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近的上海的报纸，报告着因为日本的汤岛〔２〕，孔子的圣庙落成了，湖南省主席何键〔３〕将军就寄赠了一幅向来珍藏的孔子的画像。老实说，中国的一般的人民，关于孔子是怎样的相貌，倒几乎是毫无所知的。自古以来，虽然每一县一定有圣庙，即文庙，但那里面大抵并没有圣像。凡是绘画，或者雕塑应该崇敬的人物时，一般是以大于常人为原则的，但一到最应崇敬的人物，例如孔夫子那样的圣人，却好像连形象也成为亵冫卖，反不如没有的好。这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孔夫子没有留下照相来，自然不能明白真正的相貌，文献中虽然偶有记载，但是胡说白道也说不定。若是从新雕塑的话，则除了任凭雕塑者的空想而外，毫无办法，更加放心不下。于是儒者们也终于只好采取“全部，或全无”的勃兰特〔４〕式的态度了。 然而倘是画像，却也会间或遇见的。我曾经见过三次：一次是《孔子家语》〔５〕里的插画；一次是梁启超〔６〕氏亡命日本时，作为横滨出版的《清议报》上的卷头画，从日本倒输入中国来的；还有一次是刻在汉朝墓石上的孔子见老子的画像。说起从这些图画上所得的孔夫子的模样的印象来，则这位先生是一位很瘦的老头子，身穿大袖口的长袍子，腰带上插着一把剑，或者腋下挟着一枝杖，然而从来不笑，非常威风凛凛的。假使在他的旁边侍坐，那就一定得把腰骨挺的笔直，经过两三点钟，就骨节酸痛，倘是平常人，大约总不免急于逃走的了。 后来我曾到山东旅行。在为道路的不平所苦的时候，忽然想到了我们的孔夫子。一想起那具有俨然道貌的圣人，先前便是坐着简陋的车子，颠颠簸簸，在这些地方奔忙的事来，颇有滑稽之感。这种感想，自然是不好的，要而言之，颇近于不敬，倘是孔子之徒，恐怕是决不应该发生的。但在那时候，怀着我似的不规矩的心情的青年，可是多得很。 我出世的时候是清朝的末年，孔夫子已经有了“大成至圣文宣王”〔７〕这一个阔得可怕的头衔，不消说，正是圣道支配了全国的时代。政府对于读书的人们，使读一定的书，即四书和五经〔８〕；使遵守一定的注释；使写一定的文章，即所谓“八股文”〔９〕；并且使发一定的议论。然而这些千篇一律的儒者们，倘是四方的大地，那是很知道的，但一到圆形的地球，却什么也不知道，于是和四书上并无记载的法兰西和英吉利打仗而失败了。不知道为了觉得与其拜着孔夫子而死，倒不如保存自己们之为得计呢，还是为了什么，总而言之，这回是拚命尊孔的政府和官僚先就动摇起来，用官帑大翻起洋鬼子的书籍来了。属于科学上的古典之作的，则有侯失勒的《谈天》，雷侠儿的《地学浅释》，代那的《金石识别》〔１０〕，到现在也还作为那时的遗物，间或躺在旧书铺子里。 然而一定有反动。清末之所谓儒者的结晶，也是代表的大学士徐桐〔１１〕氏出现了。他不但连算学也斥为洋鬼子的学问；他虽然承认世界上有法兰西和英吉利这些国度，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存在，是决不相信的，他主张这是法国和英国常常来讨利益，连自己也不好意思了，所以随便胡诌出来的国名。他又是一九○○年的有名的义和团的幕后的发动者，也是指挥者。但是义和团完全失败，徐桐氏也自杀了。政府就又以为外国的政治法律和学问技术颇有可取之处了。我的渴望到日本去留学，也就在那时候。达了目的，入学的地方，是嘉纳先生所设立的东京的弘文学院〔１２〕；在这里，三泽力太郎先生教我水是养气和轻气所合成，山内繁雄先生教我贝壳里的什么地方其名为“外套”。这是有一天的事情。学监大久保先生集合起大家来，说：因为你们都是孔子之徒，今天到御茶之水〔１３〕的孔庙里去行礼罢！我大吃了一惊。现在还记得那时心里想，正因为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所以到日本来的，然而又是拜么？一时觉得很奇怪。而且发生这样感觉的，我想决不止我一个人。 但是，孔夫子在本国的不遇，也并不是始于二十世纪的。孟子批评他为“圣之时者也”〔１４〕，倘翻成现代语，除了“摩登圣人”实在也没有别的法。为他自己计，这固然是没有危险的尊号，但也不是十分值得欢迎的头衔。不过在实际上，却也许并不这样子。孔夫子的做定了“摩登圣人”是死了以后的事，活着的时候却是颇吃苦头的。跑来跑去，虽然曾经贵为鲁国的警视总监〔１５〕，而又立刻下野，失业了；并且为权臣所轻蔑，为野人所嘲弄，甚至于为暴民所包围，饿扁了肚子。弟子虽然收了三千名，中用的却只有七十二，然而真可以相信的又只有一个人。有一天，孔夫子愤慨道：“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１６〕从这消极的打算上，就可以窥见那消息。然而连这一位由，后来也因为和敌人战斗，被击断了冠缨，但真不愧为由呀，到这时候也还不忘记从夫子听来的教训，说道“君子死，冠不免”〔１７〕，一面系着冠缨，一面被人砍成肉酱了。连唯一可信的弟子也已经失掉，孔子自然是非常悲痛的，据说他一听到这信息，就吩咐去倒掉厨房里的肉酱云。〔１８〕 孔夫子到死了以后，我以为可以说是运气比较的好一点。因为他不会噜苏了，种种的权势者便用种种的白粉给他来化妆，#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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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自从“小品文”这一个名目流行以来，看看书店广告，连信札，论文，都排在小品文里了，这自然只是生意经，不足为据。一般的意见，第一是在篇幅短。 但篇幅短并不是小品文的特征。一条几何定理不过数十字，一部《老子》〔２〕只有五千言，都不能说是小品。这该像佛经的小乘〔３〕似的，先看内容，然后讲篇福。讲小道理，或没道理，而又不是长篇的，才可谓之小品。至于有骨力的文章，恐不如谓之“短文”，短当然不及长，寥寥几句，也说不尽森罗万象，然而它并不“小”。 《史记》〔４〕里的《伯夷列传》和《屈原贾谊列传》除去了引用的骚赋，其实也不过是小品，只因为他是“太史公”之作，又常见，所以没有人来选出，翻印。由晋至唐，也很有几个作家；宋文我不知道，但“江湖派”〔５〕诗，却确是我所谓的小品。现在大家所提倡的，是明清，据说“抒写性灵”〔６〕是它的特色。