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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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虢州西山亭子送范端公（得浓字）

百尺红亭对万峰，平明相送到斋钟。骢马劝君皆卸却，使君家酝旧来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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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参

于令仪诲人

曹州于令仪者，市井人也，长厚不忤物，晚年家颇丰富。一夕，盗入其室，诸子擒之，乃邻子也。令仪曰：“汝素寡悔，何苦而为盗邪？”曰：“迫于贫耳！”问其所欲，曰：“得十千足以衣食。”如其欲与之。既去，复呼之，盗大恐。谓曰：“汝贫甚，夜负十千以归，恐为人所诘。留之，至明使去。"盗大感愧，卒为良民。乡里称君为善士。君择子侄之秀者，起学室，延名儒以掖之，子、侄杰仿举进士第，今为曹南令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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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辟之

　　古语云：“易有三训，一训简易，二训变易，三训不易”，“易与天地准”，之于常识，不也是如此吗？我们生活在常识中，“春暖花开”、“秋高气爽”，我们不假思索地运用它们，是为简易；同一事物不同时刻有不同的表现，变化无穷，是为变易；常识由生活而来，经久适用，是为不易。故庄子云：“道在便溺”。因常识，于生活，我们泰然。　　老子云：“大象若希”。正是由于常识之于我们太过习惯了，时常，我们会无所察觉，如同时空之于我们过于静止与绝对，在爱氏之前，我们被蒙骗了千万年。于是我们在恍然后明白，常识虽常，但亦要知之、行之、思之。　　所谓的对常识的知之，并非仅仅为热则却衣寒则添衣的自然反射，而是对自然存在的用心观察。没有这用心，何来常识？没有常识，何以行之？不得而行之，必遭祸患。譬如之于人，了解交通拥挤之时间，于约会便不会误时；又譬如拿破仑不知俄国之地广与冬天之寒冷，便因俄国坚壁清野而为滑铁卢之役埋下伏笔。　　所以对于常识，要知之。　　所谓的对常识的行之，不仅是于知之之后的体证，还是生活的必需，之所以要知且行，系因为知易而行难。行难，故特以行之。常识的知之，是困则眠、疲则休息，是诸葛顺势三分天下，是刘邦知楚强汉弱而强赴鸿门。对常识的行之，是顺应自然、顺时而动，故可避害趋利，所以才有一觉醒来的精神，才有汉朝天下。　　所以对于常识，要行之。　　至于对于常识的思之，那便是在知行合一后更高的要求。正因为常识之常，所以无形中被我们忽略、习惯，然世间万物莫不在变易中永恒，拘泥而行自己不适合，若死守既得，便永无进步可言。故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诏》曰：“作新民”；曾子曰：“君子无所不用其极”；因为对常识的思之，爱氏提出了相对论，玻尔提出了量子力学；之于历史的，不正是由于对意识形态的思之与变革，再知而行之，才有三十年改革开放而至于今日之中华崛起？　　“易与天地准”，也正是凭借常识，凭借与常识同行，我们维系了一个旷古的文明，然而无论是生活还是发展，不知常识无语进步，不行常识无以趋利避患，不思常识却也无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于是，不妨化用子思的“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而说，对于常识，我们要知之、行之、思之，由是，则有泰然的生活与不断的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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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文

