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风-华文苑-中华文学苑

中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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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乘（郭县尹美任）

东阳四载，但好事、一一为民做了。谈笑半闲风月里，管甚讼庭生草。瓯茗炉香，菜羹淡饭，此外无烦恼。问侯何苦，自饥只要民饱。犹念甘旨相违，白云万里，不得随昏晓。暂舍苍生归定省，回首又看父老。听得乘崖，交章力荐，道此官员好。且来典宪，中书还二十四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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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

相见欢·林花谢了春红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相留一作：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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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煜

鹧鸪天（为韩漕无咎寿）

忆醉君家倚翠屏。年年相喜鬓毛青。谁知缓步从天下，犹许清弹此地听。挥羽扇，写鹅经。使星何似老人星。几时一试薰风手，今日桐阴又满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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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彦端

现存之所谓汉人小说，盖无一真出于汉人，晋以来，文人方士，皆有伪作，至宋明尚不绝。文人好逞狡狯，或欲夸示异书，方士则意在自神其教，故往往托古籍以衒人；晋以后人之托汉，亦犹汉人之依托黄帝伊尹矣。此群书中，有称东方朔班固〔1〕撰者各二，郭宪刘歆〔2〕撰者各一，大抵言荒外之事则云东方朔郭宪，关涉汉事则云刘歆班固，而大旨不离乎言神仙。称东方朔撰者有《神异经》一卷，仿《山海经》，然略于山川道里而详于异物，间有嘲讽之辞。《山海经》稍显于汉而盛行于晋，则此书当为晋以后人作；其文颇有重复者，盖又尝散佚，后人钞唐宋类书所引逸文复作之也。有注，题张华作，亦伪。南方有甘蔗之林，其高百丈，围三尺八寸，促节，多汁，甜如蜜。咋啮其汁，令人润泽，可以节蚘虫。人腹中蚘虫，其状如蚓，此消谷虫也，多则伤人，少则谷不消。是甘蔗能灭多盖少，凡蔗亦然。（《南荒经》）西南荒中出讹兽，其状若菟，人面能言，常欺人，言东而西，言恶而善。其肉美，食之，言不真矣。（原注，言食其肉，则其人言不诚。）一之诞。（《西南荒经》）昆仑之山有铜柱焉，其高入天，所谓“天柱”也，围三千里，周圆如削。下有回屋，方百丈，仙人九府治之。上有大鸟，名曰希有，南向，张左翼覆东王公，右翼覆西王母；背上小处无羽，一万九千里，西王母岁登翼上，会东王公也。（《中荒经》）《十洲记》〔3〕一卷，亦题东方朔撰，记汉武帝闻祖洲瀛洲玄洲炎洲长洲元洲流洲生洲凤麟洲聚窟洲等十洲于西王母，乃延朔问其所有之物名，亦颇仿《山海经》。玄洲在北海之中，戍亥之地，方七千二百里，去南岸三十六万里。上有大玄都，仙伯真公所治。多丘山。又有风山，声响如雷电，对天西北门。上多太玄仙官宫室，宫室各异。饶金芝玉草。乃是三天君下治之处，甚肃肃也。征和三年，武帝幸安定。西胡月支献香四两，大如雀卵，黑如桑椹。帝以香非中国所有，以付外库。…… 到后元元年，长安城内病者数百，亡者大半。帝试取月支神香烧之于城内，其死未三月者皆活，芳气经三月不歇，于是信知其神物也，乃更秘录余香，后一旦又失之。 ……明年，帝崩于五柞宫，已亡月支国人鸟山震檀却死等香也。向使厚待使者，帝崩之时，何缘不得灵香之用耶？自合殒命矣！东方朔虽以滑稽名，然诞谩不至此。《汉书》《朔传》赞云，“朔之诙谐逢占射覆，其事浮浅，行于众庶，儿童牧竖，莫不眩耀，而后之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语附著之朔。”则知汉世于朔，已多附会之淡。二书虽伪作，而《隋忐》已著录，又以辞意新异，齐梁文人办往往引为故实。《神异经》固亦神仙家言，然文思较深茂，盖文人之为。《十洲记》特浅薄，观其记月支国反生香，及篇首云，“方朔云：臣，学仙者也，非得道之人，以国家之盛美，将招名儒墨于文教之内，抑绝俗之道于虚诡之迹，臣故韬隐逸而赴王庭，藏养生而侍朱阙。”则但为方士窃虑失志，借以震眩流俗，且自解嘲之作而已。称班固作者，一曰《汉武帝故事》〔4〕，今存一卷，记武帝生于猗兰殿至崩葬茂陵杂事，且下及成帝时。其中虽多神仙怪异之言，而颇不信方士，文亦简雅，当是文人所为。《隋志》著录二卷，不题撰人，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始云“世言班固作”，又云，“唐张柬之书《洞冥记》后云，《汉武故事》，王俭造也。”〔5〕然后人遂径属之班氏。帝以乙酉年七月七日生于猗兰殿，年四岁，立为胶东王。数岁，长公主抱置膝上，问曰，“儿欲得妇不？”胶东王曰，“欲得妇。”长主指左右长御百余人，皆云不用。末指其女问曰，“阿娇好不？”于是乃笑对曰，“好。若得阿娇，当作金屋贮之也。”长主大悦，乃苦要上，遂成婚焉。上尝辇至郎署，见一老翁，须鬓皓白，衣服不整。上问曰，“公何时为郎？何其老也？”对曰，“臣姓颜名驷，江都人也，以文帝时为郎。”上问曰，“何其老而不遇也？” 驯曰，“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尚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上感其言，擢拜会稽都尉。七月七日，上于承华殿斋，日正中，忽见有青鸟从西方来。上问东方朔，朔对曰，“西王母暮必降尊像上。”〔6〕……是夜漏七刻，空中无云，隐如雷声，竟天紫气。有顷，王母至，乘紫车，玉女夹驭：戴七胜；青气如云；有二青鸟，夹侍母旁。下车，上迎拜，延母坐，请不死之药。母曰，“……帝滞情不遣，欲心尚多，不死之药，未可致也。”因出桃七枚，母自噉二枚，与帝五枚。帝留核著前。王母问曰，“用此何为？”上曰，“此桃美，欲种之。” 母笑曰，“此桃三千年一著子，非下土所植也。”留至五更，谈语世事而不肯言鬼神，肃然便去。东方朔于朱鸟牖中窥母。母曰，“此儿好作罪过，疏妄无赖，久被斥逐，不得还天，然原心无恶，寻当得还，帝善遇之！”母既去，上惆怅良久。其一曰《汉武帝内传》〔7〕，亦一卷，亦记孝武初生至崩葬事，而于王母降特详。其文虽繁丽而浮浅，且窃取释家言，又多用《十洲记》及《汉武故事》中语，可知较#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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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奉和九日幸临渭亭登高应制得馀字

