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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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账

莫朕 说起清代的学术来,有几位学者〔2〕总是眉飞色舞,说那发达是为前代所未有的。证据也真够十足:解经的大作,层出不穷,小学〔3〕也非常的进步;史论家虽然绝迹了,考史家却不少;尤其是考据之学,给我们明白了宋明人决没有看懂的古书…… 但说起来可又有些踌躇,怕英雄也许会因此指定我是犹太人〔4〕,其实,并不是的。我每遇到学者谈起清代的学术时,总不免同时想:“扬州十日”,“嘉定三屠”〔5〕这些小事情,不提也好罢,但失去全国的土地,大家十足做了二百五十年奴隶,却换得这几页光荣的学术史,这买卖,究竟是赚了利,还是折了本呢? 可惜我又不是数学家,到底没有弄清楚。但我直觉的感到,这恐怕是折了本,比用庚子赔款来养成几位有限的学者,亏累得多了。 但恐怕这又不过是俗见。学者的见解,是超然于得失之外的。虽然超然于得失之外,利害大小之辨却又似乎并非全没有。大莫大于尊孔,要莫要于崇儒,所以只要尊孔而崇儒,便不妨向任何新朝俯首。对新朝的说法,就叫作“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6〕。 而这中国民族的有些心,真也被征服得彻底,到现在,还在用兵燹,疠疫,水旱,风蝗,换取着孔庙重修,雷峰塔再建,男女同行犯忌,四库珍本发行〔7〕这些大门面。 我也并非不知道灾害不过暂时,如果没有记录,到明年就会大家不提起,然而光荣的事业却是永久的。但是,不知怎地,我虽然并非犹太人,却总有些喜欢讲损益,想大家来算一算向来没有人提起过的这一笔账。——而且,现在也正是这时候了。 七月十七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三日《申报·自由谈》。 〔2〕几位学者指梁启超、胡适等人。梁启超著有《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清代学术概论》等;胡适推崇清代学术发展,说此时期“古学昌明”(《〈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考订一切古文化”,“可算是中国的‘文艺复兴’(Renaissance)时代。”(《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 〔3〕小学我国汉代对文字学的通称(因为儿童入学先学文字)。隋唐以后,范围扩大,成为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的总称。〔4〕犹太人从前欧洲人的偏见,以为犹太人都善于经营,对人吝啬,因而常称精于计算的人为“犹太人”。 〔5〕“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前者指顺治二年(1645)清军攻破扬州后进行的十天大屠杀;后者指同年清军占领嘉定(今属上海市)后进行的多次屠杀。清代王秀楚著《扬州十日记》、朱子素著《嘉定屠城记略》,分别记载了当时清兵在这两地屠杀的情况。〔6〕“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一九三三年三月十八日,胡适在北平对新闻记者的谈话中说: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彻底停止侵略,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见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二日《申报·北平通讯》) 〔7〕重修一九三四年一月,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提议修复孔庙,在济南设修复孔庙筹备委员会,五月间由国民党政府拨款十万元,蒋介石捐款五万元,“以示提倡”。雷峰塔再建,同年五月,时轮金刚法会理事会发起重建杭州雷峰塔。男女同行犯忌,同年七月,广州省河督配局长郑日东根据《礼记·王制》中“道路,男子由右,妇人由左”的话,呈请国民党西南政务委员会,令男女分途而走,禁止同行。四库珍本发行,参看本卷第267页注〔2〕。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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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当陶元庆君的绘画展览时〔1〕

我所要说的几句话陶元庆〔2〕君绘画的展览,我在北京所见的是第一回。记得那时曾经说过这样意思的话〔3〕:他以新的形,尤其是新的色来写出他自己的世界,而其中仍有中国向来的魂灵——要字面免得流于玄虚,则就是:民族性。 我觉得我的话在上海也没有改正的必要。 中国现今的一部份人,确是很有些苦闷。我想,这是古国的青年的迟暮之感。世界的时代思潮早已六面袭来,而自己还拘禁在三千年陈的桎梏里。于是觉醒,挣扎,反叛,要出而参与世界的事业——我要范围说得小一点:文艺之业。倘使中国之在世界上不算在错,则这样的情形我以为也是对的。 然而现在外面的许多艺术界中人,已经对于自然反叛,将自然割裂,改造了。而文艺史界中人,则舍了用惯的向来以为是“永久”的旧尺,另以各时代各民族的固有的尺,来量各时代各民族的艺术,于是向埃及坟中的绘画赞叹,对黑人刀柄上的雕刻点头,这往往使我们误解,以为要再回到旧日的桎梏里。而新艺术家们勇猛的反叛,则震惊我们的耳目,又往往不能不感服。但是,我们是迟暮了,并未参与过先前的事业,于是有时就不过敬谨接收,又成了一种可敬的身外的新桎梏。 陶元庆君的绘画,是没有这两重桎梏的。就因为内外两面,都和世界的时代思潮合流,而又并未梏亡中国的民族性。 我于艺术界的事知道得极少,关于文字的事较为留心些。 就如白话,从中,更就世所谓“欧化语体”来说罢。有人斥道:你用这样的语体,可惜皮肤不白,鼻梁不高呀!诚然,这教训是严厉的。但是,皮肤一白,鼻梁一高,他用的大概是欧文,不是欧化语体了。正唯其皮不白,鼻不高而偏要“的呵吗呢”,并且一句里用许多的“的”字,这才是为世诟病的今日的中国的我辈。 但我并非将欧化文来比拟陶元庆君的绘画。意思只在说: 他并非“之乎者也”,因为用的是新的形和新的色;而又不是“Yes”“No”,因为他究竟是中国人。所以,用密达尺〔4〕来量,是不对的,但也不能用什么汉朝的虑傂尺〔5〕或清朝的营造尺〔6〕,因为他又已经是现今的人。我想,必须用存在于现今想要参与世界上的事业的中国人的心里的尺来量,这才懂得他的艺术。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三日,鲁迅于上海记。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九日上海《时事新报》副刊《青光》。 〔2〕陶元庆(1893—1929)字璇卿,浙江绍兴人,美术家。曾任浙江台州第六中学、上海立达学园、杭州美术专科学校教员。鲁迅前期著译《彷徨》、《朝花夕拾》、《坟》、《苦闷的象征》等书的封面都由他作画。 〔3〕作者在陶元庆第一回绘画展览时所说的话,即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六日所作的《“陶元庆氏西洋绘画展览会目录”序》(收入《集外集拾遗》)。 〔4〕密达尺法国长度单位Metre的音译,一译米突。后来为大多数国家所采用,通称为“米”。 〔5〕虑傂尺东汉章帝建初六年(81)所造的一种铜尺。 〔6〕营造尺清朝工部营造工程中所用的尺子,也称“部尺”,当时用作标准的长度单位。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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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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