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战才了的时候，中国很抱着许多希望，因此现在也发出许多悲观绝望的声音，说“世界上没有人道”，“人道这句话是骗人的”。有几位评论家，还引用了他们外国论者自己责备自己的文字，来证明所谓文明人者，比野蛮尤其野蛮。这诚然是痛快淋漓的话，但要问：照我们的意见，怎样才算有人道呢？那答话，想来大约是“收回治外法权〔２〕，收回租界，退还庚子赔款〔３〕……”现在都很渺茫，实在不合人道。 但又要问：我们中国的人道怎么样？那答话，想来只能“……”。对于人道只能“……”的人的头上，决不会掉下人道来。因为人道是要各人竭力挣来，培植，保养的，不是别人布施，捐助的。 其实近于真正的人道，说的人还不很多，并且说了还要犯罪。若论皮毛，却总算略有进步了。这回虽然是一场恶战，也居然没有“食肉寝皮”，没有“夷其社稷”〔４〕，而且新兴了十八个小国〔５〕。就是德国对待比国，都说残暴绝伦，但看比国的公布，也只是囚徒不给饮食，村长挨了打骂，平民送上战线之类。这些事情，在我们中国自己对自己也常有，算得什么希奇？ 人类尚未长成，人道自然也尚未长成，但总在那里发荣滋长。我们如果问问良心，觉得一样滋长，便什么都不必忧愁；将来总要走同一的路。看罢，他们是战胜军国主义的，他们的评论家还是自己责备自己，有许多不满。不满是向上的车轮，能够载着不自满的人类，向人道前进。 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 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种族，祸哉祸哉！ KK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一日《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署名唐俟。 〔２〕治外法权这里是指过去帝国主义国家通过不平等条约在中国享有的“领事裁判权”。根据这种特权，居留中国的外国侨民不受中国法律的管辖，他们在中国犯了罪或成为民事诉讼的被告时，只受本国的领事或由其本国所设立的法庭依照他们的法律审判。它保护帝国主义分子和外国不法侨民在中国进行罪恶活动。〔３〕庚子赔款一九○○年（庚子），德、法、俄等八个帝国主义国家联合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一九○一年（辛丑），强迫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其中规定：中国向八国赔款银四亿五千万两，年息四厘，分三十九年还清，本息共计九亿八千多万两。这笔赔款通称“庚子赔款”。 〔４〕社稷古代我国帝王或诸侯在都城设立的祭祀社神（土神）和稷神（谷神）的庙，旧时用作国家政权的代称。〔５〕新兴了十八个小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重建或新建的国家，有：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一九二九年改名南斯拉夫）、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捷克斯拉夫、芬兰、冰岛、奥地利、匈牙利、白俄罗斯、乌克兰、摩尔达维亚、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汉志、远东共和国等。它们有的后来又并入其他国家。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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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我前回已经说过“什么主义都与中国无干”的话了；今天忽然又有些意见，便再写在下面：我想，我们中国本不是发生新主义的地方，也没有容纳新主义的处所，即使偶然有些外来思想，也立刻变了颜色，而且许多论者反要以此自豪。我们只要留心译本上的序跋，以及各样对于外国事情的批评议论，便能发见我们和别人的思想中间，的确还隔着几重铁壁。他们是说家庭问题的，我们却以为他鼓吹打仗；他们是写社会缺点的，我们却说他讲笑话；他们以为好的，我们说来却是坏的。若再留心看看别国的国民性格，国民文学，再翻一本文人的评传，便更能明白别国著作里写出的性情，作者的思想，几乎全不是中国所有。所以不会了解，不会同情，不会感应；甚至彼我间的是非爱憎，也免不了得到一个相反的结果。 新主义宣传者是放火人么，也须别人有精神的燃料，才会着火；是弹琴人么，别人的心上也须有弦索，才会出声；是发声器么，别人也必须是发声器，才会共鸣。中国人都有些不很像，所以不会相干。 几位读者怕要生气，说，“中国时常有将性命去殉他主义的人，中华民国以来，也因为主义上死了多少烈士，你何以一笔抹杀？吓！”这话也是真的。我们从旧的外来思想说罢，六朝的确有许多焚身的和尚〔２〕，唐朝也有过砍下臂膊布施无赖的和尚〔３〕；从新的说罢，自然也有过几个人的。然而与中国历史，仍不相干。因为历史结帐，不能像数学一般精密，写下许多小数，却只能学粗人算帐的四舍五入法门，记一笔整数。 中国历史的整数里面，实在没有什么思想主义在内。这整数只是两种物质，——是刀与火，“来了”便是他的总名。 火从北来便逃向南，刀从前来便退向后，一大堆流水帐簿，只有这一个模型。倘嫌“来了”的名称不很庄严，“刀与火”也触目，我们也可以别想花样，奉献一个谥法，称作“圣武”〔４〕便好看了。 古时候，秦始皇帝〔５〕很阔气，刘邦和项羽都看见了；邦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羽说，“彼可取而代也！”〔６〕羽要“取”什么呢？便是取邦所说的“如此”。“如此”的程度，虽有不同，可是谁也想取；被取的是“彼”，取的是“丈夫”。所有“彼”与“丈夫”的心中，便都是这“圣武”的产生所，受纳所。 何谓“如此”？说起来话长；简单地说，便只是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威福，子女，玉帛，——罢了。然而在一切大小丈夫，却要算最高理想（？）了。我怕现在的人，还被这理想支配着。 大丈夫“如此”之后，欲望没有衰，身体却疲敝了；而且觉得暗中有一个黑影——死——到了身边了。于是无法，只好求神仙。这在中国，也要算最高理想了。我怕现在的人，也还被这理想支配着。 求了一通神仙，终于没有见，忽然有些疑惑了。于是要造坟，来保存死尸，想用自己的尸体，永远占据着一块地面。这在中国，也要算一种没奈何的最高理想了。我怕现在的人，也还被这理想支配着。 现在的外来思想，无论如何，总不免有些自由平等的气息，互助共存的气息，在我们这单有“我”，单想“取彼”，单要由我喝尽了一切空间时间的酒的思想界上，实没有插足的余地。 因此，只须防那“来了”便够了。看看别国，抗拒这“来了”的便是有主义的人民。他们因为所信的主义，牺牲了别的一切，用骨肉碰钝了锋刃，血液浇灭了烟焰。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 曙光在头上，不抬起头，便永远只能看见物质的闪光。KK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九年五月《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署名唐俟。 〔２〕六朝焚身的和尚，据梁朝慧皎《高僧传》卷十二《忘身》第六记载：有宋蒲坂释法羽“……服香油，以布缠体，诵《舍身品》竟，以火自僚”。此外该书记载焚身的和尚还有慧绍、僧瑜、慧益、僧庆、法光、昙弘等多人。 〔３〕唐朝砍下臂膊布施的和尚，据唐代道宣《续高僧传》卷三十九《普圆传》记载：“……有恶人从圆乞头，将斩与之，又不肯取。