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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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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韵修睦上人山居十首

生身便在乱离间，遇柳寻花作麽看。老去转谙无是事，本来何处有多般。长怜蠛蠓能随暖，独笑梧桐不耐寒。覆载我徒争会得，大鹏飞尚未知宽。云泉日日长松寺，丝管年年细柳营。静躁殊途知自识，荣枯一贯亦何争。道傍病树人从老，溪上新苔我独行。若见净名居士语，逍遥全不让庄生。莫言天道终难定，须信人心尽自轻。宣室三千虽有恨，成周八百岂无情。柏缘执性长时瘦，梅为多知两番生。不是不同明主意，懒将唇舌与齐烹。不论轩冕及渔樵，性与情违渐渐遥。季子祸从怜富贵，颜生道在乐箪瓢。清闲自可齐三寿，忿恨还须戒一朝。好学尧民偎舜日，短裁孤竹理云韶。春风春雨一何频，望极空江觉损神。莺有来由重入谷，柳无情绪强依人。汉庭谒者休言事，鲁国诸生莫问津。赖是水乡樗栎贱，满炉红焰且相亲。三十年来要自观，履春冰恐未为难。自于南国同埋剑，谁向东门便挂冠。早是人情飞絮薄，可堪时令太行寒。多惭幸住匡山下，偷得秾岚坐卧看。畹兰未必因香折，湖象多应为齿焚。兼济直饶同巨楫，自由何似学孤云。秋深栎菌樵来得，木末山鼯梦断闻。闲凭竹轩游子过，替他愁见日西曛。何事深山啸复歌，短弓长剑不如他。且图青史垂名稳，从道前贤自滞多。gt鷃敢辞栖短棘，凤凰犹解怯高罗。人生若得逢尧舜，便是巢由亦易过。太玄太易小窗明，古义寻来醉复醒。西伯纵逢头已白，步兵如在眼应青。寒猿断后云为槛，宿鸟惊时月满庭。此景得闲闲去得，人间无事不曾经。壮气虽同德不同，项王何似王江东。乡歌寂寂荒丘月，渔艇年年古渡风。难世斯人犹不达，此时吾道岂能通。吟君十首山中作，方觉多端总是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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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

水调歌头（送八舅朝请）

江海渺千里，飘荡叹流年。等闲匹马相过，乘兴却翛然。十载悲欢如梦，抚掌惊呼相语，往事尽飞烟。此会真难偶，此醉且留连。酒方半，谁轻使，动离弦。我歌未阕公去，明日复山川。空有高城危槛，缥缈当筵清唱，余响落尊前。细雨黄花后，飞雁点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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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梦得

墨

长安分石炭，上党结松心。绕画蝇初落，含滋绶更深。悲丝光易染，叠素彩还沉。别有张芝学，书池幸见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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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峤

叶公好龙

叶公子高好龙，钩以写龙，凿以写龙，屋室雕文以写龙。于是天龙闻而下之，窥头于牖，施尾于堂。叶公见之，弃而还走，失其魂魄，五色无主。是叶公非好龙也，好夫似龙而非龙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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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向

沣水送郑丰鄠县读书

麦秋中夏凉风起，送君西郊及沣水。孤烟远树动离心，隔岸江流若千里。早年江海谢浮名，此路云山惬尔情。上古全经皆在口，秦人如见济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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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甫冉

浪淘沙（洛水桥边春日斜）

【浪淘沙】洛水桥边春日斜，碧流轻浅见琼沙。无端陌上狂风急，惊起鸳鸯出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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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禹锡

寄画松僧

天香寺里古松僧，不画枯松落石层。最爱临江两三树，水禽栖处解无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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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

竹枝（城西门外滟预堆）

【竹枝】城西门外滟预堆，年年波浪不能摧。懊恼人心不如石，少时东去复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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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禹锡

