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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旧形式的采用”

“旧形式的采用”的问题,如果平心静气的讨论起来,在现在,我想是很有意义的,但开首便遭到了耳耶〔2〕先生的笔伐。“类乎投降”,“机会主义”,这是近十年来“新形式的探求”的结果,是克敌的咒文,至少先使你惹一身不干不净。但耳耶先生是正直的,因为他同时也在译《艺术底内容和形式》〔3〕,一经登完,便会洗净他激烈的责罚;而且有几句话也正确的,是他说新形式的探求不能和旧形式的采用机械的地分开。 不过这几句话已经可以说是常识;就是说内容和形式不能机械的地分开,也已经是常识;还有,知道作品和大众不能机械的地分开,也当然是常识。旧形式为什么只是“采用”——但耳耶先生却指为“为整个(!)旧艺术捧场”——就是为了新形式的探求。采取若干,和“整个”捧来是不同的,前进的艺术家不能有这思想(内容)。然而他会想到采取旧艺术,因为他明白了作品和大众不能机械的地分开。以为艺术是艺术家的“灵感”的爆发,象鼻子发痒的人,只要打出喷嚏来就浑身舒服,一了百了的时候已经过去了,现在想到,而且关心了大众。这是一个新思想(内容),由此而在探求新形式,首先提出的是旧形式的采取,这采取的主张,正是新形式的发端,也就是旧形式的蜕变,在我看来,是既没有将内容和形式机械的地分开,更没有看得《姊妹花》〔4〕叫座,于是也来学一套的投机主义的罪案的。 自然,旧形式的采取,或者必须说新形式的探求,都必须艺术学徒的努力的实践,但理论家或批评家是同有指导,评论,商量的责任的,不能只斥他交代未清之后,便可逍遥事外。我们有艺术史,而且生在中国,即必须翻开中国的艺术史来。采取什么呢?我想,唐以前的真迹,我们无从目睹了,但还能知道大抵以故事为题材,这是可以取法的;在唐,可取佛画的灿烂,线画的空实和明快,宋的院画〔5〕,萎靡柔媚之处当舍,周密不苟之处是可取的,米点山水〔6〕,则毫无用处。后来的写意画(文人画)有无用处,我此刻不敢确说,恐怕也许还有可用之点的罢。这些采取,并非断片的古董的杂陈,必须溶化于新作品中,那是不必赘说的事,恰如吃用牛羊,弃去蹄毛,留其精粹,以滋养及发达新的生体,决不因此就会“类乎”牛羊的。 只是上文所举的,亦即我们现在所能看见的,都是消费的艺术。它一向独得有力者的宠爱,所以还有许多存留。但既有消费者,必有生产者,所以一面有消费者的艺术,一面也有生产者的艺术。古代的东西,因为无人保护,除小说的插画以外,我们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了。至于现在,却还有市上新年的花纸,和猛克〔7〕先生所指出的连环图画。这些虽未必是真正的生产者的艺术,但和高等有闲者的艺术对立,是无疑的。但虽然如此,它还是大受着消费者艺术的影响,例如在文学上,则民歌大抵脱不开七言的范围,在图画上,则题材多是士大夫的部事,然而已经加以提炼,成为明快,简捷的东西了。这也就是蜕变,一向则谓之“俗”。注意于大众的艺术家,来注意于这些东西,大约也未必错,至于仍要加以提炼,那也是无须赘说的。 但中国的两者的艺术,也有形似而实不同的地方,例如佛画的满幅云烟,是豪华的装璜,花纸也有一种硬填到几乎不见白纸的,却是惜纸的节俭;唐伯虎〔8〕画的细腰纤手的美人,是他一类人们的欲得之物,花纸上也有这一种,在赏玩者却只以为世间有这一类人物,聊资博识,或满足好奇心而已。为大众的画家,都无须避忌。 至于谓连环图画不过图画的种类之一,与文学中之有诗歌,戏曲,小说相同,那自然是不错的。但这种类之别,也仍然与社会条件相关联,则我们只要看有时盛行诗歌,有时大出小说,有时独多短篇的史实便可以知道。因此,也可以知道即与内容相关联。现在社会上的流行连环图画,即因为它有流行的可能,且有流行的必要,着眼于此,因而加以导引,正是前进的艺术家的正确的任务;为了大众,力求易懂,也正是前进的艺术家正确的努力。旧形式是采取,必有所删除,既有删除,必有所增益,这结果是新形式的出现,也就是变革。而且,这工作是决不如旁观者所想的容易的。 但就是立有了新形式罢,当然不会就是很高的艺术。艺术的前进,还要别的文化工作的协助,某一文化部门,要某一专家唱独脚戏来提得特别高,是不妨空谈,却难做到的事,所以专责个人,那立论的偏颇和偏重环境的是一样的。五月二日。 CC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五月四日上海《中华日报·动向》,署名常庚。 〔2〕耳耶即聂绀弩,湖北京山人,作家,“左联”成员。当时任《中华日报》副刊《动向》主编。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四日他在《动向》上发表了《新形式的探求与旧形式的采用》,反驳四月十九日同刊猛克的《采用与模仿》一文。猛克文中说:“在社会制度没有改革之前,对于连环图画的旧形式与技术,还须有条件地接受过来……却有人以为这是投降旧艺术。”又说新的连环图画“形式与街头流行的连环图画颇不同,而技术有的也模仿着立体派之类,不但常常弄得儿童看不懂,就是知识阶级的#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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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扑空