又复乞眼，即欲剜施。便从索手，遂以绳系腕著树，齐肘斩而与之。”〔４〕“圣武”原为对皇朝武功的颂词。这里含讽刺意味。〔５〕秦始皇帝（前２５９—前２１０）姓嬴名政，战国时秦国的国君，于公元前二二一年建立了我国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６〕刘邦（前２４７—前１９５）字季，沛（今江苏沛县）人，秦末农民起义领袖之一。于秦二世元年（前２０９）起兵反秦，在亡秦灭楚后建立了西汉王朝。庙号高祖。据《史记·高祖本纪》载：“高祖常繇（徭）咸阳，纵观，观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项羽（前２３２—前２０２），名籍，下相（今江苏宿县）人，秦末农民起义领袖之一。于秦二世元年起兵反秦，秦亡后自立为西楚霸王。公元前二○二年为刘邦所败。据《史记·项羽本纪》载：“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梁与籍俱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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慷慨激昂的人说，“世道浇漓，人心不古，国粹将亡，此吾所为仰天扼腕切齿三叹息者也！” 我初听这话，也曾大吃一惊；后来翻翻旧书，偶然看见《史记》《赵世家》〔２〕里面记着公子成反对主父改胡服〔３〕的一段话： “臣闻中国者，盖聪明徇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能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今王舍此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佛学者，离中国，故臣愿王图之也。” 这不是与现在阻抑革新的人的话，丝毫无异么？后来又在《北史》〔４〕里看见记周静帝的司马后的话：“后性尤妒忌，后宫莫敢进御。尉迟迥女孙有美色，先在宫中，帝于仁寿宫见而悦之，因得幸。后伺帝听朝，阴杀之。上大怒，单骑从苑中出，不由径路，入山谷间三十余里；高颎杨素等追及，扣马谏，帝太息曰，‘吾贵为天子，不得自由。’” 这又不是与现在信口主张自由和反对自由的人，对于自由所下的解释，丝毫无异么？别的例证，想必还多，我见闻狭隘，不能多举了。但即此看来，已可见虽然经过了这许多年，意见还是一样。现在的人心，实在古得很呢。 中国人倘能努力再古一点，也未必不能有古到三皇五帝〔５〕以前的希望，可惜时时遇着新潮流新空气激荡着，没有工夫了。 在现存的旧民族中，最合中国式理想的，总要推锡兰岛的Ｖｅｄｄａ族〔６〕。他们和外界毫无交涉，也不受别民族的影响，还是原始的状态，真不愧所谓“羲皇上人”〔７〕。 但听说他们人口年年减少，现在快要没有了：这实在是一件万分可惜的事。 KK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九年五月《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署名唐俟。 〔２〕《史记》汉代司马迁著，一百三十卷。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世家，是该书中传记的一体，主要记叙王侯的事迹。〔３〕公子成反对主父改胡服主父即战国时赵国国君武灵王。公元前三○七年（赵武灵王十九年），他推行军事改革，改穿匈奴族服装，学习骑射。这一措施，曾遭到公子成的反对。〔４〕《北史》唐代李延寿撰，一百卷。记载我国南北朝时代北方国家魏、齐、周和隋的历史。这里所引的应为隋文帝独孤后的事，见该书卷十四《后妃列传》。 〔５〕三皇五帝我国传说中的上古帝王。一般以燧人、伏羲、神农为三皇，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为五帝。〔６〕Ｖｅｄｄａ族味达族，锡兰岛上的一个种族，他们住在山林里，大都过着狩猎生活。 〔７〕羲皇上人指伏羲氏（羲皇）以前的人。晋代陶潜《与子俨等疏》：“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原意是指想像中的上古时代过着闲适生活的人们。这里引用，是就所谓“羲皇上人”的原始的次态说的。 #p#副标题#e#
高雅的人说，“白话鄙俚浅陋，不值识者一哂之者也。” 中国不识字的人，单会讲话，“鄙俚浅陋”，不必说了。“因为自己不通，所以提倡白话，以自文其陋”如我辈的人，正是“鄙俚浅陋”，也不在话下了。最可叹的是几位雅人，也还不能如《镜花缘》〔２〕里说的君子国的酒保一般，满口“酒要一壶乎，两壶乎，菜要一碟乎，两碟乎”的终日高雅，却只能在呻吟古文时，显出高古品格；一到讲话，便依然是“鄙俚浅陋”的白话了。四万万中国人嘴里发出来的声音，竟至总共“不值一哂”，真是可怜煞人。 做了人类想成仙；生在地上要上天；明明是现代人，吸着现在的空气，却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语言，侮蔑尽现在，这都是“现在的屠杀者”。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将来是子孙的时代。 KK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九年五月《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署名唐俟。 〔２〕《镜花缘》长篇小说，清代李汝珍著，一百回。这里所引酒保的话，见于该书第二十三回《说酸话酒保咬文》。“君子国”应为淑士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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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这便是文化竞争失败之后，不能再见振拔改进的原因。 “个人的自大”，就是独异，是对庸众宣战。除精神病学上的夸大狂外，这种自大的人，大抵有几分天才，——照Ｎｏｒｄａｕ〔２〕等说，也可说就是几分狂气，他们必定自己觉得思想见识高出庸众之上，又为庸众所不懂，所以愤世疾俗，渐渐变成厌世家，或“国民之敌”〔３〕。但一切新思想，多从他们出来，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从他们发端。所以多有这“个人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多福气！多幸运！ “合群的自大”，“爱国的自大”，是党同伐异，是对少数的天才宣战；——至于对别国文明宣战，却尚在其次。他们自己毫无特别才能，可以夸示于人，所以把这国拿来做个影子；他们把国里的习惯制度抬得很高，赞美的了不得；他们的国粹，既然这样有荣光，他们自然也有荣光了！倘若遇见攻击，他们也不必自去应战，因为这种蹲在影子里张目摇舌的人，数目极多，只须用ｍｏｂ〔４〕的长技，一阵乱噪，便可制胜。胜了，我是一群中的人，自然也胜了；若败了时，一群中有许多人，未必是我受亏：大凡聚众滋事时，多具这种心理，也就是他们的心理。他们举动，看似猛烈，其实却很卑怯。至于所生结果，则复古，尊王，扶清灭洋等等，已领教得多了。所以多有这“合群的爱国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可哀，真是不幸！ 不幸中国偏只多这一种自大：古人所作所说的事，没一件不好，遵行还怕不及，怎敢说到改革？这种爱国的自大家的意见，虽各派略有不同，根柢总是一致，计算起来，可分作下列五种： 甲云：“中国地大物博，开化最早；道德天下第一。”