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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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歌的“反动”

一儿歌胡怀琛〔2〕 “月亮!月亮! 还有半个那里去了?” “被人家偷去了。” “偷去做甚么?” “当镜子照。” 二反动歌小孩子天上半个月亮, 我道是“破镜飞上天”,原来却是被人偷下地了。 有趣呀,有趣呀,成了镜子了! 可是我见过圆的方的长方的八角六角的菱花式的宝相花〔3〕式的镜子矣,没有见过半月形的镜子也。 我于是乎很不有趣也! 谨案小孩子略受新潮,辄敢妄行诘难,人心不古,良足慨然!然拜读原诗,亦存小失,倘能改第二句为“两半个都那里去了”,即成全璧矣。胡先生夙擅改削〔4〕,当不以鄙言为河汉也。夏历中秋前五日,某生者〔5〕谨注。 十月九日。 KK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十月九日《晨报副刊》,署名某生者。 〔2〕胡怀琛(1886—1938)字寄尘,安徽泾县人。他也是本书《所谓“国学”》一文中所说的国学家和“鸳鸯蝴蝶体”作家之一。他在一九二二年九月给郑振铎的信中曾攻击新文学运动说:“提倡新文学的人,意思要改造中国的文学;但是这几年来,不但没有收效,而且有些反动。”作者在这里所说的“儿歌的‘反动’”,就是针对这种言论而发的。 〔3〕宝相花蔷薇科,花似蔷薇,朵大色丽。〔4〕胡怀琛曾把胡适《尝试集》中的一些诗,加以改削,重新发表。这里所说的“夙善改削”,即指此事。 〔5〕某生者作者署名“某生者”,含有讽刺当时“鸳鸯蝴蝶派”小说作者的意思,因为这一派作者常有用“××生”作笔名的,而且他们的小说多用“某生者,某地人,家世簪缨,文采斐雅……”一类话开头,几乎成为一个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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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今春的两种感想

——十一月二十二日在北平辅仁大学讲我是上星期到北平的,论理应当带点礼物送给青年诸位,不过因为奔忙匆匆未顾得及,同时也没有什么可带的。 我近来是在上海,上海与北平不同,在上海所感到的,在北平未必感到。今天又没豫备什么,就随便谈谈吧。昨年东北事变详情我一点不知道,想来上海事变〔2〕诸位一定也不甚了然。就是同在上海也是彼此不知,这里死命的逃死,那里则打牌的仍旧打牌,跳舞的仍旧跳舞。 打起来的时候,我是正在所谓火线里面〔3〕,亲遇见捉去许多中国青年。捉去了就不见回来,是生是死也没人知道,也没人打听,这种情形是由来已久了,在中国被捉去的青年素来是不知下落的。东北事起,上海有许多抗日团体,有一种团体就有一种徽章。这种徽章,如被日军发现死是很难免的。然而中国青年的记性确是不好,如抗日十人团〔4〕,一团十人,每人有一个徽章,可是并不一定抗日,不过把它放在袋里。但被捉去后这就是死的证据。还有学生军〔5〕们,以前是天天练操,不久就无形中不练了,只有军装的照片存在,并且把操衣放在家中,自己也忘却了。然而一被日军查出时是又必定要送命的。像这一般青年被杀,大家大为不平,以为日人太残酷。其实这完全是因为脾气不同的缘故,日人太认真,而中国人却太不认真。中国的事情往往是招牌一挂就算成功了。日本则不然。他们不像中国这样只是作戏似的。日本人一看见有徽章,有操衣的,便以为他们一定是真在抗日的人,当然要认为是劲敌。这样不认真的同认真的碰在一起,倒霉是必然的。 中国实在是太不认真,什么全是一样。文学上所见的常有新主义,以前有所谓民族主义的文学〔6〕也者,闹得很热闹,可是自从日本兵一来,马上就不见了。我想大概是变成为艺术而艺术了吧。中国的政客,也是今天谈财政,明日谈照像,后天又谈交通,最后又忽然念起佛来了。外国不然。以前欧洲有所谓未来派艺术。未来派的艺术是看不懂的东西。但看不懂也并非一定是看者知识太浅,实在是它根本上就看不懂。文章本来有两种:一种是看得懂的,一种是看不懂的。