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风-华文苑-中华文学苑

中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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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和袭美太湖诗二十首。崦里

山横路若绝，转楫逢平川。川中水木幽，高下兼良田。沟塍堕微溜，桑柘含疏烟。处处倚蚕箔，家家下鱼筌。騃犊卧新fO，野禽争折莲。试招搔首翁，共语残阳边。今来九州内，未得皆恬然。贼阵始吉语，狂波又凶年。吾翁欲何道，守此常安眠。笑我掉头去，芦中闻刺船。余知隐地术，可以齐真仙。终当从之游，庶复全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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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龟蒙

聊城

刃血攻聊已越年，竟凭儒术罢戈鋋。田单漫逞烧牛计，一箭终输鲁仲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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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遵

题文川村居

种茶岩接红霞坞，灌稻泉生白石根。皤腹老翁眉似雪，海棠花下戏儿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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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

送姨弟裴均尉诸暨（此子先君元相旧判官）

相悲得成长，同是外家恩。旧业废三亩，弱年成一门。城开山日早，吏散渚禽喧。东阁谬容止，予心君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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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纶

凤笙曲

忆昔王子晋，凤笙游云空。挥手弄白日，安能恋青宫。岂无婵娟子，结念罗帏中。怜寿不贵色，身世两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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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佺期

齐天乐（令狐佥迁新廨）

雕阑曲曲芙蓉水，天然一时潇洒。露浥冰壶，风摇玉佩，缥缈蓬莱如画。银烛欲下。照藻桷翚飞，杏梁虹架。如此规模，杜棱何止万间厦。明年春燕归早，卷帘应认得，旧家王谢。袖里经纶，幕中佳话，高断云根谁写。青冥纵靶。看人在金坡，炬莲盈把。句忆湘南，渌池明月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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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

夜泊江渚

水乡明月上晴空，汀岛香生杜若风。不是当年独醒客，且沽村酒待渔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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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

　　春花的智慧在于燃尽生命的怒放，于是有了草长莺飞，最美人间四月天。夏蝉的智慧在于蛰伏地底十七年，于是有了一朝破土，一鸣惊人。凤凰的智慧在于烈火的淬炼，于是有了脱胎换骨，涅盘重生……而树的智慧，却远不止如此。智者，若“树”。　　“要有最朴素的生活和最崇高的理想，即使明日天寒地冻、路遥马亡。”树的智慧在于志存高远。正如高晓松所说：人生不应当只有苟且与当下，还应有诗和远方。只有心存着“远方”，我们才能勇往直前，不至于像失了罗盘的水手。有了目标与方向，我们才能更好地到达终点。“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立下了这样志向的周恩来未曾彷徨，引领着中国走向富强。“如果再让我做一次选择，我仍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邓稼先坚定的志向使他在核领域一往无前……智慧的大树向着远方，于是它有了目标和动力。智者若树，志存高远。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要先“舍”而后“得”，树的智慧在于舍得。如果大树吝啬自己甜美的果实，不肯分给鸟兽，那么它永远不能到达远方去看这世界。就像壁虎，如果在危急关头它不舍得自己的尾巴，便无法得到自由与新生。而沙砾，因为懂得放弃自己的棱角、舍弃暂时的光明，才得以于蚌壳中蜕变为珍珠。智慧的大树懂得舍弃，于是它的种子随飞禽、走兽们来到了世界各地。智者若树，懂得舍弃。　　“呼山不来，我去就山”，树的智慧在于变通。然而我们的生活中却有许多人不知变通，只知愚蠢地一条胡同走到底。就像许多家长为了让自己的孩子变优秀，不顾孩子自己的实际情况，盲目地要求他们考好分数、读好大学。于是易中天先生批评道：龙，怪兽也；器，器材也；材，木材也。现在的家长让孩子成为怪兽、器材、木材，就是不成人。这么说也许过于绝对，但不可否认的是，只把“好分数好大学”作为评价孩子的唯一标准，确实有些病态了。正如奥斯卡·王尔德所说，成为你自己，因为别的都有人做了。我们不必将自己禁锢在一条模仿他人的路上，而应绽放自己的芬芳，成为最好的自己。智慧的树虽然没有翅膀飞翔，没有脚奔跑，但它知道变通，同样到达了世界每一个角落。智者若树，知道变通。　　就连三毛也曾说：“如果有来生，要做一棵树。一半在土里安详，一半在风里张扬。”树的智慧可让我们仔细品，然后便有思维的礼花在脑海中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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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文

近试投所知

白发随梳落，吟怀说向谁。敢辞成事晚，自是出山迟。拟动如浮海，凡言似课诗。终身事知己，此外复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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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荀鹤

上林春令·十一月三十日见雪

蝴蝶初翻帘绣。万玉女、齐回舞袖。落花飞絮蒙蒙，长忆著、灞桥别后。浓香斗帐自永漏。任满地、月深云厚。夜寒不近流苏，只怜他、后庭梅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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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滂

