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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①

一解题 《语丝》五七期上语堂②先生曾经讲起“费厄泼赖”(fair play)③,以为此种精神在中国最不易得,我们只好努力鼓励;又谓不“打落水狗”,即足以补充“费厄泼赖”的意义。我不懂英文,因此也不明这字的函义究竟怎样,如果不“打落水狗”也即这种精神之一体,则我却很想有所议论。但题目上不直书“打落水狗”者,乃为回避触目起见,即并不一定要在头上强装“义角”④之意。总而言之,不过说是“落水狗”未始不可打,或者简直应该打而已。 二论“落水狗”有三种,大都在可打之列 今之论者,常将“打死老虎”与“打落水狗”相提并论,以为都近于卑怯⑤。我以为“打死老虎”者,装怯作勇,颇含滑稽,虽然不免有卑怯之嫌,却怯得令人可爱。至于“打落水狗”,则并不如此简单,当看狗之怎样,以及如何落水而定。考落水原因,大概可有三种:(1)狗自己失足落水者,(2)别人打落者,(3)亲自打落者。倘遇前二种,便即附和去打,自然过于无聊,或者竟近于卑怯;但若与狗奋战,亲手打其落水,则虽用竹竿又在水中从而痛打之,似乎也非已甚,不得与前二者同论。 听说刚勇的拳师,决不再打那已经倒地的敌手,这实足使我们奉为楷模。但我以为尚须附加一事,即敌手也须是刚勇的斗士,一败之后,或自愧自悔而不再来,或尚须堂皇地来相报复,那当然都无不可。而于狗,却不能引此为例,与对等的敌手齐观,因为无论它怎样狂嗥,其实并不解什么“道义”;况且狗是能浮水的,一定仍要爬到岸上,倘不注意,它先就耸身一摇,将水点洒得人们一身一脸,于是夹着尾巴逃走了。但后来性情还是如此。老实人将它的落水认作受洗,以为必已忏悔,不再出而咬人,实在是大错而特错的事。 总之,倘是咬人之狗,我觉得都在可打之列,无论它在岸上或在水中。 三论叭儿狗尤非打落水里,又从而打之不可 叭儿狗一名哈吧狗,南方却称为西洋狗了,但是,听说倒是中国的特产,在万国赛狗会里常常得到金奖牌,《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狗照相上,就很有几匹是咱们中国的叭儿狗。这也是一种国光。但是,狗和猫不是仇敌么?它却虽然是狗,又很像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⑥似的脸来。因此也就为阔人,太监,太太,小姐们所钟爱,种子绵绵不绝。它的事业,只是以伶俐的皮毛获得贵人豢养,或者中外的娘儿们上街的时候,脖子上拴了细链于跟在脚后跟。 这些就应该先行打它落水,又从而打之;如果它自坠入水,其实也不妨又从而打之,但若是自己过于要好,自然不打亦可,然而也不必为之叹息。叭儿狗如可宽容,别的狗也大可不必打了,因为它们虽然非常势利,但究竟还有些像狼,带着野性,不至于如此骑墙。 以上是顺便说及的话,似乎和本题没有大关系。 四论不“打落水狗”是误人子弟的 总之,落水狗的是否该打,第一是在看它爬上岸了之后的态度。 狗性总不大会改变的,假使一万年之后,或者也许要和现在不同,但我现在要说的是现在。如果以为落水之后,十分可怜,则害人的动物,可怜者正多,便是霍乱病菌,虽然生殖得快,那性格却何等地老实。然而医生是决不肯放过它的。 现在的官僚和土绅士或洋绅士,只要不合自意的,便说是赤化,是共产;民国元年以前稍不同,先是说康党,后是说革党⑦,甚至于到官里去告密,一面固然在保全自己的尊荣,但也未始没有那时所谓“以人血染红顶子”⑧之意。可是革命终于起来了,一群臭架子的绅士们,便立刻皇皇然若丧家之狗,将小辫子盘在头顶上。革命党也一派新气,——绅士们先前所深恶痛绝的新气,“文明”得可以;说是“咸与维新”⑨了,我们是不打落水狗的,听凭它们爬上来罢。于是它们爬上来了,伏到民国二年下半年,二次革命⑩的时候,就突出来帮着袁世凯咬死了许多革命人,中国又一天一天沉入黑暗里,一直到现在,遗老不必说,连遗少也还是那么多。这就因为先烈的好心,对于鬼蜮的慈悲,使它们繁殖起来,而此后的明白青年,为反抗黑暗计,也就要花费更多更多的气力和生命。 秋瑾⑾女士,就是死于告密的,革命后暂时称为“女侠”,现在是不大听见有人提起了。革命一起,她的故乡就到了一个都督,——等于现在之所谓督军,——也是她的同志:王金发⑿。他捉住了杀害她的谋主⒀,调集了告密的案卷,要为她报仇。然而终于将那谋主释放了,据说是因为已经成了民国,大家不应该再修旧怨罢。但等到二次革命失败后,王金发却被袁世凯的走狗枪决了,与有力的是他所释放的杀过秋瑾的谋主。 这人现在也已“寿终正寝”了,但在那里继续跋扈出没着的也还是这一流人,所以秋瑾的故乡也还是那样的故乡,年复一年,丝毫没有长进。从这一点看起来,生长在可为中国模范的名城⒁里的杨荫榆⒂女士和陈西滢先生,真是洪福齐天。 五论塌台人物不当与“落水狗”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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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写在《劳动问题》之前〔1〕

还记得去年夏天住在北京的时候,遇见张我权君,听到他说过这样意思的话:“中国人似乎都忘记了台湾〔2〕了,谁也不大提起。”他是一个台湾的青年。 我当时就像受了创痛似的,有点苦楚;但口上却道:“不。 那倒不至于的。只因为本国太破烂,内忧外患,非常之多,自顾不暇了,所以只能将台湾这些事情暂且放下。……” 但正在困苦中的台湾的青年,却并不将中国的事情暂且放下。他们常希望中国革命的成功,赞助中国的改革,总想尽些力,于中国的现在和将来有所裨益,即使是自己还在做学生。 张秀哲君是我在广州才遇见的。我们谈了几回,知道他已经译成一部《劳动问题》〔3〕给中国,还希望我做一点简短的序文。我是不善于作序,也不赞成作序的;况且对于劳动问题,一无所知,尤其没有开口的资格。我所能负责说出来的,不过是张君于中日两国的文字,俱极精通,译文定必十分可靠这一点罢了。 但我这回却很愿意写几句话在这一部译本之前,只要我能够。我虽然不知道劳动问题,但译者在游学中尚且为民众尽力的努力与诚意,我是觉得的。 我只能以这几句话表出我个人的感激。但我相信,这努力与诚意,读者也一定都会觉得的。这实在比无论什么序文都有力。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一日,鲁迅识于广州中山大学。 ※ ※ ※ 〔1〕本篇最初印入《国际劳动问题》一书,原题为《〈国际劳动问题〉小引》。 〔2〕台湾在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后被日本侵占,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恢复。文中说的张我权,当为张我军(1902—1955),台北板桥人。当时是北京师范大学学生。 〔3〕张秀哲台湾省人。当时在广州岭南大学肄业,曾与人合著《毋忘台湾》一书。《劳动问题》,原名《国际劳动问题》,日本浅利顺次郎著。张秀哲的译本于一九二七年由广州国际社会问题研究社出版,署张月澄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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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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