国是很近的，可是为什么就非经过日本人的手不可？我们在日本人的群中并没有发现几个真正了解苏联文学的新精神的人，为什么偏从浅薄的日本知识阶级中去寻我们的食粮？这真是一件可耻的事实。我们为什么不直接的了解？为什么不取一种纯粹客观的工作的态度？为什么人家唱‘新写实主义’，我们跟着喊，人家换了‘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我们又跟着喊；人家介绍纪德，我们才叫；人家介绍巴尔扎克，我们也号；然而我敢预言，在一千年以内：绝不会见到那些介绍纪德，巴尔扎克的人们会给中国的读者译出一两本纪德，巴尔扎克的重要著作来，全集更不必说。 “我们再退一步，对于那些所谓‘文学遗产’，我们并不要求那些跟着人家对喊‘文学遗产’的人们担负把那些‘文学遗产’送给中国的‘大众’的责任。可是我们却要求那些人们有承受那些‘遗产’的义务，这自然又是谈不起来的。我们还记得在庆祝高尔基的四十年的创作生活的时候，中国也有鲁迅，丁玲一般人发了庆祝的电文；这自然是冠冕堂皇的事情。然而那一群签名者中有几个读过高尔基的十分之一的作品？有几个是知道高尔基的伟大在那儿的？……中国的知识阶级就是如此浅薄，做应声虫有余，做一个忠实的，不苟且的，有理性的文学创作者和研究者便不成了。” 五月廿九日天津《益世报》。我并不想因此来研究“奴隶性是最‘意识正确’的东西”，“主观是对于事物的选择，客观才是对于事物的方法”这些难问题；我只要说，诚如张露薇先生所言，就是在文艺上，我们中国也的确太落后。法国有纪律和巴尔扎克〔５〕，苏联有高尔基，我们没有；日本叫喊起来了，我们才跟着叫喊，这也许真是“追随”而且“永远”，也就是“奴隶性”，而且是“最‘意识正确’的东西”。但是，并不“追随”的叫喊其实是也有一些的，林语堂先生说过：“……其在文学，今日绍介波兰诗人，明日绍介捷克文豪，而对于已经闻名之英美法德文人，反厌为陈腐，不欲深察，求一究竟。……此种流风，其弊在浮，救之之道，在于学。”（《人间世》二十八期《今文八弊》中）南北两公，眼睛都有些斜视，只看了一面，各骂了一面，独跳犹可，并排跳舞起来，那“勇敢”就未免化为有趣了。不过林先生主张“求一究竟”，张先生要求“直接了解”，这“实事求是”之心，两位是大抵一致的，不过张先生比较的悲观，因为他是“豫言”家，断定了“在一千年以内，绝不会见到那些绍介纪德，巴尔扎克的人们会给中国的读者译出一两本纪德，巴尔扎克的重要著作来，全集更不必说”的缘故。照这“豫言”看起来，“直接了解”的张露薇先生自己，当然是一定不译的了；别人呢，我还想存疑，但可惜我活不到一千年，决没有目睹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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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西江月（又和前人）

蓬户横开岑寂，寒窗侧映清晖。竹风偷入五香帏。还有好音相惠。须信毫芒可入，明珠胎里忘机。宵征夜宴是和非。月府仙人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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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

念奴娇·闹红一舸

余客武陵。湖北宪治在焉：古城野水，乔木参天。余与二三友，日荡舟其间。薄荷花而饮，意象幽闲，不类人境。秋水且涸。荷叶出地寻丈，因列坐其下，上不见日。清风徐来，绿云自动。间于疏处，窥见游人画船，亦一乐也。朅来吴兴。数得相羊荷花中，又夜泛西湖，光景奇绝。故以此句写之。闹红一舸，记来时，尝与鸳鸯为侣，三十六陂人未到，水佩风裳无数。翠叶吹凉，玉容消酒，更洒菇蒲雨。嫣然摇动，冷香飞上诗句。日暮，青盖亭亭，情人不见，争忍凌波去？只恐舞衣寒易落，愁人西风南浦。高柳垂阴，老鱼吹浪，留我花间住。田田多少，几回沙际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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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夔