附记

第一篇《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是应日本的改造社之托而写的，原是日文，即于是年三月，登在《改造》〔１〕上，改题为《火，王道，监狱》。记得中国北方，曾有一种期刊译载过这三篇，但在南方，却只有林语堂，邵洵美，章克标三位所主编的杂志《人言》上，曾用这为攻击作者之具，其详见于《准风月谈》的后记中，兹不赘。《草鞋脚》是现代中国作家的短篇小说集，应伊罗生（ＨＩｓａａｃｓ）〔２〕先生之托，由我和茅盾先生选出，他更加选择，译成英文的。但至今好像还没有出版。《答曹聚仁先生信》原是我们的私人通信，不料竟在《社会月报》〔３〕上登出来了，这一登可是祸事非小，我就成为“替杨邨人氏打开场锣鼓，谁说鲁迅先生器量窄小呢”了。有八月三十一日《大晚报》副刊《火炬》〔４〕上的文章为证—— 调和绍伯——读《社会月报》八月号“中国人是善于调和的民族”——这话我从前还不大相信，因为那时我年纪还轻，阅历不到，我自己是不大肯调和的，我就以为别人也和我一样的不肯调和。这观念后来也稍稍改正了。那是我有一个亲戚，在我故乡两个军阀的政权争夺战中做了牺牲，我那时对于某军阀虽无好感，却因亲戚之故也感着一种同仇敌忾，及至后来两军阀到了上海又很快的调和了，彼此过从颇密，我不觉为之呆然，觉得我们亲戚假使仅仅是为着他的“政友”而死，他真是白死了。后来又听得广东Ａ君告诉我在两广战争后战士们白骨在野碧血还腥的时候，两军主持的太太在香港寓楼时常一道打牌，亲翱逾常，这更使我大彻大悟。现在，我们更明白了，这是当然的事，不单是军阀战争如此，帝国主义的分赃战争也作如是观。老百姓整千整万地做了炮灰，各国资本家却可以聚首一堂举着香槟相视而笑。什么“军阀主义”“民主主义”都成了骗人的话。然而这是指那些军阀资本家们“无原则的争斗”，若夫真理追求者的“有原则的争斗”应该不是这样！最近这几年，青年们追随着思想界的领袖们之后做了许多惨淡的努力，有的为着这还牺牲了宝贵的生命。个人的生命是可宝贵的，但一代的真理更可宝贵，生命牺牲了而真理昭然于天下，这死是值得的，就是不可以太打浑了水，把人家弄得不明不白。后者的例子可求之于《社会月报》。这月刊真可以说是当今最完备的“杂”志了。而最“杂”得有趣的是题为“大众语特辑”的八月号。读者试念念这一期的目录罢，第一位打开场锣鼓的是鲁迅先生（关于大众语的意见），而“压轴子”的是《赤区归来记》作者杨邨人氏。就是健忘的读者想也记得鲁迅先生和杨邨人氏有过不小的一点“原则上”的争执罢。鲁迅先生似乎还“嘘”过杨邨人氏，然而他却可以替杨邨人氏打开场锣鼓，谁说鲁迅先生器量窄小呢？苦的只是读者，读了鲁迅先生的信，我们知道“汉字和大众不两立”，我们知道应把“交通繁盛言语混杂的地方”的“‘大众语’的雏形，它的字汇和语法输进穷乡僻壤去”。我们知道“先驱者的任务”是在给大众许多话“发表更明确的意思”，同时“明白更精确的意义”；我们知道现在所能实行的是以“进步的”思想写“向大众语去的作品”。但读了最后杨邨人氏的文章，才知道向大众去根本是一条死路，那里在水灾与敌人围攻之下，破产无余，……“维持已经困难，建设更不要空谈。”还是“归”到都会里“来”扬起小资产阶级文学之旗更靠得住。于是，我们所得的知识前后相销，昏昏沉沉，莫明其妙。这恐怕也表示中国民族善于调和吧，但是太调和了，使人疑心思想上的争斗也渐渐没有原则了。变成“戟门坝上的儿戏”了。照这样的阵容看，有些人真死的不明不白。关于开锣以后“压轴”以前的那些“中间作家”的文章特别是大众语问题的一些宏论，本想略抒鄙见，但这只好改日再谈了。关于这一案，我到十一月《答〈戏〉周刊编者信》里，这才回答了几句。《门外文谈》是用了“华圉”的笔名，向《自由谈》〔５〕投稿的，每天登一节。但不知道为什么，第一节被删去了末一行，第十节开头又被删去了二百余字，现仍补足，并用黑点为记。《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是写给《太白》〔６〕的，登出来时，后半篇都不见了，我看这是“中央宣传部书报检查委员会”的政绩。那时有人看了《太白》上的这一篇，当面问我道：“你在说什么呀？”现仍补足，并用黑点为记，使读者可以知道我其实是在说什么。《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也是写给《太白》的。凡是对于求神拜佛，略有不敬之处，都被删除，可见这时我们的“上峰”正在主张求神拜佛。现仍补足，并用黑点为记，聊以存一时之风尚耳。《脸谱臆测》是写给《生生月刊》〔７〕的，奉官谕：不准发表。我当初很觉得奇怪，待到领回原稿，看见用红铅笔打着杠子的处所，才明白原来是因为得罪了“第三种人”老爷们了。现仍加上黑杠子，以代红杠子，且以警戒新作家。《答〈戏〉周刊编者信》的末尾，是对#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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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