这是完全自负。 乙云：“外国物质文明虽高，中国精神文明更好。” 丙云：“外国的东西，中国都已有过；某种科学，即某子所说的云云”，这两种都是“古今中外派”的支流；依据张之洞〔５〕的格言，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人物。 丁云：“外国也有叫化子，——（或云）也有草舍，——娼妓，——臭虫。”这是消极的反抗。 戊云：“中国便是野蛮的好。”又云：“你说中国思想昏乱，那正是我民族所造成的事业的结晶。从祖先昏乱起，直要昏乱到子孙；从过去昏乱起，直要昏乱到未来。……（我们是四万万人，）你能把我们灭绝么？”〔６〕这比“丁”更进一层，不去拖人下水，反以自己的丑恶骄人；至于口气的强硬，却很有《水浒传》中牛二的态度〔７〕。 五种之中，甲乙丙丁的话，虽然已很荒谬，但同戊比较，尚觉情有可原，因为他们还有一点好胜心存在。譬如衰败人家的子弟，看见别家兴旺，多说大话，摆出大家架子；或寻求人家一点破绽，聊给自己解嘲。这虽然极是可笑，但比那一种掉了鼻子，还说是祖传老病，夸示于众的人，总要算略高一步了。 戊派的爱国论最晚出，我听了也最寒心；这不但因其居心可怕，实因他所说的更为实在的缘故。昏乱的祖先，养出昏乱的子孙，正是遗传的定理。民族根性造成之后，无论好坏，改变都不容易的。法国Ｇ．ＬｅＢｏｎ〔８〕著《民族进化的心理》中，说及此事道（原文已忘，今但举其大意）——“我们一举一动，虽似自主，其实多受死鬼的牵制。将我们一代的人，和先前几百代的鬼比较起来，数目上就万不能敌了。”我们几百代的祖先里面，昏乱的人，定然不少：有讲道学〔９〕的儒生，也有讲阴阳五行〔１０〕的道士，有静坐炼丹的仙人，也有打脸打把子〔１１〕的戏子。所以我们现在虽想好好做“人”，难保血管里的昏乱分子不来作怪，我们也不由自主，一变而为研究丹田脸谱的人物：这真是大可寒心的事。但我总希望这昏乱思想遗传的祸害，不至于有梅毒那样猛烈，竟至百无一免。即使同梅毒一样，现在发明了六百零六，肉体上的病，既可医治；我希望也有一种七百零七的药，可以医治思想上的病。这药原来也已发明，就是“科学”一味。只希望那班精神上掉了鼻子的朋友，不要又打着“祖传老病”的旗号来反对吃药，中国的昏乱病，便也总有全愈的一天。祖先的势力虽大，但如从现代起，立意改变：扫除了昏乱的心思，和助成昏乱的物事（儒道两派的文书），再用了对症的药，即使不能立刻奏效，也可把那病毒略略羼淡。如此几代之后待我们成了祖先的时候，就可以分得昏乱祖先的若干势力，那时便有转机，ＬｅＢｏｎ所说的事，也不足怕了。 以上是我对于“不长进的民族”的疗救方法；至于“灭绝”一条，那是全不成话，可不必说。“灭绝”这两个可怕的字，岂是我们人类应说的？只有张献忠〔１２〕这等人曾有如此主张，至今为人类唾骂；而且于实际上发生出什么效验呢？但我有一句话，要劝戊派诸公。“灭绝”这句话，只能吓人，却不能吓倒自然。他是毫无情面：他看见有自向灭绝这条路走的民族，便请他们灭绝，毫不客气。我们自己想活，也希望别人都活；不忍说他人的灭绝，又怕他们自己走到灭绝的路上，把我们带累了也灭绝，所以在此着急。倘使不改现状，反能兴旺，#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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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很有许多人，在那里竭力提倡打拳。记得先前也曾有过一回，但那时提倡的，是满清王公大臣〔２〕，现在却是民国的教育家〔３〕，位分略有不同。至于他们的宗旨，是一是二，局外人便不得而知。 现在那班教育家，把“九天玄女传与轩辕黄帝，轩辕黄帝传与尼姑”的老方法，改称“新武术”，又是“中国式体操”，叫青年去练习。听说其中好处甚多，重要的举出两种来，是： 一，用在体育上。据说中国人学了外国体操，不见效验；所以须改习本国式体操（即打拳）才行。依我想来：两手拿着外国铜锤或木棍，把手脚左伸右伸的，大约于筋肉发达上，也该有点“效验”。无如竟不见效验！那自然只好改途去练“武松脱铐”那些把戏了。这或者因为中国人生理上与外国人不同的缘故。 二，用在军事上。中国人会打拳，外国人不会打拳：有一天见面对打，中国人得胜，是不消说的了。即使不把外国人“板油扯下”，只消一阵“乌龙扫地”，也便一齐扫倒，从此不能爬起。无如现在打仗，总用枪炮。枪炮这件东西，中国虽然“古时也已有过”，可是此刻没有了。藤牌操法，又不练习，怎能御得枪炮？我想（他们不曾说明，这是我的“管窥蠡测”）：打拳打下去，总可达到“枪炮打不进”的程度（即内功？）。这件事从前已经试过一次，在一千九百年〔４〕。可惜那一回真是名誉的完全失败了。且看这一回如何。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五日《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 〔２〕满清王公大臣指清朝端王载漪、协办大学士刚毅等人。他们都是清朝王公大臣中的顽固分子。戊戌变法失败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想废黜光绪帝，立载漪的儿子溥躇为帝位继承人，但遭到各国驻华公使的反对。他们便“赞助”义和团，提倡打拳，企图利用正在兴起的义和团对付外国势力。 〔３〕民国的教育家当时济南镇守使马良写了一本《新武术初级拳脚科》，曾经北洋政府教育部审定为教科书，教育界一些人也对此加以鼓吹。 〔４〕义和团在一九○○年抵抗帝国主义八国联军的战争中，曾有“神灵附体，枪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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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许多人有大恐惧；我也有大恐惧。 许多人所怕的，是“中国人”这名目要消灭；我所怕的，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 我以为“中国人”这名目，决不会消灭；只要人种还在，总是中国人。譬如埃及犹太人〔２〕，无论他们还有“国粹”没有，现在总叫他埃及犹太人，未尝改了称呼。可见保存名目，全不必劳力费心。 但是想在现今的世界上，协同生长，挣一地位，即须有相当的进步的智识，道德，品格，思想，才能够站得住脚：这事极须劳力费心。而“国粹”多的国民，尤为劳力费心，因为他的“粹”太多。粹太多，便太特别。太特别，便难与种种人协同生长，挣得地位。 有人说：“我们要特别生长；不然，何以为中国人！” 于是乎要从“世界人”中挤出。 于是乎中国人失了世界，却暂时仍要在这世界上住！——这便是我的大恐惧。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五日《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署名俟。 〔２〕埃及犹太人即犹太人（又称以色列人或希伯来人）。他们最先住在埃及亚历山大城等地，公元前一三二○年，其民族领袖摩西带领他们离开埃及，前往迦南（巴勒斯坦）建国。因为他们来自埃及，故有埃及犹太人之称。到了公元七○年，犹太人的国家为罗马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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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清期末年，直到现在，常常听人说“保存国粹”这一句话。 前清末年说这话的人，大约有两种：一是爱国志士，一是出洋游历的大官。他们在这题目的背后，各各藏着别的意思。志士说保存国粹，是光复旧物的意思；大官说保存国粹，是教留学生不要去剪辫子的意思。 