再来一次〔1〕

去年编定《热风》时，还有绅士们所谓“存心忠厚”之意，很删削了好几篇。但有一篇，却原想编进去的，因为失掉了稿子，便只好从缺。现在居然寻出来了；待《热风》再版时，添上这篇，登一个广告，使迷信我的文字的读者们再买一本，于我倒不无裨益。但是，算了罢，这实在不很有趣。不如再登一次，将来收入杂感第三集，也就算作补遗罢。这是关于章士钊先生的—— “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章行严先生在上海批评他之所谓“新文化”说，“二桃杀三士”怎样好，“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便怎样坏，而归结到新文化之“是亦不可以已乎？”〔2〕是亦大可以已者也！“二桃杀三士”并非僻典，旧文化书中常见的。但既然是“谁能为此谋？相国齐晏子。”我们便看看《晏子春秋》〔3〕罢。《晏子春秋》现有上海石印本，容易入手的了，这古典就在该石印本的卷二之内。大意是“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闻，晏子过而趋，三子者不起，”于是晏老先生以为无礼，和景公说，要除去他们了。那方法是请景公使人送他们两个桃子，说道，“你三位就照着功劳吃桃罢。”呵，这可就闹起来了： “公孙接仰天而叹曰，‘晏子，智人也，夫使公之计吾功者，不受桃，是无勇也。士众而桃寡，何不计功而食桃矣？接一搏而再搏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无与人同矣。’援桃而起。 “田开疆曰，‘吾仗兵而却三军者再。若开疆之功，可以食桃而无与人同矣。’援桃而起。 “古冶子曰，‘吾尝从君济于河，鼋衔左骖以入砥柱之流。当是时也，冶少不能游，潜行逆流百步，顺流九里，得鼋杀之，左操骖尾，右挈鼋头，鹤跃而出。津人皆曰，河伯也；若冶视之，则大鼋之首。若冶之功，可以食桃而无与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剑而起。” 钞书太讨厌。总而言之，后来那二士自愧功不如古冶子，自杀了；古冶子不愿独生，也自杀了：于是乎就成了“二桃杀三士”。我们虽然不知道这三士于旧文化有无心得，但既然书上说是“以勇力闻”，便不能说他们是“读书人”。倘使《梁父吟》〔4〕说是“二桃杀三勇士”，自然更可了然，可惜那是五言诗，不能增字，所以不得不作“二桃杀三士”，于是也就害了章行严先生解作“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旧文化也实在太难解，古典也诚然太难记，而那两个旧桃子也未免太作怪：不但那时使三个读书人因此送命，到现在还使一个读书人因此出丑，“是亦不可以已乎”！去年，因为“每下愈况”〔5〕问题，我曾经很受了些自以为公平的青年的教训，说是因为他革去了我的“签事”，我便那么奚落他。现在我在此只得特别声明：这还是一九二三年九月所作，登在《晨报副刊》上的。那时的《晨报副刊》，编辑尚不是陪过泰戈尔先生的“诗哲”，也还未负有逼死别人，掐死自己的使命，所以间或也登一点我似的俗人的文章；〔6〕而我那时和这位后来称为“孤桐先生”的，也毫无“睚眦之怨”〔7〕。那“动机”〔8〕，大概不过是想给白话的流行帮点忙。在这样“祸从口出”之秋，给自己也辩护得周到一点罢。或者将曰，且夫这次来补遗，却有“打落水狗”之嫌，“动机”就很“不纯洁”了。然而我以为也并不。自然，和不多时以前，士钊秘长运筹帷幄，假公济私，谋杀学生，通缉异己之际，“正人君子”时而相帮讥笑着被缉诸人的逃亡，时而“孤桐先生”“孤桐先生”叫得热剌剌地的时候一比较，目下诚不免有落寞之感。但据我看来，他其实并未落水，不过“安住”在租界里而已〔9〕：北京依旧是他所豢养过的东西在张牙舞爪，他所勾结着的报馆在颠倒是非，他所栽培成的女校在兴风作浪：依然是他的世界。在“桃子”上给一下小打击，岂遂可与“打落水狗”同日而语哉？！但不知怎的，这位“孤桐先生”竟在《甲寅》上辩起来了，以为这不过是小事。这是真的，不过是小事。〔10〕弄错一点，又何伤乎？即使不知道晏子，不知道齐国，于中国也无损。农民谁懂得《梁父吟》呢，农业也仍然可以救国的〔11〕。但我以为攻击白话的豪举，可也大可以不必了；将白话来代文言，即使有点不妥，反正也不过是小事情。我虽然未曾在“孤桐先生”门下钻，没有看见满桌满床满地的什么德文书的荣幸，但偶然见到他所发表的“文言”，知道他于法律的不可恃，道德习惯的并非一成不变，文字语言的必有变迁，其实倒是懂得的。懂得而照直说出来的，便成为改革者；懂得而不说，反要利用以欺瞒别人的，便成为“孤桐先生”及其“之流”。他的保护文言，内骨子也不过是这样。如果我的检验是确的，那么，“孤桐先生”大概也就染了《闲话》所谓“有些志士”的通病，为“老婆子女”所累了，此后似乎应该另买几本德文书，来讲究“节育”。五月二十四日。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六月十日《莽原》半月刊第十一期。〔2〕章士钊（行严）关于“二桃杀三士”的一段话，#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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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