那时有一些人，确也只能够抒写性灵的，风气和环境，加上作者的出身和生活，也只能有这样的意思，写这样的文章。虽说抒写性灵，其实后来仍落了窠臼，不过是“赋得性灵”，照例写出那么一套来。当然也有人豫感到危难，后来是身历了危难的，所以小品文中，有时也夹着感愤，但在文字狱时，都被销毁，劈板了，于是我们所见，就只剩了“天马行空”〔７〕似的超然的性灵。 这经过清朝检选的“性灵”，到得现在，却刚刚相宜，有明末的洒脱，无清初的所谓“悖谬”〔８〕，有国时是高人，没国时还不失为逸士。逸士也得有资格，首先即在“超然”，“士”所以超庸奴，“逸”所以超责任：现在的特重明清小品，其实是大有理由，毫不足怪的。 不过“高人兼逸士梦”恐怕也不长久。近一年来，就露了大破绽，自以为高一点的，已经满纸空言，甚而至于胡说八道，下流的却成为打诨，和猥鄙丑角，并无不同，主意只在挖公子哥儿们的跳舞之资，和舞女们争生意，可怜之状，已经下于五四运动前后的鸳鸯蝴蝶派〔９〕数等了。为了这小品文的盛行，今年就又有翻印所谓“珍本”〔１０〕的事。有些论者，也以为可虑。我却觉得这是并非无用的。原本价贵，大抵无力购买，现在只用了一元或数角，就可以看见现代名人的祖师，以及先前的性灵，怎样叠床架屋，现在的性灵，怎样看人学样，啃过一堆牛骨头，即使是牛骨头，不也有了识见，可以不再被生炒牛角尖骗去了吗？ 不过“珍本”并不就是“善本”，有些是正因为它无聊，没有人要看，这才日就灭亡，少下去；因为少，所以“珍”起来。就是旧书店里必讨大价的所谓“禁书”，也并非都是慷慨激昂，令人奋起的作品，清初，单为了作者也会禁，往往和内容简直不相干。这一层，却要读者有选择的眼光，也希望识者给相当的指点的。 十二月二日。 CC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七日上海《时事新报·每周文学》，署名旅隼。 〔２〕《老子》又名《道德经》，相传为春秋时老聃著。全文五千余字。 〔３〕小乘早期佛教的主要流派，注重修行持戒，自我解脱，自认为是佛教的正统派。 〔４〕《史记》西汉司马迁撰，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司马迁在汉武帝时曾任太史令，故称“太史公”。《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全文引录了屈原的《怀沙赋》和贾谊的《吊屈原赋》、《服赋》。〔５〕“江湖派”南宋末年的诗人陈起（在杭州开设书铺）曾编刻《江湖集》，收南宋末年的文人隐士和宋亡后的遗民戴复古、刘过等人的作品，这些作者后被称作江湖派。《江湖集》原有前集、后集、续集；现在所见的《江湖小集》（九十五卷）和《江湖后集》（二十四卷），共收作者一一一人，已非原本。 〔６〕“抒写性灵”当时林语堂等提倡小品文，推崇明代袁中郎、清代袁枚等人“抒写性灵”的作品。林语堂在《论语》第二十八期（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发表的《论文（下）》中说：“性灵派文字，主‘真’字。发抒性灵，斯得其真。” 〔７〕“天马行空”林语堂在《论语》第十五期（一九三三年四月）发表的《论文（上）》中说：“真正豪放自然，天马行空，如金圣叹之《水浒传序》，可谓绝无仅有。” 〔８〕“悖谬”清乾隆间纂修《四库全书》时，凡被视为有“违碍”的书，都加以全毁或抽毁。在各省缴送的禁书书目中，有的就注有“有悖谬语，应请抽毁”字样。参看《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 〔９〕鸳鸯蝴蝶派兴起于清末民初的一个文学流派。这派作品多以文言描写才子佳人的哀情故事，常以鸳鸯蝴蝶来比喻这些才子佳人，迎合小市民趣味，故被称为鸳鸯蝴蝶体。代表作家有徐枕亚、陈蝶仙、李定夷等。他们出版的刊物有《民权素》、《小说丛报》、《小说新报》、《礼拜六》等，其中《礼拜六》刊载白话作品，影响最大，故鸳鸯蝴蝶派又有“礼拜六派”之称。 〔１０〕翻印所谓“珍本”指《中国文学珍本丛书》和《国学珍本文库》，前者由施蛰存主编，上海杂志公司发行；后者由襟霞阁主人（平襟亚）编印，中央书局发行#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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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中国有时是极爱平等的国度。有什么稍稍显得特出，就有人拿了长刀来削平它。以人而论，孙桂云〔２〕是赛跑的好手，一过上海，不知怎的就萎靡不振，待到到得日本，不能跑了；阮玲玉算是比较的有成绩的明星，但“人言可畏”，到底非一口气吃下三瓶安眠药片不可。自然，也有例外，是捧了起来。但这捧了起来，却不过为了接着摔得粉碎。大约还有人记得“美人鱼”〔３〕罢，简直捧得令观者发生肉麻之感，连看见姓名也会觉得有些滑稽。契诃夫说过：“被昏蛋所称赞，不如战死在他手里。”〔４〕真是伤心而且悟道之言。但中国又是极爱中庸的国度，所以极端的昏蛋是没有的，他不和你来战，所以决不会爽爽快快的战死，如果受不住，只好自己吃安眠药片。 在所谓文坛上当然也不会有什么两样：翻译较多的时候，就有人来削翻译，说它害了创作；近一两年，作短文的较多了，就又有人来削“杂文”〔５〕，说这是作者的堕落的表现，因为既非诗歌小说，又非戏剧，所以不入文艺之林，他还一片婆心，劝人学学托尔斯泰，做《战争与和平》似的伟大的创作去。这一流论客，在礼仪上，别人当然不该说他是“昏蛋”的。批评家吗？他谦虚得很，自己不承认。攻击杂文的文字虽然也只能说是杂文，但他又决不是杂文作家，因为他不相信自己也相率而堕落。如果恭维他为诗歌小说戏剧之类的伟大的创作者，那么，恭维者之为“昏蛋”也无疑了。归根结底，不是东西而已。不是东西之谈也要算是“人言”，这就使弱者觉得倒是安眠药片较为可爱的缘故。不过这并非战死。问是有人要问的：给谁害死的呢？种种议论的结果，凶手有三位：曰，万恶的社会；曰，本人自己；曰，安眠药片。完了。 我们试去查一通美国的“文学概论”或中国什么大学的讲义，的确，总不能发见一种叫作Ｔｓａ－ｗｅｎ的东西。这真要使有志于成为伟大的文学家的青年，见杂文而心灰意懒：原来这并不是爬进高尚的文学楼台去的梯子。