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书》《儒林》《虞喜传》：喜，为《志林》三十篇。《隋志》作三十卷，《唐志》二十卷，并题《志林新书》。今《史记索隐》，《正义》，《三国志》注所引有二十余事〔2〕，於韦昭《史记音义》，《吴书》，虞溥《江表传》〔3〕多所辨正。其见于《文选》李善注，《书钞》，《御览》者，皆阙略，不可次第。 《说郛》亦引十三事，二事已见《御览》，余甚类小说，盖出陶珽妄作，并不录。 ※ ※ ※ 〔1〕本篇据手稿编入，原无标点。《鲁迅日记》一九一四年八月十八日：“写《志林》四叶。” 《志林》：晋代虞喜著。鲁迅辑本一卷，据《史记索隐》、《史记正义》、《三国志·吴书》注、《太平御览》等十种古籍校录而成，共四十则。未印行。 〔2〕《史记索隐》唐代司马贞撰。《正义》，即《史记正义》，唐代张守节撰。按鲁迅《志林》辑本中，有辑自《史记索隐》的十三则； 辑自《史记正义》的三则；辑自《三国志》《吴书》注的九则。 〔3〕韦昭《史记音义》韦昭当为徐广。《史记索隐》、《史记正义》常引虞喜《志林》，对徐广的《史记音义》加以辨正。韦昭，字弘嗣，三国吴云阳（今江苏丹阳）人，官至太子中庶子。著有《汉书音义》。《吴书》，三国吴史，韦昭撰，《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五十五卷，已佚。虞溥，字允源，晋代昌邑（今山东巨野）人，官至鄱阳内史。所著《江表传》，《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五卷，已佚。裴松之《三国志·吴书》注常引虞喜《志林》，对韦昭《吴书》和虞溥《江表传》加以辨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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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云谷杂记》，宋张淏撰。《宋史》《艺文志》，《文献通考》，《直斋书录解题》〔2〕皆不载；明《文渊阁书目》〔3〕有之，云一册，然亦不传。清乾隆中，从《永乐大典》辑成四卷，见行于世。此本一卷，总四十九条，传自明钞《说郛》第三十卷，与陶珽〔4〕所刻绝异。刻本析为三种，曰《云谷杂记》，曰《艮岳记》，曰《东斋纪事》〔5〕，阙失七条，文句又多臆改，不足据。《大典》本百二十余条，此卷重出大半，然具有题目，详略亦颇不同，各有意谊，殊不类转撝异。盖当时不止一刻，曾有所订定，故《说郛》及《大典》所据非一本也。淏字清源，其先开封人，自其祖寓婺之武义〔6〕，遂为金华人。举绍兴二十七年进士，补将仕郎，主管吏部架阁文字，举备顾问。绍定元年以奉议郎致仕。又尝侨居会稽，撰《会稽续志》〔7〕八卷，越中故实，往往赖以考见。今此卷虽残阙，而厔略故在，传之世间，当亦越人之责邪？原抄僞夺甚多，校补百余字，始可通读。间有异同，辄疏其要于末〔8〕。其与《大典》本重出者，亦不删汰，以略见原书次第云。甲寅三月十一日会稽〔9〕记。 ※ ※ ※ 〔1〕本篇据手稿编入，原无标点。写于一九一四年三月十一日。 按鲁迅辑成《云谷杂记》初稿本后，又继续校补整理，于一九一四年三月十六日至二十二日写成定本。未印行。 〔2〕《宋史》《艺文志》《宋史》，纪传体宋代史，元代脱脱（清代改称托克托）等著，四九六卷。其中《艺文志》载录宋朝所存图书篇目。《文献通考》，记载上古至宋宁宗时典章制度的史书，宋末元初马端临著，三四八卷。《直斋书录解题》，书目提要，宋代陈振孙著，原书已佚。今本从《永乐大典》录出，二十二卷。 〔3〕《文渊阁书目》明朝宫廷藏书目录，明正统年间杨士奇编著，四卷。 〔4〕陶珽字紫阆，号不退，姚安（今属云南）人，明末进士。 〔5〕关于《艮岳记》、《东斋记事》，陶珽刻本《说郛》将《云谷杂记》中“寿山艮岳”条抽出，充作《艮岳记》一书；又将另二十五条抽出，题为宋代许观的《东斋纪事》。 〔6〕婺之武义婺即婺州，治所在今浙江金华。武义为婺州属县。 〔7〕《会稽续志》张淏撰，又称《宝庆会稽续志》，系续宋代施宿《嘉泰会稽志》而作。共八卷（第八卷为孙因所作《越问》）。 〔8〕指鲁迅写定本《云谷杂记》后所附的“札记”二十条。 〔9〕原借署周作人。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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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嵇康蒙》十卷，从明吴宽丛书堂钞本〔2〕写出。原钞颇多讹舛，经二三旧校〔3〕，已可罶读。校者一用墨笔，补阙及改字最多。然删易任心，每每涂去佳字。旧跋谓出吴匏庵手，殆不然矣。二以朱校，一校新，颇谨慎不苟。第所是正，反据俗本。今于原字校佳及义得两通者，仍依原钞，用存其旧。其漫灭不可辨认者，则从校人，可惋惜也。细审此本，似与黄省曾〔4〕所刻同出一祖。惟黄刻帅意妄改，此本遂得稍稍胜之。 然经朱墨校后，则又渐近黄刻。所幸校不甚密，故留遗佳字，尚复不少。中散遗文，世间已无更善于此者矣。癸丑十月二十日，周树人镫下记。 ※ ※ ※ 〔1〕本篇写于一九一三年十月二十日，原载一九三八年版《鲁迅全集》第九卷《嵇康集》。 《嵇康集》，嵇康的诗文集。鲁迅的校正本以明代吴宽丛书堂钞本为底本，在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三一年间几经校订而成。嵇康（223—262），字叔夜，谯郡铚（今安徽宿县）人，三国魏末作家，曾任中散大夫。他与魏宗室通婚，又“非汤武而薄周孔”，并因吕安案受牵连，而被谋夺魏朝政权的司马氏集团所杀。 〔2〕吴宽丛书堂钞本吴宽（1435—1504），字原博，号匏庵，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明代藏书家。丛书堂为其书室名。他所藏钞本《嵇康集》十卷，有顾广圻、张燕昌题跋各一则，黄不烈（署荛翁、复翁）题跋三则。鲁迅于一九一三年十月一日从京师图书馆借出抄录。 〔3〕指丛书堂钞本上的朱墨两种校文。黄不烈跋称系“匏罶手自雠校”。顾广圻跋亦称：“卷中讹误之字，皆先生亲手改定。” 〔4〕黄省曾（1490—1540）字勉之，吴县（今属江苏）人，明代藏书家。著有《五岳山人集》。所刻《嵇中散集》，十卷，前有黄氏自序，末署“嘉靖乙酉”即明代嘉靖四年（1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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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单父张淏〔2〕清源撰《云谷杂记》一卷，从《说郛》〔3〕写出；证以《大典》本〔4〕，重见者廿五条，然小有殊异，余皆《大典》本所无。《说郛》残本五册，为明人旧抄，假自京师图书馆，与见行本〔5〕绝异，疑是南村〔6〕原书也。《云谷杂记》在第三十卷。以二夕写毕，唯讹夺甚多，不敢轻改，当于暇日细心校之。癸丑六月一日夜半记。 ※ ※ ※ 〔1〕本篇据手稿编入，原无标题、标点。写于一九一三年六月一日。 《云谷杂记》，南宋张淏著，成书时间为宋宁宗嘉定五年（1212），是一部以考史论文为主的笔记，原书已佚。鲁迅于一九一三年五月三十一日和六月一日从明抄《说郛》残本辑其遗文，写成初稿本一卷。 〔2〕张淏字清源，生平参看本书《〈云谷杂记〉序》。按明抄《说郛》残本注以张淏为单父（今山东单县）人。 〔3〕《说郛》汉魏至宋元的笔记选集，元末明初陶宗仪编，一百卷。原书已残缺，清初陶珽增订为一二○卷，错误甚多。近人张宗祥集六种明抄残本为一百卷，商务印书馆印行。这里指的是明抄残本的一种，五册，为卷三、卷四及卷二十三至三十二，共十二卷。 〔4〕《大典》本指清代乾隆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刊的《云谷杂记》四卷本（武英殿聚珍版）。《永乐大典》，类书，明成祖时解缙等辑，始于永乐元年（1403），成于永乐六年（1408），共二二八七七卷。 