现在成了民国了。以上所说的两个问题，已经完全消灭。所以我不能知道现在说这话的是那一流人，这话的背后藏着什么意思了。 可是保存国粹的正面意思，我也不懂。 什么叫“国粹”？照字面看来，必是一国独有，他国所无的事物了。换一句话，便是特别的东西。但特别未必定是好，何以应该保存？ 譬如一个人，脸上长了一个瘤，额上肿出一颗疮，的确是与众不同，显出他特别的样子，可以算他的“粹”。然而据我看来，还不如将这“粹”割去了，同别人一样的好。 倘说：中国的国粹，特别而且好；又何以现在糟到如此情形，新派摇头，旧派也叹气。 倘说：这便是不能保存国粹的缘故，开了海禁〔２〕的缘故，所以必须保存。但海禁未开以前，全国都是“国粹”，理应好了；何以春秋战国五胡十六国闹个不休，古人也都叹气。 倘说：这是不学成汤文武周公〔３〕的缘故；何以真正成汤文武周公时代，也先有桀纣暴虐，后有殷顽作乱〔４〕；后来仍旧弄出春秋战国五胡十六国闹个不休，古人也都叹气。 我有一位朋友说得好：“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 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五日《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署名唐俟。 〔２〕海禁参看本卷第５７页注〔４〕。 〔３〕成汤文武周公成汤，商代的第一个君主。文，即周文王，商末周族领袖，周代尊称为文王。武，即周武王，文王的儿子，周代第一个君主。周公，武王之弟，成王时曾由他摄政。下文的桀，夏代最后一个君主。纣，商代最后一个君主。 〔４〕殷顽作乱周武王灭殷之后，把殷的旧地分为三个部分，分别由他的兄弟管叔、蔡叔、霍叔管领。又封纣的儿子武庚为诸侯，受三叔的监视。武王死后，成王继位，周公监国，三叔与周公不和，武庚遂联合东方的奄、蒲姑等国，起兵反周。周公率兵东征，杀武庚，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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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有一班好讲鬼话的人，最恨科学，因为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许鬼混，所以自然而然的成了讲鬼话的人的对头。于是讲鬼话的人，便须想一个方法排除他。 其中最巧妙的是捣乱。先把科学东扯西拉，羼进鬼话，弄得是非不明，连科学也带了妖气：例如一位大官〔２〕做的卫生哲学，里面说—— “吾人初生之一点，实自脐始，故人之根本在脐。……故脐下腹部最为重要，道书 所以称之曰丹田。”用植物来比人，根须是胃，脐却只是一个蒂，离了便罢，有什么重要。但这还不过比喻奇怪罢了，尤其可怕的是—— “精神能影响于血液，昔日德国科布博士发明霍乱（虎列拉）病菌，有某某二博士 反对之，取其所培养之病菌，一口吞入，而竟不病。”据我所晓得的，是Ｋｏｃｈ博士〔３〕发见（查出了前人未知的事物叫发见，创出了前人未知的器具和方法才叫发明）了真虎列拉菌；别人也发见了一种，Ｋｏｃｈ说他不是，把他的菌吞了，后来没有病，便证明了那人所发见的，的确不是病菌。如今颠倒转来，当作“精神能改造肉体”的例证，岂不危险已极么？ 捣乱得更凶的，是一位神童做的《三千大千世界图说》〔４〕。他拿了儒，道士，和尚，耶教的糟粕，乱作一团，又密密的插入鬼话。他说能看见天上地下的情形，他看见的“地球星”，虽与我们所晓得的无甚出入，一到别的星系，可是五花八门了。因为他有天眼通〔５〕，所以本领在科学家之上。他先说道—— “今科学家之发明，欲观天文则用天文镜……然犹不能持此以观天堂地狱也。究之 学问之道如大海然，万不可入海饮一滴水，即自足也。”他虽然也分不出发见和发明的不同，论学问却颇有理。但学问的大海，究竟怎样情形呢？他说—— “赤精天……有毒火坑，以水晶盖压之。若遇某星球将坏之时，即去某星球之水晶 盖，则毒火大发，焚毁民物。” “众星……大约分为三种，曰恒星，行星，流星。……据西学家言，恒星有三十五 千万，以小子视之，不下七千万万也。……行星共计一百千万大系。……流星之多，倍 于行星。……其绕日者，约三十三年一周，每秒能行六十五里。” “日面纯为大火。……因其热力极大，人不能生，故太阳星君居焉。”其余怪话还多；但讲天堂的远不及六朝方士的《十洲记》〔６〕，讲地狱的也不过钞袭《玉历钞传》〔７〕。这神童算是糟了！另外还有感慨的话，说科学害了人。上面一篇“嗣汉六十二代天师正一真人张元旭”的序文，尤为单刀直入，明明白白道出—— “自拳匪假托鬼神，致招联军之祸，几至国亡种灭，识者痛心疾首，固已极矣。又 适值欧化东渐，专讲物质文明之秋，遂本科学家世界无帝神管辖，人身无魂魄轮回之说 ，奉为国是，俾播印于人人脑髓中，自是而人心之敬畏绝矣。敬畏绝而道德无根柢以发 生矣！放僻邪侈，肆无忌惮，争权夺利，日相战杀，其祸将有甚于拳匪者！……”这简直说是万恶都由科学，道德全靠鬼话；而且与其科学，不如拳匪〔８〕了。从前的排斥外来学术和思想，大抵专靠皇帝；自六朝至唐宋，凡攻击佛教的人，往往说他不拜君父，近乎造反。现在没有皇帝了，却寻出一个“道德”的大帽子，看他何等利害。不提防想不到的一本绍兴《教育杂志》里面，也有一篇仿古先生的《教育偏重科学无甯偏重道德》〔９〕甯字原文如此，疑是避讳〔１０〕的论文，他说—— “西人以数百年科学之心力，仅酿成此次之大战争。……科学云乎哉？多见其为残 贼人道矣！” “偏重于科学，则相尚于知能；偏重于道德，则相尚于欺伪。相尚于欺伪，则祸止 于欺伪，相尚于知能，则欺伪莫由得而明矣！”虽然不说鬼神为道德根本，至于向科学宣告死刑，却居然两教同心了。所以拳匪的传单上，明白写着—— “孔圣人 张天师傅言由山东来，赶紧急傅，并无虚言！”（傅字原文如此，疑传字之误。） 照他们看来，这般可恨可恶的科学世界，怎样挽救呢？《灵学杂志》内俞复先生答吴稚晖先生书〔１１〕里说过：“鬼神之说不张，国家之命遂促！”可知最好是张鬼神之说了。鬼神为道德根本，也与张天师和仿古先生的意见毫不冲突。可惜近来北京乩坛，又印出一本《感显利冥录》〔１２〕，内有前任北京城隍白知和谛闲法师的问答—— “师云：发愿一事，的确要紧。……此次由南方来，闻某处有济公临坛，所说之话 ，殊难相信。济祖是阿罗汉，见思惑已尽，断不为此。……不知某会临坛者，是济祖否 ？请示。 “乩云：承谕发愿，……谨记斯言。某处坛，灵鬼附之耳。须知灵鬼，即魔道也。 知此后当发愿驱除此等之鬼。”“师云”的发愿，城隍竟不能懂；却先与某会力争正统。照此看来，国家之命未延，鬼兵先要打仗；道德仍无根#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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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从前曾见严又陵〔２〕在一本什么书上发过议论，书名和原文都忘记了。大意是：“在北京道上，看见许多孩子，辗转于车轮马足之间，很怕把他们碰死了，又想起他们将来怎样得了，很是害怕。”其实别的地方，也都如此，不过车马多少不同罢了。现在到了北京，这情形还未改变，我也时时发起这样的忧虑；一面又佩服严又陵究竟是“做”过赫胥黎《天演论》〔３〕的，的确与众不同：是一个十九世纪末年中国感觉锐敏的人。 穷人的孩子蓬头垢面的在街上转，阔人的孩子妖形妖势娇声娇气的在家里转。转得大了，都昏天黑地的在社会上转，同他们的父亲一样，或者还不如。 所以看十来岁的孩子，便可以逆料二十年后中国的情形；看二十多岁的青年，——他们大抵有了孩子，尊为爹爹了，——便可以推测他儿子孙子，晓得五十年后七十年后中国的情形。 中国的孩子，只要生，不管他好不好，只要多，不管他才不才。生他的人，不负教他的责任。