辨奸论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势之相因，其疏阔而难知，变化而不可测者，孰与天地阴阳之事。而贤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恶乱其中，而利害夺其外也! 昔者，山巨源见王衍曰：“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阳见卢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孙无遗类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见者。以吾观之，王衍之为人，容貌言语，固有以欺世而盗名者。然不忮不求，与物浮沉。使晋无惠帝，仅得中主，虽衍百千，何从而乱天下乎?卢杞之奸，固足以败国。然而不学无文，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语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从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 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其祸岂可胜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以盖世之名，而济其未形之患。虽有愿治之主，好贤之相，犹将举而用之。则其为天下患，必然而无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孙子曰：“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则吾言为过，而斯人有不遇之叹。孰知祸之至于此哉?不然。天下将被其祸，而吾获知言之名，悲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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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洵

陪江州李使君重阳宴百花亭

闲携九日酒，共到百花亭。醉里求诗境，回看岛屿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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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庆馀

送严维尉河南

蕙叶青青花乱开，少年趋府下蓬莱。甘泉未献扬雄赋，吏道何劳贾谊才。征陌独愁飞盖远，离筵只惜暝钟催。欲知别后相思处，愿植琼枝向柏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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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起

崇实

事实常没有字面这么好看。例如这《自由谈》，其实是不自由的，现在叫作《自由谈》，总算我们是这么自由地在这里谈着。又例如这回北平的迁移古物〔２〕和不准大学生逃难〔３〕，发令的有道理，批评的也有道理，不过这都是些字面，并不是精髓。倘说，因为古物古得很，有一无二，所以是宝贝，应该赶快搬走的罢。这诚然也说得通的。但我们也没有两个北平，而且那地方也比一切现存的古物还要古。禹是一条虫〔４〕，那时的话我们且不谈罢，至于商周时代，这地方却确是已经有了的。为什么倒撇下不管，单搬古物呢？说一句老实话，那就是并非因为古物的“古”，倒是为了它在失掉北平之后，还可以随身带着，随时卖出铜钱来。大学生虽然是“中坚分子”，然而没有市价，假使欧美的市场上值到五百美金一名口，也一定会装了箱子，用专车和古物一同运出北平，在租界上外国银行的保险柜子里藏起来的。但大学生却多而新，惜哉！费话不如少说，只剥崔颢〔５〕《黄鹤楼》诗以吊之，曰——阔人已骑文化去，此地空余文化城。〔６〕文化一去不复返，古城千载冷清清。专车队队前门站，晦气重重大学生。日薄榆关何处抗，烟花场上没人惊。一月三十一日。〔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二月六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２〕北平的迁移古物一九三三年一月日本侵占山海关后，国民党政府以“减少日军目标”为理由，慌忙将历史语言研究所、故宫博物院等收藏的古物分批从北平运至南京、上海。〔３〕不准大学生逃难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八日，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电令北平各大学：“据各报载榆关告紧之际，北平各大学中颇有逃考及提前放假等情，……查大学生为国民中坚分子，讵容妄自惊扰，败坏校规；学校当局迄无呈报，迹近宽纵，亦属非是。”〔４〕禹是一条虫这是顾颉刚在一九二三年讨论古史的文章中提出的看法。他在对禹作考证时，曾以《说文解字》训“禹”为“虫”作根据，提出禹是“蜥蜴之类”的“虫”的推断。（见《古史辨》第一册六十三页）〔５〕崔颢（？—７５４）汴州（今河南开封）人，唐代诗人。他的《黄鹤楼》诗原文为：“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睛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８〕文化城一九三二年十月间，北平文教界江瀚等三十多人，在日军进逼关内，华北危急时，向国民党政府呈送意见书，以北平保存有“寄付着国家命脉，国民精神的文化品物”和“全国各种学问的专门学者，大多荟萃在北平”为理由，要求“明定北平为文化城”，将“北平的军事设备挪开”，用不设防来求得北平免遭日军炮火。这实际上迎合国民党政府的卖国投降政策，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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