明代嘉靖、隆庆间又摹写为正、副两本。原本、副本毁于明亡之际；正本清代乾隆时已残阙，一九○○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又遭焚毁、劫掠。一九六○年中华书局收集残本七三○卷影印出版。 〔5〕见行本指陶珽刻本。 〔6〕南村陶宗仪，字九成，号南村，黄岩（今属浙江）人，元末明初学者。他除辑集《说郛》外，还著有《南村辍耕录》、《南村诗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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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志》：《晋书》二十六卷，本四十四卷，讫明帝〔2〕，今残缺，晋散骑常侍虞预撰。《唐志》：五十八卷。《晋书》《虞预传》：著《晋书》四十余卷。与《隋志》合，《唐志》溢出十余卷，疑有误。本传又云：预字叔宁；征士喜〔3〕之弟也。本名茂，犯明穆皇后讳〔4〕，改。初为县功曹，见斥。太守庾琛〔6〕： 命为主簿。纪瞻〔6〕，复为主簿，转功曹史。察孝廉，不行。 安东从事中郎诸葛恢〔7〕，参军庾亮〔8〕等荐预，召为丞相行参军兼记室。遭母忧，服竟，除佐著作郎。大兴中，转琅邪国〔9〕常侍，迁秘书丞，著作郎。咸和中，从平王含〔10〕，赐爵西乡侯。 假归，太守王舒〔11〕请为谘议参军。苏峻〔12〕平，进封平康县侯，迁散骑侍郎，著作如故。除散骑常侍，仍领著作。以年老归，卒于家。 ※ ※ ※ 〔1〕本篇据手稿编入，原无标点。当写于一九一三年三月。 虞预，晋代余姚（今属浙江）人。所著《晋书》四十四卷，已佚； 又著有《会稽典录》二十篇，《诸虞传》十二篇，并佚。鲁迅所辑虞氏《晋书》一卷，未印行。 〔2〕明帝东晋明帝司马绍（299—325），三二二年至三二五年在位。 〔3〕征士喜指虞喜（281—356），字仲宁，晋代学者。朝廷三次征拜博士等官，俱不就。著有《安天论》、《志林新书》等。 〔4〕明穆皇后指晋明帝后庾文君。按文中说虞预本名犯明穆皇后讳，《晋书·虞预传》作“犯明穆皇后母讳”。 〔5〕庾琛字子美，颍川鄢陵（今属河南）人，明穆皇后父。西晋末年任会稽太守，官至丞相军谘祭酒。 〔6〕纪瞻（253—324）字思远，丹阳秣陵（今江苏南京）人。 西晋末年任会稽内史，官至骠骑将军。 〔7〕诸葛恢（265—326）字道明，琅玡阳都（今山东沂南）人。 曾任安东将军司马睿（即后来的晋元帝）属下的从事中郎，后官至尚书右仆射。 〔8〕庾亮于西晋愍帝建兴（313—316）年间任丞相司马睿的参军。 〔9〕琅邪国琅邪亦作琅琊。西晋时，琅邪王封地在今山东临沂地区；东晋时，侨置于今江苏句容地区。太兴二年（319）虞预任琅邪国常侍，当时琅邪王为元帝子司马裒。 〔10〕王含字处弘，临沂（今属山东）人，东晋大将军王敦之兄。官至骠骑大将军，随王敦叛乱，失败被沉水死。按明帝太宁二年（324）平王含，在成帝咸和（326—334）前。 〔11〕王舒字处明，临沂人。东晋太宁末、咸和初任抚军将军、会稽内史。因平苏峻有功，进封彭泽县侯。 〔12〕苏峻字子高，掖（今山东掖县）人。东晋元帝时官至冠军将军。咸和二年（327）起兵叛乱，次年兵败被杀。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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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志》：《后汉书》八十五卷，本一百二十二卷，晋祠部郎谢沈撰。《唐志》：一百二卷，又《汉书外传》十卷〔2〕。《晋书》《谢沈传》〔3〕：沈字行思，会稽山阴人。郡命为主簿，功曹，察孝廉〔4〕，太尉郄鉴〔5〕辟，并不就。会稽内史何充〔6〕引为参军，以母老去职。平西将军庾亮〔7〕命为功曹，征北将军蔡谟〔8〕牒为参军，皆不就。康帝〔9〕即位，以太学博士征，以母忧去职。服阕，除尚书度支郎。何充庾冰〔10〕并称沈有史才，迁著作郎，撰《晋书》三十余卷。会卒，年五十二。沈先著《后汉书》百卷及《毛诗》〔11〕《汉书外传》，所著述及诗赋文论皆行于世，其才学在虞预〔12〕之右。案《隋志》无《外传》者，或疑本在《后汉书》百二十二卷中，《唐志》乃复析出之，然据本传当为别书，今无遗文，不复可考；惟《后汉书》尚存十余条，辄缀辑为一卷。 ※ ※ ※ 〔1〕本篇据手稿编入，原无标点。当写于一九一三年三月。 谢沈（292—344）《后汉书》，清代姚之骃《〈后汉书〉补逸》和汪文台《七家〈后汉书〉》中各有辑本一卷。鲁迅辑本未印行。 〔2〕《唐志》这里兼指《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汉书外传》，《旧唐书·经籍志》著录：“《后汉书》，……一百二卷，谢沈撰。《后汉书外传》，十卷，谢沈撰。”《新唐书·艺文志》著录“谢沈《后汉书》，一百二卷，又《外传》十卷。” 〔3〕《晋书》纪传体晋代史，唐代房玄龄等著，一三○卷。 《谢沈传》见该书卷八十二。 〔4〕孝廉“孝悌廉洁科”的简称，汉代选拔官吏的科目之一，每年由郡举“孝廉”，合格者即授予官职。 〔5〕郄鉴（269—339）字道徽，高平金乡（今属山东）人，晋成帝咸康四年（338）任太尉。 〔6〕何充（292—346）字次道，庐江灊（今安徽霍山）人。晋成帝时任会稽内史，官至尚书令。 〔7〕庾亮（289—340）字元规，颍川鄢陵（今属河南）人。晋明帝穆皇后之兄，成帝时封平西将军。 〔8〕蔡谟（281—356）字道明，陈留考城（今河南兰考）人，晋成帝咸康五年（339）封征北将军。 〔9〕康帝东晋康帝司马岳（322—344），三四二年至三四四年在位。 〔10〕庾冰（296—344）字季坚，庾亮之弟，官至中书监。 〔11〕《毛诗》西汉毛亨和毛苌所传《诗经》。《隋书·经籍志》载：梁代有谢沈所注《毛诗》二十卷，《毛诗释义》、《毛诗义疏》各十卷。三书皆亡。 〔12〕虞预参看本书《虞预〈晋书〉序》及其注〔1〕。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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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年〔2〕十二月十一日，以胡克家本《文选》〔3〕校一过。十二日，以《开元占经》及《六帖》〔4〕校一过。十三日，以明刻小字本《艺文类聚》〔5〕校一过。十四日，以《初学记》〔6〕校一过。 十五日，以《御览》〔7〕校一过。十六至十九日，以范晔书校一过。二十至二十三日，以《三国志》校一过。二十四至二十七日，以《北堂书钞》〔8〕校一过。二十八至三十一日，以孙校本校一过。元年一月四日至七日，以《事类赋》注校一过。 ※ ※ ※ 〔1〕本篇据手稿编入，写于一九一三年一月。原无标题、标点。 〔2〕元年指中华民国元年，即一九一二年。文末的“元年”当为“二年”。 〔3〕胡克家本《文选》胡克家（1757—1816），字占蒙，清代婺源（今属江西）人。他于嘉庆十四年（1809）翻刻宋代尤袤本李善注《文选》六十卷，并撰《考异》十卷。 〔4〕《开元占经》即《大唐开元占经》，天文术数书，唐代瞿悉达著，共一二○卷。《六帖》，类书，唐代白居易撰，又称《白氏六帖》，三十卷；宋代孔传续撰《后六帖》，三十卷。后人将二书合为一部，称《白孔六帖》，共一百卷。 〔5〕《艺文类聚》类书，唐代欧阳询等编，共一百卷，分四十八部。明代嘉靖六年（1827）胡缵宗刊刻小字本，鲁迅校勘所用的是嘉靖七年陆采加跋的胡刻重印本。 〔6〕《初学记》类书，唐代徐坚等编，共三十卷，分二十三部。 〔7〕《御览》即《太平御览》，类书，宋代李昉等编，共一千卷，分五十五门。书成于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4）十二月。 