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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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陶元庆君的绘画展览时〔1〕

我所要说的几句话陶元庆〔2〕君绘画的展览,我在北京所见的是第一回。记得那时曾经说过这样意思的话〔3〕:他以新的形,尤其是新的色来写出他自己的世界,而其中仍有中国向来的魂灵——要字面免得流于玄虚,则就是:民族性。 我觉得我的话在上海也没有改正的必要。 中国现今的一部份人,确是很有些苦闷。我想,这是古国的青年的迟暮之感。世界的时代思潮早已六面袭来,而自己还拘禁在三千年陈的桎梏里。于是觉醒,挣扎,反叛,要出而参与世界的事业——我要范围说得小一点:文艺之业。倘使中国之在世界上不算在错,则这样的情形我以为也是对的。 然而现在外面的许多艺术界中人,已经对于自然反叛,将自然割裂,改造了。而文艺史界中人,则舍了用惯的向来以为是“永久”的旧尺,另以各时代各民族的固有的尺,来量各时代各民族的艺术,于是向埃及坟中的绘画赞叹,对黑人刀柄上的雕刻点头,这往往使我们误解,以为要再回到旧日的桎梏里。而新艺术家们勇猛的反叛,则震惊我们的耳目,又往往不能不感服。但是,我们是迟暮了,并未参与过先前的事业,于是有时就不过敬谨接收,又成了一种可敬的身外的新桎梏。 陶元庆君的绘画,是没有这两重桎梏的。就因为内外两面,都和世界的时代思潮合流,而又并未梏亡中国的民族性。 我于艺术界的事知道得极少,关于文字的事较为留心些。 就如白话,从中,更就世所谓“欧化语体”来说罢。有人斥道:你用这样的语体,可惜皮肤不白,鼻梁不高呀!诚然,这教训是严厉的。但是,皮肤一白,鼻梁一高,他用的大概是欧文,不是欧化语体了。正唯其皮不白,鼻不高而偏要“的呵吗呢”,并且一句里用许多的“的”字,这才是为世诟病的今日的中国的我辈。 但我并非将欧化文来比拟陶元庆君的绘画。意思只在说: 他并非“之乎者也”,因为用的是新的形和新的色;而又不是“Yes”“No”,因为他究竟是中国人。所以,用密达尺〔4〕来量,是不对的,但也不能用什么汉朝的虑傂尺〔5〕或清朝的营造尺〔6〕,因为他又已经是现今的人。我想,必须用存在于现今想要参与世界上的事业的中国人的心里的尺来量,这才懂得他的艺术。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三日,鲁迅于上海记。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九日上海《时事新报》副刊《青光》。 〔2〕陶元庆(1893—1929)字璇卿,浙江绍兴人,美术家。曾任浙江台州第六中学、上海立达学园、杭州美术专科学校教员。鲁迅前期著译《彷徨》、《朝花夕拾》、《坟》、《苦闷的象征》等书的封面都由他作画。 〔3〕作者在陶元庆第一回绘画展览时所说的话,即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六日所作的《“陶元庆氏西洋绘画展览会目录”序》(收入《集外集拾遗》)。 〔4〕密达尺法国长度单位Metre的音译,一译米突。后来为大多数国家所采用,通称为“米”。 〔5〕虑傂尺东汉章帝建初六年(81)所造的一种铜尺。 〔6〕营造尺清朝工部营造工程中所用的尺子,也称“部尺”,当时用作标准的长度单位。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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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关于翻译

今年是“国货年”,除“美麦”〔2〕外,有些洋气的都要被打倒了。四川虽然正在奉令剪掉路人的长衫,上海的一位慷慨家却因为讨厌洋服而记得了袍子和马褂。翻译也倒了运,得到一个笼统的头衔是“硬译”和“乱译”。但据我所见,这些“批评家”中,一面要求着“好的翻译”者,却一个也没有的。 创作对于自己人,的确要比翻译切身,易解,然而一不小心,也容易发生“硬作”,“乱作”的毛病,而这毛病,却比翻译要坏得多。我们的文化落后,无可讳言,创作力当然也不及洋鬼子,作品的比较的薄弱,是势所必至的,而且又不能不时时取法于外国。所以翻译和创作,应该一同提倡,决不可压抑了一面,使创作成为一时的骄子,反因容纵而脆弱起来。我还记得先前有一个排货的年头,国货家贩了外国的牙粉,摇松了两瓶,装作三瓶,贴上商标,算是国货,而购买者却多损失了三分之一;还有一种痱子药水,模样和洋货完全相同,价钱却便宜一半,然而它有一个大缺点,是搽了之后,毫无功效,于是购买者便完全损失了。 