望幸三秋暮，登高九日初。朱旗巡汉苑，翠帟俯秦墟。宠极萸房遍，恩深菊酎馀。承欢何以答，万亿奉宸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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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至忠

寄韩鹏

为政心闲物自闲，朝看飞鸟暮飞还。寄书河上神明宰，羡尔城头姑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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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颀

送友人及第归江南

岂易及归荣，辛勤致此名。登车思往事，回首勉诸生。路绕山光晓，帆通海气清。秋期却闲坐，林下听江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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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乔

题兴善寺隋松院与人期不至

青青伊涧松，移植在莲宫。藓色前朝雨，秋声半夜风。长闲应未得，暂赏亦难同。不及禅栖者，相看老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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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涂

声声慢·咏桂花

蓝云笼晓，玉树悬秋，交加金钏霞枝。人起昭阳，禁寒粉粟生肌。浓香最无著处，渐冷香、风露成霏。绣茵展，怕空阶惊坠，化作萤飞。三十六宫愁重，问谁持金锸，和月都移。掣锁西厢，清尊素手重携。秋来鬓华多少，任乌纱、醉压花低。正摇落，叹淹留、客又未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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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文英

送苏八给事出牧徐州用芳韵

金鼎属元方，琐闱连季常。畏盈聊出守，分命乃维良。晓骑辞朝远，春帆向楚常。贤哉谦自牧，天下咏馀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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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僎

忆中条

燕辞旅舍人空在，萤出疏篱菊正芳。堪恨昔年联句地，念经僧扫过重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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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空图