〔8〕《北堂书钞》类书，唐代虞世南等编，共一六○卷，分八五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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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承《后汉书》八卷，谢沈《后汉书》一卷，黟人汪文台南士辑，并在《七家〈后汉书〉》中，有太平崔国榜〔2〕序，其略云：“康熙中，钱唐姚鲁斯辑《东观汉记》以下诸家书为补逸，颇沿明儒陋习，不详所自，遗陋滋多。孙颐谷侍御曾据其本为谢承书补正，未有成书。近甘泉黄右原比部亦有辑本，视姚氏差详，终不赅备。黟汪先生南士，绩学敦行，著书等身，以稽古余力，重为蒐补；先生之友汤君伯，称先生旧藏姚本，随见条记，丹黄殆徧，复虑未尽，以属弟子汪学惇，学惇续有增益。学惇殁后，藏书尽售于人，汤君复见此本，已多脱落。亟手录一过，以还先生之子锡藩。锡藩奉楹书，客江右，同岁生会稽赵撝尗从锡藩叚钞，余因得见是书。撝尗言先生所据《北堂书钞》，乃朱氏潜采堂本，题曰《大唐类要》者也，归钱唐汪氏振绮堂。辛酉乱后，汪氏藏书尽散，浙中尚有写本，为孙氏冶城山馆物，后归陈兰邻大令家，近亦鬻诸他氏，远在闽中，无从叚阅，异日得之，当可续补数十条”云。岁壬子夏八月叚教育部所藏《七家后汉书》写出，初二日始，十五日毕。 ※ ※ ※ 〔1〕本篇据手稿编入，写于一九一二年八月。原无标题、标点。 〔2〕崔国榜清代太平（今属安徽）人，曾任建昌知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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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书》《经籍志》〔2〕：《后汉书》一百三十卷，无帝纪，吴武陵太守谢承撰；《唐书》《艺文志》同，又录一卷〔3〕，《旧唐志》三十卷〔4〕。承字伟平，山阴人，博学洽闻，尝所知见，终身不忘；拜五官郎中，稍迁长沙东部都尉，武陵太守，见《吴志》《妃嫔传》并注〔5〕。《后汉书》宋时已不传，故王应麟《困学纪闻》自《文选》注转引之〔6〕；吴淑进注《事类赋》在淳化时，亦言谢书遗逸〔7〕初阳曲傅山乃云其家旧藏明刻本，以校《曹全碑》，无不合〔8〕，然他人无得见者；惟钱塘姚之骃辑本四卷，在《后汉书补逸》中〔9〕，虽不著出处，难称审密，而确为谢书。其后仁和孙志祖〔10〕。黟汪文台〔11〕又各有订补本，遗文稍备，顾颇杂入范晔书〔12〕，不复分别。今一一校正，厘为六卷，先四卷略依范书纪传次第，后二卷则凡名氏偶见范书或所不载者，并写入之。案《隋志》录《后汉书》八家〔13〕，谢书最先，草创之功，足以称纪；而今日逸文乃仅藉范晔书，《三国志》注及唐宋类书以存。注家务取不同之说，以备异闻，而类书所引，又多损益字句，或转写讹异，至不可通，故后贤病其荒率，时有驳难；亦就闻见所及，最其要约，次之本文之后，以便省览云。 ※ ※ ※ 〔1〕本篇据手稿编入，原无标点。当写于一九一三年三月。 谢承《后汉书》，鲁迅辑录的散佚古籍之一，一九一三年三月辑成，共六卷，未印行。 〔2〕《隋书》《经籍志》《隋书》，纪传体隋代史，唐代魏征等著，八十五卷。其中《经籍志》为长孙无忌等著，载列汉至隋的存佚书目。它所采用的经、史、子、集四部图书分类法，直至清代相沿未变。 〔3〕《唐书》《艺文志》《唐书》，这里指《新唐书》，纪传体唐代史，宋代宋祁、欧阳修等著，二二五卷。其中《艺文志》载列唐时所存书目，著录谢承《后汉书》一三○卷，又录一卷。按乾隆武英殿版《新唐书·艺文志》作“一三三卷，又录一卷。” 〔4〕《旧唐志》即《旧唐书·经籍志》。《旧唐书》原名《唐书》，纪传体唐代史，五代后晋刘昫等著，二百卷。后人为与《新唐书》区别，故加“旧”字。按该书《经籍志》载：“《后汉书》一百三十三卷，谢承撰。”本文作“三十卷”，字有脱误。 〔5〕《三国志·吴书·妃嫔传》：“吴主权谢夫人，会稽山阴人也。 ……早卒。后十余年，弟承拜五官郎中，稍迁长沙东部都尉，武陵太守，撰《后汉书》百余卷。”注：“《会稽典录》：承字伟平，博学洽闻，尝所知见，终身不忘。”《三国志》，纪传体魏、蜀、吴三国史，晋代陈寿著，六十五卷。注文为南朝宋裴松之所作。 〔6〕王应麟（1223—1296）字伯厚，庆元（今浙江宁波）人，宋末学者。官至礼部尚书兼给事中。《困学纪闻》，读书笔记，二十卷。 卷十三“考史”部“谢承”条有“谢承父婴为尚书侍郎”等语，下注： “谢承《后汉书》，见《文选》注。”《文选》，即《昭明文选》，诗文总集，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编，共三十卷。唐代李善为之作注，分为六十卷。《困学纪闻》引语见《文选》卷二十四陆士衡《答贾长渊》诗李善注。 〔7〕吴淑（947—1002）字正仪，宋代润州丹阳（今属江苏）人，官至职方员外郎。宋淳化（990—994）年间，进所著类书《事类赋》百篇，又应诏自加注释，分为三十卷。他在《进〈事类赋〉状》中称：谢承《后汉书》等“皆今所遗逸，而著述之家，相承为用。不忍弃去，亦复存之。” 〔8〕傅山（1607—1684）字青主，阳曲（今属山西）人，明清之际学者。据《困学纪闻》卷十三“考史”部“谢承”条阎若璩夹注： 傅山自云其家有“永乐间扬州刊本”谢承《后汉书》；“郃阳曹全碑出，曾以谢书考证，多所裨，大胜范书。以寇乱亡失。”《曹全碑》，全称《汉郃阳令曹全碑》，东汉碑刻，记当时郃阳（今属陕西）县令曹全事迹。明代万历年间在陕西出土。 〔9〕姚之骃字鲁思，清代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官至监察御史。辑有《〈后汉书〉补逸》二十一卷，内收已经逸失的《后汉书》八家：东汉刘珍《东观汉记》八卷，三国吴谢承《后汉书》四卷，晋薛莹《后汉书》、晋张璠《后汉记》、晋华峤《后汉书》、晋谢沈《后汉书》、晋袁山松《后汉书》各一卷，晋司马彪《续汉书》四卷。 〔10〕孙志祖（1736—1800）字诒穀，一字颐谷，清代仁和（今浙江杭州）人。官至御史。辑有《重订谢承〈后汉书〉补逸》五卷。 著有《读书脞录》等。 〔11〕汪文台（1796—1844）字南士，清代黟（今属安徽）人。 辑有《七家〈后汉书〉》二十一卷，包括谢承书八卷，薛莹书一卷，司马彪书五卷，华峤书二卷，谢沈书一卷，袁山松书二卷，张璠书一卷，并附失名氏书一卷。 〔12〕范晔书指范晔所著《后汉书》。范晔（398—445），字蔚宗，顺阳（今河南淅川）人，南朝宋史学家。曾官尚书吏部郎、宣城太守。撰《后汉书》，成帝纪、列传九十卷，即被杀。梁代刘#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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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者，班固以为“出于稗官”，“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2〕。是则稗官职志，将同古“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3〕矣。顾其条最诸子，判列十家，复以为“可观者九”〔4〕，而小说不与； 所录十五家〔5〕，今又散失。惟《大戴礼》引有青史氏之记〔6〕，《庄子》举宋钘之言〔7〕，孤文断句，更不能推见其旨。去古既远，流裔弥繁，然论者尚墨守故言，此其持萌芽以度柯叶乎！ 余少喜披览古说，或见讹舛，则取证类书，偶会逸文，辄亦写出。虽丛残多失次第，而涯略故在。大共琐语支言，史官末学，神鬼精物，数术波流；真人福地，神仙之中驷，幽验冥征，释氏之下乘。人间小书，致远恐泥〔8〕，而洪笔晚起，此其权舆。况乃录自里巷，为国人所白心；出于造作，则思士之结想。心行曼衍，自生此品，其在文林，有如舜华，足以丽尔文明，点缀幽独，盖不第为广视听之具而止。然论者尚墨守故言。惜此旧籍，弥益零落，又虑后此闲暇者尟，爰更比辑，并校定昔人集本，合得如干种，名曰《古小说钩沉》。 归魂故书，即以自求说释，而为谈大道者言，乃曰：稗官职志，将同古“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矣。 ※ ※ ※ 〔1〕本篇据手稿编入，原无标点。