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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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昌新居书事四十韵,因寄元郎中、张博士

冒宠已三迁,归期始二年。囊中贮馀俸,园外买闲田。 狐兔同三径,蒿莱共一廛。新园聊刬秽,旧屋且扶颠。 檐漏移倾瓦,梁欹换蠹椽。平治绕台路,整顿近阶砖。 巷狭开容驾,墙低垒过肩。门闾堪驻盖,堂室可铺筵。 丹凤楼当后,青龙寺在前。市街尘不到,宫树影相连。 省史嫌坊远,豪家笑地偏。敢劳宾客访,或望子孙传。 不觅他人爱,唯将自性便。等闲栽树木,随分占风烟。 逸致因心得,幽期遇境牵。松声疑涧底,草色胜河边。 虚润冰销地,晴和日出天。苔行滑如簟,莎坐软于绵。 帘每当山卷,帷多带月褰。篱东花掩映,窗北竹婵娟。 迹慕青门隐,名惭紫禁仙。假归思晚沐,朝去恋春眠。 拙薄才无取,疏慵职不专。题墙书命笔,沽酒率分钱。 柏杵舂灵药,铜瓶漱暖泉。炉香穿盖散,笼烛隔纱然。 陈室何曾扫,陶琴不要弦。屏除俗事尽,养活道情全。 尚有妻孥累,犹为组绶缠。终须抛爵禄,渐拟断腥膻。 大抵宗庄叟,私心事竺乾。浮荣水划字,真谛火生莲。 梵部经十二,玄书字五千。是非都付梦,语默不妨禅。 博士官犹冷,郎中病已痊。多同僻处住,久结静中缘。 缓步携筇杖,徐吟展蜀笺。老宜闲语话,闷忆好诗篇。 蛮榼来方泻,蒙茶到始煎。无辞数相见,鬓发各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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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

后记

这一本的编辑的体例,是和前一本相同的,也是按照着写作的时候。凡在刊物上发表之作,上半年也都经过官厅的检查,大约总不免有些删削,不过我懒于一一校对,加上黑点为记了。只要看过前一本,就可以明白犯官忌的是那些话。 被全篇禁止的有两篇:一篇是《什么是讽刺》,为文学社的《文学百题》〔1〕而作,印出来时,变了一个“缺”字;一篇是《从帮忙到扯淡》,为《文学论坛》而作,至今无踪无影,连“缺”字也没有了。 为了写作者和检查者的关系,使我间接的知道了检查官,有时颇为佩服。他们的嗅觉是很灵敏的。我那一篇《从帮忙到扯淡》,原在指那些唱导什么儿童年,妇女年〔2〕,读经救国,敬老正俗,中国本位文化,第三种人文艺等等的一大批政客豪商,文人学士,从已经不会帮忙,只能扯淡这方面看起来,确也应该禁止的,因为实在看得太明,说得太透。别人大约也和我一样的佩服,所以早有文学家做了检查官的风传,致使苏汶先生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七日的《大晚报》上发表了这样的公开信: “《火炬》编辑先生大鉴:顷读本月四日贵刊‘文学评论’专号,载署名闻问君的《文学杂谈》一文,中有——‘据道路传闻苏汶先生有以七十元一月之薪金弹冠入××(照录原文)会消息,可知文艺虽不受时空限制,却颇受“大洋”限制了。’等语,闻之不胜愤慨。汶于近数年来,绝未加入任何会工作,并除以编辑《现代杂志》及卖稿糊口外,亦未受任何组织之分文薪金。所谓入××会云云,虽经×报谣传,均以一笑置之,不料素以态度公允见称之贵刊,亦复信此谰言,披诸报端,则殊有令人不能已于言者。汶为爱护贵刊起见,用特申函奉达,尚祈将原书赐登最近贵刊,以明真相是幸。专此敬颂 编安。 苏汶(杜衡)谨上。十二月五日。” 一来就说作者得了不正当的钱是近来文坛上的老例,我被人传说拿着卢布就有四五年之久,直到九一八以后,这才将卢布说取消,换上了“亲日”的更加新鲜的罪状。我是一向不“为爱护贵刊起见”的,所以从不寄一封辨正信。不料越来越滥,竟谣到苏汶先生头上去了,可见谣言多的地方,也是“有一利必有一弊”。但由我的经验说起来,检查官之“爱护”“第三种人”,却似乎是真的,我去年所写的文章,有两篇冒犯了他们,一篇被删掉(《病后杂谈之余》),一篇被禁止(《脸谱臆测》)了。也许还有类于这些的事,所以令人猜为“入××(照录原文)会”〔3〕了罢。这真应该“不胜愤慨”,没有受惯奚落的作家,是无怪其然的。 然而在对于真的造谣,毫不为怪的社会里,对于真的收贿,也就毫不为怪。如果收贿会受制裁的社会,也就要制裁妄造收贿的谣言的人们。所以用造谣来伤害作家的期刊,它只能作报销,在实际上很少功效。 