趋时和复古

康伯度半农先生一去世，也如朱湘庐隐〔２〕两位作家一样，很使有些刊物热闹了一番。这情形，会延得多么长久呢，现在也无从推测。但这一死，作用却好像比那两位大得多：他已经快要被封为复古的先贤，可用他的神主来打“趋时”〔３〕的人们了。这一打是有力的，因为他既是作古的名人，又是先前的新党，以新打新，就如以毒攻毒，胜于搬出生锈的古董来。然而笑话也就埋伏在这里面。为什么呢？就为了半农先生先就是一位以“趋时”而出名的人。古之青年，心目中有了刘半农三个字，原因并不在他擅长音韵学，或是常做打油诗〔４〕，是在他跳出鸳蝴派〔５〕，骂倒王敬轩〔６〕，为一个“文学革命”阵中的战斗者。然而那时有一部分人，却毁之为“趋时”。时代到底好像有些前进，光阴流过去，渐渐将这谥号洗掉了，自己爬上了一点，也就随和一些，于是终于成为干干净净的名人。但是，“人怕出名猪怕壮”，他这时也要成为包起来作为医治新的“趋时”病的药料了。这并不是半农先生独个的苦境，旧例着实有。广东举人多得很，为什么康有为〔７〕独独那么有名呢，因为他是公车上书的头儿，戊戌政变的主角，趋时；留英学生也不希罕，严复〔８〕的姓名还没有消失，就在他先前认真的译过好几部鬼子书，趋时；清末，治朴学〔９〕的不止太炎〔１０〕先生一个人，而他的声名，远在孙诒让〔１１〕之上者，其实是为了他提倡种族革命，趋时，而且还“造反”。后来“时”也“趋”了过来，他们就成为活的纯正的先贤。但是，晦气也夹屁股跟到，康有为永定为复辟的祖师，袁皇帝要严复劝进，孙传芳〔１２〕大帅也来请太炎先生投壶了。原是拉车前进的好身手，腿肚大，臂膊也粗，这回还是请他拉，拉还是拉，然而是拉车屁股向后，这里只好用古文，“呜呼哀哉，尚飨”〔１３〕了。我并不在讥刺半农先生曾经“趋时”，我这里所用的是普通所谓“趋时”中的一部分：“前驱”的意思。他虽然自认“没落”〔１４〕，其实是战斗过来的，只要敬爱他的人，多发挥这一点，不要七手八脚，专门把他拖进自己所喜欢的油或泥里去做金字招牌就好了。八月十三日。〔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五日《申报·自由谈》。〔２〕朱湘（１９０４—１９３３）安徽太湖人，诗人。曾任安徽大学英文文学系主任。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五日，因生活窘困投江自尽。著有诗集《草莽集》、《石门集》等。庐隐（１８９８—１９３４），本名黄英，福建闽侯人，女作家。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三日死于难产。著有短篇小说集《海滨故人》、《灵海潮汐》等。〔３〕“趋时”这是林语堂讥笑进步人士的话，见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日《人间世》第八期《时代与人》一文：“所以趋时虽然要紧，保持人的本位也一样要紧。” 〔４〕刘半农从一九三三年九月《论语》第二十五期开始连续发表打油诗《桐花芝豆堂诗集》，在《自序》中称自己“喜为打油之诗”。〔５〕鸳蝴派即鸳鸯蝴蝶派，参看本卷第１０７页注〔９〕。刘半农早期曾以“半侬”笔名为这一派刊物写稿。〔６〕骂倒王敬轩一九一八年初，《新青年》为了推动文学革命运动，开展对复古派的斗争，曾由编者之一钱玄同化名王敬轩，把当时社会上反对新文化运动的论调集中起来，摹仿封建复古派的口吻写信给《新青年》编辑部；又由刘半农写了一封回信痛加批驳。两信同时发表在当年三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７〕康有为（１８５８—１９２７）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清末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维新运动的领袖。一八九五年，他联合在北京应试的各省举人一千三百余人向光绪皇帝上“万言书”，要求“变法维新”，改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史称“公车上书”（汉代用公家的车子递送应征进京的士人，后来就用“公车”作为举人入京应试的代称）。一八九八年（戊戌）六月，他和谭嗣同、梁启超等受光绪皇帝任用，参预政事，试行变法。同年九月，被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顽固派所镇压，维新运动遂告失败。以后康有为在海外组织保皇会，反对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一九一七年又联络军阀张勋扶植清废帝溥仪复辟。〔８〕严复曾留学英国海军学校。一八九四年中日战争后，他主张变法维新，致力于西方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思想的介绍，翻译过赫胥黎《天演论》、亚当斯密《原富》、穆勒《名学》和孟德斯鸠《法意》等，对当时中国思想界影响很大。辛亥革命后，他思想逐渐倒退。一九一五年参加“筹安会”，拥护袁世凯称帝。〔９〕朴学语出《汉书·儒林传》：“（倪）宽有俊材，初见武帝，语经学。上曰：‘吾始以《尚书》为朴学，弗好，及闻宽说，可观。’乃从宽问一篇。”后来称汉儒考据训诂之学为朴学，也称汉学。清代学者继承汉儒朴学，并有所发展。〔１０〕太炎章炳麟（１８６９—１９３６），号太炎，浙江余杭人，清末革命家和学者。早期积极参加反对清王朝的斗争，是“光复会”的重要成员之一。辛亥革命以后，逐渐脱离现实斗争，思想趋向消沉。著#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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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