注重翻译,以作借镜,其实也就是催进和鼓励着创作。但几年以前,就有了攻击“硬译”的“批评家”,搔不他旧疮疤上的末屑,少得像膏药上的麝香一样,因为少,就自以为是奇珍。而这风气竟传布开来了,许多新起的论者,今年都在开始轻薄着贩来的洋货。比起武人的大买飞机,市民的拚命捐款来,所谓“文人”也者,真是多么昏庸的人物呵。 我要求中国有许多好的翻译家,倘不能,就支持着“硬译”。理由还在中国有许多读者层,有着并不全是骗人的东西,也许总有人会多少吸收一点,比一张空盘较为有益。而且我自己是向来感谢着翻译的,例如关于萧的毁誉和现在正在提起的题材的积极性的问题〔3〕,在洋货里,是早有了明确的解答的。关于前者,德国的尉特甫格(KarlWittvogel)〔4〕在《萧伯纳是丑角》里说过——“至于说到萧氏是否有意于无产阶级的革命,这并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十八世纪的法国大哲学家们,也并不希望法国的大革命。虽然如此,然而他们都是引导着必至的社会变更的那种精神崩溃的重要势力。”(刘大杰译,《萧伯纳在上海》所载。) 关于后者,则恩格勒在给明那·考茨基(MinnaKautsky,就是现存的考茨基的母亲)〔5〕的信里,已有极明确的指示,对于现在的中国,也是很有意义的——“还有,在今日似的条件之下,小说是大抵对于布尔乔亚层的读者的,所以,由我看来,只要正直地叙述出现实的相互关系,毁坏了罩在那上面的作伪的幻影,使布尔乔亚世界的乐观主义动摇,使对于现存秩序的永远的支配起疑,则社会主义的倾向的文学,也就十足地尽了它的使命了——即使作者在这时并未提出什么特定的解决,或者有时连作者站在那一边也不很明白。”〔6〕(日本上田进原译,《思想》百三十四号所载。) 八月二日。 BB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一日《现代》第三卷第五期。 〔2〕“美麦”一九三三年五月,国民党政府为了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内战,由财政部长宋子文和美国复兴金融公司,在华盛顿签订了“棉麦借款”合同,规定借款五千万美元,其中五分之一购买美麦,五分之四购买美棉。 〔3〕关于题材的积极性问题,当时曾有过讨论,一九三三年八月《文学》第一卷第二号“社谈”栏《文坛往何处去》一文就曾谈到:“其次是‘题材积极性’的问题。现在很有些人以为描写小资产阶级生活的题材便没有‘积极性’,必须写工农大众的生活,这才是题材有积极性;又以为仅仅描写大众的生活痛苦或是仅仅描写了他们怎样被剥削被压迫,也就不能说有积极性,必须写他们斗争才好,而且须写斗争得胜。究竟所谓‘题材的积极性’是否应当这样去理解呢,抑或别有理论?这也是当前问题的一个,亟待发展讨论,俾创作者可资参考。”〔4〕尉特甫格(1896—?)德国作家,一九三三年迁居美国。他是中国问题研究者,著有《觉醒的中国》、《中国经济研究》以及与人合著的《中国社会史——辽史》等。 〔5〕恩格勒即恩格斯。明那·考茨基(1837—1912),通译敏娜·考茨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女作家,著有小说《格里兰霍夫的斯蒂凡》等。 〔6〕这里所引恩格斯的话,现译为:“此外,在当前条件下,小说主要是面向资产阶级圈子里的读者,即不直接属于我们的人的那个圈子里的读者,因此,如果一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来打破关于这些关系的流行的传统幻想,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不可避免地引起对于现存事物的永世长存的怀疑,那末,即使作者没有直接提出任何解决办法,甚至作者有时并没有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但我认为这部小说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六卷第三八五页,一九七四年十月人民出版社出版)。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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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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