假若你看不懂就自恨浅薄,那就是上当了。不过人家是不管看懂与不懂的——看不懂如未来派的文学,虽然看不懂,作者却是拚命的,很认真的在那里讲。但是中国就找不出这样例子。 还有感到的一点是我们的眼光不可不放大,但不可放的太大。 我那时看见日本兵不打了,就搬了回去,但忽然又紧张起来了。后来打听才知道是因为中国放鞭炮引起的。那天因为是月蚀,故大家放鞭炮来救她。在日本人意中以为在这样的时光,中国人一定全忙于救中国抑救上海,万想不到中国人却救的那样远,去救月亮去了。 我们常将眼光收得极近,只在自身,或者放得极远,到北极,或到天外,而这两者之间的一圈可是绝不注意的,譬如食物吧,近来馆子里是比较干净了,这是受了外国影响之故,以前不是这样。例如某家烧卖好,包子好,好的确是好,非常好吃,但盘子是极污秽的,去吃的人看不得盘子,只要专注在吃的包子烧卖就是,倘使你要注意到食物之外的一圈,那就非常为难了。 在中国做人,真非这样不成,不然就活不下去。例如倘使你讲个人主义,或者远而至于宇宙哲学,灵魂灭否,那是不要紧的。但一讲社会问题,可就要出毛病了。北平或者还好,如在上海则一讲社会问题,那就非出毛病不可,这是有验的灵药,常常有无数青年被捉去而无下落了。 在文学上也是如此。倘写所谓身边小说,说苦痛呵,穷呵,我爱女人而女人不爱我呵,那是很妥当的,不会出什么乱子。如要一谈及中国社会,谈及压迫与被压迫,那就不成。不过你如果再远一点,说什么巴黎伦敦,再远些,月界,天边,可又没有危险了。但有一层要注意,俄国谈不得。 上海的事又要一年了,大家好似早已忘掉了,打牌的仍旧打牌,跳舞的仍旧跳舞。不过忘只好忘,全记起来恐怕脑中也放不下。倘使只记着这些,其他事也没工夫记起了。不过也可以记一个总纲。如“认真点”,“眼光不可不放大但不可放的太大”,就是。这本是两句平常话,但我的确知道了这两句话,是在死了许多性命之后。许多历史的教训,都是用极大的牺牲换来的。譬如吃东西罢,某种是毒物不能吃,我们好像全惯了,很平常了。不过,这一定是以前有多少人吃死了,才知道的。所以我想,第一次吃螃蟹的人是很可佩服的,不是勇士谁敢去吃它呢?螃蟹有人吃,蜘蛛一定也有人吃过,不过不好吃,所以后人不吃了。像这种人我们当极端感谢的。 我希望一般人不要只注意在近身的问题,或地球以外的问题,社会上实际问题是也要注意些才好。 〔1〕本篇记录稿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北京《世界日报》“教育”栏。发表前曾经鲁迅修订。 〔2〕东北事变指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上海事变,指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 〔3〕一二八事变时,鲁迅寓所在上海北四川路,临近战区。〔4〕抗日十人团九一八事变后上海各界自发成立的一种爱#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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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扣丝杂感〔1〕

以下这些话,是因为见了《语丝》(一四七期)的《随感录》(二八) 〔2〕而写的。 这半年来,凡我所看的期刊,除《北新》外,没有一种完全的:《莽原》,《新生》〔3〕,《沉钟》〔4〕。甚至于日本文的《斯文》,里面所讲的都是汉学,末尾附有《西游记传奇》〔5〕,我想和演义来比较一下,所以很切用,但第二本即缺少,第四本起便杳然了。至于《语丝》,我所没有收到的统共有六期,后来多从市上的书铺里补得,惟有一二六和一四三终于买不到,至今还不知道内容究竟是怎样。 这些收不到的期刊,是遗失,还是没收的呢?我以为两者都有。没收的地方,是北京,天津,还是上海,广州呢?我以为大约也各处都有。至于没收的缘故,那可是不得而知了。 我所确切知道的,有这样几件事。是《莽原》也被扣留过一期,不过这还可以说,因为里面有俄国作品的翻译。那时只要一个“俄”字,已够惊心动魄,自然无暇顾及时代和内容。但韦丛芜的《君山》〔6〕,也被扣留。