虽然“人口众多”这一句话，很可以闭了眼睛自负，然而这许多人口，便只在尘土中辗转，小的时候，不把他当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 中国娶妻早是福气，儿子多也是福气。所有小孩，只是他父母福气的材料，并非将来的“人”的萌芽，所以随便辗转，没人管他，因为无论如何，数目和材料的资格，总还存在。即使偶尔送进学堂，然而社会和家庭的习惯，尊长和伴侣的脾气，却多与教育反背，仍然使他与新时代不合。大了以后，幸而生存，也不过“仍旧贯如之何”〔４〕，照例是制造孩子的家伙，不是“人”的父亲，他生了孩子，便仍然不是“人”的萌芽。 最看不起女人的奥国人华宁该尔（ＯｔｔｏＷｅｉｎｉｎｇｅｒ）〔５〕曾把女人分成两大类：一是“母妇”，一是“娼妇”。照这分法，男人便也可以分作“父男”和“嫖男”两类了。但这父男一类，却又可以分成两种：其一是孩子之父，其一是“人”之父。第一种只会生，不会教，还带点嫖男的气息。第二种是生了孩子，还要想怎样教育，才能使这生下来的孩子，将来成一个完全的人。 前清末年，某省初开师范学堂的时候，有一位老先生听了，很为诧异，便发愤说，“师何以还须受教，如此看来，还该有父范学堂了！”这位老先生，便以为父的资格，只要能生。能生这件事，自然便会，何须受教呢。却不知中国现在，正须父范学堂；这位先生便须编入初等第一年级。 因为我们中国所多的是孩子之父，所以以后是只要“人”之父！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八年九月十五日北京《新青年》第五卷第三号，署名唐俟。 〔２〕严又陵（１８５８—１９２１）名复，字又陵，又字几道，福建闽侯（今属福州）人，清末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一八七七年（清光绪三年）被派往英国学习海军，一八七九年回国后，曾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等职。甲午（１８９４）中日战争中国失败后，他主张变法维新，致力于西方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思想的介绍，先后翻译了英国赫胥黎（Ｔ．Ｈ．Ｈｕｘｌｅｙ）的《天演论》，亚当·斯密（Ａ．Ｓｍｉｔｈ）的《原富》，法国孟德斯鸠（Ｃ．Ｌ．Ｍｏｎｔｅｓｑｕｉｅｕ）的《法意》等书，对当时中国思想界影响很大。但他在戊戌政变以后，政治上日趋保守，一九一五年参加“筹安会”，拥护袁世凯称帝。鲁迅这里提到的一段话，见于严译孟德斯鸠《法意》第十八卷第二十五章的译者按语中，原文是：“吾每行都会街巷中，见数十百小儿，蹒跚蹀躞于车轮马足间，辄为芒背，非虑其倾跌也，念三十年后，国民为如何众耳。呜呼，支那真不易为之国也！” 〔３〕这里所说“做”《天演论》，是说严复翻译《天演论》，不是完全忠实地依照原文的意思。当时严复自己也把他的工作叫做“达[忄旨]”，而不称为翻译。他在该书的《译例言》中说：“词句之间，时有所操到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倍本文。题曰达[忄旨]，不云笔译。”《天演论》，严复于一八九五年翻译的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论文》前两篇的题名，一八九八年由湖北沔阳卢氏木刻印行。 〔４〕“仍旧贯如之何”语见《论语·先进》：“鲁人为长府，闵子骞曰：‘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 〔５〕华宁该尔（１８８０—１９０３）奥地利人，仇视女性主义者。他在一九○讯有限公司〗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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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来是一个四平八稳，给小酒馆打杂，混一口安稳饭吃的人，不幸认得几个字，受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想求起智识来了。 那时我在乡下，很为猪羊不平；心里想，虽然苦，倘也如牛马一样，可以有一件别的用，那就免得专以卖肉见长了。然而猪羊满脸呆气，终生胡涂，实在除了保持现状之外，没有别的法。所以，诚然，智识是要紧的！ 于是我跑到北京，拜老师，求智识。地球是圆的。元质〔２〕有七十多种。ｘ＋ｙ＝ｚ。闻所未闻，虽然难，却也以为是人所应该知道的事。 有一天，看见一种日报，却又将我的确信打破了。报上有一位虚无哲学家说：智识是罪恶，赃物〔３〕……。虚无哲学，多大的权威呵，而说道智识是罪恶。我的智识虽然少，而确实是智识，这倒反而坑了我了。我于是请教老师去。老师道：“呸，你懒得用功，便胡说，走！” 我想：“老师贪图束*'罢。智识倒也还不如没有的稳当，可惜粘在我脑里，立刻抛不去，我赶快忘了他罢。”然而迟了。因为这一夜里，我已经死了。 半夜，我躺在公寓的床上，忽而走进两个东西来，一个“活无常”，一个“死有分”〔４〕。但我却并不诧异，因为他们正如城隍庙里塑着的一般。然而跟在后面的两个怪物，却使我吓得失声，因为并非牛头马面〔５〕，而却是羊面猪头！我便悟到，牛马还太聪明，犯了罪，换上这诸公了，这可见智识是罪恶……。我没有想完，猪头便用嘴将我一拱，我于是立刻跌入阴府里，用不着久等烧车马。 到过阴间的前辈先生多说，阴府的大门是有匾额和对联的，我留心看时，却没有，只见大堂上坐着一位阎罗王。希奇，他便是我的隔壁的大富豪朱朗翁。大约钱是身外之物，带不到阴间的，所以一死便成为清白鬼了，只是不知道怎么又做了大官。他只穿一件极俭朴的爱国布的龙袍，但那龙颜却比活的时候胖得多了。 “你有智识么？”朗翁脸上毫无表情的问。 “没……”我是记得虚无哲学家的话的，所以这样答。“说没有便是有——带去！” 我刚想：阴府里的道理真奇怪……却又被羊角一叉，跌出阎罗殿去了。 其时跌在一坐城池里，其中都是青砖绿门的房屋，门顶上大抵是洋灰做的两个所谓狮子，门外面都挂一块招牌。倘在阳间，每一所机关外总挂五六块牌，这里却只一块，足见地皮的宽裕了。这瞬息间，我又被一位手执钢叉的猪头夜叉用鼻子拱进一间屋子里去，外面有牌额是：“油豆滑跌小地狱” 进得里面，却是一望无边的平地，满铺了白豆拌着桐油。只见无数的人在这上面跌倒又起来，起来又跌倒。我也接连的摔了十二交，头上长出许多疙瘩来。但也有竟在门口坐着躺着，不想爬起，虽然浸得油汪汪的，却毫无一个疙瘩的人，可惜我去问他，他们都瞠着眼不说话。我不知道他们是不听见呢还是不懂，不愿意说呢还是无话可谈。 我于是跌上前去，去问那些正在乱跌的人们。其中的一个道： “这就是罚智识的，因为智识是罪恶，赃物……。我们还算是轻的呢。你在阳间的时候，怎么不昏一点？……”他气喘吁吁的断续的说。 “现在昏起来罢。” “迟了。” “我听得人说，西医有使人昏睡的药，去请他注射去，好么？” “不成，我正因为知道医药，所以在这里跌，连针也没有了。” “那么……有专给人打吗啡针的，听说多是没智识的人……我寻他们去。” 在这谈话时，我们本已滑跌了几百交了。我一失望，便更不留神，忽然将头撞在白豆稀薄的地面上。地面很硬，跌势又重，我于是胡里胡涂的发了昏……阿！自由！我忽而在平野上了，后面是那城，前面望得见公寓。我仍然胡里胡涂的走，一面想：我的妻和儿子，一定已经上京了，他们正围着我的死尸哭呢。我于是扑向我的躯壳去，便直坐起来，他们吓跑了，后来竭力说明，他们才了然，都高兴得大叫道：你还阳了，呵呀，我的老天爷哪……我这样胡里胡涂的想时，忽然活过来了……没有我的妻和儿子在身边，只有一个灯在桌上，我觉得自己睡在公寓里。间壁的一位学生已经从戏园回来，正哼着“先帝爷唉唉唉”〔６〕哩，可见时候是不早了。 这还阳还得太冷静，简直不像还阳，我想，莫非先前也并没有死么？ 倘若并没死，那么，朱朗翁也就并没有做阎罗王。 解决这问题，用智识究竟还怕是罪恶，我们还是用感情来决一决罢。 十月二十三日。 KK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一年十月二十三日《晨报副刊》的“开心话”栏，署名风声。 〔２〕元质即元素。 〔３〕智识是罪恶是朱谦之所宣扬的虚无哲学的一个观点。他在一九二一年五月十九日《京报》副刊《青年之友》上发表的《教育上的反智主义》一文中说：“知识就是赃物……由知识私有制所发生的罪恶看来，知识最赃物，即就知识本身的道理说，也只是赃物，故我反对知识，是反对知识本身，而废止知识私有制#p#副标题#e#