丰之余 自从《自由谈》上发表了我的《感旧》和施蛰存先生的《〈庄子〉与〈文选〉》以后,《大晚报》〔2〕的《火炬》便在征求展开的讨论。首先征到的是施先生的一封信,题目曰《推荐者的立场》,注云“《庄子》与《文选》的论争”。 但施先生又并不愿意“论争”,他以为两个人作战,正如弧光灯下的拳击手,无非给看客好玩。这是很聪明的见解,我赞成这一肢一节。不过更聪明的是施先生其实并非真没有动手,他在未说退场白之前,早已挥了几拳了。挥了之后,飘然远引,倒是最超脱的拳法。现在只剩下一个我了,却还得回一手,但对面没人也不要紧,我算是在打“逍遥游”〔3〕。 施先生一开首就说我加以“训诲”,而且派他为“遗少的一肢一节”。上一句是诬赖的,我的文章中,并未对于他个人有所劝告。至于指为“遗少的一肢一节”,却诚然有这意思,不过我的意思,是以为“遗少”也并非怎么很坏的人物。新文学和旧文学中间难有截然的分界,施先生是承认的,辛亥革命去今不过二十二年,则民国人中带些遗少气,遗老气,甚而至于封建气,也还不算甚么大怪事,更何况如施先生自己所说,“虽然不敢自认为遗少,但的确已消失了少年的活力”的呢,过去的余气当然要有的。但是,只要自己知道,别人也知道,能少传授一点,那就好了。 我早经声明,先前的文字是并非专为他个人而作的,而且自看了《〈庄子〉与〈文选〉》之后,则连这“一肢一节”也已经疏远。为什么呢,因为在推荐给青年的几部书目上,还题出着别一个极有意味的问题:其中有一种是《颜氏家训》〔4〕。这《家训》的作者,生当乱世,由齐入隋,一直是胡势大张的时候,他在那书里,也谈古典,论文章,儒士似的,却又归心于佛,而对于子弟,则愿意他们学鲜卑语,弹琵琶,以服事贵人——胡人。这也是庚子义和拳〔5〕败后的达官,富翁,巨商,士人的思想,自己念佛,子弟却学些“洋务”,使将来可以事人:便是现在,抱这样思想的人恐怕还不少。而这颜氏的渡世法,竟打动了施先生的心了,还推荐于青年,算是“道德修养”。他又举出自己在读的书籍,是一部英文书和一部佛经〔6〕,正为“鲜卑语”和《归心篇》〔7〕写照。只是现代变化急速,没有前人的悠闲,新旧之争,又正剧烈,一下子看不出什么头绪,他就也只好将先前两代的“道德”,并萃于一身了。假使青年,中年,老年,有着这颜氏式道德者多,则在中国社会上,实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有荡涤的必要。自然,这虽为书目所引起,问题是不专在个人的,这是时代思潮的一部。但因为连带提出,表面上似有太关涉了某一个人之观,我便不敢论及了,可以和他相关的只有“劝人看《庄子》《文选》了”八个字,对于个人,恐怕还不能算是不敬的。但待到看了《〈庄子〉与〈文选〉》,却实在生了一点不敬之心,因为他辩驳的话比我所豫料的还空虚,但仍给以正经的答复,那便是《感旧以后》(上)。 然而施先生的写在看了《感旧以后》(上)之后的那封信,却更加证明了他和我所谓“遗少”的疏远。他虽然口说不来拳击,那第一段却全是对我个人而发的。现在介绍一点在这里,并且加以注解。 施先生说:“据我想起来,劝青年看新书自然比劝他们看旧书能够多获得一些群众。”这是说,劝青年看新书的,并非为了青年,倒是为自己要多获些群众。 施先生说:“我想借贵报的一角篇幅,将……书目改一下:我想把《庄子》与《文选》改为鲁迅先生的《华盖集》正续编及《伪自由书》。我想,鲁迅先生为当代‘文坛老将’,他的著作里是有着很广大的活字汇的,而且据丰之余先生告诉我,鲁迅先生文章里的确也有一些从《庄子》与《文选》里出来的字眼,譬如‘之乎者也’之类。这样,我想对于青年人的效果也是一样的。”这一大堆的话,是说,我之反对推荐《庄子》与《文选》,是因为恨他没有推荐《华盖集》正续编与《伪自由书》的缘故。 施先生说:“本来我还想推荐一二部丰之余先生的著作,可惜坊间只有丰子恺〔8〕先生的书,而没有丰之余先生的书,说不定他是像鲁迅先生印珂罗版木刻图一样的是私人精印本,属于罕见书之列,我很惭愧我的孤陋寡闻,未能推荐矣。”这一段话,有些语无伦次了,好像是说:我之反对推荐《庄子》与《文选》,是因为恨他没有推荐我的书,然而我又并无书,然而恨他不推荐,可笑之至矣。 