这一本诗,不但说不到“赤”,并且也说不到“白”,正和作者的年纪一样,是“青”的,而竟被禁锢在邮局里。黎锦明先生早有来信,说送我《烈火集》〔7〕,一本是托书局寄的,怕他们忘记,自己又寄了一本。但至今已将半年,一本也没有到。我想,十之九都被没收了,因为火色既“赤”,而况又“烈”乎,当然通不过的。 《语丝》一三二期寄到我这里的时候是出版后约六星期,封皮上写着两个绿色大字道:“扣留”,另外还有检查机关的印记和封条。打开看时,里面是《猓猓人的创世记》,《无题》,《寂寞札记》,《撒园荽》,《苏曼殊及其友人》,都不像会犯禁。我便看《来函照登》,是讲“情死”“情杀”的,不要紧,目下还不管这些事。只有《闲话拾遗》了。这一期特别少,共只两条。一是讲日本的,大约也还不至于犯禁。一是说来信告诉“清党”的残暴手段的,《语丝》此刻不想登。莫非因为这一条么?但不登何以又不行呢?莫明其妙。然而何以“扣留”而又放行了呢?也莫明其妙。 这莫明其妙的根源,我以为在于检查的人员。 中国近来一有事,首先就检查邮电。这检查的人员,有的是团长或区长,关于论文诗歌之类,我觉得我们不必和他多谈。但即使是读书人,其实还是一样的说不明白,尤其是在所谓革命的地方。直截痛快的革命训练弄惯了,将所有革命精神提起,如油的浮在水面一般,然而顾不及增加营养。所以,先前是刊物的封面上画一个工人,手捏铁铲或鹤嘴锹,文中有“革命!革命!”“打倒!打倒!”者,一帆风顺,算是好的。现在是要画一个少年军人拿旗骑在马上,里面“严办!严办!”〔8〕这才庶几免于罪戾。至于什么“讽刺”,“幽默”,“反语”,“闲谈”等类,实在还是格不相入。从格不相入,而成为视之懵然,结果即不免有些弄得乱七八糟,谁也莫明其妙。 还有一层,是终日检查刊物,不久就会头昏眼花,于是讨厌,于是生气,于是觉得刊物大抵可恶——尤其是不容易了然的——而非严办不可。我记得书籍不切边,我也是作俑者之一,当时实在是没有什么恶意的。后来看见方传宗先生的通信(见本《丝》一二九),竟说得要毛边装订的人有如此可恶〔9〕,不觉满肚子冤屈。但仔细一想,方先生似乎是图书馆员,那么,要他老是裁那并不感到兴趣的毛边书,终于不免生气而大骂毛边党,正是毫不足怪的事。检查员也同此例,久而久之,就要发火,开初或者看得详细点,但后来总不免《烈火集》也可怕,《君山》也可疑,——只剩了一条最稳当的路:扣留。 两个月前罢,看见报上记着某邮局因为扣下的刊物太多,无处存放了,一律焚毁。我那时实在感到心痛,仿佛内中很有几本是我的东西似的。呜呼哀哉!我的《烈火集》呵。我的《西游记传奇》呵。我的……。 附带还要说几句关于毛边的牢骚。我先前在北京参与印书的时候,自己暗暗地定下了三样无关紧要的小改革,来试一试。一,是首页的书名和著者的题字,打破对称式;二,是每篇的第一行之前,留下几行空白;三,就是毛边。现在的结果,第一件已经有恢复香炉烛台式的了;第二件有时无论怎样叮嘱,而临印的时候,工人终于将第一行的字移到纸边,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使你无可挽救;第三件被攻击最早,不久我便有条件的降伏了。与李老板〔10〕约:别的不管,只是我的译著,必须坚持毛边到底!但是,今竟如何?老板送给我的五部或十部,至今还确是毛边。不过在书铺里,我却发见了毫无“毛”气,四面光滑的《彷徨》之类。归根结蒂,他们都将彻底的胜利。所以说我想改革社会,或者和改革社会有关,那是完全冤枉的,我早已瘟头瘟脑,躺在板床上吸烟卷——彩凤牌——了。 言归正传。刊物的暂时要碰钉子,也不但遇到检查员,我恐怕便是读书的青年,也还是一样。先已说过,革命地方的文字,是要直截痛快,“革命!革命!”的,这才是“革命文学”。我曾经看见一种期刊上登载一篇文章,后有作者的附白,说这一篇没有谈及革命,对不起读者,对不起对不起。 〔11〕但自从“清党”以后,这“直截痛快”以外,却又增添#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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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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