私立学校游艺大会〔２〕的第二日，我也和几个朋友到中央公园去走一回。 我站在门口帖着“昆曲”两字的房外面，前面是墙壁，而一个人用了全力要从我的背后挤上去，挤得我喘不出气。他似乎以为我是一个没有实质的灵魂了，这不能不说他有一点错。 回去要分点心给孩子们，我于是乎到一个制糖公司里去买东西。买的是“黄枚朱古律三文治”。 这是盒子上写着的名字，很有些神秘气味了。然而不的，用英文，不过是Ｃｈｏｃｏｌａｔｅａｐｒｉｃｏｔｓａｎｄｗｉｃｈ。〔３〕我买定了八盒这“黄枚朱古律三文治”，付过钱，将他们装入衣袋里。不幸而我的眼光忽然横溢了，于是看见那公司的伙计正揸开了五个指头，罩住了我所未买的别的一切“黄枚朱古律三文治”。 这明明是给我的一个侮辱！然而，其实，我可不应该以为这是一个侮辱，因为我不能保证他如不罩住，也可以在纷乱中永远不被偷。也不能证明我决不是一个偷儿，也不能自己保证我在过去现在以至未来决没有偷窃的事。 但我在那时不高兴了，装出虚伪的笑容，拍着这伙计的肩头说： “不必的，我决不至于多拿一个……” 他说：“那里那里……”赶紧掣回手去，于是惭愧了。这很出我意外，——我预料他一定要强辩，——于是我也惭愧了。 这种惭愧，往往成为我的怀疑人类的头上的一滴冷水，这于我是有损的。 夜间独坐在一间屋子里，离开人们至少也有一丈多远了。吃着分剩的“黄枚朱古律三文治”；看几叶托尔斯泰的书，渐渐觉得我的周围，又远远地包着人类的希望。 四月十二日。 KK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四月十二日《晨报副刊》，署名鲁迅。 〔２〕私立学校游艺大会指中国实验学校等二十四所男女学校，为解决经费困难，于一九二二年四月八、九、十日在北京中央公园举行的游艺大会。 〔３〕Ｃｈｏｃｏｌａｔｅａｐｒｉｃｏｔｓａｎｄｗｉｃｈ今译巧克力杏仁夹心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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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其实是可以算知道的，然而我偏要这样说，——俄国歌剧团〔２〕何以要离开他的故乡，却以这美妙的艺术到中国来博一点茶水喝。你们还是回去罢！ 我到第一舞台着俄国的歌剧，是四日的夜间，是开演的第二日。 一入门，便使我发生异样的心情了：中央三十多人，旁边一大群兵，但楼上四五等中还有三百多的看客。有人初到北京的，不久便说：我似乎住在沙漠里了。〔３〕是的，沙漠在这里。 没有花，没有诗，没有光，没有热。没有艺术，而且没有趣味，而且至于没有好奇心。 沉重的沙…… 我是怎么一个怯弱的人呵。这时我想：倘使我是一个歌人，我的声音怕要销沉了罢。 沙漠在这里。 然而他们舞蹈了，歌唱了，美妙而且诚实的，而且勇猛的。 流动而且歌吟的云……兵们拍手了，在接吻的时候。兵们又拍手了，又在接吻的时候。 非兵们也有几个拍手了，也在接吻的时候，而一个最响，超出于兵们的。 我是怎么一个褊狭的人呵。这时我想：倘使我是一个歌人，我怕要收藏了我的竖琴，沉默了我的歌声罢。倘不然，我就要唱我的反抗之歌。 而且真的，我唱了我的反抗之歌了！ 沙漠在这里，恐怖的……然而他们舞蹈了，歌唱了，美妙而且诚实的，而且勇猛的。 你们漂流转徙的艺术者，在寂寞里歌舞，怕已经有了归心了罢。你们大约没有复仇的意思，然而一回去，我们也就被复仇了。 比沙漠更可怕的人世在这里。 呜呼！这便是我对于沙漠的反抗之歌，是对于相识以及不相识的同感的朋友的劝诱，也就是为流转在寂寞中间的歌人们的广告。 四月九日。 KK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四月九日《晨报副刊》。〔２〕俄国歌剧团指一九二二年春经哈尔滨、长春等地来到北京的俄国歌剧团（在十月革命后流亡出来的一个艺术团体），它于四月初在北京第一舞台演出。 〔３〕指爱罗先珂。参看本书第２２９页注〔２５〕。他关于沙漠的话，参看《呐喊·鸭的喜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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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原放〔２〕君已经成了古人了，他的标点和校正小说，虽然不免小谬误，但大体是有功于作者和读者的。谁料流弊却无穷，一班效颦〔３〕的便随手拉一部书，你也标点，我也标点，你也作序，我也作序，他也校改，这也校改，又不肯好好的做，结果只是糟蹋了书。 《花月痕》〔４〕本不必当作宝贝书，但有人要标点付印，自然是各随各便。这书最初是木刻的，后有排印本；最后是石印，错字很多，现在通行的多是这一种。至于新标点本，则陶乐勤〔５〕君序云，“本书所取的原本，虽属佳品，可是错误尚多。余虽都加以纠正，然失检之处，势必难免。……”我只有错字很多的石印本，偶然对比了第二十五回中的三四叶，便觉得还是石印本好，因为陶君于石印本的错字多未纠正，而石印本的不错字儿却多纠歪了。 “钗黛直是个子虚乌有，算不得什么。……” 这“直是个”就是“简直是一个”之意，而纠正本却改作“真是个”，便和原意很不相同了。 “秋痕头上包着绉帕……突见痴珠，便含笑低声说道，‘我料得你挨不上十天，其实何苦呢？’“……痴珠笑道，‘往后再商量罢。’……” 他们俩虽然都沦落，但其时却没有什么大悲哀，所以还都笑。而纠正本却将两个“笑”字都改成“哭”字了。教他们一见就哭，看眼泪似乎太不值钱，况且“含哭”也不成话。 我因此想到一种要求，就是印书本是美事，但若自己于意义不甚了然时，不可便以为是错的，而奋然“加以纠正”，不如“过而存之”，或者倒是并不错。 我因此又起了一个疑问，就是有些人攻击译本小说“看不懂”，但他们看中国人自作的旧小说，当真看得懂么？一月二十八日。 这一篇短文发表之后，曾记得有一回遇见胡适之先生，谈到汪先生的事，知道他很康健。胡先生还以为我那“成了古人”云云，是说他做过许多工作，已足以表见于世的意思。这实在使我“诚惶诚恐”，因为我本意实不如此，直白地说，就是说已经“死掉了”。可是直到那时候，我才知这先前所听到的竟是一种毫无根据的谣言。现在我在此敬向汪先生谢我的粗疏之罪，并且将旧文的第一句订正，改为：“汪原放君未经成了古人了。”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四日，身热头痛之际，书。 KK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八日《晨报副刊》，署名风声。 〔２〕汪原放（１８９７—１９８０）安徽绩溪人。“五四”以后曾标点《红楼梦》，《水浒传》等小说，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３〕效颦《庄子·天运》：“故西施病心而颦其里，其里之丑人见而美之，归亦捧心而颦其里，其里之富人见之，坚闭门而不出，贫人见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颦美，而不知颦之所以美。”后来把拙劣的模仿叫做效颦。 〔４〕《花月痕》长篇小说，清末魏秀仁（子安）作，五十二回。