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风-华文苑-中华文学苑

中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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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商山

雨暗商山过客稀，路傍孤店闭柴扉。卸鞍良久茅檐下，待得巴人樵采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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戎昱

奉和鲁望四明山九题。云南

云南背一川，无雁到峰前。墟里生红药，人家发白泉。儿童皆似古，婚嫁尽如仙。共作真官户，无由税石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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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日休

都下再会友人

谁言多难后，重会喜淹留。欲话关河梦，先惊鬓发秋。浮云空冉冉，远水自悠悠。多谢开青眼，携壶共上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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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

路上寄银匙与阿龟

谪宦心都惯，辞乡去不难。缘留龟子住，涕泪一阑干。小子须娇养，邹婆为好看。银匙封寄汝，忆我即加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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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

点绛唇（春雨）

夜雨如倾，满溪添涨桃花水。落红铺地。枝上堆浓翠。去年如今，常伴酴醿醉。今年里。离家千里。独猛东风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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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长卿

秋日书怀寄白宾客

州远雄无益，年高健亦衰。兴情逢酒在，筋力上楼知。蝉噪芳意尽，雁来愁望时。商山紫芝客，应不向秋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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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禹锡

同诸客携酒早看樱桃花

晓报樱桃发，春携酒客过。绿饧粘盏杓，红雪压枝柯。天色晴明少，人生事故多。停杯替花语，不醉拟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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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

念奴娇（冷清清地）

【念奴娇】冷清清地，便逢欢、也则不情不绪。况是宵长孤枕侧，挨得几分秋雨。兰炷微沉，桃笙半叠，送尽炉烟缕。香浓醉薄，此愁何减羁旅。不过絮断柔肠，乱蛩枉却，费许多言语。二十五声清漏永，尽彀滴残双箸。翠湿云鬟，凉侵玉腕，那复催砧杵。由他梦醒，别来和梦难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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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贞观

黄棘本月六日的《动向》上，登有一篇阿芷〔２〕先生指明杨昌溪〔３〕先生的大作《鸭绿江畔》，是和法捷耶夫〔４〕的《毁灭》相像的文章，其中还举着例证。这恐怕不能说是“英雄所见略同”罢。因为生吞活剥的模样，实在太明显了。但是，生吞活剥也要有本领，杨先生似乎还差一点。例如《毁灭》的译本，开头是——“在阶石上锵锵地响着有了损伤的日本指挥刀，莱奋生走到后院去了，……” 而《鸭绿江畔》的开头是——“当金蕴声走进庭园的时候，他那损伤了的日本式的指挥刀在阶石上噼啪地响着。……” 人名不同了，那是当然的；响声不同了，也没有什么关系，最特别的是他在“日本”之下，加了一个“式”字。这或者也难怪，不是日本人，怎么会挂“日本指挥刀”呢？一定是照日本式样，自己打造的了。但是，我们再来想一想：莱奋生所带的是袭击队，自然是袭击敌人，但也夺取武器。自己的军器是不完备的，一有所得，便用起来。所以他所挂的正是“日本的指挥刀”，并不是“日本式”。文学家看小说，并且豫备抄袭的，可谓关系密切的了，而尚且如此粗心，岂不可叹也夫！五月七日。〔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五月十日《中华日报·动向》。〔２〕阿芷即叶紫（１９１０—１９３９），湖南益阳人，作家。他在一九三四年五月六日《中华日报·动向》上发表的文章是《洋形式的窃取与洋内容的借用》。〔３〕杨昌溪“民族主义文学”的追随者，他的中篇小说《鸭绿江畔》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八月《汗血月刊》第一卷第五期。〔４〕法捷耶夫（Ａ．Ａ．_]IXXY，１９０１—１９５６）苏联作家。作品有长篇小说《毁灭》、《青年近卫军》等。《毁灭》由鲁迅译成中文，一九三一年先由大江书铺出版，译者署名隋洛文，继以“三闲书屋”名义自费重版，译者改署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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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随感录38