其中的四篇,原是用日本文写的,现在自己译出,并且对于中国的读者,还有应该说明的地方——一,《活中国的姿态》的序文里,我在对于“支那通”加以讥刺,且说明日本人的喜欢结论,语意之间好像笑着他们的粗疏。然而这脾气是也有长处的,他们的急于寻求结论,是因为急于实行的缘故,我们不应该笑一笑就完。 二,《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是在六月号的《改造》杂志上发表的,这时我们的“圣裔”,正在东京拜他们的祖宗,兴高采烈。曾由亦光君译出,载于《杂文》〔4〕杂志第二号(七月),现在略加改定,转录在这里。 三,在《中国小说史略》日译本的序文里,我声明了我的高兴,但还有一种原因却未曾说出,是经十年之久,我竟报复了我个人的私仇。当一九二六年时,陈源即西滢教授,曾在北京公开对于我的人身攻击,说我的这一部著作,是窃取盐谷温教授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的;《闲话》里的所谓“整大本的剽窃”,指的也是我〔5〕。现在盐谷教授的书早有中译,我的也有了日译,两国的读者,有目共见,有谁指出我的“剽窃”来呢?呜呼,“男盗女娼”,是人间大可耻事,我负了十年“剽窃”的恶名,现在总算可以卸下,并且将“谎狗”的旗子,回敬自称“正人君子”的陈源教授,倘他无法洗刷,就只好插着生活,一直带进坟墓里去了。 四,《关于陀思妥夫斯基的事》是应三笠书房之托而作的,是写给读者看的绍介文,但我在这里,说明着被压迫者对于压迫者,不是奴隶,就是敌人,决不能成为朋友,所以彼此的道德,并不相同。 临末我还要记念鎌田诚一君,他是内山书店的店员,很爱绘画,我的三回德俄木刻展览会,都是他独自布置的;一二八的时候,则由他送我和我的家属,以及别的一批妇孺逃入英租界。三三年七月,以病在故乡去世〔6〕,立在他的墓前的是我手写的碑铭。虽在现在,一想到那时只是当作有趣的记载着我的被打被杀的新闻,以及为了八十块钱,令我往返数次,终于不给的书店,我对于他,还是十分感愧的。 近两年来,又时有前进的青年,好意的可惜我现在不大写文学,并声明他们的失望。我的只能令青年失望,是无可置辩的,但也有一点误解。今天我自己查#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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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题记

现在有谁经过西长安街一带的,总可以看见几个衣履破碎的穷苦孩子叫卖报纸。记得三四年前,在他们身上偶而还剩有制服模样的残余;再早,就更体面,简直是童子军〔1〕的拟态。 那是中华民国八年,即西历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对于山东问题〔2〕的示威运动以后,因为当时散传单的是童子军,不知怎的竟惹了投机家的注意,童子军式的卖报孩子就出现了。其年十二月,日本公使小幡酉吉抗议排日运动〔3〕,情形和今年大致相同;只是我们的卖报孩子却穿破了第一身新衣以后,便不再做,只见得年不如年地显出穷苦。 我在《新青年》的《随感录》〔4〕中做些短评,还在这前一年,因为所评论的多是小问题,所以无可道,原因也大都忘却了。但就现在的文字看起来,除几条泛论之外,有的是对于扶乩,静坐,打拳而发的;有的是对于所谓“保存国粹”而发的;有的是对于那时旧官僚的以经验自豪而发的;有的是对于上海《时报》的讽刺画而发的〔5〕。记得当时的《新青年》,是正在四面受敌之中,我所对付的不过一小部分;其他大事,则本志具在,无须我多言。 五四运动之后,我没有写什么文字,现在已经说不清是不做,还是散失消灭的了。但那时革新运动,表面上却颇有些成功,于是主张革新的也就蓬蓬勃勃,而且有许多还就是在先讥笑,嘲骂《新青年》的人们,但他们却是另起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名目:新文化运动。这也就是后来又将这名目反套在《新青年》身上,而又加以嘲骂讥笑的,正如笑骂白话文的人,往往自称最得风气之先,早经主张过白话文一样。 再后,更无可道了。只记得一九二一年中的一篇是对于所谓“虚无哲学”而发的;更后一年则大抵对于上海之所谓“国学家”而发,不知怎的那时忽而有许多人都自命为国学家了。 自《新青年》出版以来,一切应之而嘲骂改革,后来又赞成改革,后来又嘲骂改革者,现在拟态的制服早已破碎,显出自身的本相来了,真所谓“事实胜于雄辩”,又何待于纸笔喉舌的批评。