托尔斯泰将要动笔时，是否查了美国的“文学概论”或中国什么大学的讲义之后，明白了小说是文学的正宗，这才决心来做《战争与和平》似的伟大的创作的呢？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中国的这几年的杂文作者，他的作文，却没有一个想到“文学概论”的规定，或者希图文学史上的位置的，他以为非这样写不可，他就这样写，因为他只知道这样的写起来，于大家有益。农夫耕田，泥匠打墙，他只为了米麦可吃，房屋可住，自己也因此有益之事，得一点不亏心的糊口之资，历史上有没有“乡下人列传”或“泥水匠列传”，他向来就并没有想到。如果他只想着成什么所谓气候，他就先进大学，再出外洋，三做教授或大官，四变居士或隐逸去了。历史上很尊隐逸，《居士传》〔６〕不是还有专书吗，多少上算呀，噫！ 但是，杂文这东西，我却恐怕要侵入高尚的文学楼台去的。小说和戏曲，中国向来是看作邪宗的，但一经西洋的“文学概论”引为正宗，我们也就奉之为宝贝，《红楼梦》《西厢记》〔７〕之类，在文学史上竟和《诗经》《离骚》并列了。杂文中之一体的随笔，因为有人说它近于英国的Ｅｓｓａｙ〔８〕，有些人也就顿首再拜，不敢轻薄。寓言和演说，好像是卑微的东西，但伊索和契开罗〔９〕，不是坐在希腊罗马文学史上吗？杂文发展起来，倘不赶紧削，大约也未必没有扰乱文苑的危险。以古例今，很可能的，真不是一个好消息。但这一段话，我是和不是东西之流开开玩笑的，要使他爬耳搔腮，热剌剌的觉得他的世界有些灰色。前进的杂文作者，倒决不计算着这些。 其实，近一两年来，杂文集的出版，数量并不及诗歌，更其赶不上小说，慨叹于杂文的泛滥，还是一种胡说八道。只是作杂文的人比先前多几个，却是真的，虽然多几个，在四万万人口里面，算得什么，却就要谁来疾首蹙额？中国也真有一班人在恐怕中国有一点生气；用比喻说：此之谓“虎伥”。 这本集子的作者先前有一本《不惊人集》〔１０〕，我只见过一篇自序；书呢，不知道那里去了。这一回我希望一定能够出版，也给中国的著作界丰富一点。我不管这本书能否入于文艺之林，但我要背出一首诗来比一比：“夫子何为者？栖栖一代中。地犹鄹氏邑，宅接鲁王宫。叹凤嗟身否，伤麟怨道穷。今看两楹奠：犹与梦时同。”这是《唐诗三百首》〔１１〕里的第一首，是“文学概论”诗歌门里的所谓“诗”。但和我们不相干，那里能够及得这些杂文的和现在切贴，而且生动，泼剌，有益，而且也能移人情。能移人情，对不起得很，就不免要搅乱你们的文苑，至少，是将不是东西之流的唾向杂文的许多唾沫，一脚就踏得无踪无影了，只剩下一张满是油汗兼雪花膏的嘴脸。 这嘴脸当然还可以唠叨，说那一首“夫子何为者”并非好诗，并且时代也过去了。但是，文学正宗的招牌呢？“文艺的永久性”呢？ 我是爱读杂文的一个人，而且知道爱读杂文还不只我一个，因为它“言之有物”。我还更乐观于杂文的开展，日见其斑斓。第一是使中国的著作界热闹，活泼；第二是使不是东西之流缩头；第三是使所谓“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在相形之下，立刻显出不死#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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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士，历来算是一个美名，但有时也当作一个笑柄。最显著的，则有刺陈眉公的“翩然一只云中鹤，飞去飞来宰相衙”的诗，至今也还有人提及。〔２〕我以为这是一种误解。因为一方面，是“自视太高”，于是别方面也就“求之太高”，彼此“忘其所以”，不能“心照”，而又不能“不宣”，从此口舌也多起来了。 非隐士的心目中的隐士，是声闻不彰，息影山林的人物。但这种人物，世间是不会知道的。一到挂上隐士的招牌，则即使他并不“飞去飞来”，也一定难免有些表白，张扬；或是他的帮闲们的开锣喝道——隐士家里也会有帮闲，说起来似乎不近情理，但一到招牌可以换饭的时候，那是立刻就有帮闲的，这叫作“啃招牌边”。这一点，也颇为非隐士的人们所诟病，以为隐士身上而有油可揩，则隐士之阔绰可想了。其实这也是一种“求之太高”的误解，和硬要有名的隐士，老死山林中者相同。凡是有名的隐士，他总是已经有了“悠哉游哉，聊以卒岁”〔３〕的幸福的。倘不然，朝砍柴，昼耕田，晚浇菜，夜织屦，又那有吸烟品茗，吟诗作文的闲暇？陶渊明〔４〕先生是我们中国赫赫有名的大隐，一名“田园诗人”，自然，他并不办期刊，也赶不上吃“庚款”〔５〕，然而他有奴子。汉晋时候的奴子，是不但侍候主人，并且给主人种地，营商的，正是生财器具。所以虽是渊明先生，也还略略有些生财之道在，要不然，他老人家不但没有酒喝，而且没有饭吃，早已在东篱旁边饿死了。 所以我们倘要看看隐君子风，实际上也只能看看这样的隐君子，真的“隐君子”〔６〕是没法看到的。古今著作，足以汗牛而充栋〔７〕，但我们可能找出樵夫渔父的著作来？他们的著作是砍柴和打鱼。至于那些文士诗翁，自称什么钓徒樵子的，倒大抵是悠游自得的封翁或公子，何尝捏过钓竿或斧头柄。要在他们身上赏鉴隐逸气，我敢说，这只能怪自己胡涂。 登仕，是*n饭之道，归隐，也是*n饭之道。假使无法*n饭，那就连“隐”也隐不成了。“飞去飞来”，正是因为要“隐”，也就是因为要*n饭；肩出“隐士”的招牌来，挂在“城市山林”里，这就正是所谓“隐”，也就是*n饭之道。帮闲们或开锣，或喝道，那是因为自己还不配“隐”，所以只好揩一点“隐”油，其实也还不外乎*n饭之道。汉唐以来，实际上是入仕并不算鄙，隐居也不算高，而且也不算穷，必须欲“隐”而不得，这才看作士人的末路。唐末有一位诗人左偃〔８〕，自述他悲惨的境遇道：“谋隐谋官两无成”，是用七个字道破了所谓“隐”的秘密的。 “谋隐”无成，才是沦落，可见“隐”总和享福有些相关，至少是不必十分挣扎谋生，颇有悠闲的余裕。但赞颂悠闲，鼓吹烟茗，〔９〕却又是挣扎之一种，不过挣扎得隐藏一些。虽“隐”，也仍然要*n饭，所以招牌还是要油漆，要保护的。泰山崩，黄河溢，隐士们目无见，耳无闻，但苟有议及自己们或他的一伙的，则虽千里之外，半句之微，他便耳聪目明，奋袂而起，好像事件之大，远胜于宇宙之灭亡者，也就为了这缘故。其实连和苍蝇也何尝有什么相关。〔１０〕明白这一点，对于所谓“隐士”也就毫不诧异了，心照不宣，彼此都省事。 一月二十五日。 