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这便是文化竞争失败之后，不能再见振拔改进的原因。 “个人的自大”，就是独异，是对庸众宣战。除精神病学上的夸大狂外，这种自大的人，大抵有几分天才，——照Ｎｏｒｄａｕ〔２〕等说，也可说就是几分狂气，他们必定自己觉得思想见识高出庸众之上，又为庸众所不懂，所以愤世疾俗，渐渐变成厌世家，或“国民之敌”〔３〕。但一切新思想，多从他们出来，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从他们发端。所以多有这“个人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多福气！多幸运！ “合群的自大”，“爱国的自大”，是党同伐异，是对少数的天才宣战；——至于对别国文明宣战，却尚在其次。他们自己毫无特别才能，可以夸示于人，所以把这国拿来做个影子；他们把国里的习惯制度抬得很高，赞美的了不得；他们的国粹，既然这样有荣光，他们自然也有荣光了！倘若遇见攻击，他们也不必自去应战，因为这种蹲在影子里张目摇舌的人，数目极多，只须用ｍｏｂ〔４〕的长技，一阵乱噪，便可制胜。胜了，我是一群中的人，自然也胜了；若败了时，一群中有许多人，未必是我受亏：大凡聚众滋事时，多具这种心理，也就是他们的心理。他们举动，看似猛烈，其实却很卑怯。至于所生结果，则复古，尊王，扶清灭洋等等，已领教得多了。所以多有这“合群的爱国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可哀，真是不幸！不幸中国偏只多这一种自大：古人所作所说的事，没一件不好，遵行还怕不及，怎敢说到改革？这种爱国的自大家的意见，虽各派略有不同，根柢总是一致，计算起来，可分作下列五种：甲云：“中国地大物博，开化最早；道德天下第一。”这是完全自负。乙云：“外国物质文明虽高，中国精神文明更好。” 丙云：“外国的东西，中国都已有过；某种科学，即某子所说的云云”，这两种都是“古今中外派”的支流；依据张之洞〔５〕的格言，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人物。丁云：“外国也有叫化子，——（或云）也有草舍，——娼妓，——臭虫。”这是消极的反抗。戊云：“中国便是野蛮的好。”又云：“你说中国思想昏乱，那正是我民族所造成的事业的结晶。从祖先昏乱起，直要昏乱到子孙；从过去昏乱起，直要昏乱到未来。……（我们是四万万人，）你能把我们灭绝么？”〔６〕这比“丁”更进一层，不去拖人下水，反以自己的丑恶骄人；至于口气的强硬，却很有《水浒传》中牛二的态度〔７〕。五种之中，甲乙丙丁的话，虽然已很荒谬，但同戊比较，尚觉情有可原，因为他们还有一点好胜心存在。譬如衰败人家的子弟，看见别家兴旺，多说大话，摆出大家架子；或寻求人家一点破绽，聊给自己解嘲。这虽然极是可笑，但比那一种掉了鼻子，还说是祖传老病，夸示于众的人，总要算略高一步了。戊派的爱国论最晚出，我听了也最寒心；这不但因其居心可怕，实因他所说的更为实在的缘故。昏乱的祖先，养出昏乱的子孙，正是遗传的定理。民族根性造成之后，无论好坏，改变都不容易的。法国Ｇ．ＬｅＢｏｎ〔８〕著《民族进化的心理》中，说及此事道（原文已忘，今但举其大意）——“我们一举一动，虽似自主，其实多受死鬼的牵制。将我们一代的人，和先前几百代的鬼比较起来，数目上就万不能敌了。”我们几百代的祖先里面，昏乱的人，定然不少：有讲道学〔９〕的儒生，也有讲阴阳五行〔１０〕的道士，有静坐炼丹的仙人，也有打脸打把子〔１１〕的戏子。所以我们现在虽想好好做“人”，难保血管里的昏乱分子不来作怪，我们也不由自主，一变而为研究丹田脸谱的人物：这真是大可寒心的事。但我总希望这昏乱思想遗传的祸害，不至于有梅毒那样猛烈，竟至百无一免。即使同梅毒一样，现在发明了六百零六，肉体上的病，既可医治；我希望也有一种七百零七的药，可以医治思想上的病。这药原来也已发明，就是“科学”一味。只希望那班精神上掉了鼻子的朋友，不要又打着“祖传老病”的旗号来反对吃药，中国的昏乱病，便也总有全愈的一天。祖先的势力虽大，但如从现代起，立意改变：扫除了昏乱的心思，和助成昏乱的物事（儒道两派的文书），再用了对症的药，即使不能立刻奏效，也可把那病毒略略羼淡。如此几代之后待我们成了祖先的时候，就可以分得昏乱祖先的若干势力，那时便有转机，ＬｅＢｏｎ所说的事，也不足怕了。以上是我对于“不长进的民族”的疗救方法；至于“灭绝”一条，那是全不成话，可不必说。“灭绝”这两个可怕的字，岂是我们人类应说的？只有张献忠〔１２〕这等人曾有如此主张，至今为人类唾骂；而且于实际上发生出什么效验呢？但我有一句话，要劝戊派诸公。“灭绝”这句话，只能吓人，却不能吓倒自然。他是毫无情面：他看见有自向灭绝这条路走的民族，便请他们灭绝，毫不客气。我们自己想活，也希望别人都活；不忍说他人的灭绝，又怕他们自己走到灭绝的路上，把我们带累了也灭绝，所以在此着急。倘使不改现状，反能兴旺，#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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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