内容系描写文士、妓女的故事。 〔５〕陶乐勤江苏山人。他标点的《花月痕》一九二三年上海梁溪图书馆出版。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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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暴发的“国学家”之所谓“国学”是什么？ 一是商人遗老们翻印了几十部旧书赚钱，二是洋场上的文豪又做了几篇鸳鸯蝴蝶体〔２〕小说出版。 商人遗老们的印书是书籍的古董化，其置重不在书籍而在古董。遗老有钱，或者也不过聊以自娱罢了，而商人便大吹大擂的借此获利。还有茶商盐贩，本来是不齿于“士类”的，现在也趁着新旧纷扰的时候，借刻书为名，想挨进遗老遗少的“士林”里去。他们所刻的书都无民国年月，辨不出是元版是清版，都是古董性质，至少每本两三元，绵连，锦帙〔３〕，古色古香，学生们是买不起的。这就是他们之所谓“国学”。 然而巧妙的商人可也决不肯放过学生们的钱的，便用坏纸恶墨别印什么“菁华”什么“大全”之类来搜括。定价并不大，但和纸墨一比较却是大价了。至于这些“国学”书的校勘，新学家不行，当然是出于上海的所谓“国学家”的了，然而错字迭出，破句连篇（用的并不是新式圈点），简直是拿少年来开玩笑。这是他们之所谓“国学”。 洋场上的往古所谓文豪，“卿卿我我”“蝴蝶鸳鸯”诚然做过一小堆，可是自有洋场以来，从没有人称这些文章（？）为国学，他们自己也并不以“国学家”自命的。现在不知何以，忽而奇想天开，也学了盐贩茶商，要凭空挨进“国学家”队里去了。然而事实很可惨，他们之所谓国学，是“拆白之事各处皆有而以上海一隅为最甚（中略）余于课余之暇不惜浪费笔墨编纂事实作一篇小说以饷阅者想亦阅者所乐闻也”。（原本每句都密圈，今从略，以省排工，阅者谅之。）“国学”乃如此而已乎？ 试去翻一翻历史里的儒林和文苑传罢，可有一个将旧书当古董的鸿儒，可有一个以拆白饷阅者的文士？ 倘说，从今年起，这些就是“国学”，那又是“新”例了。你们不是讲“国学”的么？ KK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十月四日《晨报副刊》，署名某生者。 〔２〕鸳鸯蝴蝶体鸳鸯蝴蝶派是兴起于清末民初的以上海为中心的一个文学流派。这派作品多以文言描写才子佳人的哀情故事，常用鸳鸯蝴蝶来比喻这些才子佳人，故被称为鸳鸯蝴蝶体。代表作家有徐枕亚、陈蝶仙、李定夷等。他们出版的刊物有《民权素》、《小说丛报》、《小说新报》、《礼拜六》、《小说世界》等，其中《礼拜六》刊载白话作品，影响最大，故鸳鸯蝴蝶派又有“礼拜六派”之称。〔３〕绵连即连史纸，质坚色白，宜于印刷贵重书籍。锦帙，用锦绸裱制的精美的书函。 #p#副标题#e#15年香港注册公司www.2012hkcompan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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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哲说：事实胜于雄辩。我当初很以为然，现在才知道在我们中国，是不适用的。 去年我在青云阁的一个铺子里买过一双鞋，今年破了，又到原铺子去照样的买一双。 一个胖伙计，拿出一双鞋来，那鞋头又尖又浅了。 我将一只旧式的和一只新式的都排在柜上，说道：“这不一样……” “一样，没有错。” “这……” “一样，您瞧！” 我于是买了尖头鞋走了。 我顺便有一句话奉告我们中国的某爱国大家，您说，攻击本国的缺点，是拾某国人的唾余的，试在中国上，加上我们二字，看看通不通。 现在我敬谨加上了，看过了，然而通的。 您瞧！十一月四日。 KK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四日《晨报副刊》，署名风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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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的反对讲义收费风潮〔２〕，芒硝火焰似的起来，又芒硝火焰似的消灭了，其间就是开除了一个学生冯省三。 这事很奇特，一回风潮的起灭，竟只关于一个人。倘使诚然如此，则一个人的魄力何其太大，而许多人的魄力又何其太无呢。 现在讲义费已经取消，学生是得胜了，然而并没有听得有谁为那做了这次的牺牲者祝福。 即小见大，我于是竟悟出一件长久不解的事来，就是：三贝子花园里面，有谋刺良弼和袁世凯而死的四烈士坟〔３〕，其中有三块墓碑，何以直到民国十一年还没有人去刻一个字。 凡有牺牲在祭坛前沥血之后，所留给大家的，实在只有“散胙”〔４〕这一件事了。 十一月十八日。 KK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八日《晨报副刊》。〔２〕北京大学的反对讲义收费风潮一九二二年十月，北京大学部分学生反对学校征收讲义费，发生风潮。该校评议会议决开除学生冯省三一名。其实冯省三只是风潮发生后临时参加的，并非真正的主持者。按冯省三，山东人，当时北京大学预科法文班学生。〔３〕四烈士坟一九一二年一月十六日，革命党人杨禹昌、张先培、黄之萌三人炸袁世凯，未成被杀；同年一月二十六日，彭家珍炸清禁卫军协统兼训练大臣良弼，功成身死。后来民国政府将他们合葬于北京三贝子花园（旧址在今北京动物园内），称为四烈士墓。 〔４〕“散胙”旧时祭祀以后，散发祭祀所用的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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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二月四日的《晨报副刊》〔２〕上看见式芬先生的杂感〔３〕，很诧异天下竟有这样拘迂的老先生，竟不知世故到这地步，还来同《学衡》〔４〕诸公谈学理。夫所谓《学衡》者，据我看来，实不过聚在“聚宝之门”〔５〕左近的几个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虽然自称为“衡”，而本身的称星尚且未曾钉好，更何论于他所衡的轻重的是非。所以，决用不着较准，只要估一估就明白了。 《弁言》〔６〕说，“籀绎之作必趋雅音以崇文”，“籀绎”如此，述作可知。夫文者，即使不能“载道”，却也应该“达意”，而不幸诸公虽然张皇国学，笔下却未免欠亨，不能自了，何以“衡”人。这实在是一个大缺点。看罢，诸公怎么说：《弁言》云，“杂志迩例弁以宣言”，按宣言即布告，而弁者，周人戴在头上的瓜皮小帽一般的帽子，明明是顶上的东西，所以“弁言”就是序，异于“杂志迩例”的宣言，并为一谈，太汗漫了。《评提倡新文化者》文中说，“或操笔以待。每一新书出版。必为之序。以尽其领袖后进之责。顾亭林曰。人之患在好为人序。〔７〕其此之谓乎。故语彼等以学问之标准与良知。犹语商贾以道德。娼妓以贞操也。”原来做一篇序“以尽其领袖后进之责”，便有这样的大罪案。然而诸公又何以也“突而弁兮”〔８〕的“言”了起来呢？照前文推论，那便是我的质问，却正是“语商贾以道德。娼妓以贞操也”了。《中国提倡社会主义之商榷》中说，“凡理想学说之发生。皆有其历史上之背影。决非悬空虚构。造乌托之邦。作无病之呻者也。”查“英吉之利”的摩耳〔９〕，并未做ＰｉａｏｆＵｔｏ，虽曰之乎者也，欲罢不能，但别寻古典，也非难事，又何必当中加楦呢。于古未闻“睹史之陀”，在今不云“宁古之塔”，奇句如此，真可谓“有病之呻”了。 《国学摭谭》中说，“虽三皇寥廓而无极。五帝"|绅先生难言之。”