CC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日上海《太白》半月刊第一卷第十一期，署名长庚。 〔２〕陈眉公陈继儒（１５５８—１６３９），字仲醇，号眉公，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明代文学家、书画家。曾隐居小昆山，但又常周旋官绅间。“翩然一只云中鹤，飞去飞来宰相衙”是清代蒋士铨所作传奇《临川梦·隐奸》一出出场诗的末两句，全诗为：“妆点山林大架子，附庸风雅小名家。终南捷径无心走，处士虚声尽力夸。獭祭诗书充著作，蝇营钟鼎润烟霞。翩然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衙。”按松江古名云间，所以这诗曾被人认为是刺陈眉公的。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六日《申报·自由谈》刊登再青（阿英）的《明末的反山人文学》一文中，曾引用这一首诗。 〔３〕“悠哉游哉，聊以卒岁”语出《左传》襄公二十一年：“诗曰：‘优哉游哉，聊以卒岁’。”按现在的通行本《诗经》中并无“聊以卒岁”句；“优哉游哉”则见于《小雅·采菽》。〔４〕陶渊明参看本卷第１７３页注〔５〕。南朝梁钟嵘在《诗品》中称他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 〔５〕“庚款”指美英等国退还的庚子赔款。一九○○年（庚子）八国联军入侵我国，次年强迫清政府订立《辛丑条约》，其中规定付给各国“偿款”银四亿五千万两。后来英、美等国宣布将赔款中尚未付给的部分“退还”，作为在我国兴办学校、图书馆、医院等机构和设立各科学术文化奖金的经费。 〔６〕“隐君子”即隐士。语见《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老子，隐君子也。” 〔７〕汗牛充栋语出柳宗元《陆文通先生墓表》：“其为书，处则充栋宇，出则汗牛马。” 〔８〕左偃南唐诗人。《全唐诗》载有他的诗十首。“谋隐谋官两无成”，原作“谋身谋隐两无成”，是他的七律《寄韩侍郎》中的一句。〔９〕赞颂悠闲，鼓吹#p#副标题#e#
记得已是四年前的事了，时维二月，我和妇孺正陷在上海闸北的火线中〔２〕，眼见中国人的因为逃走或死亡而绝迹。后来仗着几个朋友的帮助，这才得进平和的英租界，难民虽然满路，居人却很安闲。和闸北相距不过四五里罢，就是一个这么不同的世界，——我们又怎么会想到哈尔滨。 这本稿子的到了我的桌上，已是今年的春天，我早重回闸北，周围又复熙熙攘攘的时候了。但却看见了五年以前，以及更早的哈尔滨。这自然还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精神是健全的，就是深恶文艺和功利有关的人，如果看起来，他不幸得很，他也难免不能毫无所得。 听说文学社曾经愿意给她付印，稿子呈到中央宣传部书报检查委员会那里去，搁了半年，结果是不许可。人常常会事后才聪明，回想起来，这正是当然的事：对于生的坚强和死的挣扎，恐怕也确是大背“训政”〔３〕之道的。今年五月，只为了《略谈皇帝》〔４〕这一篇文章，这一个气焰万丈的委员会就忽然烟消火灭，便是“以身作则”的实地大教训。奴隶社〔５〕以汗血换来的几文钱，想为这本书出版，却又在我们的上司“以身作则”的半年之后了，还要我写几句序。然而这几天，却又谣言蜂起，闸北的熙熙攘攘的居民，又在抱头鼠窜了，路上是骆驿不绝的行李车和人，路旁是黄白两色的外人，含笑在赏鉴这礼让之邦的盛况。自以为居于安全地带的报馆的报纸，则称这些逃命者为“庸人”或“愚民”。我却以为他们也许是聪明的，至少，是已经凭着经验，知道了煌煌的官样文章之不可信。他们还有些记性。 现在是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四的夜里，我在灯下再看完了《生死场》。周围像死一般寂静，听惯的邻人的谈话声没有了，食物的叫卖声也没有了，不过偶有远远的几声犬吠。想起来，英法租界当不是这情形，哈尔滨也不是这情形；我和那里的居人，彼此都怀着不同的心情，住在不同的世界。然而我的心现在却好像古井中水，不生微波，麻木的写了以上那些字。这正是奴隶的心！——但是，如果还是搅乱了读者的心呢？那么，我们还决不是奴才。 不过与其听我还在安坐中的牢骚话，不如快看下面的《生死场》，她才会给你们以坚强和挣扎的力气。鲁迅。 CC 〔１〕本篇最初印入《生死场》。 萧红（１９１１—１９４２），原名张薨莹，黑龙江呼兰县人，小说家。《生死场》是她所著的中篇小说，《奴隶丛书》之一，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上海容光书局出版。 〔２〕指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上海战争。 〔３〕“训政”孙中山提出的建国程序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在“训政时期”由政府对民众进行行使民权的训练。国民党政府曾于一九三一年六月公布所谓《训政时期约法》，借“训政”为名，剥夺人民一切民主权利，长期实行独裁统治。 〔４〕《略谈皇帝》应作《闲话皇帝》。一九三五年五月，上海《新生》周刊第二卷第十五期发表易水（艾寒松）的《闲话皇帝》一文，泛论古今中外的君主制度，涉及日本天皇，当时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即以“侮辱天皇，妨害邦交”为名提出抗议。国民党政府屈从压力，并趁机压制进步舆论，将《新生》周刊查封，由法院判处该刊主编杜重远一年二个月徒刑。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也因“失责”而撤销。参看本书《后记》及其注〔１３〕。〔５〕奴隶社一九三五年鲁迅为编印几个青年作者的作品而拟定的一个社团名称。以奴隶社名义出版的《奴隶丛书》，除《生死场》外，还有叶紫的《丰收》和田军的《八月的乡村》。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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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文坛上的战术，有几手是恢复了五六年前的太阳社式〔２〕，年纪大又成为一种罪状了，叫作“倚老卖老”〔３〕。 