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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招恼了大主笔:萧伯纳究竟不凡(晚报)

“你们批评英国人做事,觉得没有一件事怎样的好,也没有一件事怎样的坏;可是你们总找不出那一件事给英国人做坏了。他做事多有主义的。他要打你,他提倡爱国主义来;他要抢你,他提出公事公办的主义;他要奴役你,他提出帝国主义大道理;他要欺侮你,他又有英雄主义的大道理;他拥护国王,有忠君爱国的主义,可是他要斫掉国王的头,又有共和主义的道理。他的格言是责任;可是他总不忘记一个国家的责任与利益发生了冲突就要不得了。” 这是萧伯纳老先生在《命运之人》中批评英国人的尖刻语。我们举这一个例来介绍萧先生,要读者认识大伟人之所以伟大,也自有其秘诀在。这样子的冷箭,充满在萧氏的作品中,令受者难堪,听者痛快,于是萧先生的名言警句,家传户诵,而一代文豪也确定了他的伟大。 借主义,成大名,这是现代学者一时的风尚,萧先生有嘴说英国人,可惜没有眼估量自己。我们知道萧先生是泛平主义的先进,终身拥护这渐进社会主义,他的戏剧,小说,批评,散文中充塞着这种主义的宣传品,萧先生之于社会主义,可说是个彻头彻尾的忠实信徒。然而,我们又知道,萧先生是铢锱必较的积产专家,是反对慈善事业最力的理论家,结果,他坐拥着百万巨资面团团早成了个富家翁。萧先生唱着平均资产的高调,为被压迫的劳工鸣不平,向寄生物性质的资产家冷嘲热讽,因此而赢得全民众的同情,一书出版,大家抢着买,一剧登场,一百多场做下去,不愁没有人看,于是萧先生坐在提倡共产主义的安乐椅里,笑嘻嘻地自鸣得意,借主义以成名,挂羊头卖狗肉的戏法,究竟巧妙无穷。 现在,萧先生功成名就,到我们穷苦的中国来玩玩了。多谢他提携后进的热诚,在香港告诉我们学生道:“二十岁不为赤色革命家,五十岁要成僵石;二十岁做了赤色革命家,四十岁可不致落伍。”原来做赤色革命家的原因,只为自己怕做僵石,怕落伍而已;主义本身的价值如何,本来与个人的前途没有多大关系;我们要在社会里混出头,只求不僵,只求不落伍,这是现代人立身处世的名言,萧先生坦白言之,安得不叫我们五体投地,真不愧“圣之时者也”的现代孔子了。 然而,萧先生可别小看了这老大的中国,像你老先生这样时髦的学者,我们何尝没有。坐在安乐椅里发着尖刺的冷箭来宣传什么主义的,不须先生指教,戏法已耍得十分纯熟了。我想先生知道了,一定要莞尔而笑曰:“我道不孤!” 然而,据我们愚蠢的见解,伟大人格的素质,重要的是个诚字。你信仰什么主义,就该诚挚地力行,不该张大了嘴唱着好听。若说,萧先生和他的同志,真信仰共产主义的,就请他散尽了家产再说话。可是,话也得说回来,萧先生散尽了家产,真穿着无产同志的褴褛装束,坐着三等舱来到中国,又有谁去睬他呢?这样一想:萧先生究竟不凡。 二月十七日。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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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从盛宣怀说到有理的压迫

盛氏的祖宗积德很厚,他们的子孙就举行了两次“收复失地”的盛典:一次还是在袁世凯的民国政府治下,一次就在当今国民政府治下了。 民元的时候,说盛宣怀〔2〕是第一名的卖国贼,将他的家产没收了。不久,似乎是二次革命之后,就发还了。那是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袁世凯是“物伤其类”,他自己也是卖国贼。不是年年都在纪念五七和五九〔3〕么?袁世凯签订过二十一条,卖国是有真凭实据的。 最近又在报上发见这么一段消息,大致是说:“盛氏家产早已奉命归还,如苏州之留园,江阴无锡之典当等,正在办理发还手续。”这却叫我吃了一惊。打听起来,说是民国十六年国民革命军初到沪宁的时候,又没收了一次盛氏家产:那次的罪名大概是“土豪劣绅”,绅而至于“劣”,再加上卖国的旧罪,自然又该没收了。可是为什么又发还了呢? 第一,不应当疑心现在有卖国贼,因为并无真凭实据——现在的人早就誓不签订辱国条约〔4〕,他们不比盛宣怀和袁世凯。第二,现在正在募航空捐〔5〕,足见政府财政并不宽裕。那末,为什么呢? 学理上研究的结果是——压迫本来有两种:一种是有理的,而且永久有理的,一种是无理的。有理的,就像逼小百姓还高利贷,交田租之类;这种压迫的“理”写在布告上:“借债还钱本中外所同之定理,租田纳税乃千古不易之成规。”无理的,就是没收盛宣怀的家产等等了;这种“压迫”巨绅的手法,在当时也许有理,现在早已变成无理的了。初初看见报上登载的《五一告工友书》〔6〕上说:“反抗本国资本家无理的压迫”,我也是吃了一惊的。这不是提倡阶级斗争么?后来想想也就明白了。这是说,无理的压迫要反对,有理的不在此例。至于怎样有理,看下去就懂得了,下文是说:“必须克苦耐劳,加紧生产……尤应共体时艰,力谋劳资间之真诚合作,消弭劳资间之一切纠纷。”还有说“中国工人没有外国工人那么苦”〔7〕等等的。 我心上想,幸而没有大惊小怪地叫起来,天下的事情总是有道理的,一切压迫也是如此。何况对付盛宣怀等的理由虽然很少,而对付工人总不会没有的。 五月六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五月十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丁萌。 〔2〕盛宣怀(1844—1916)字杏荪,江苏武进人,清末大官僚资本家。曾经办轮船招商局、电报局、上海机器织布局、汉冶萍公司等,由于营私舞弊,成为当时中国有数的富豪。一九一一年任邮传部大臣,曾向帝国主义出卖中国铁路和矿山等权利,滥借外债,以支持清朝政府垂危的统治。辛亥革命后,他的财产曾两次被查封,第一次是民国初年,但随即于一九一二年十二月由当时江苏都督程德全下令发还。第二次在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间,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命令苏州、常州、杭州、无锡、江阴、常熟等地县政府全部查封盛氏产业,但一九三三年四月又命令清理发还。 〔3〕五七和五九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企图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的“二十一条”要求,并在五月七日发出最后通牒,限在四十八小时内作出“满足之答复”。袁世凯政府不顾全国人民反对,于五月九日悍然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后曾以每年五月七日和九日为国耻纪念日。〔4〕誓不签订辱国条约这是蒋介石集团为掩饰其卖国面目的欺人之谈,如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九日蒋介石在接见各地来南京请愿学生代表时说:“国民政府决非军阀时代之卖国政府,……决不签订任何辱国丧权条约”;一九三二年四月四日汪精卫在上海发表谈话时也说:“国民党政府坚决不肯签字于丧权辱国条约。” 〔5〕航空捐参看本卷第17页注〔3〕。 〔6〕《五一告工友书》指国民党操纵的上海市总工会于一九三三年五一节发的《告全市工友书》。 〔7〕在一九三三年国民党主持的上海五一节纪念会上,所谓上海市总工会代表李永祥曾说:“中国资本主义之势力,尚极幼稚,中国工人,目前所受资本家之压迫,当不如当时欧美工人所受压迫之严重。”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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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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