最初以周作人的署名发表于一九一二年二月绍兴刊行的《越社丛刊》第一集；一九三八年出版的《鲁迅全集》第八卷《古小说钩沉》中未收。 《古小说钩沉》，鲁迅约于一九○九年六月至一九一一年底辑录的古小说佚文集，共收周《青史子》至隋侯白《旌异记》等三十六种。一九三八年六月首次印入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辑的《鲁迅全集》第八卷。 〔2〕班固（32—92）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东汉史学家。官至兰台令史。著有《汉书》一二○卷。小说“出于稗官”等语，见《汉书·艺文志·诸子略》。稗官，《汉书·艺文志》：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唐代颜师古注：“稗官，小官。”三国魏如淳注：“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 〔3〕“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语见《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4〕“可观者九”《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列有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家，并称：“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 〔5〕《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所录十五家小说，即《伊尹说》、《鬻子说》、《周考》、《青史子》、《师旷》、《务成子》、《宋子》、《天乙》、《黄帝说》、《封禅方说》、《待诏臣饶心术》、《待诏臣安成未央术》、《臣寿周纪》、《虞初周说》和《百家》。 〔6〕《大戴礼》亦称《大戴礼记》，相传为西汉戴德编纂，原书八十五篇，今存三十九篇。青史氏，指《青史子》的作者。《汉书·艺文志·诸子略》：“《青史子》五十七篇。”班固自注：“古史官记事也。”《隋书·经籍志》称“梁有《青史子》一卷，……亡。”则此书逸于隋唐间。鲁迅《古小说钩沉》录其佚文三则，二则辑自《大戴礼·保傅》（其一重见于《贾谊新书·胎教杂事》），一则辑自《风俗通义》。 〔7〕《庄子》道家的代表著作之一，《汉书·艺文志》著录五十二篇，今存三十三篇。作者庄周（约前369—前286），战国时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人。《庄子·天下》引有宋陉“君子不为苛察，不以身假物”等语。宋陉，《孟子》作宋陉，《韩非子》作宋荣子，鲁迅认为他就是《宋子》的作者。参看《中国小说史略·汉书艺文志所载小说》。 〔8〕致远恐泥《论语·子张》：“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曾引此语以论小说。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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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六十多篇杂文，是受了压迫之后，从去年六月起，另用各种的笔名，障住了编辑先生和检查老爷的眼睛，陆续在《自由谈》上发表的。不久就又蒙一些很有“灵感”的“文学家”吹嘘，有无法隐瞒之势，虽然他们的根据嗅觉的判断，有时也并不和事实相符。但不善于改悔的人，究竟也躲闪不到那里去，于是不及半年，就得着更厉害的压迫了，敷衍到十一月初，只好停笔，证明了我的笔墨，实在敌不过那些带着假面，从指挥刀下挺身而出的英雄。 不做文章，就整理旧稿，在年底里，粘成了一本书，将那时被人删削或不能发表的，也都添进去了，看起分量来，倒比这以前的《伪自由书》要多一点。今年三月间，才想付印，做了一篇序，慢慢的排，校，不觉又过了半年，回想离停笔的时候，已是一年有余了，时光真是飞快，但我所怕的，倒是我的杂文还好像说着现在或甚而至于明年。 记得《伪自由书》出版的时候，《社会新闻》〔１〕曾经有过一篇批评，说我的所以印行那一本书的本意，完全是为了一条尾巴——《后记》。这其实是误解的。我的杂文，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来，已几乎是或一形象的全体，不加什么原也过得去的了。但画上一条尾巴，却见得更加完全。所以我的要写后记，除了我是弄笔的人，总要动笔之外，只在要这一本书里所画的形象，更成为完全的一个具象，却不是“完全为了一条尾巴”。 内容也还和先前一样，批评些社会的现象，尤其是文坛的情形。因为笔名改得勤，开初倒还平安无事。然而“江山好改，秉性难移”，我知道自己终于不能安分守己。《序的解放》碰着了曾今可，《豪语的折扣》又触犯了张资平，此外在不知不觉之中得罪了一些别的什么伟人，我还自己不知道。但是，待到做了《各种捐班》和《登龙术拾遗》以后，这案件可就闹大了。 去年八月间，诗人邵洵美先生所经营的书店里，出了一种《十日谈》〔２〕，这位诗人在第二期（二十日出）上，飘飘然的论起“文人无行”来了，先分文人为五类，然后作结道—— 除了上述五类外，当然还有许多其他的典型；但其所以为文人之故，总是因为没有饭吃，或是有了饭吃不饱。因为做文人不比做官或是做生意，究竟用不到多少本钱。一枝笔，一些墨，几张稿纸，便是你所要预备的一切。呒本钱生意，人人想做，所以文人便多了。此乃是没有职业才做文人的事实。 我们的文坛便是由这种文人组织成的。 因为他们是没有职业才做文人，因此他们的目的仍在职业而不在文人。他们借着文艺宴会的名义极力地拉拢大人物；借文艺杂志或是副刊的地盘，极力地为自己做广告：但求闻达，不顾羞耻。 谁知既为文人矣，便将被目为文人；既被目为文人矣，便再没有职业可得，这般东西便永远在文坛里胡闹。 文人的确穷的多，自从迫压言论和创作以来，有些作者也的确更没有饭吃了。而邵洵美先生是所谓“诗人”，又是有名的巨富“盛宫保”〔３〕的孙婿，将污秽泼在“这般东西”的头上，原也十分平常的。但我以为作文人究竟和“大出丧”有些不同，即使雇得一大群帮闲，开锣喝道，过后仍是一条空街，还不及“大出丧”的虽在数十年后，有时还有几个市侩传颂。穷极，文是不能工的，可是金银又并非文章的根苗，它最好还是买长江沿岸的田地。然而富家儿总不免常常误解，以为钱可使鬼，就也可以通文。使鬼，大概是确的，也许还可以通神，但通文却不成，诗人邵洵美先生本身的诗便是证据。我那两篇中的有一段，便是说明官可捐，文人不可捐，有裙带官儿，却没有裙带文人的。 然而，帮手立刻出现了，还出在堂堂的《中央日报》〔４〕（九月四日及六日）上——女婿问题如是 最近的《自由谈》上，有两篇文章都是谈到女婿的，一篇是孙用的《满意和写不出》，一篇是苇索的《登龙术拾遗》。后一篇九月一日刊出，前一篇则不在手头，刊出日期大约在八月下旬。 苇索先生说：“文坛虽然不致于要招女婿，但女婿却是会要上文坛的。”后一句“女婿却是会要上文坛的”，立论十分牢靠，无瑕可击。我们的祖父是人家的女婿，我们的父亲也是人家的女婿，我们自己，也仍然不免是人家的女婿。比如今日在文坛上“北面”而坐的鲁迅茅盾之流，都是人家的女婿，所以“女婿会要上文坛的”是不成问题的，至于前一句“文坛虽然不致于要招女婿”，这句话就简直站不住了。我觉得文坛无时无刻不在招女婿，许多中国作家现在都变成了俄国的女婿了。 又说：“有富岳家，有阔太太，用赔嫁钱，作文学资本，……”能用妻子的赔嫁钱来作文学资本，我觉得这种人应该佩服，因为用妻子的钱来作文学资本，总比用妻子的钱来作其他一切不正当的事情好一些。况且凡事必须有资本，文学也不能例外，如没有钱，便无从付印刷费，则杂志及集子都出不成，所以要办书店，出杂志，都得是大家拿一些私蓄出来，妻子的钱自然也是私蓄之一。