其实呢，罪是并不在“老”，而在于“卖”的，假使他在叉麻酱，念弥陀，一字不写，就决不会惹青年作家的口诛笔伐。如果这推测并不错，文坛上可又要增添各样的罪人了，因为现在的作家，有几位总不免在他的“作品”之外，附送一点特产的赠品。有的卖富，说卖稿的文人的作品，都是要不得的；有人指出了他的诗思不过在太太的奁资中，就有帮闲的来说这人是因为得不到这样的太太，恰如狐狸的吃不到葡萄，所以只好说葡萄酸〔４〕。有的卖穷，或卖病，说他的作品是挨饿三天，吐血十口，这才做出来的，所以与众不同。有的卖穷和富，说这刊物是因为受了文阀文僚的排挤，自掏腰包，忍痛印出来的，所以又与众不同〔５〕。有的卖孝，说自己做这样的文章，是因为怕父亲将来吃苦的缘故〔６〕，那可更了不得，价值简直和李密的《陈情表》〔７〕不相上下了。有的就是衔烟斗，穿洋服，唉声叹气，顾影自怜，老是记着自己的韶年玉貌的少年哥儿，这里和“卖老”相对，姑且叫他“卖俏”罢。不过中国的社会上，“卖老”的真也特别多。女人会穿针，有什么希奇呢，一到一百多岁，就可以开大会，穿给大家看〔８〕，顺便还捐钱了。说中国人“起码要学狗”，倘是小学生的作文，是会遭先生的板子的，但大了几十年，新闻上就大登特登，还用方体字标题道：“皤然一老莅故都，吴稚晖语妙天下”〔９〕；劝人解囊赈灾的文章，并不少见，而文中自述年纪曰：“余年九十六岁矣”者，却只有马相伯〔１０〕先生。但普通都不谓之“卖”，另有极好的称呼，叫作“有价值”。 “老作家”的“老”字，就是一宗罪案，这法律在文坛上已经好几年了，不过或者指为落伍，或者说是把持，……总没有指出明白的坏处。这回才由上海的青年作家揭发了要点，是在“卖”他的“老”。 那就不足虑了，很容易扫荡。中国各业，多老牌子，文坛却并不然，创作了几年，就或者做官，或者改业，或者教书，或者卷逃，或者经商，或者造反，或者送命……不见了。“老”在那里的原已寥寥无几，真有些像耆英会里的一百多岁的老太婆，居然会活到现在，连“民之父母”也觉得希奇古怪。而且她还会穿针，就尤其希奇古怪，使街头巷尾弄得闹嚷嚷。然而呀了，这其实是为了奉旨旌表的缘故，如果一个十六七岁的漂亮姑娘登台穿起针来，看的人也决不会少的。谁有“卖老”的吗？一遇到少的俏的就倒。 不过中国的文坛虽然幼稚，昏暗，却还没有这么简单；读者虽说被“养成一种‘看热闹’的情趣”〔１１〕，但有辨别力的也不少，而且还在多起来。所以专门“卖老”，是不行的，因为文坛究竟不是养老堂，又所以专门“卖俏”，也不行的，因为文坛究竟也不是妓院。 二卖俱非，由非见是，混沌之辈，以为两伤。 九月十二日。 CC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十月《文学》月刊第五卷第四号“文学论坛”栏，署名隼。 〔２〕太阳社文学团体，一九二七年下半年在上海成立，主要成员有蒋光慈、钱杏邨、孟超等，提倡革命文学。在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中，该社和创造社都曾奚落过鲁迅年老。 〔３〕“倚老卖老”《星火》第一卷第四期（一九三五年八月）刊有署名巴山（杨邨人）的《文坛三家》一文，就《文坛三户》含沙射影地攻击鲁迅：“这一种版税作家，名利双收，倚老卖老。”〔４〕指邵洵美。他在自办的《十日谈》旬刊第二期（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日）发表文章，攻击有些人“总是因为没有饭吃，或是有了饭吃不饱”，所以作文卖稿的。他自己却靠岳家官僚资本家盛宣怀的钱开书店，办刊物。鲁迅在《登龙术拾遗》中曾讽刺他“有富岳家，有阔太太，用赔嫁钱，作文学资本”，不久，《中央日报》上就刊出署名“圣闲”的《“女婿”的蔓延》一文，攻击鲁迅说：“狐狸吃不到葡萄，说葡萄是酸的，自己娶不到富妻子，于是对于一切有富岳家的人发生了妒忌”。参看《准风月谈·后记》。 〔５〕指杨邨人、杜衡等办的《星火》月刊。该刊创刊号所载《〈星火〉前致词》中说，当时“文坛已经被垄断”，“在目前这充满了黑暗的文坛上，形成了军阀割据似的局面的文坛上，并不是每一个诚恳的为文艺而努力的青年都能得到他的应得的立足地。”因此他们要办一个“完全是自己的刊物”，“为筹划开始几期的印刷费，我们的几十个同人从最迫切的生活费用上三块五块的省下钞来，逐月积蓄，一直积蓄了几近半年之久，才算够上了我们的预算，于是才大胆的把创刊号付印了。” 〔６〕这里是指杨邨人。他在《读书杂志》第三卷第一期（一九三三年一月）发表的《离开政党生活的战壕》中说：“回过头来看我自己，父老家贫弟幼，漂泊半生，一事无成，革命何时才成功，我的家人现在在作饿殍不能过日，将来革命就是成功，以湘鄂西苏区的情形来推测，我的家人也不免作饿殍作叫化子的。还是：留得青山在，且顾自家人吧了！病中，千思万想，终#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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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相轻”是局外人或假充局外人的话。如果自己是这局面中人之一，那就是非被轻则是轻人，他决不用这对等的“相”字。但到无可奈何的时候，却也可以拿这四个字来遮掩一下。这遮掩是逃路，然而也仍然是战术，所以这口诀还被有一些人所宝爱。 不过这是后来的话。在先，当然是“轻”。 “轻”之术很不少。粗糙的说：大略有三种。一种是自卑，自己先躺在垃圾里，然后来拖敌人，就是“我是畜生，但是我叫你爹爹，你既是畜生的爹爹，可见你也是畜生了”的法子。这形容自然未免过火一点，然而较文雅的现象，文坛上却并不怎么少见的。埋伏之法，是甲乙两人的作品，思想和技术，分明不同，甚而至于相反的，某乙却偏要设法表明，说惟独自己的作品乃是某甲的嫡派；补救之法，是某乙的缺点倘被某甲所指摘，他就说这些事情正是某甲所具备，而且自己也正从某甲那里学了来的。此外，已经把别人评得一钱不值了，临末却又很谦虚的声明自己并非批评家，凡有所说，也许全等于放屁之类，也属于这一派。 