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兰竹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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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首领”〔1〕

这两年来,我在北京被“正人君子”杀退,逃到海边;之后,又被“学者”之流杀退,逃到另外一个海边;之后,又被“学者”之流杀退,逃到一间西晒的楼上,满身痱子,有如荔支,兢兢业业,一声不响,以为可以免于罪戾了罢。阿呀,还是不行。一个学者要九月间到广州来,一面做教授,一面和我打官司,还豫先叫我不要走,在这里“以俟开审”哩。 以为在五色旗下,在青天白日旗下,一样是华盖罩命〔2〕,晦气临头罢,却又不尽然。不知怎地,于不知不觉之中,竟在“文艺界”里高升了。谓予不信,有陈源教授即西滢的《闲话》广告为证,节抄无趣,剪而贴之—— “徐丹甫先生在《学灯》里说:‘北京究是新文学的策源地,根深蒂固,隐隐然执全国文艺界的牛耳。’究竟什么是北京文艺界?质言之,前一两年的北京文艺界,便是现代派和语丝派交战的场所。鲁迅先生(语丝派首领)所仗的大义,他的战略,读过《华盖集》的人,想必已经认识了。但是现代派的义旗,和它的主将——西滢先生的战略,我们还没有明了。现在我们特地和西滢先生商量,把《闲话》选集起来,印成专书,留心文艺界掌故的人,想必都以先睹为快。 “可是单把《闲话》当作掌故又错了。想—— 欣赏西滢先生的文笔的,研究西滢先生的思想的,想认识这位文艺批评界的权威的—— 尤其不可不读《闲话》!” 这很像“诗哲”徐志摩先生的,至少,是“诗哲”之流的“文笔”,所以如此飘飘然,连我看了也几乎想要去买一本。 但,只是想到自己,却又迟疑了。两三个年头,不算太长久。 被“正人君子”指为“学匪”,还要“投畀豺虎”,我是记得的。做了一点杂感,有时涉及这位西滢先生,我也记得的。这些东西,“诗哲”是看也不看,西滢先生是即刻叫它“到应该去的地方去”,我也记得的。后来终于出了一本《华盖集》,也是实情。然而我竟不知道有一个“北京文艺界”,并且我还做了“语丝派首领”,仗着“大义”在这“文艺界”上和“现代派主将”交战。虽然这“北京文艺界”已被徐丹甫先生在《学灯》上指定,隐隐然不可动摇了,而我对于自己的被说得有声有色的战绩,却还是莫名其妙,像着了狐狸精的迷似的。 现代派的文艺,我一向没有留心,《华盖集》里从何提起。 只有某女士窃取“琵亚词侣”的画〔3〕的时候,《语丝》上(也许是《京报副刊》上)有人说过几句话,后来看“现代派”的口风,仿佛以为这话是我写的。我现在郑重声明:那不是我。 我自从被杨荫榆女士杀败之后,即对于一切女士都不敢开罪,因为我已经知道得罪女士,很容易引起“男士”的义侠之心,弄得要被“通缉”都说不定的,便不再开口。所以我和现代派的文艺,丝毫无关。 但终于交了好运了,升为“首领”,而且据说是曾和现代派的“主将”在“北京文艺界”上交过战了。好不堂哉皇哉。 本来在房里面有喜色,默认不辞,倒也有些阔气的。但因为我近来被人随手抑扬,忽而“权威”,忽而不准做“权威”,只准做“前驱”〔4〕;忽而又改为“青年指导者”〔5〕;甲说是“青年叛徒的领袖”罢,乙又来冷笑道:“哼哼哼。”〔6〕自己一动不动,故我依然,姓名却已经经历了几回升沉冷暖。人们随意说说,将我当作一种材料,倒也罢了,最可怕的是广告底恭维和广告底嘲骂。简直是膏药摊上挂着的死蛇皮一般。所以这回虽然蒙现代派追封,但对于这“首领”的荣名,还只得再来公开辞退。不过也不见得回回如此,因为我没有这许多闲工夫。 背后插着“义旗”的“主将”出马,对手当然以阔一点的为是。我们在什么演义上时常看见:“来将通名!我的宝刀不斩无名之将!”主将要来“交战”而将我升为“首领”,大概也是“不得已也”的。但我并不然,没有这些大架子,无论吧儿狗,无论臭茅厕,都会唾过几口吐沫去,不必定要脊梁上插着五张尖角旗(义旗?)的“主将”出台,才动我的“刀笔”。假如有谁看见我攻击茅厕的文字,便以为也是我的劲敌,自恨于它的气味还未明了,再要去嗅一嗅,那是我不负责任的。恐怕有人以这广告为例,所以附带声明,以免拖累。 至于西滢先生的“文笔”,“思想”,“文艺批评界的权威”,那当然必须“欣赏”,“研究”而且“认识”的。只可惜要“欣赏”……这些,现在还只有一本《闲话》。但我以为咱们的“主将”的一切“文艺”中,最好的倒是登在《晨报副刊》上的,给志摩先生的大半痛骂鲁迅的那一封信。那是发热的时候所写〔7〕,所以已经脱掉了绅士的黑洋服,真相跃如了。而且和《闲话》比较起来,简直是两样态度,证明着两者之中,有一种是虚伪。