况且做一个富家的女婿并非罪恶，正如做一个报馆老板的亲戚之并非罪恶为一样，如其一个报馆老板的亲戚，回国后游荡无事，可以依靠亲戚的牌头，夺一个副刊来编编，则一个富家的女婿，因为兴趣#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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苇索 看报，是有益的，虽然有时也沉闷。例如罢，中国是世界上国耻纪念最多的国家，到这一天，报上照例得有几块记载，几篇文章。但这事真也闹得太重叠，太长久了，就很容易千篇一律，这一回可用，下一回也可用，去年用过了，明年也许还可用，只要没有新事情。即使有了，成文恐怕也仍然可以用，因为反正总只能说这几句话。所以倘不是健忘的人，就会觉再沉闷，看不出新的启示来。 然而我还是看。今天偶然看见北京追悼抗日英雄邓文〔２〕的记事，首先是报告，其次是演讲，最末，是“礼成，奏乐散会”。 我于是得了新的启示：凡纪念，“礼”而已矣。 中国原是“礼义之邦”，关于礼的书，就有三大部〔３〕，连在外国也译出了，我真特别佩服《仪礼》的翻译者。事君，现在可以不谈了；事亲，当然要尽孝，但殁后的办法，则已归入祭礼中，各有仪，就是现在的拜忌日，做阴寿之类。新的忌日添出来，旧的忌日就淡一点，“新鬼大，故鬼小”〔４〕也。我们的纪念日也是对于旧的几个比较的不起劲，而新的几个之归于淡漠，则只好以俟将来，和人家的拜忌辰是一样的。有人说，中国的国家以家族为基础，真是有识见。 中国又原是“礼让为国”〔５〕的，既有礼，就必能让，而愈能让，礼也就愈繁了。总之，这一节不说也罢。 古时候，或以黄老治天下，或以孝治天下〔６〕。现在呢，恐怕是入于以礼治天下的时期了，明乎此，就知道责备民众的对于纪念日的淡漠是错的，《礼》曰：“礼不下庶人”〔７〕；舍不得物质上的什么东西也是错的，孔子不云乎：“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８〕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９〕，静静的等着别人的“多行不义，必自毙”〔１０〕，礼也。九月二十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二日《申报·自由谈》。 〔２〕邓文当时东北军马占山部的骑兵师长，一九三三年七月三十一日在张家口被暗杀。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日报纸曾载“京各界昨日追悼邓文”的消息。京，指南京。 〔３〕三部关于礼的书，指《周礼》、《仪礼》、《礼记》。《仪礼》有英国斯蒂尔（Ｊ．Ｓｔｅｅｌ）的英译本，一九一七年伦敦出版。〔４〕“新鬼大，故鬼小”见《左传》文公二年：春秋时鲁闵公死后，由他的异母兄僖公继立；僖公死，他的儿子文公继立，依照世序，在宗庙里的位次，应该是闵先僖后；但文公二年八月祭太庙时，将他的父亲僖公置于闵公之前，说是“新鬼大，故鬼小”。意思是说死去不久的僖公是哥哥，死时年纪又大；而死了多年的闵公是弟弟，死时年纪又小，所以要“先大后小”。 〔５〕“礼让为国”语出《论语·里仁》：“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 〔６〕以黄老治天下指以导源于道家而大成于法家的刑名法术治理国家。黄老，指道家奉为宗祖的黄帝和老聃。以孝治天下，指用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思想治理国家。〔７〕“礼不下庶人”语见《礼记·曲礼》：“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８〕“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语见《论语·八佾》：“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据宋代朱熹注：饩羊，即活羊。诸侯每月朔日（初一）告庙听政，叫做告朔。子贡（端木赐）因见当时鲁国的国君已废去告朔之礼，想把为行礼而准备的羊也一并去掉；但孔丘以为有羊还可以在形式上保留一点礼的虚文，所以这样说。 〔９〕“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孔丘的话，语见《论语·颜渊》。 〔１０〕“多行不义，必自毙”语见《左传》隐公元年，原语为春秋时郑庄公说他弟弟共叔段的话。 #p#副标题#e#
苇索 善于治国平天下的人物，真能随处看出治国平天下的方法来，四川正有人以为长衣消耗布匹，派队剪除〔２〕；上海又有名公要来整顿茶馆〔３〕了，据说整顿之处，大略有三：一是注意卫生，二是制定时间，三是施行教育。 第一条当然是很好的；第二条，虽然上馆下馆，一一摇铃，好像学校里的上课，未免有些麻烦，但为了要喝茶，没有法，也不算坏。 最不容易是第三条。“愚民”的到茶馆来，是打听新闻，闲谈心曲之外，也来听听《包公案》〔４〕一类东西的，时代已远，真伪难明，那边妄言，这边妄听，所以他坐得下去。现在倘若改为“某公案”，就恐怕不相信，不要听；专讲敌人的秘史，黑幕罢，这边之所谓敌人，未必就是他们的敌人，所以也难免听得不大起劲。结果是茶馆主人遭殃，生意清淡了。 前清光绪初年，我乡有一班戏班，叫作“群玉班”，然而名实不符，戏做得非常坏，竟弄得没有人要看了。乡民的本领并不亚于大文豪，曾给他编过一支歌： “台上群玉班， 台下都走散。 连忙关庙门， 两边墙壁都爬塌（平声），连忙扯得牢， 只剩下一担馄饨担。” 看客的取舍，是没法强制的，他若不要看，连拖也无益。即如有几种刊物，有钱有势，本可以风行天下的了，然而不但看客有限，连投稿也寥寥，总要隔两月才出一本。讽刺已是前世纪的老人的梦呓〔５〕，非讽刺的好文艺，好像也将是后世纪的青年的出产了。 六月十五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二日《申报·自由谈》。 〔２〕派队剪除长衣的事，指当时四川军阀杨森的所谓“短衣运动”。《论语》半月刊第十八期（一九三三年六月一日）“古香斋”栏曾转载“杨森治下营山县长罗象翥禁穿长衫令”，其中说：“查自本军接防以来，业经军长通令戍区民众，齐着短服在案。……着自四月十六日起，由公安局派队，随带剪刀，于城厢内外梭巡，遇有玩视禁令，仍着长服者，立即执行剪衣，勿稍瞻徇。”参看本书《“滑稽”例解》。〔３〕整顿茶馆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一日上海《大晚报》“星期谈屑”刊载署名“蓼”的《改良坐茶馆》一文，其中说对群众聚集的茶馆“不能淡然置之”，提示反动当局把茶馆变为对群众“输以教育”的场所，并提出“改良茶馆的设备”、“规定坐茶馆的时间”、“加以民众教育的设备”等办法。 〔４〕《包公案》又名《龙图公案》，明代公案小说，写宋代清官包拯断案的故事。 〔５〕讽刺已是前世纪的老人的梦呓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一日《大晚报·火炬》登载法鲁的《到底要不要自由》一文，攻击鲁迅等写的杂文说：“讥刺嘲讽更已属另一年代的老人所发的呓语。”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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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明 因为有人谈起写篆字，我倒记起郑板桥〔２〕有一块图章，刻着“难得糊涂”。那四个篆字刻得叉手叉脚的，颇能表现一点名士的牢骚气。足见刻图章写篆字也还反映着一定的风格，正像“玩”木刻之类，未必“只是个人的事情”：“谬种”和“妖孽”就是写起篆字来，也带着些“妖谬”的。 然而风格和情绪，倾向之类，不但因人而异，而且因事而异，因时而异。郑板桥说“难得糊涂”，其实他还能够糊涂的。现在，到了“求仕不获无足悲，求隐而不得其地以窜者，毋亦天下之至哀欤”〔３〕的时代，却实在求糊涂而不可得了。 糊涂主义，唯无是非观等等——本来是中国的高尚道德。你说他是解脱，达观罢，也未必。他其实在固执着，坚持着什么，例如道德上的正统，文学上的正宗之类。这终于说出来了：——道德要孔孟加上“佛家报应之说”（老庄另帐登记），而说别人“鄙薄”佛教影响就是“想为儒家争正统”，原来同善社的三教同源论早已是正统了。