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风-华文苑-中华文学苑

中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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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清宫和杜舍人（一作张祜诗，一作赵嘏诗）

五十年天子，离宫仰峻墙。登封时正泰，御宇日何长。上位先名实，中兴事宪章。起戎轻甲胄，馀地复河湟。道降玄元祖，儒封孔子王。因缘百司署，聚会一人汤。渭水波摇绿，秦山草半黄。马驯金勒细，鹰健玉铃锵。下箭朱方满，鸣鞭皓腕攘。畋思获吕望，谏只避周昌。兔迹贪前逐，枭心不早防。几添鹦鹉劝，先赐荔枝尝。月锁千门静，天吹一笛凉。细音摇羽佩，轻步宛霓裳。祸乱基潜结，升平意遽忘。衣冠逃犬虏，鼙鼓动渔阳。外戚心殊迫，中原事可量。血埋妃子艳，刃断禄儿肠。近侍烟尘隔，前踪辇路荒。益知迷宠佞，遗恨丧贤良。北阙尊明主，南宫逊上皇。禁清馀凤吹，池冷睡龙光。祝寿山犹在，流年水共伤。杜鹃魂厌蜀，蝴蝶梦悲庄。雀卵遗雕栱，虫丝罥画梁。紫苔侵壁润，红树闭门芳。守吏齐鸳瓦，耕民得翠珰。登年昔酺乐，讲武旧兵场。暮草深岩翠，幽花坠径香。不堪垂白叟，行折御沟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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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能

谷城逢杨评事

远自五陵独窜身，筑阳山中归路新。横流夜长不得渡，驻马荒亭逢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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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叔伦

捉搦歌

门上关，墙上棘，窗中女子声唧唧。洛阳大道徒自直。女子心在婆舍侧，呜呜笼鸟触四隅。养男男娶妇，养女女嫁夫。阿婆六十翁七十，不知女子长日泣，从他嫁去无悒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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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祜

游褒禅山记

　　褒禅山亦谓之华山，唐浮图慧褒始舍于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后名之曰“褒禅”。今所谓慧空禅院者，褒之庐冢也。距其院东五里，所谓华山洞者，以其乃华山之阳名之也。距洞百余步，有碑仆道，其文漫灭，独其为文犹可识曰“花山”。今言“华”如“华实”之“华”者，盖音谬也。　　其下平旷，有泉侧出，而记游者甚众，所谓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问其深，则其好游者不能穷也，谓之后洞。余与四人拥火以入，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尽。”遂与之俱出。盖余所至，比好游者尚不能十一，然视其左右，来而记之者已少。盖其又深，则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时，余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则或咎其欲出者，而余亦悔其随之，而不得极夫游之乐也。　　于是余有叹焉。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此余之所得也！　　余于仆碑，又以悲夫古书之不存，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何可胜道也哉！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　　四人者：庐陵萧君圭君玉，长乐王回深父，余弟安国平父、安上纯父。　　至和元年七月某日，临川王某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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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

沁园春（子寿母）

月地云阶，碧山丹水，春满北园。正慈闱初度，酡颜绿发，黄堂称寿，画戟朱幡。戏彩斓斑，安舆游衍，未数当时莱与潘。今朝好，把一家和气，散在千门。潜藩。误玷君恩。人尚说、淳熙前状元。幸物情如旧，亲年未老，且开玉帐，共祝金樽。罗绮飘香，管弦度曲，晚岁欢娱谁与论。亭峰宴，似仙家大姥，尽见曾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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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

射雉词

曝暄理新翳，迎春射鸣雉。原田遥一色，皋陆旷千里。遥闻咿喔声，时见双飞起。幂zx疏蒿下，毰毸深丛里。顾敌已忘生，争雄方决死。仁心贵勇义，岂能复伤此。超遥下故墟，迢递回高畤。大夫昔何苦，取笑欢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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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光羲

临洮送袁七书记归朝（时袁生作僧，蕃人呼为袁师）

忆年十五在江湄，闻说平凉且半疑。岂料殷勤洮水上，却将家信托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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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温

望湘亭

湘水似伊水，湘人非故人。登临独无语，风柳自摇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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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谷

