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风-华文苑-中华文学苑

中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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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查子（宫里妒娥眉）

【生查子】待命护国院，不得入国门，感旧。宫里妒娥眉，十载辞君去。翠袖怯天寒，修竹无人处。今日近君家，望极香车骛。一水是红墙，有恨无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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晁补之

送僧归山

楚俗翻花自送迎，密人来往岂知情。夜行独自寒山寺，雪径泠泠金锡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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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

沁园春（次韵侄演自遣）

无价韶华，一笑相酬，青钱似苔。奈东风轻劣，催红雨去，西园次第，放绿阴回。老后时光，眉间心事，恰似怕酸人著梅。须知道，有谁能百岁，日日开怀。从教世变轮推。也莫问人间春去来。看渊明归了，有形谁役，少陵酸里，无闷堪排。贫贱何妨，风流自别，不是沈沈浊世杯。层霄上，与大鹏盘礴，下视浮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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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著

送周钺往江夏

东西南北郡，自说遍曾游。人世终多故，皇都不少留。郢城帆过夜，汉水月方秋。此谒亲知去，闻猿岂解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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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

题兴善寺僧道深院

江峰峰顶人，受法老西秦。法本无前业，禅非为后身。院栽他国树，堂展祖师真。甚愿依宗旨，求闲未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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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乔

减字木兰花（荔支）

闽溪珍献。过海云帆来似箭。玉座金盘。不贡奇葩四百年。轻红酿白。雅称佳人纤手擘。骨细肌香。恰是当年十八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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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

宫怨二首

尘满金炉不炷香，黄昏独自立重廊。笙歌何处承恩宠，一一随风入上阳。长门槐柳半萧疏，玉辇沈思恨有馀。红泪渐消倾国态，黄金谁为达相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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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崇

——病中答访问者，ＯＶ笔录“左翼作家联盟”五六年来领导和战斗过来的，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运动。这文学和运动，一直发展着；到现在更具体底地，更实际斗争底地发展到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一发展，是无产革命文学在现在时候的真实的更广大的内容。这种文学，现在已经存在着，并且即将在这基础之上，再受着实际战斗生活的培养，开起烂缦的花来罢。因此，新的口号的提出，不能看作革命文学运动的停止，或者说“此路不通”了。所以，决非停止了历来的反对法西主义，反对一切反动者的血的斗争，而是将这斗争更深入，更扩大，更实际，更细微曲折，将斗争具体化到抗日反汉奸的斗争，将一切斗争汇合到抗日反汉奸斗争这总流里去。决非革命文学要放弃它的阶级的领导的责任，而是将它的责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到和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阶级和党派，一致去对外。这个民族的立场，才真是阶级的立杨。托洛斯基的中国的徒孙们，似乎胡涂到连这一点都不懂的。但有些我的战友，竟也有在作相反的“美梦”者，我想，也是极胡涂的昏虫。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正如无产革命文学的口号一样，大概是一个总的口号罢。在总口号之下，再提些随时应变的具体的口号，例如“国防文学”“救亡文学”“抗日文艺”……等等，我以为是无碍的。不但没有碍，并且是有益的，需要的。自然，太多了也使人头昏，浑乱。不过，提口号，发空论，都十分容易办。但在批评上应用，在创作上实现，就有问题了。批评与创作都是实际工作。以过去的经验，我们的批评常流于标准太狭窄，看法太肤浅；我们的创作也常现出近于出题目做八股的弱点。所以我想现在应当特别注意这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决不是只局限于写义勇军打仗，学生请愿示威……等等的作品。这些当然是最好的，但不应这样狭窄。它广泛得多，广泛到包括描写现在中国各种生活和斗争的意识的一切文学。因为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人人所共的问题，是民族生存的问题。所有一切生活（包含吃饭睡觉）都与这问题相关；例如吃饭可以和恋爱不相干，但目前中国人的吃饭和恋爱却都和日本侵略者多少有些关系，这是看一看满洲和华北的情形就可以明白的。而中国的唯一的出路，是全国一致对日的民族革命战争。懂得这一点，则作家观察生活，处理材料，就如理丝有绪；作者可以自由地去写工人，农民，学生，强盗，娼妓，穷人，阔佬，什么材料都可以，写出来都可以成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也无需在作品的后面有意地插一条民族革命战争的尾巴，翘起来当作旗子；因为我们需要的，不是作品后面添上去的口号和矫作的尾巴，而是那全部作品中的真实的生活，生龙活虎的战斗，跳动着的脉搏，思想和热情，等等。六月十日。 CC 〔１〕本篇最初同时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七月《现实文学》月刊第一期和《文学界》月刊第一卷第二号。 #p#副标题#e#15年香港注册公司www.2012hkcompan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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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恋绣衾（席上梦锡、汉章同赋）

天风入扇吹＿衣。小红楼、夜气正微。有人在、冰弦外，水精帘、花影自移。阳台只是虚无梦，便不成、凉夜误伊。想闲了、流离簟，就一身、明月伴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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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达祖

出还

昔出喜还家，今还独伤意。入室掩无光，衔哀写虚位。凄凄动幽幔，寂寂惊寒吹。幼女复何知，时来庭下戏。咨嗟日复老，错莫身如寄。家人劝我餐，对案空垂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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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应物

备考：丙和甲（季廉）

学生会刊行的韦烈士三一八死难之一的《韦杰三纪念集》到了，我打开一看，见有梁任公拿“陆放翁送芮司业诗借题韦烈士纪念集”几行字。旁边还有“甲寅暮春启超”六个小字。我很奇怪，今年（民国十五年）不是丙寅年吗？还恐不是。翻阅日历，的确不是甲寅，而是丙寅。我自己推算，韦烈士死时，二十三岁（见《纪念集》陈云豹《韦烈士行述》）。甲寅在烈士死前十二年。现在若无公历一九二六年同民国十五年来证明烈士是死在丙寅年，我们一定要说烈士是死在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那一年了。这样一算，烈士死时，应是十一岁。我们还可以说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的那年，同时在段执政手下作教育总长，或司法总长。——这个考证，也只好请研究系首领，研究院教授来作吧。大人先生，学者博士们呵，天干地支是国粹之一，要保存不妨保存，可是有那闹笑话，不如不保存吧。文明的二十世纪，有公历一九二几或民国十几来纪年，用不着那些古董玩意了。民国十五年十一月。 EE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语丝》周刊第四卷第三期。〔２〕指梁启超（１８７３—１９２９），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清末维新运动领导人之一。辛亥革命后，他是研究系的首领，当时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教授。〔３〕指韦杰三（１９０３—１９２６），广西蒙山人，清华大学学生，“三一八”惨案死难烈士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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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