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风-华文苑-中华文学苑

中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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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宫春·着破荷衣

着破荷衣，笑西风吹我，又落西湖。湖间旧时饮者，今与谁俱？山山映带，似携来、画卷重舒。三十里，芙蓉步障，依然红翠相扶。一目清无留处，任屋浮天上，身集空虚。残烧夕阳过雁，点点疏疏。故人老大，好襟怀，消减全无。慢赢得，秋风两耳，冷泉亭下骑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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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汝茪

杂曲歌辞。大酺乐

圣后乘乾日，皇明御历辰。紫宫初启坐，苍璧正临春。雷雨垂膏泽，金钱赐下人。诏酺欢赏遍，交泰睹惟新。毗陵震泽九州通，士女欢娱万国同。伐鼓撞钟惊海上，新妆袨服照江东。梅花落处疑残雪，柳叶开时任好风。大德不官逢道泰，天长地久属年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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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审言

柳梢青·七夕

干鹊收声，湿萤度影，庭院深香。步月移阴，梳云约翠，人在回廊。醺醺宿酒残妆。待付与、温柔醉乡。却扇藏娇，牵衣索笑，今夜差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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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

秋夜南宫，寄沣上弟及诸生

暝色起烟阁，沉抱积离忧。况兹风雨夜，萧条梧叶秋。空宇感凉至，颓颜惊岁周。日夕游阙下，山水忆同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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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应物

好事近·叶暗乳鸦啼

叶暗乳鸦啼，风定老红犹落。蝴蝶不随春去，入薰风池阁。休歌金缕劝金卮，酒病煞如昨。帘卷日长人静，任杨花飘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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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元龙

夜飞鹊（河桥送人处）

【夜飞鹊】河桥送人处，良夜何其？斜月远堕余辉。铜盘烛泪已流尽，霏霏凉露沾衣。相将散离会，探风前津鼓，树杪参旗。花骢会意，纵扬鞭、亦自行迟。迢递路迴清野，人语渐无闻，空带愁归。何意重经前地，遗钿不见，兔葵燕麦，向斜阳、影与人齐。但徘徊班草，欷歔酹酒，极望天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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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邦彦

画堂春·雨中杏花

轻阴池馆水平桥，一番弄雨花梢。微寒著处不胜娇，此际魂销。忆昔青门堤外，粉香零乱朝朝。玉颜寂寞淡红飘，无那今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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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龙

奉和大梁相公同张员外重九日宴集

重九思嘉节，追欢从谢公。酒清欺玉露，菊盛愧金风。不待秋蟾白，须沈落照红。更将门下客，酬和管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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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

古风（倚剑登高台）

倚剑登高台，悠悠送春目。苍榛蔽层丘，琼草隐深谷。凤鸟鸣西海，欲集无珍木。鸴斯得所居，蒿下盈万族。[1] 晋风日已颓，穷途方恸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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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

刘侍中宅盘花紫蔷薇

真宰偏饶丽景家，当春盘出带根霞。从开一朵朝衣色，免踏尘埃看杂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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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

女冠子·露花烟草

露花烟草，寂寞五云三岛，正春深。貌减潜消玉，香残尚惹襟。竹疏虚槛静，松密醮坛阴。何事刘郎去？信沉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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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泌

幸蜀西至剑门

剑阁横云峻，銮舆出狩回。翠屏千仞合，丹嶂五丁开。灌木萦旗转，仙云拂马来。乘时方在德，嗟尔勒铭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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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隆基

妾本江南采莲女，君是江东学剑人。逢君游侠英雄日，值妾年华桃李春。年华灼灼艳桃李，结发簪花配君子。行逢楚汉正相持，辞家上马从君起。岁岁年年事征战，侍君帷幕损红颜。不惜罗衣沾马汗，不辞红粉著刀环。相期相许定关中，鸣銮鸣佩入秦宫。谁误四面楚歌起，果知五星汉道雄。天时人事有兴灭，智穷计屈心摧折。泽中马力先战疲，帐下蛾眉□□□。君王是日无神彩，贱妾此时容貌改。拔山意气都已无，渡江面目今何在。终天隔地与君辞，恨似流波无息时。使妾本来不相识，岂见中途怀苦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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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