这也是要“研究”……西滢先生的“文笔”等等的好东西。 然而虽然是这一封信之中,也还须分别观之。例如:“志摩,……前面是遥遥茫茫荫在薄雾的里面的目的地”〔8〕之类。 据我看来,其实并无这样的“目的地”,倘有,却不怎么“遥遥茫茫”。这是因为热度还不很高的缘故,倘使发到九十度左右,我想,那便可望连这些“遥遥茫茫”都一扫而光,近于纯粹了。 九月九#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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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我们要批评家①

看大概的情形(我们这里得不到确凿的统计),从去年以来,挂着“革命的”的招牌的创作小说的读者已经减少,出版界的趋势,已在转向社会科学了。这不能不说是好现象。最初,青年的读者迷于广告式批评的符咒,以为读了“革命的”创作,便有出路,自己和社会,都可以得救,于是随手拈来,大口吞下,不料许多许多是并不是滋养品,是新袋子里的酸酒,红纸包里的烂肉,那结果,是吃得胸口痒痒的,好像要呕吐。 得了这一种苦楚的教训之后,转而去求医于根本的,切实的社会科学,自然,是一个正当的前进。 然而,大部分是因为市场的需要,社会科学的译著又蜂起云涌了,较为可看的和很要不得的都杂陈在书摊上,开始寻求正确的知识的读者们已经在惶惑。然而新的批评家不开口,类似批评家之流便趁势一笔抹杀:“阿狗阿猫”。 到这里,我们所需要的,就只得还是几个坚实的,明白的,真懂得社会科学及其文艺理论的批评家。 批评家的发生,在中国已经好久了。每一个文学团体中,大抵总有一套文学的人物。至少,是一个诗人,一个小说家,还有一个尽职于宣传本团体的光荣和功绩的批评家。这些团体,都说是志在改革,向旧的堡垒取攻势的,然而还在中途,就在旧的堡垒之下纷纷自己扭打起来,扭得大家乏力了,这才放开了手,因为不过是“扭”而已矣,所以大创是没有的,仅仅喘着气。一面喘着气,一面各自以为胜利,唱着凯歌。旧堡垒上简直无须守兵,只要袖手俯首,看这些新的敌人自己所唱的喜剧就够。他无声,但他胜利了。 这两年中,虽然没有极出色的创作,然而据我所见,印成本子的,如李守章的《跋涉的人们》②,台静农的《地之子》③,叶永秦的《小小十年》前半部,柔石的《二月》及《旧时代之死》④,魏金枝的《七封信的自传》⑤,刘一梦的《失业以后》⑥,总还是优秀之作。可惜我们的有名的批评家,梁实秋先生还在和陈西滢相呼应,这里可以不提;成仿吾先生是怀念了创造社过去的光荣之后,摇身一变而成为“石厚生”,接着又流星似的消失了;钱杏邨先生近来又只在《拓荒者》上,搀着藏原惟人,一段又一段的,在和茅盾扭结⑦。每一个文学团体以外的作品,在这样忙碌或萧闲的战场,便都被“打发”或默杀了。 这回的读书界的趋向社会科学,是一个好的,正当的转机,不惟有益于别方面,即对于文艺,也可催促它向正确,前进的路。但在出品的杂乱和旁观者的冷笑中,是极容易雕谢的,所以现在所首先需要的,也还是——几个坚实的,明白的,真懂得社会科学及其文艺理论的批评家。 ※ ※ ※ 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四月一日《萌芽月刊》第一卷第四期。 ②李守章字俊民,江苏南通人。《跋涉的人们》收短篇小说四篇,一九二九年北新书局出版。 ③台静农安徽霍丘人,作家,未名社成员。《地之子》收短篇小说十四篇,一九二八年未名社出版。 ④柔石(1902~1931)参看本书《柔石小传》及其有关注。 ⑤魏金枝(1900~1972)浙江嵊县人,作家。《七封信的自传》,收短篇小说六篇,一九二八年上海人间书店出版,原题为《七封书信的自传》。 ⑥刘一梦(?—1931)山东沂水人。《失业以后》收短篇小说八篇,一九二九年上海春野书店出版。 ⑦这里说的钱杏邨“和茅盾扭结”,指钱杏邨在《拓荒者》第一期《中国新兴文学中的几个具体的问题》中,反复引证藏原惟人的《再论普罗列塔利亚写实主义》、《普罗列塔利亚艺术的内容与形式》等文,来评论茅盾的作品和反对茅盾《从牯岭到东京》一文中所提出的意见。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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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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