一种是最正式的，就是自高，一面把不利于自己的批评，统统谓之“漫骂”，一面又竭力宣扬自己的好处，准备跨过别人。但这方法比较的麻烦，因为除“辟谣”之外，自吹自擂是究竟不很雅观的，所以做这些文章时，自己得另用一个笔名，或者邀一些“讲交道”的“朋友”来互助。不过弄得不好，那些“朋友”就会变成保驾的打手或抬驾的轿夫，而使那“朋友”会变成这一类人物的，则这御驾一定不过是有些手势的花花公子，抬来抬去，终于脱不了原形，一年半载之后，花花之上也再添不上什么花头去，而且打手轿夫，要而言之，也究竟要工食，倘非腰包饱满，是没法维持的。如果能用死轿夫，如袁中郎或“晚明二十家”之流来抬，再请一位活名人喝道〔２〕，自然较为轻而易举，但看过去的成绩和效验，可也并不见佳。 还有一种是自己连名字也并不抛头露面，只用匿名或由“朋友”给敌人以“批评”——要时髦些，就可以说是“批判”。尤其要紧的是给与一个名称，像一般的“诨名”一样。 因为读者大众的对于某一作者，是未必和“批评”或“批判”者同仇敌慨的，一篇文章，纵使题目用头号字印成，他们也不大起劲，现在制出一个简括的诨名，就可以比较的不容易忘记了。在近十年来的中国文坛上，这法术，用是也常用的，但效果却很小。 法术原是极利害，极致命的法术。果戈理夸俄国人之善于给别人起名号——或者也是自夸——说是名号一出，就是你跑到天涯海角，它也要跟着你走，怎么摆也摆不脱〔３〕。这正如传神的写意画，并不细画须眉，并不写上名字，不过寥寥几笔，而神情毕肖，只要见过被画者的人，一看就知道这是谁；夸张了这人的特长——不论优点或弱点，却更知道这是谁。可惜我们中国人并不怎样擅长这本领。起源，是古的。从汉末到六朝之所谓“品题”，如“关东觥觥郭子横”〔４〕，“五经纷纶井大春”〔５〕，就是这法术，但说的是优点居多。梁山泊上一百另八条好汉都有诨名，也是这一类，不过着眼多在形体，如“花和尚鲁智深”和“青面兽杨志”，或者才能，如“浪里白跳张顺”和“鼓上蚤时迁”等，并不能提挈这人的全般。直到后来的讼师，写状之际，还常常给被告加上一个诨名，以见他原是流氓地痞一类，然而不久也就拆穿西洋镜，即使毫无才能的师爷，也知道这是不足注意的了。现在的所谓文人，除了改用几个新名词之外，也并无进步，所以那些“批判”，结果还大抵是徒劳。 这失败之处，是在不切帖。批评一个人，得到结论，加以简括的名称，虽只寥寥数字，却很要明确的判断力和表现的才能的。必须切帖，这才和被批判者不相离，这才会跟了他跑到天涯海角。现在却大抵只是漫然的抓了一时之所谓恶名，摔了过去：或“封建余孽”，或“布尔乔亚”，或“破锣”，或“无政府主义者”，或“利己主义者”……等等；而且怕一个不够致命，又连用些什么“无政府主义封建余孽”或“布尔乔亚破锣利己主义者”；怕一人说没有力，约朋友各给他一个；怕说一回还太少，一年内连给他几个：时时改换，个个不同。这举棋不定，就因为观察不精，因而品题也不确，所以即使用尽死劲，流完大汗，写了出去，也还是和对方不相干，就是用浆糊粘在他身上，不久也就脱落了。汽车夫发怒，便骂洋车夫阿四一声“猪猡”，顽皮孩子高兴，也会在卖炒白果阿五的背上画一个乌龟，虽然也许博得市侩们的一笑，但他们是决不因此就得“猪猡阿四”或“乌龟阿五”的诨名的。此理易明：因为不切帖。 五四时代的所谓“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６〕，是指做“载飞载鸣”〔７〕的文章和抱住《文选》寻字汇的人们的，而某一种人确也是这一流，形容惬当，所以这名目的流传也较为永久。除此之外，恐怕也没有什么还留在大家的记忆里了。到现在，和这八个字可以匹敌的，或者只好推“洋场恶少”和“革命小贩”〔８〕了罢。前一联出于古之“京”，后一联出于今之“海”。 创作难，就是给人起一个称号或诨名也不易。假使有谁能起颠扑不破的诨名#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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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文学社问 这试题很难解答。 因为唐代传奇，是至今还有标本可见的，但现在之所谓六朝小说，我们所依据的只是从《新唐书艺文志》〔２〕以至清《四库书目》〔３〕的判定，有许多种，在六朝当时，却并不视为小说。例如《汉武故事》，《西京杂记》，《搜神记》，《续齐谐记》〔４〕等，直至刘癲的《唐书经籍志》〔５〕，还属于史部起居注和杂传类里的。那时还相信神仙和鬼神，并不以为虚造，所以所记虽有仙凡和幽明之殊，却都是史的一类。 况且从晋到隋的书目，现在一种也不存在了，我们已无从知道那时所视为小说的是什么，有怎样的形式和内容。现存的惟一最早的目录只有《隋书经籍志》〔６〕，修者自谓“远览马史班书，近观王阮志录”，也许尚存王俭〔７〕《今书七志》，阮孝绪〔８〕《七录》的痕迹罢，但所录小说二十五种中，现存的却只有《燕丹子》〔９〕和刘义庆撰《世说》合刘孝标注〔１０〕两种了。此外，则《郭子》，《笑林》，殷芸《小说》，《水饰》〔１１〕，及当时以为隋代已亡的《青史子》，《语林》〔１２〕等，还能在唐宋类书里遇见一点遗文。 单从上述这些材料来看，武断的说起来，则六朝人小说，是没有记叙神仙或鬼怪的，所写的几乎都是人事；文笔是简洁的；材料是笑柄，谈资；但好像很排斥虚构，例如《世说新语》说裴启《语林》记谢安语不实，〔１３〕谢安一说，这书即大损声价云云，就是。 唐代传奇文可就大两样了：神仙人鬼妖物，都可以随便驱使；文笔是精细，曲折的，至于被崇尚简古者所诟病；所叙的事，也大抵具有首尾和波澜，不止一点断片的谈柄；而且作者往往故意显示着这事迹的虚构，以见他想象的才能了。 但六朝人也并非不能想象和描写，不过他不用于小说，这类文章，那时也不谓之小说。例如阮籍的《大人先生传》，陶潜的《桃花源记》〔１４〕，其实倒和后来的唐代传奇文相近；就是嵇康的《圣贤高士传赞》〔１５〕（今仅有辑本），葛洪的《神仙传》〔１６〕，也可以看作唐人传奇文的祖师的。李公佐作《南柯太守传》，李肇为之赞〔１７〕，这就是嵇康的《高士传》法；陈鸿《长恨传》置白居易的长歌之前〔１８〕，元稹的《?传》既录《会真诗》，又举李公垂《?歌》之名作结〔１９〕，也令人不能不想到《桃花源记》。 至于他们之所以著作，那是无论六朝或唐人，都是有所为的。《隋书经籍志》抄《汉书艺文志》〔２０〕说，以著录小说，比之“询于刍荛”，就是以为虽然小说，也有所为的明证。