所以我的应时的浅薄的文字,也应该置之不顾,一任其消灭的;但几个朋友却以为现状和那时并没有大两样,也还可以存留,给我编辑起来了。这正是我所悲哀的。我以为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因为这正如白血轮之酿成疮疖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则当它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证明着病菌尚在。 但如果凡我所写,的确都是冷的呢?则它的生命原来就没有,更谈不到中国的病证究竟如何。然而,无情的冷嘲和有情的讽刺相去本不及一张纸,对于周围的感受和反应,又大概是所谓“如鱼饮水冷暖自知”〔6〕的;我却觉得周围的空气太寒冽了,我自说我的话,所以反而称之曰《热风》。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三日之夜,鲁迅。 〔1〕童子军资产阶级对在学少年儿童进行军事化训练的一种组织。由英国军官贝登堡于一九○八年创立,不久即流行于各资本主义国家。一九一二年中国开始有这种组织。五四运动期间,有童子军参加散发传单等活动。 〔2〕山东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国家于一九一九年一月召开分赃的“巴黎和会”,中国虽作为战胜国被邀参加,但会议在英、美、法等帝国主义操纵下,公然决议将战败的德国根据一八九八年中德《胶澳租界条约》在我国山东攫取的各种特权,完全让与日本,而北洋政府竟准备在和约上签字。消息传来,举国愤怒。北京学生在五月四日首先罢课,集会游行,反对巴黎和会决议,要求惩办亲日派官僚。北京学生的这次斗争,成为伟大的五四运动的开端。 〔3〕小幡酉吉抗议排日运动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中国各地爱国群众纷纷开展抵制日货运动。日本驻福州领事馆为破坏这个运动,于十一月十五日派出日本浪人和便衣警察,殴打表演爱国新剧的学生。次日,又打死打伤学生和市民多人,造成引起全国公愤的福州惨案。日本驻华公使小幡酉吉反而于十二月五日向中国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议”,硬说“事件责任全在中国”,要求取缔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小幡酉吉前此曾任日本驻中国的参赞,一九一五年帮助日本公使日置益和袁世凯订立所谓“二十一条”的条约。 〔4〕《随感录》《新青年》从一九一八年四月第四卷第四号起,发表关于社会和文化的短评,总题为《随感录》。起初各篇都只标明次第数码,没有单独的篇名,从第五十六篇起才在总题之下有各篇的题目。作者在《新青年》发表这种短评,是从一九一八年九月第五卷第三号的《随感录二十五》开始,到一九一九年十一月该刊第六卷第六号的《六十六生命的路》为止,共二十七篇,后全部收在本书中。 〔5〕这里说的上海《时报》,应为上海《时事新报》,参看本书《随感录四十六》及其注〔3〕。 〔6〕“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北宋僧人道原《传灯录·蒙山道明》:“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南宋岳珂《[木呈]史·记龙眠海会图》又有“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话。〖制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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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端午节⑴