文学的阶级性（并恺良来信）

鲁迅先生：侍桁先生译林癸未夫著的《文学上之个人性与阶级性》，〔２〕本来这是一篇绝好的文章，但可惜篇末涉及唯物史观的问题，理论未免是勉强一点，也许是著者的误解唯物史观。他说： “以这种理由若推论下去，有产者的个人性与无产者的个人性，‘全个’是不相同的了。就是说不承认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有共同的人性。再换一句话说，有产者与无产者只是有阶级性，而全然缺少个人性的。” 这是什么话！唯物史观的理论，岂是这样简单的。它的理论并不否认个人性，因此，也不否认思想，道德，感情，艺术。但以性格，思想，道德，感情，艺术，都是受支配于经济的。林氏的文章是着意于个人性，我们就以个人性而论。譬如农村经济宗法社会里拿妻子为男子的财产，但是文化进步到今日的社会，就承认妻子有相当的人格。这个观念，当然是有产者和无产者所共同的。虽然是共同，却并非天赋的，仍然逃不了经济的支配。有产者和无产者物质生活上受经济的影响而有差等，个人性同样地受经济的影响而却是共同的。并不是有产者和无产者人性的共同而就是不受经济制度的影响了。林氏以此而可以驳唯物史观，那末，何以不拿“人是同样的是圆顶方趾，要吃饭，要睡觉，是有产者和无产者所共同的”而来驳唯物史观，爽快得多了。最后，我须声明：我是个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职工。因为是职工，所以学识的谫陋是谁都可以肯定的。这文中自然有不少不能达意和不妥之处。但我希望有更了解马克思学说的人来为唯物史观打一打仗。因为避学者嫌疑起见，以信底形式而写给鲁迅先生。能否发表，是编者的特权了。恺良〔３〕于上海，一九二八，七，二八。回信恺良先生：我对于唯物史观是门外汉，不能说什么。但就林氏的那一段文字而论，他将话两次一换，便成为“只有”和“全然缺少”，却似乎决定得太快一点了。大概以弄文学而又讲唯物史观的人，能从基本的书籍上一一钩剔出来的，恐怕不很多，常常是看几本别人的提要就算。而这种提要，又因作者的学识意思而不同，有些作者，意在使阶级意识明了锐利起来，就竭力增强阶级性说，而别一面就也容易招人误解。作为本文根据的林氏别一篇论文，我没有见，不能说他是否因此而走了相反的极端，但中国却有此例，竟会将个性，共同的人性（即林氏之所谓个人性），个人主义即利己主义混为一谈，来加以自以为唯物史观底申斥，倘再有人据此来论唯物史观，那真是糟糕透顶了。来信的“吃饭睡觉”的比喻，虽然不过是讲笑话，但脱罗兹基曾以对于“死之恐怖”〔４〕为古今人所共同，来说明文学中有不带阶级性的分子，那方法其实是差不多的。在我自己，是以为若据性格感情等，都受“支配于经济”（也可以说根据于经济组织或依存于经济组织）之说，则这些就一定都带着阶级性。但是“都带”，而非“只有”。所以不相信有一切超乎阶级，文章如日月的永久的大文豪，也不相信住洋房，喝咖啡，却道“唯我把握住了无产阶级意识，所以我是真的无产者”的革命文学者。有马克斯学识的人来为唯物史观打仗，在此刻，我是不赞成的。我只希望有切实的人，肯译几部世界上已有定评的关于唯物史观的书——至少，是一部简单浅显的，两部精密的——还要一两本反对的著作。那么，论争起来，可以省说许多话。鲁迅。八月十日。 BB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日《语丝》第四卷第三十四则，原题《通信·其二》，收入本书时改为现题。〔２〕侍桁即韩侍桁，天津人，当时的文学青年。他所译林癸未夫的文章，载《语丝》第四卷第二十九期（一九二八年七月），原文载日本《新潮》第九期（一九二六年），译文只是原文的第一段。作者在文中声称：“我是站在‘否定唯物史观’的立脚点的”。林癸未夫（１８８３—１９４７），日本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３〕恺良未详。〔４〕“死之恐怖”见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第八章《革命的与社会主义的艺术》。 #p#副标题#e#15年香港注册公司www.2012hkcompan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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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