文学呢？要用生涩字，用词藻，禣E纤的作品，而且是新文学的作品，虽则他“否刃挛难Ш途晌*学的分界”；而大众文学“固然赞成”，“但那是文学中的一个旁支”〔４〕。正统和正宗，是明显的。 对于人生的倦怠并不糊涂！活的生活已经那么“穷乏”，要请青年在“佛家报应之说”，在“《文选》，《庄子》，《论语》，《孟子》”里去求得修养。后来，修养又不见了，只剩得字汇。“自然景物，个人情感，宫室建筑，……之类，还不妨从《文选》之类的书中去找来用。”〔５〕从前严几道从甚么古书里——大概也是《庄子》罢——找着了“幺匿”〔６〕两个字来译Ｕｎｉｔ，又古雅，又音义双关的。但是后来通行的却是“单位”。严老先生的这类“字汇”很多，大抵无法复活转来。现在却有人以为“汉以后的词，秦以前的字，西方文化所带来的字和词，可以拼成功我们的光芒的新文学”〔７〕。这光芒要是只在字和词，那大概像古墓里的贵妇人似的，满身都是珠光宝气了。人生却不在拼凑，而在创造，几千百万的活人在创造。可恨的是人生那么骚扰忙乱，使一些人“不得其地以窜”，想要逃进字和词里去，以求“庶免是非”，然而又不可得。真要写篆字刻图章了！ 十一月六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申报·自由谈》。 〔２〕郑板桥（１６９３—１７６５）名燮，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清代文学家、书画家。 〔３〕“求仕不获无足悲”等句，见章太炎为吴宗慈纂辑的《庐山志》所作《题辞》。这篇《题辞》作于一九三三年九月，曾发表于同年十月十二日《申报·自由谈》。 〔４〕这是施蛰存《突围》之四（答曹聚仁）中的话，见一九三三年十月三十日《申报·自由谈》，原文为：“我赞成大众文学，尽可能地以浅显的文字供给大众阅读，但那是文学中的一个旁支。”〔５〕“自然景物”等语，是施蛰存《突围》之五（答致立）中的话，见一九三三年十月三十日《申报·自由谈》，原文为：“我想至少还有许多自然景物，个人感情，宫室建筑，以及在某种情形之下专用的名词或形容词之类，还不妨从《文选》之类的书中去找来用。”〔６〕“幺匿”英语ｕｎｉｔ的音译。严复译英国斯宾塞《群学肄言》第三章《喻术》中说：“群者，谓之拓都（原注：译言总会）；一者，谓之幺匿（原注：译言单个）。”严复自己在《译余赘语》里举例解释说：“大抵万物莫不有总有分：总曰拓都，译言全体；分曰幺匿，译言单位。笔，拓都也；毫，幺匿也。饭，拓都也；粒，幺匿也。国，拓都也；民，幺匿也。”按“拓都”，英语ｔｏｔａｌ的音译，意为全体、总计。 〔７〕“汉以后的词”等句，也见施蛰存《突围》之四（答曹聚仁）。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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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之余 自从《自由谈》上发表了我的《感旧》和施蛰存先生的《〈庄子〉与〈文选〉》以后，《大晚报》〔２〕的《火炬》便在征求展开的讨论。首先征到的是施先生的一封信，题目曰《推荐者的立场》，注云“《庄子》与《文选》的论争”。 但施先生又并不愿意“论争”，他以为两个人作战，正如弧光灯下的拳击手，无非给看客好玩。这是很聪明的见解，我赞成这一肢一节。不过更聪明的是施先生其实并非真没有动手，他在未说退场白之前，早已挥了几拳了。挥了之后，飘然远引，倒是最超脱的拳法。现在只剩下一个我了，却还得回一手，但对面没人也不要紧，我算是在打“逍遥游”〔３〕。 施先生一开首就说我加以“训诲”，而且派他为“遗少的一肢一节”。上一句是诬赖的，我的文章中，并未对于他个人有所劝告。至于指为“遗少的一肢一节”，却诚然有这意思，不过我的意思，是以为“遗少”也并非怎么很坏的人物。新文学和旧文学中间难有截然的分界，施先生是承认的，辛亥革命去今不过二十二年，则民国人中带些遗少气，遗老气，甚而至于封建气，也还不算甚么大怪事，更何况如施先生自己所说，“虽然不敢自认为遗少，但的确已消失了少年的活力”的呢，过去的余气当然要有的。但是，只要自己知道，别人也知道，能少传授一点，那就好了。 我早经声明，先前的文字是并非专为他个人而作的，而且自看了《〈庄子〉与〈文选〉》之后，则连这“一肢一节”也已经疏远。为什么呢，因为在推荐给青年的几部书目上，还题出着别一个极有意味的问题：其中有一种是《颜氏家训》〔４〕。这《家训》的作者，生当乱世，由齐入隋，一直是胡势大张的时候，他在那书里，也谈古典，论文章，儒士似的，却又归心于佛，而对于子弟，则愿意他们学鲜卑语，弹琵琶，以服事贵人——胡人。这也是庚子义和拳〔５〕败后的达官，富翁，巨商，士人的思想，自己念佛，子弟却学些“洋务”，使将来可以事人：便是现在，抱这样思想的人恐怕还不少。而这颜氏的渡世法，竟打动了施先生的心了，还推荐于青年，算是“道德修养”。他又举出自己在读的书籍，是一部英文书和一部佛经〔６〕，正为“鲜卑语”和《归心篇》〔７〕写照。只是现代变化急速，没有前人的悠闲，新旧之争，又正剧烈，一下子看不出什么头绪，他就也只好将先前两代的“道德”，并萃于一身了。假使青年，中年，老年，有着这颜氏式道德者多，则在中国社会上，实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有荡涤的必要。自然，这虽为书目所引起，问题是不专在个人的，这是时代思潮的一部。但因为连带提出，表面上似有太关涉了某一个人之观，我便不敢论及了，可以和他相关的只有“劝人看《庄子》《文选》了”八个字，对于个人，恐怕还不能算是不敬的。但待到看了《〈庄子〉与〈文选〉》，却实在生了一点不敬之心，因为他辩驳的话比我所豫料的还空虚，但仍给以正经的答复，那便是《感旧以后》（上）。 然而施先生的写在看了《感旧以后》（上）之后的那封信，却更加证明了他和我所谓“遗少”的疏远。他虽然口说不来拳击，那第一段却全是对我个人而发的。现在介绍一点在这里，并且加以注解。 施先生说：“据我想起来，劝青年看新书自然比劝他们看旧书能够多获得一些群众。”这是说，劝青年看新书的，并非为了青年，倒是为自己要多获些群众。 施先生说：“我想借贵报的一角篇幅，将……书目改一下：我想把《庄子》与《文选》改为鲁迅先生的《华盖集》正续编及《伪自由书》。我想，鲁迅先生为当代‘文坛老将’，他的著作里是有着很广大的活字汇的，而且据丰之余先生告诉我，鲁迅先生文章里的确也有一些从《庄子》与《文选》里出来的字眼，譬如‘之乎者也’之类。这样，我想对于青年人的效果也是一样的。”这一大堆的话，是说，我之反对推荐《庄子》与《文选》，是因为恨他没有推荐《华盖集》正续编与《伪自由书》的缘故。 施先生说：“本来我还想推荐一二部丰之余先生的著作，可惜坊间只有丰子恺〔８〕先生的书，而没有丰之余先生的书，说不定他是像鲁迅先生印珂罗版木刻图一样的是私人精印本，属于罕见书之列，我很惭愧我的孤陋寡闻，未能推荐矣。”这一段话，有些语无伦次了，好像是说：我之反对推荐《庄子》与《文选》，是因为恨他没有推荐我的书，然而我又并无书，然而恨他不推荐，可笑之至矣。 这是“从国文教师转到编杂志”，劝青年去看《庄子》与《文选》，《论语》，《孟子》〔９〕，《颜氏家训》的施蛰存先生，看了我的《感旧以后》（上）一文后，“不想再写什么”而终于写出来了的文章，辞退做“拳击手”，而先行拳击别人的拳法。但他竟毫不提主张看《庄子》与《文选》的较坚实的理由，毫不指出我那《感旧》与《感旧以后》（上）两篇中间的错误，他只有无端的诬赖，自己的猜测，撒娇，装傻。几部古书的名目一撕下，“遗少”的肢节也就跟着渺渺茫茫，到底是现出本相：明明白白的变了“洋场恶少”了。 十月二十日。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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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继 从前梁实秋教授曾经说过：穷人总是要爬，往上爬，爬到富翁的地位〔２〕。不但穷人，奴隶也是要爬的，有了爬得上的机会，连奴隶也会觉得自己是神仙，天下自然太平了。 