方玄绰近来爱说“差不多”这一句话,几乎成了“口头禅”似的;而且不但说,的确也盘据在他脑里了。他最初说的是“都一样”,后来大约觉得欠稳当了,便改为“差不多”,一直使用到现在。 他自从发见了这一句平凡的警句以后,虽然引起了不少的新感慨,同时却也到许多新慰安。譬如看见老辈威压青年,在先是要愤愤的,但现在却就转念道,将来这少年有了儿孙时,大抵也要摆这架子的罢,便再没有什么不平了。又如看见兵士打车夫,在先也要愤愤的,但现在也就转念道,倘使这车夫当了兵,这兵拉了车,大抵也就这么打,便再也不放在心上了。他这样想着的时候,有时也疑心是因为自己没有和恶社会奋斗的勇气,所以瞒心昧己的故意造出来的一条逃路,很近于“无是非之心”⑵,远不如改正了好。然而这意见总反而在他脑里生长起来。 他将这“差不多说”最初公表的时候是在北京首善学校的讲堂上,其时大概是提起关于历史上的事情来,于是说到“古今人不相远”,说到各色人等的“性相近”⑶,终于牵扯到学生和官僚身上,大发其议论道: “现在社会上时髦的都通行骂官僚,而学生骂得尤利害。然而官僚并不是天生的特别种族,就是平民变就的。现在学生出身的官僚就不少,和老官僚有什么两样呢?‘易地则皆然’⑷,思想言论举动丰采都没有什么大区别……便是学生团体新办的许多事业,不是也已经难免出弊病,大半烟消火灭了么?差不多的。但中国将来之可虑就在此……” 散坐在讲堂里的二十多个听讲者,有的怅然了,或者是以为这话对;有的勃然了,大约是以为侮辱了神圣的青年;有几个却对他微笑了,大约以为这是他替自己的辩解:因为方玄绰就是兼做官僚的。 而其实却是都错误。这不过是他的一种新不平;虽说不平,又只是他的一种安分的空论。他自己虽然不知道是因为懒,还是因为无用,总之觉得是一个不肯运动,十分安分守己的人。总长冤他有神经病,只要地位还不至于动摇,他决不开一开口;教员的薪水欠到大半年了,只要别有官俸支持,他也决不开一开口。不但不开口,当教员联合索薪的时候,他还暗地里以为欠斟酌,太嚷嚷;直到听得同寮过分的奚落他们了,这才略有些小感慨,后来一转念,这或者因为自己正缺钱,而别的官并不兼做教员的缘故罢,于是就释然了。 他虽然也缺钱,但从没有加入教员的团体内,大家议决罢课,可是不去上课了。政府说“上了课才给钱”,他才略恨他们的类乎用果子耍猴子;一个大教育家⑸说道“教员一手挟书包一手要钱不高尚”,他才对于他的太太正式的发牢骚了。 “喂,怎么只有两盘?”听了“不高尚说”这一日的晚餐时候,他看着菜蔬说。 他们是没有受过新教育的,太太并无学名或雅号,所以也就没有什么称呼了,照老例虽然也可以叫“太太”但他又不愿意太守旧,于是就发明了一个“喂”字。太太对他却连“喂”字也没有,只要脸向着他说话,依据习惯法,他就知道这话是对他而发的。 “可是上月领来的一成半都完了……昨天的米,也还是好容易才赊来的呢。”伊站在桌旁脸对着他说。 “你看,还说教书的要薪水是卑鄙哩。这种东西似乎连人要吃饭,饭要米做,米要钱买这一点粗浅事情都不知道……” “对啦。没有钱怎么买米,没有米怎么煮……” 他两颊都鼓起来了,仿佛气恼这答案正和他的议论“差不多”,近乎随声附和模样;接着便将头转向别一面去了,依据习惯法,这是宣告讨论中止的表示。 待到凄风冷雨这一天,教员们因为向政府去索欠薪⑹,在新华门前烂泥里被国军打得头破血出之后,倒居然也发了一点薪水。方玄绰不费举手之劳的领了钱,酌还些旧债,却还缺一大笔款,这是因为官俸也颇有些拖欠了。当是时,便是廉吏清官们也渐以为薪之不可不索,而况兼做教员的方玄绰,自然更表同情于学界起来,所以大家主张继续罢课的时候,他虽然仍未到场,事后却尤其心悦诚服的确守了公共的决议。 然而政府竟又付钱,学校也就开课了。但在前几天,却有学生总会上一个呈文给政府,说“教员倘若不上课,便要付欠薪。”这虽然并无效,而方玄绰却忽而记起前回政府所说的“上了课才给钱”的话来,“差不多”这一个影子在他眼前又一幌,而且并不消灭,于是他便在讲堂上公表了。 准此,可见如果将“差不多说”锻炼罗织起来,自然也可以判作一种挟带私心的不平,但总不能说是专为自己做官的辩解。只是每到这些时,他又常常喜欢拉上中国将来的命运之类的问题,一不小心,便连自己也以为是一个忧国的志士;人们是每苦于没有“自知之明”的。 但是“差不多”的事实又发生了,政府当初虽只不理那些招人头痛的教员,后来竟不理到无关痛痒的官吏,欠而又欠,终于逼得先前鄙薄教员要钱的好官,也很有几员化为索薪大会里的骁将了。惟有几种日报上却很发了些鄙薄讥笑他们的文字。方玄绰也毫不为奇,毫不介意,因为他根据了他的“差不多说”,知道这是新闻记者还未缺少润笔⑺的缘故,万一政府或是阔人停了津贴,他们多半也要开大会的。 他既已表同情于教员的索薪,自#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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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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