不过在实际上，这有所为的范围却缩小了。晋人尚清谈，讲标格，常以寥寥数言，立致通显，所以那时的小说，多是记载畸行隽语的《世说》一类，其实是借口舌取名位的入门书。唐以诗文取士，但也看社会上的名声，所以士子入京应试，也须豫先干谒名公，呈献诗文，冀其称誉，这诗文叫作“行卷”。诗文既滥，人不欲观，有的就用传奇文，来希图一新耳目，获得特效了，于是那时的传奇文，也就和“敲门砖”很有关系。但自然，只被风气所推，无所为而作者，却也并非没有的。五月三日。 CC 〔１〕本篇最初印入《文学百题》一书。 文学社，即《文学》月刊社。《文学》月刊，傅东华、郑振铎编，一九三三年七月创刊，一九三六年七月第七卷起由王统照接编，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停刊，上海生活书店出版。该社曾拟定有关文学的问题一百个，分别约人撰稿，编成《文学百题》，于一九三五年七月由生活书店出版。 〔２〕《新唐书·艺文志》《新唐书》系宋代欧阳修等撰。其中《艺文志》四卷，是古代到唐代的书籍的目录。 〔３〕《四库书目》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参看本卷第５９页注〔１１〕、第１３９页注〔３〕。〔４〕《汉武故事》一卷，相传为汉代班固或南朝齐王俭著，所记多系关于汉武帝的传说。《西京杂记》，六卷，相传为汉代刘歆或晋代葛洪所著，所记都是汉武帝时杂事。《搜神记》，二十卷，相传为晋代干宝著，内容都是神怪故事。《续齐谐记》，一卷，南朝梁吴均著，内容也是神怪故事。（按“齐谐”出于《庄子·逍遥游》：“齐谐者，志怪者也。”） 〔５〕刘癲（８８７—９４６）字耀远，涿州归义（今河北雄县）人，后晋时官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他所监修的《唐书》，通称《旧唐书》，共二百卷。其中《经籍志》二卷，是从古代到唐代书籍的目录，内容较《新唐书·艺文志》简略。 〔６〕《隋书·经籍志》《隋书》，唐代魏征等撰。其中“十志”部分，题长孙无忌撰。《经籍志》，四卷，是继《汉书·艺文志》后又一部古代文献总录，除著录当时所存的著作以外，还附载一些已亡佚的书，并论述学术的源流。它采用经史子集四部的图书分类法，一直沿用到清代。“远览马《史》班《书》，近观王阮《志》《录》；挹其风流体制，削其浮杂鄙俚，离其疏远，合其近密；约文绪义，凡五十五篇。”是《隋书·经籍志》引论中的话。 〔７〕王俭（４５２—４８#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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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来，中国已经有了一些作家，多少作品，而且至今还没有完结，所以有个“文坛”，是毫无可疑的。不过搬出去开博览会，却还得顾虑一下。 因为文字的难，学校的少，我们的作家里面，恐怕未必有村姑变成的才女，牧童化出的文豪。古时候听说有过一面看牛牧羊，一面读经，终于成了学者的人的，但现在恐怕未必有。——我说了两回“恐怕未必”，倘真有例外的天才，尚希鉴原为幸。要之，凡有弄弄笔墨的人们，他先前总有一点凭借：不是祖遗的正在少下去的钱，就是父积的还在多起来的钱。要不然，他就无缘读书识字。现在虽然有了识字运动，我也不相信能够由此运出作家来。所以这文坛，从阴暗这方面看起来，暂时大约还要被两大类子弟，就是“破落户”和“暴发户”所占据。 已非暴发，又未破落的，自然也颇有出些著作的人，但这并非第三种，不近于甲，即近于乙的，至于掏腰包印书，仗奁资出版者，那是文坛上的捐班，更不在本论范围之内。所以要说专仗笔墨的作者，首先还得求之于破落户中。他先世也许暴发过，但现在是文雅胜于算盘，家景大不如意了，然而又因此看见世态的炎凉，人生的苦乐，于是真的有些抚今追昔，“缠绵悱恻”起来。一叹天时不良，二叹地理可恶，三叹自己无能。但这无能又并非真无能，乃是自己不屑有能，所以这无能的高尚，倒远在有能之上。你们剑拔弩张，汗流浃背，到底做成了些什么呢？惟我的颓唐相，是“十年一觉扬州梦”〔２〕惟我的破衣上，是“襟上杭州旧酒痕”〔３〕，连懒态和污渍，也都有历史的甚深意义的。可惜俗人不懂得，于是他们的杰作上，就大抵放射着一种特别的神彩，是：“顾影自怜”。暴发户作家的作品，表面上和破落户的并无不同。因为他意在用墨水洗去铜臭，这才爬上一向为破落户所主宰的文坛来，以自附于“风雅之林”，又并不想另树一帜，因此也决不标新立异。但仔细一看，却是属于别一本户口册上的；他究竟显得浅薄，而且装腔，学样。房里会有断句的诸子，看不懂；案头也会有石印的骈文，读不断。也会嚷“襟上杭州旧酒痕”呀，但一面又怕别人疑心他穿破衣，总得设法表示他所穿的乃是笔挺的洋服或簇新的绸衫；也会说“十年一觉扬州梦”的，但其实倒是并不挥霍的好品行，因为暴发户之于金钱，觉得比懒态和污渍更有历史的甚深的意义。破落户的颓唐，是掉下来的悲声，暴发户的做作的颓唐，却是“爬上去”的手段。所以那些作品，即使摹拟到和破落户的杰作几乎相同，但一定还差一尘：他其实并不“顾影自怜”，倒在“沾沾自喜”。 这“沾沾自喜”的神情，从破落户的眼睛看来，就是所谓“小家子相”，也就是所谓“俗”。风雅的定律，一个人离开“本色”，是就要“俗”的。不识字人不算俗，他要掉文，又掉不对，就俗；富家儿郎也不算俗，他要做诗，又做不好，就俗了。这在文坛上，向来为破落户所鄙弃。 然而破落户到了破落不堪的时候，这两户却有时可以交融起来的。如果谁有在找“词汇”的《文选》，大可以查一查，我记得里面就有一篇弹文，所弹的乃是一个败落的世家，把女儿嫁给了暴发而冒充世家的满家子〔４〕：这就足见两户的怎样反拨，也怎样的联合了。文坛上自然也有这现象；但在作品上的影响，却不过使暴发户增添一些得意之色，破落户则对于“俗”变为谦和，向别方面大谈其风雅而已：并不怎么大。 暴发户爬上文坛，固然未能免俗，历时既久，一面持筹握算，一面诵诗读书，数代以后，就雅起来，待到藏书日多，藏钱日少的时候，便有做真的破落户文学的资格了。然而时势的飞速的变化，有时能不给他这许多修养的工夫，于是暴发不久，破落随之，既“沾沾自喜”，也“顾影自怜”，但却又失去了“沾沽自喜”的确信，可又还没有配得“顾影自怜”的风姿，仅存无聊，连古之所谓雅俗也说不上了。