人而能“寥廓”，已属奇闻，而第二句尤为费解，不知是三皇之事，五帝和|绅先生皆难言之，抑是五帝之事，从后说，然而太史公所谓“"|绅先生难言之”〔１０〕者，乃指“百家言黄帝”而并不指五帝，所以翻开《史记》，便是赫然的一篇《五帝本纪》，又何尝“难言之”。难道太史公在汉朝，竟应该算是下等社会中人么？ 《记白鹿洞谈虎》中说，“诸父老能健谈。谈多称虎。当其摹示抉噬之状。闻者鲜不色变。退而记之。亦资诙噱之类也。”姑不论其“能”“健”“谈”“称”，床上安床，“抉噬之状”，终于未记，而“变色”的事，但“资诙噱”，也可谓太远于事情。倘使但“资诙噱”，则先前的闻而色变者，简直是呆子了。记又云，“伥者。新鬼而膏虎牙者也。”刚做新鬼，便“膏虎牙”，实在可悯。那么，虎不但食人，而且也食鬼了。这是古来未知的新发见。 《渔丈人行》的起首道：“楚王无道杀伍奢。覆巢之下无完家。”这“无完家”虽比“无完卵”新奇，但未免颇有语病。假如“家”就是鸟巢，那便犯了复，而且“之下”二字没有着落，倘说是人家，则掉下来的鸟巢未免太沉重了。除了大鹏金翅鸟（出《说岳全传》），断没有这样的大巢，能够压破彼等的房子。倘说是因为押韵，不得不然，那我敢说：这是“挂脚韵”〔１１〕。押韵至于如此，则翻开《诗韵合璧》〔１２〕的“六麻”来，写道“无完蛇”“无完瓜”“无完叉”，都无所不可的。 还有《浙江采集植物游记》，连题目都不通了。采集有所务，并非漫游，所以古人作记，务与游不并举，地与游才相连。匡庐〔１３〕峨眉，山也，则曰纪游，采硫访碑，务也，则曰日记。虽说采集时候，也兼游览，但这应该包举在主要的事务里，一列举便不“古”了。例如这记中也说起吃饭睡觉的事，而题目不可作《浙江采集植物游食眠记》。 以上不过随手拾来的事，毛举起来，更要费笔费墨费时费力，犯不上，中止了。因此诸公的说理，便没有指正的必要，文且未亨，理将安托，穷乡僻壤的中学生的成绩，恐怕也不至于此的了。 总之，诸公掊击新文化而张皇旧学问，倘不自相矛盾，倒也不失其为一种主张。可惜的是于旧学并无门径，并主张也还不配。倘使字句未通的人也算在国粹的知己，则国粹更要惭惶然人！“衡”了一顿，仅仅“衡”出了自己的铢两来，于新文化无伤，于国粹也差得远。 我所佩服诸公的只有一点，是这种东西也居然会有发表的勇气。 KK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二月九日《晨报副刊》，署名风声。 〔２〕《晨报副刊》《晨报》，研究系（梁启超、汤化龙等组织的政治团体）的机关报，一九一六年八月十五日创刊于北京，原名《晨钟报》，一九一八年十二月改名《晨报》。它的第七版刊登学术论文及文艺作品，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二日起改成单张出版，名为《晨报副镌》。《晨报》在政治上拥护北洋政府，但它的副刊在进步力量的推动下，一个时期内却是赞助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期刊之一，自一九二一年秋至一九二四年冬约三年间，由孙伏园编辑，作者经常为该刊写稿。〔３〕式芬先生的杂感指一九二二年二月四日《晨报副刊》第三版“杂感”栏刊#p#副标题#e#15年香港注册公司www.2012hkcompany.com
一儿歌胡怀琛〔２〕 “月亮！月亮！ 还有半个那里去了？” “被人家偷去了。” “偷去做甚么？” “当镜子照。” 二反动歌小孩子天上半个月亮， 我道是“破镜飞上天”，原来却是被人偷下地了。 有趣呀，有趣呀，成了镜子了！ 可是我见过圆的方的长方的八角六角的菱花式的宝相花〔３〕式的镜子矣，没有见过半月形的镜子也。 我于是乎很不有趣也！ 谨案小孩子略受新潮，辄敢妄行诘难，人心不古，良足慨然！然拜读原诗，亦存小失，倘能改第二句为“两半个都那里去了”，即成全璧矣。胡先生夙擅改削〔４〕，当不以鄙言为河汉也。夏历中秋前五日，某生者〔５〕谨注。 十月九日。 KK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十月九日《晨报副刊》，署名某生者。 〔２〕胡怀琛（１８８６—１９３８）字寄尘，安徽泾县人。他也是本书《所谓“国学”》一文中所说的国学家和“鸳鸯蝴蝶体”作家之一。他在一九二二年九月给郑振铎的信中曾攻击新文学运动说：“提倡新文学的人，意思要改造中国的文学；但是这几年来，不但没有收效，而且有些反动。”作者在这里所说的“儿歌的‘反动’”，就是针对这种言论而发的。 〔３〕宝相花蔷薇科，花似蔷薇，朵大色丽。〔４〕胡怀琛曾把胡适《尝试集》中的一些诗，加以改削，重新发表。这里所说的“夙善改削”，即指此事。 〔５〕某生者作者署名“某生者”，含有讽刺当时“鸳鸯蝴蝶派”小说作者的意思，因为这一派作者常有用“××生”作笔名的，而且他们的小说多用“某生者，某地人，家世簪缨，文采斐雅……”一类话开头，几乎成为一个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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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三年的书报上，关于文艺的大抵只有几篇创作（姑且这样说）和翻译，于是读者颇有批评家出现的要求，现在批评家已经出现了，而且日见其多了。 以文艺如此幼稚的时候，而批评家还要发掘美点，想扇起文艺的火焰来，那好意实在很可感。即不然，或则叹息现代作品的浅薄，那是望著作家更其深，或则叹息现代作品之没有血泪，那是怕著作界复归于轻佻。虽然似乎微辞过多，其实却是对于文艺的热烈的好意，那也实在是很可感谢的。 独有靠了一两本“西方”的旧批评论，或则捞一点头脑板滞的先生们的唾余，或则仗着中国固有的什么天经地义之类的，也到文坛上来践踏，则我以为委实太滥用了批评的权威。试将粗浅的事来比罢：譬如厨子做菜，有人品评他坏，他固不应该将厨刀铁釜交给批评者，说道你试来做一碗好的看：但他却可以有几条希望，就是望吃菜的没有“嗜痂之癖”〔２〕，没有喝醉了酒，没有害着热病，舌苔厚到二三分。 我对于文艺批评家的希望却还要小。我不敢望他们于解剖裁判别人的作品之前，先将自己的精神来解剖裁判一回，看本身有无浅薄卑劣荒谬之处，因为这事情是颇不容易的。我所希望的不过愿其有一点常识，例如知道裸体画和春画的区别，接吻和性交的区别，尸体解剖和戮尸的区别，出洋留学和“放诸四夷”〔５〕的区别，笋和竹的区别，猫和老虎的区别，老虎和番菜馆的区别……。更进一步，则批评以英美的老先生学说为主，自然是悉听尊便的，但尤希望知道世界上不止英美两国；看不起托尔斯泰，自然也自由的，但尤希望先调查一点他的行实，真看过几本他所做的书。 还有几位批评家，当批评译本的时候，往往诋为不足齿数的劳力，而怪他何不去创作。创作之可尊，想来翻译家该是知道的，然而他竟止于翻译者，一定因为他只能翻译，或者偏爱翻译的缘故。所以批评家若不就事论事，而说些应当去如此如彼，是溢出于事权以外的事，因为这类言语，是商量教训而不是批评。现在还将厨子来比，则吃菜的只要说出品味如何就尽够，苦于此之外，又怪他何以不去做裁缝或造房子，那是无论怎样的呆厨子，也难免要说这位客官是痰迷心窍的了。 十一月九日。 KK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九日《晨报副刊》，署名风声。 〔２〕“嗜痂之癖”病态的、反常的嗜好。南朝宋刘敬叔《异苑》卷十载：“东莞刘邕性嗜食疮病，以为味似鳆鱼。尝诣孟灵休，灵休先患灸疮，痂落在床，邕取食之。” 〔３〕“放诸四夷”语出《礼记·大学》：“迸诸四夷，不与同中国。”四夷，旧时汉族统治者对我国四方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带轻蔑性的称呼。 放诸四夷，放逐到边远的地方。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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