名人和名言

《太白》〔２〕二卷七期上有一篇南山先生的《保守文言的第三道策》〔３〕，他举出：第一道是说“要做白话由于文言做不通”，第二道是说“要白话做好，先须文言弄通”。十年之后，才来了太炎先生的第三道，“他以为你们说文言难，白话更难。理由是现在的口头语，有许多是古语，非深通小学就不知道现在口头语的某音，就是古代的某音，不知道就是古代的某字，就要写错。……” 太炎〔４〕先生的话是极不错的。现在的口头语，并非一朝一夕，从天而降的语言，里面当然有许多是古语，既有古语，当然会有许多曾见于古书，如果做白话的人，要每字都到《说文解字》里去找本字，那的确比做任用借字的文言要难到不知多少倍。然而自从提倡白话以来，主张者却没有一个以为写白话的主旨，是在从“小学”里寻出本字来的，我们就用约定俗成的借字。诚然，如太炎先生说：“乍见熟人而相寒暄曰‘好呀’，‘呀’即‘乎’字；应人之称曰‘是唉’，‘唉’即‘也’字。”但我们即使知道了这两字，也不用“好乎”或“是也”，还是用“好呀”或“是唉”。因为白话是写给现代的人们看，并非写给商周秦汉的鬼看的，起古人于地下，看了不懂，我们也毫不畏缩。所以太炎先生的第三道策，其实是文不对题的。这缘故，是因为先生把他所专长的小学，用得范围太广了。我们的知识很有限，谁都愿意听听名人的指点，但这时就来了一个问题：听博识家的话好，还是听专门家的话好呢？解答似乎很容易：都好。自然都好；但我由历听了两家的种种指点以后，却觉得必须有相当的警戒。因为是：博识家的话多浅，专门家的话多悖的。博识家的话多浅，意义自明，惟专门家的话多悖的事，还得加一点申说。他们的悖，未必悖在讲述他们的专门，是悖在倚专家之名，来论他所专门以外的事。社会上崇敬名人，于是以为名人的话就是名言，却忘记了他之所以得名是那一种学问或事业。名人被崇奉所诱惑，也忘记了自己之所以得名是那一种学问或事业，渐以为一切无不胜人，无所不谈，于是乎就悖起来了。其实，专门家除了他的专长之外，许多见识是往往不及博识家或常识者的。太炎先生是革命的先觉，小学的大师，倘谈文献，讲《说文》，当然娓娓可听，但一到攻击现在的白话，便牛头不对马嘴，即其一例。还有江亢虎〔５〕博士，是先前以讲社会主义出名的名人，他的社会主义到底怎么样呢，我不知道。只是今年忘其所以，谈到小学，说“‘德’之古字为‘?’，从‘?’从‘心’，‘?’即直觉之意”，却真不知道悖到那里去了，他竟连那上半并不是曲直的直字这一点都不明白〔６〕。这种解释，却须听太炎先生了。不过在社会上，大概总以为名人的话就是名言，既是名人，也就无所不通，无所不晓。所以译一本欧洲史，就请英国话说得漂亮的名人校阅，编一本经济学，又乞古文做得好的名人题签；学界的名人绍介医生，说他“术擅岐黄”〔７〕，商界的名人称赞画家，说他“精研六法”〔８〕。……这也是一种现在的通病。德国的细胞病理学家维尔晓（Ｖｉｒｃｈｏｗ）〔９〕，是医学界的泰斗，举国皆知的名人，在医学史上的位置，是极为重要的，然而他不相信进化论，他那被教徒所利用的几回讲演，据赫克尔（Ｈａｅｃｋｅｌ）〔１０〕说，很给了大众不少坏影响。因为他学问很深，名甚大，于是自视甚高，以为他所不解的，此后也无人能解，又不深研进化论，便一口归功于上帝了。现在中国屡经绍介的法国昆虫学大家法布耳（Ｆａｂｒｅ）〔１１〕，也颇有这倾向。他的著作还有两种缺点：一是嗤笑解剖学家，二是用人类道德于昆虫界。但倘无解剖，就不能有他那样精到的观察，因为观察的基础，也还是解剖学；农学者根据对于人类的利害，分昆虫为益虫和害虫，是有理可说的，但凭了当时的人类的道德和法律，定昆虫为善虫或坏虫，却是多余了。有些严正的科学者，对于法布耳的有微词，实也并非无故。但倘若对这两点先加警戒，那么，他的大著作《昆虫记》十卷，读起来也还是一部很有趣，也很有益的书。不过名人的流毒，在中国却较为利害，这还是科举的余波。那时候，儒生在私塾里揣摩高头讲章，和天下国家何涉，但一登第，真是“一举成名天下知”，他可以修史，可以衡文，可以临民，可以治河；到清朝之末，更可以办学校，开煤矿，·练·新·军，·造·战·舰，·条·陈·新·政，出洋考察了。成绩如何呢，不待我多说。这病根至今还没有除，一成名人，便有“满天飞”之概。我想，自此以后，我们是应该将“名人的话”和“名言”分开来的，名人的话并不都是名言；许多名言，倒出自田夫野老之口。这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分别名人之所以名，是由于那一门，而对于他的专门以外的纵谈，却加以警戒。苏州的学子是聪明的，他们请太炎先生讲国学〔１２〕，却不请他讲簿记学或步兵操典，——可惜人们却又不肯想得更细一点了。我很自歉这回时时涉及了太炎先生。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这大约也无伤于先生的“日月之明”的。至于我的所说，可是我想，“愚者千虑，必有一得”，盖亦“悬诸#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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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