虽然爬得上的很少，然而个个以为这正是他自己。这样自然都安分的去耕田，种地，拣大粪或是坐冷板凳，克勤克俭，背着苦恼的命运，和自然奋斗着，拚命的爬，爬，爬。可是爬的人那么多，而路只有一条，十分拥挤。老实的照着章程规规矩矩的爬，大都是爬不上去的。聪明人就会推，把别人推开，推倒，踏在脚底下，踹着他们的肩膀和头顶，爬上去了。大多数人却还只是爬，认定自己的冤家并不在上面，而只在旁边——是那些一同在爬的人。他们大都忍耐着一切，两脚两手都着地，一步步的挨上去又挤下来，挤下来又挨上去，没有休止的。 然而爬的人太多，爬得上的太少，失望也会渐渐的侵蚀善良的人心，至少，也会发生跪着的革命。于是爬之外，又发明了撞。 这是明知道你太辛苦了，想从地上站起来，所以在你的背后猛然的叫一声：撞罢。一个个发麻的腿还在抖着，就撞过去。这比爬要轻松得多，手也不必用力，膝盖也不必移动，只要横着身子，晃一晃，就撞过去。撞得好就是五十万元大洋〔３〕，妻，财，子，禄都有了。撞不好，至多不过跌一交，倒在地下。那又算得什么呢，——他原本是伏在地上的，他仍旧可以爬。何况有些人不过撞着玩罢了，根本就不怕跌交的。 爬是自古有之。例如从童生到状元，从小瘪三到康白度〔４〕。撞却似乎是近代的发明。要考据起来，恐怕只有古时候“小姐抛彩球”〔５〕有点像给人撞的办法。小姐的彩球将要抛下来的时候，——一个个想吃天鹅肉的男子汉仰着头，张着嘴，馋涎拖得几尺长……可惜，古人究竟呆笨，没有要这些男子汉拿出几个本钱来，否则，也一定可以收着几万万的。 爬得上的机会越少，愿意撞的人就越多，那些早已爬在上面的人们，就天天替你们制造撞的机会，叫你们化些小本钱，而豫约着你们名利双收的神仙生活。所以撞得好的机会，虽然比爬得上的还要少得多，而大家都愿意来试试的。这样，爬了来撞，撞不着再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八月十六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三日《申报·自由谈》。 〔２〕梁实秋在一九二九年九月《新月》月刊第二卷第六、七号合刊发表《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一文，其中有这样的话：“一个无产者假如他是有出息的，只消辛辛苦苦诚诚实实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参看《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３〕五十万元大洋当时国民党政府发行的“航空公路建设奖券”，头等奖为五十万元。 〔４〕康白度英语Ｃｏｍｐｒａｄｏｒ的音译，即买办。〔５〕“小姐抛彩球”旧小说戏曲中描述的官僚贵族小姐招亲的一种方式，小姐抛出彩球，落在哪个男子身上，就嫁给他为妻。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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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一尊 听说，“慨自欧风东渐以来”〔２〕，中国的道德就变坏了，尤其是近时的青年，往往看不起老子。这恐怕真是一个大错误，因为我看了几个例子，觉得老子的对于青年，有时确也很有用处，很有益处，不仅足为“文学修养”之助的。 有一篇旧文章——我忘记了出于什么书里的了——告诉我们，曾有一个道士，有长生不老之术，自说已经百余岁了，看去却“美如冠玉”，像二十左右一样。有一天，这位活神仙正在大宴阔客，突然来了一个须发都白的老头子，向他要钱用，他把他骂出去了。大家正惊疑间，那活神仙慨然的说道，“那是我的小儿，他不听我的话，不肯修道，现在你们看，不到六十，就老得那么不成样子了。”大家自然是很感动的，但到后来，终于知道了那人其实倒是道士的老子。〔３〕还有一篇新文章——·杨·某·的·自·白〔４〕——却告诉我们，他是一个有志之士，学说是很正确的，不但讲空话，而且去实行，但待到看见有些地方的老头儿苦得不像样，就想起自己的老子来，即使他的理想实现了，也不能使他的父亲做老太爷，仍旧要吃苦。于是得到了更正确的学说，抛去原有的理想，改做孝子了。假使父母早死，学说那有这么圆满而堂皇呢？这不也就是老子对于青年的益处么？ 那么，早已死了老子的青年不是就没有法子么？我以为不然，也有法子想。这还是要查旧书。另有一篇文章——我也忘了出在什么书里的了——告诉我们，一个老女人在讨饭，忽然来了一位大阔人，说她是自己的久经失散了的母亲，她也将错就错，做了老太太。后来她的儿子要嫁女儿，和老太太同到首饰店去买金器，将老太太已经看中意的东西自己带去给太太看一看，一面请老太太还在拣，——可是，他从此就不见了。〔５〕 不过，这还是学那道士似的，必须实物时候的办法，如果单是做做自白之类，那是实在有无老子，倒并没有什么大关系的。先前有人提倡过“虚君共和”〔６〕，现在又何妨有“没亲孝子”？张宗昌〔７〕很尊孔，恐怕他府上也未必有“四书”“五经”罢。 十一月七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七日《申报·自由谈》。 〔２〕“慨自欧风东渐以来”这是清末许多人笔下常常出现的滥调；“欧风东渐”指西方文化传入中国。 〔３〕关于道士长生不老的故事，见《太平广记》卷二八九引五代汉王仁裕《玉堂闲话》：“长安完盛之时，有一道术人，称得丹砂之妙，颜如弱冠，自言三百余岁，京都人甚慕之，至于输货求丹，横经请益者，门如市肆。时有朝上数人造其第，饮啜方酣，有阍者报曰：‘郎君从庄上来，欲参觐。’道士作色叱之。坐客闻之，或曰：‘贤郎远来，何妨一见。’道士颦蹙移时，乃曰：‘但令入来。’俄见一老叟，鬓发如银，昏耄伛偻，趋前而拜，拜讫，叱入中门，徐谓坐客曰：‘小儿愚马矣，不肯服食丹砂，以至于是，都未及百岁，枯槁如斯，常已斥于村墅间耳。’坐客愈更神之。后有人私诘道者亲知，乃云伛偻者即其父也。好道术者，受其诳惑，如欺婴孩矣。”〔４〕杨某的自白指杨邨人在《读书杂志》第三卷第一期（一九三三年二月）发表的《离开政党生活的战壕》一文，参看本卷第１８５页注〔２８〕。 〔５〕宋代陈世崇《随隐漫录》卷五“钱塘游手”条有与这里所述大致相同的故事。《鲁迅日记》一九二七年《西牖书钞》引录过该书。〔６〕“虚君共和”辛亥革命后，康有为曾在上海《不忍》杂志第九、十两期合刊（一九一八年一月）发表《共和平议》、《与徐太傅（徐世昌）书》，说中国不宜实行“民主共和”，而应实行“虚君共和”（即君主立宪）。 〔７〕张宗昌（１８８１—１９３２）山东掖县人，北洋奉系军阀。一九二五年他任山东督军时，曾提倡尊孔读经。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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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光 秋已经来了，炎热也不比夏天小，当电灯替代了太阳的时候，我还是在马路上漫游。 危险？危险令人紧张，紧张令人觉到自己生命的力。在危险中漫游，是很好的。 租界也还有悠闲的处所，是住宅区。但中等华人的窟穴却是炎热的，吃食担，胡琴，麻将，留声机，垃圾桶，光着的身子和腿。相宜的是高等华人或无等洋人住处的门外，宽大的马路，碧绿的树，淡色的窗幔，凉风，月光，然而也有狗子叫。 我生长农村中，爱听狗子叫，深夜远吠，闻之神怡，古人之所谓“犬声如豹”〔２〕者就是。倘或偶经生疏的村外，一声狂嗥，巨獒跃出，也给人一种紧张，如临战斗，非常有趣的。 但可惜在这里听到的是吧儿狗。它躲躲闪闪，叫得很脆：汪汪！ 我不爱听这一种叫。 我一面漫步，一面发出冷笑，因为我明白了使它闭口的方法，是只要去和它主子的管门人说几句话，或者抛给它一根肉骨头。这两件我还能的，但是我不做。 它常常要汪汪。 我不爱听这一种叫。 我一面漫步，一面发出恶笑了，因为我手里拿着一粒石子，恶笑刚敛，就举手一掷，正中了它的鼻梁。 呜的一声，它不见了。我漫步着，漫步着，在少有的寂寞里。 秋已经来了，我还是漫步着。叫呢，也还是有的，然而更加躲躲闪闪了，声音也和先前不同，距离也隔得远了，连鼻子都看不见。 