这是“从国文教师转到编杂志”,劝青年去看《庄子》与《文选》,《论语》,《孟子》〔9〕,《颜氏家训》的施蛰存先生,看了我的《感旧以后》(上)一文后,“不想再写什么”而终于写出来了的文章,辞退做“拳击手”,而先行拳击别人的拳法。但他竟毫不提主张看《庄子》与《文选》的较坚实的理由,毫不指出我那《感旧》与《感旧以后》(上)两篇中间的错误,他只有无端的诬赖,自己的猜测,撒娇,装傻。几部古书的名目一撕下,“遗少”的肢节也就跟着渺渺茫茫,到底是现出本相:明明白白的变了“洋场恶少”了。 十月二十日。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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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俄罗斯的童话》〔1〕

小引〔2〕 这是我从去年秋天起,陆续译出,用了“邓当世”的笔名,向《译文》〔3〕投稿的。 第一回有这样的几句《后记》: “高尔基这人和作品,在中国已为大家所知道,不必多说了。 “这《俄罗斯的童话》,共有十六篇,每篇独立;虽说‘童话’,其实是从各方面描写俄罗斯国民性的种种相,并非写给孩子们看的。发表年代未详,恐怕还是十月革命前之作;今从日本高桥晚成译本重译,原在改造社〔4〕版《高尔基全集》第十四本中。” 第二回,对于第三篇,又有这样的《后记》两段: “《俄罗斯的童话》里面,这回的是最长的一篇,主人公们之中,这位诗人也是较好的一个,因为他终于不肯靠装活死人吃饭,仍到葬仪馆为真死人出力去了,虽然大半也许为了他的孩子们竟和帮闲‘批评家’一样,个个是红头毛。我看作者对于他,是有点宽恕的,——而他真也值得宽恕。 “现在的有些学者说:文言白话是有历史的。这并不错,我们能在书本子上看到;但方言土语也有历史—— 只不过没有人写下来。帝王卿相有家谱,的确证明着他有祖宗;然而穷人以至奴隶没有家谱,却不能成为他并无祖宗的证据。笔只拿在或一类人的手里,写出来的东西总不免于蹊跷,先前的文人哲士,在记载上就高雅得古怪。高尔基出身下等,弄到会看书,会写字,会作文,而且作得好,遇见的上等人又不少,又并不站在上等人的高台上看,于是许多西洋镜就被拆穿了。如果上等诗人自己写起来,是决不会这模样的。我们看看这,算是一种参考罢。” 从此到第九篇,一直没有写《后记》。 然而第九篇以后,也一直不见登出来了。记得有时也又写有《后记》,但并未留稿,自己也不再记得说了些什么。写信去问译文社,那回答总是含含胡胡,莫名其妙。不过我的译稿却有底子,所以本文是完全的。 我很不满于自己这回的重译,只因别无译本,所以姑且在空地里称雄。倘有人从原文译起来,一定会好得远远,那时我就欣然消灭。 这并非客气话,是真心希望着的。 一九三五年八月八日之夜,鲁迅。 ※ ※ ※ 〔1〕《俄罗斯的童话》高尔基著,发表于一九一二年,一九一八年出版单行本。鲁迅于一九三四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四月间译出。前九篇曾陆续发表于《译文》月刊第一卷第二至第四期及第二卷第二期(一九三四年十月至十二月及一九三五年四月)。后七篇则因“得检查老爷批云意识欠正确”,未能继续刊登。后来与已发表过的九篇同印入单行本,于一九三五年八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列为《文化生活丛刊》之一。 高尔基(M.MTHE]PZ,1868—1936),原名彼什科夫(A.M.QIO^]TJ),苏联无产阶级作家。著有长篇小说《福玛·高尔捷耶夫》、《母亲》和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等。 〔2〕本篇最初印入《俄罗斯的童话》单行本,未在报刊上发表过。 〔3〕《译文》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的月刊,由鲁迅、茅盾发起,上海生活书店发行,一九三四年九月创刊,至一九三五年九月一度停刊。一九三六年三月复刊,改由上海杂志公司发行,一九三七年六月停刊。它的最初三期由鲁迅主编,自第四期起由黄源编辑。 〔4〕改造社日本的一家出版社,发行综合性月刊《改造》杂志,一九一九年创刊,一九五五年出至第三十六卷第二期停刊。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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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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