序言

且介亭杂文末编木刻像（曹白作）在全国第二回木刻流动展览会上摄（１９３６）上海大陆新村寓所外景上海大陆新村寓所内景Ⅵ鲁迅全集·第六卷且介亭杂文本书收作者一九三四年所作杂文三十六篇，一九三五年末经作者亲自编定，一九三七年七月由上海三闲书屋初版。序言近几年来，所谓“杂文”的产生，比先前多，也比先前更受着攻击。例如自称“诗人”邵洵美〔１〕，前“第三种人”〔２〕施蛰存〔３〕和杜衡即苏汶〔４〕，还不到一知半解程度的大学生林希隽〔５〕之流，就都和杂文有切骨之仇，给了种种罪状的。然而没有效，作者多起来，读者也多起来了。其实“杂文”也不是现在的新货色，是“古已有之”的，凡有文章，倘若分类，都有类可归，如果编年，那就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于是成了“杂”。分类有益于揣摩文章，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现在新作的古人年谱的流行，即证明着已经有许多人省悟了此中的消息。况且现在是多么切迫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潜心于他的鸿篇巨制，为未来的文化设想，固然是很好的，但为现在抗争，却也正是为现在和未来的战斗的作者，因为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战斗一定有倾向。这就是邵施杜林之流的大敌，其实他们所憎恶的是内容，虽然披了文艺的法衣，里面却包藏着“死之说教者”〔６〕，和生存不能两立。这一本集子和《花为文学》，是我在去年一年中，在官民的明明暗暗，软软硬硬的围剿“杂文”的笔和刀下的结集，凡是写下来的，全在这里面。当然不敢说是诗史〔７〕，其中有着时代的眉目，也决不是英雄们的八宝箱，一朝打开，便见光辉灿烂。我只在深夜的街头摆着一个地摊，所有的无非几个小钉，几个瓦碟，但也希望，并且相信有些人会从中寻出合于他的用处的东西。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日，记于上海之且介亭〔８〕。CC 〔１〕邵洵美（１９０６—１９６８）浙江余姚人。曾创办金屋书店，主编《金屋月刊》，提倡所谓唯美主义文学。他和章克标是《人言》周刊的“编辑同人”。该刊第一卷第三期（一九三四年三月）曾译载鲁迅用日文写的《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一文中谈监狱一节，文末的“编者注”中攻击鲁迅的杂文“强辞夺理”，“意气多于议论，捏造多于实证”。参看《准风月谈·后记》。〔２〕“第三种人”一九三三年十月苏汶（即杜衡）在《现代》月刊第一卷第三期发表《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文中自称是居于反动文艺和左翼文艺之外的“第三种人”，鼓吹“文艺自由论”，攻击左翼文艺运动。鲁迅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一日致增田涉的信中指出这些所谓“第三种人”“自称超党派，其实是右派。”〔３〕施蛰存江苏松江（今属上海市）人，作家。曾主编《现代》月刊、《文饭小品》等。他在《文饭小品》第三期（一九三五年四月）发表的《服尔泰》中，说鲁迅的杂文是“有宣传作用而缺少文艺价值的东西”。〔４〕杜衡（１９０６—１９６４）又名苏汶，原名戴克崇，浙江杭县（今余杭）人，“第三种人”的代表人物。曾编辑《现代》月刊。他在上海《星火》第二卷第二期（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发表的《文坛的骂风》中说，“杂文的流行”，是文坛上“一团糟的混战”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于是短论也，杂文也，差不多成为骂人文章的‘雅称’，于是，骂风四起，以至弄到今日这不可收拾的局势。”〔５〕林希隽广东潮安人，当时上海大夏大学的学生。他在《现代》第五卷第五期（一九三四年九月）发表的《杂文和杂文家》中，说杂文的兴盛，是因为“作家毁掉了自己以投机取巧的手腕来代替一个文艺作者的严肃的工作”。〔６〕“死之说教者”原是尼采《札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一卷第九篇的篇名，这里借用其字面的意思。〔７〕诗史意思是可以作为历史看的诗，语见《新唐书·杜甫传》：“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后也泛指能反映一个时代的作品。〔８〕且介亭当时作者住在上海北四川路，这个地区是“越界筑路”（帝国主义者越出租界范围修筑马路）区域，即所谓“半租界”。“且介”即取“租界”二字之各半。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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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