我不再冷笑，不再恶笑了，我漫步着，一面舒服的听着它那很脆的声音。 八月十四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八月十六日《申报·自由谈》。〔２〕“犬声如豹”语出唐代王维《山中与裴秀才迪书》，原作“深巷寒犬，吠声如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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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二二年看十九年秋史癖 小引 要做“双十”〔２〕的循例的文章，首先必须找材料。找法有二，或从脑子里，或从书本中。我用的是后一法。但是，翻完“描写字典”，里面无之；觅遍“文章作法”，其中也没有。幸而“吉人自有天相”，竟在破纸堆里寻出一卷东西来，是中华民国十九年十月三日到十日的上海各种大报小报的拔萃。去今已经整整的三个年头了，剪贴着做什么用的呢，自己已经记不清；莫非就给我今天做材料的么，一定未必是。但是，“废物利用”——既经检出，就抄些目录在这里罢。不过为节省篇幅计，不再注明广告，记事，电报之分，也略去了报纸的名目，因为那些文字，大抵是各报都有的。 看了什么用呢？倒也说不出。倘若一定要我说，那就说是譬如看自己三年前的照相罢。 十月三日 江湾赛马。 中国红十字会筹募湖南辽西各省急振。 中央军克陈留。 辽宁方面筹组副司令部。 礼县土匪屠城。 六岁女孩受孕。 辛博森伤势沉重。 汪精卫到太原。 卢兴邦接洽投诚。 加派师旅入赣剿共。 裁厘展至明年一月。 墨西哥拒侨胞，五十六名返国。 墨索里尼提倡艺术。 谭延闿轶事。 战士社代社员征婚。 十月四日 齐天大舞台始创杰构积极改进《西游记》，准中秋节开幕。 前进的，民族主义的，唯一的，文艺刊物《前锋月刊》创刊号准双十节出版。 空军将再炸邕。 剿匪声中一趣史。 十月五日 蒋主席电国府请大赦政治犯。 程艳秋登台盛况。 卫乐园之保证金。 十月六日 樊迪文讲演小记。 诸君阅至此，请虔颂南无阿弥陀佛……大家错了，中秋是本月六日。 查封赵戴文财产问题。 鄂省党部祝贺克复许汴。 取缔民间妄用党国旗。 十月七日 响应政府之廉洁运动。 津浦全线将通车。 平津党部行将恢复。 法轮殴毙栈伙交涉。 王士珍举殡记。 冯阎部下全解体。 湖北来凤苗放双穗。 冤魂为厉，未婚夫索命。 鬼击人背。 十月八日 闽省战事仍烈。 八路军封锁柳州交通。 安德思考古队自蒙古返北平。 国货时装展览。 哄动南洋之萧信庵案。 学校当注重国文论。 追记郑州飞机劫。 谭宅挽联择尤录。 汪精卫突然失踪。 十月九日 西北军已解体。 外部发表英退庚款换文。 京卫戍部枪决人犯。 辛博森渐有起色。 国货时装展览。 上海空前未有之跳舞游艺大会。 十月十日 举国欢腾庆祝双十。 叛逆削平，全国欢祝国庆，蒋主席昨凯旋参与盛典。津浦路暂仍分段通车。 首都枪决共犯九名。 林埭被匪洗劫。 老陈圩匪祸惨酷。 海盗骚扰丰利。 程艳秋庆祝国庆。 蒋丽霞不忘双十。 南昌市取缔赤足。 伤兵怒斥孙祖基。 今年之双十节，可欣可贺，尤甚从前。 结语 我也说“今年之双十节，可欣可贺，尤甚从前”罢。十月一日。 附记：这一篇没有能够刊出，大约是被谁抽去了的，盖双十盛典，“伤今”固难，“怀古”也不易了。十月十三日。 〔１〕本篇收入本书前未能在报刊发表。 〔２〕“双十”即双十节。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后，建立了中华民国，一九一二年九月二十八日临时参议院决定以十月十日为国庆节。蒋介石于一九二七年窃取政权后，仍以“双十”为国庆节。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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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明 豫言总是诗，而诗人大半是豫言家。然而豫言不过诗而已，诗却往往比豫言还灵。 例如辛亥革命的时候，忽然发现了：“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胡儿方罢手。” 这几句《推背图》〔２〕里的豫言，就不过是“诗”罢了。那时候，何尝只有九十九把钢刀？还是洋枪大炮来得厉害：该着洋枪大炮的后来毕竟占了上风，而只有钢刀的却吃了大亏。况且当时的“胡儿”，不但并未“杀尽”，而且还受了优待〔３〕，以至于现在还有“伪”溥仪出风头〔４〕的日子。所以当做豫言看，这几句歌诀其实并没有应验。——死板的照着这类豫言去干，往往要碰壁，好比前些时候，有人特别打了九十九把钢刀〔５〕，去送给前线的战士，结果，只不过在古北口等处流流血，给人证明国难的不可抗性。——倒不如把这种豫言歌诀当做“诗”看，还可以“以意逆志，自谓得之”〔６〕。 至于诗里面，却的确有着极深刻的豫言。我们要找豫言，与其读《推背图》，不如读诗人的诗集。也许这个年头又是应当发现什么的时候了罢，居然找着了这么几句：“此辈封狼从?狗，生平猎人如猎兽，万人一怒不可回，会看太白悬其首。”汪精卫〔７〕著《双照楼诗词稿》：译嚣俄〔８〕之《共和二年之战士》这怎么叫人不“拍案叫绝”呢？这里“封狼从?狗”，自己明明是畜生，却偏偏把人当做畜生看待：畜生打猎，而人反而被猎！“万人”的愤怒的确是不可挽回的了。嚣俄这诗，是说的一七九三年（法国第一共和二年）的帝制党，他没有料到一百四十年之后还会有这样的应验。 汪先生译这几首诗的时候，不见得会想到二三十年之后中国已经是白话的世界。现在，懂得这种文言诗的人越发少了，这很可惜。然而豫言的妙处，正在似懂非懂之间，叫人在事情完全应验之后，方才“恍然大悟”。这所谓“天机不可泄漏也”。 七月二十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三日《申报·自由谈》。 〔２〕《推背图》参看本卷第９３页注〔６〕。“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胡儿方罢手”，是《烧饼歌》中的两句。辛亥革命时，革命党人中常流传着这两句话，表示对满族统治者的仇恨。《烧饼歌》相传是明代刘基（伯温）所撰，旧时常附刊于《推背图》书后。 〔３〕指清皇室受优待，参看本卷第９７页注〔７〕。 〔４〕溥仪出风头参看本卷第３０页注〔６〕。〔５〕打了九十九把钢刀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二日《申报》载，当时上海有个叫王述的人，与亲友捐资特制大刀九十九柄，赠给防守喜峰口等处的宋哲元部队。 〔６〕“以意逆志，自谓得之”语出《孟子·万章》：“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７〕汪精卫（１８８３—１９４４）名兆铭，原籍浙江绍兴，生于广东番禺。早年曾参加同盟会，历任国民党政府要职及该党副总裁。自九一八事变后，他一直主张对日本侵略者妥协，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公开投敌，一九四○年三月在南京组织伪国民政府，任主席。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死于日本。他的《双照楼诗词稿》，一九三○年十二月民信公司出版。 〔８〕嚣俄（Ｖ．Ｈｕｇｏ，１８０２—１８８５）通译雨果，法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等。他在一八五三年写作长诗《斥盲从》（收入政治讽刺诗集《惩罚集》），歌颂一七九三年（即共和二年）法国大革命时期共和国士兵奋起抗击欧洲封建联盟国家武装干涉的英雄业绩，谴责一八五一年拿破仑第三发动反革命政变时的追随者。汪精卫译的《共和二年之战士》，系该诗第一节。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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