向来无定名，我姑且名之为“破落暴发户”罢。这一户，此后是恐怕要多起来的。但还要有变化：向积极方面走，是恶少；向消极方面走，是瘪三。 使中国的文学有起色的人，在这三户之外。 六月六日。 CC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七月《文学》月刊第五卷第一号“文学论坛”栏，署名干。 〔２〕“十年一觉扬州梦”唐代诗人杜牧《遣怀》一诗中的句子。〔３〕“襟上杭州旧酒痕”唐代诗人白居易《故衫》一诗中的句子。 〔４〕即《文选》卷四十“弹事”类所录南朝梁沈约《奏弹王源》一文。文中说：“风闻东海王源嫁女与富阳满氏……托姻结好，唯利是求，玷辱流辈，莫斯为甚……岂有六卿之胄，纳女于管库之人……宜OE呉悦骺疲?碇?魑椤！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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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有谁经过西长安街一带的，总可以看见几个衣履破碎的穷苦孩子叫卖报纸。记得三四年前，在他们身上偶而还剩有制服模样的残余；再早，就更体面，简直是童子军〔１〕的拟态。 那是中华民国八年，即西历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对于山东问题〔２〕的示威运动以后，因为当时散传单的是童子军，不知怎的竟惹了投机家的注意，童子军式的卖报孩子就出现了。其年十二月，日本公使小幡酉吉抗议排日运动〔３〕，情形和今年大致相同；只是我们的卖报孩子却穿破了第一身新衣以后，便不再做，只见得年不如年地显出穷苦。 我在《新青年》的《随感录》〔４〕中做些短评，还在这前一年，因为所评论的多是小问题，所以无可道，原因也大都忘却了。但就现在的文字看起来，除几条泛论之外，有的是对于扶乩，静坐，打拳而发的；有的是对于所谓“保存国粹”而发的；有的是对于那时旧官僚的以经验自豪而发的；有的是对于上海《时报》的讽刺画而发的〔５〕。记得当时的《新青年》，是正在四面受敌之中，我所对付的不过一小部分；其他大事，则本志具在，无须我多言。 五四运动之后，我没有写什么文字，现在已经说不清是不做，还是散失消灭的了。但那时革新运动，表面上却颇有些成功，于是主张革新的也就蓬蓬勃勃，而且有许多还就是在先讥笑，嘲骂《新青年》的人们，但他们却是另起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名目：新文化运动。这也就是后来又将这名目反套在《新青年》身上，而又加以嘲骂讥笑的，正如笑骂白话文的人，往往自称最得风气之先，早经主张过白话文一样。 再后，更无可道了。只记得一九二一年中的一篇是对于所谓“虚无哲学”而发的；更后一年则大抵对于上海之所谓“国学家”而发，不知怎的那时忽而有许多人都自命为国学家了。 自《新青年》出版以来，一切应之而嘲骂改革，后来又赞成改革，后来又嘲骂改革者，现在拟态的制服早已破碎，显出自身的本相来了，真所谓“事实胜于雄辩”，又何待于纸笔喉舌的批评。所以我的应时的浅薄的文字，也应该置之不顾，一任其消灭的；但几个朋友却以为现状和那时并没有大两样，也还可以存留，给我编辑起来了。这正是我所悲哀的。我以为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因为这正如白血轮之酿成疮疖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则当它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证明着病菌尚在。 但如果凡我所写，的确都是冷的呢？则它的生命原来就没有，更谈不到中国的病证究竟如何。然而，无情的冷嘲和有情的讽刺相去本不及一张纸，对于周围的感受和反应，又大概是所谓“如鱼饮水冷暖自知”〔６〕的；我却觉得周围的空气太寒冽了，我自说我的话，所以反而称之曰《热风》。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三日之夜，鲁迅。 〔１〕童子军资产阶级对在学少年儿童进行军事化训练的一种组织。由英国军官贝登堡于一九○八年创立，不久即流行于各资本主义国家。一九一二年中国开始有这种组织。五四运动期间，有童子军参加散发传单等活动。 〔２〕山东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国家于一九一九年一月召开分赃的“巴黎和会”，中国虽作为战胜国被邀参加，但会议在英、美、法等帝国主义操纵下，公然决议将战败的德国根据一八九八年中德《胶澳租界条约》在我国山东攫取的各种特权，完全让与日本，而北洋政府竟准备在和约上签字。消息传来，举国愤怒。北京学生在五月四日首先罢课，集会游行，反对巴黎和会决议，要求惩办亲日派官僚。北京学生的这次斗争，成为伟大的五四运动的开端。 〔３〕小幡酉吉抗议排日运动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中国各地爱国群众纷纷开展抵制日货运动。日本驻福州领事馆为破坏这个运动，于十一月十五日派出日本浪人和便衣警察，殴打表演爱国新剧的学生。次日，又打死打伤学生和市民多人，造成引起全国公愤的福州惨案。日本驻华公使小幡酉吉反而于十二月五日向中国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议”，硬说“事件责任全在中国”，要求取缔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小幡酉吉前此曾任日本驻中国的参赞，一九一五年帮助日本公使日置益和袁世凯订立所谓“二十一条”的条约。 〔４〕《随感录》《新青年》从一九一八年四月第四卷第四号起，发表关于社会和文化的短评，总题为《随感录》。起初各篇都只标明次第数码，没有单独的篇名，从第五十六篇起才在总题之下有各篇的题目。作者在《新青年》发表这种短评，是从一九一八年九月第五卷第三号的《随感录二十五》开始，到一九一九年十一月该刊第六卷第六号的《六十六生命的路》为止，共二十七篇，后全部收在本书中。 〔５〕这里说的上海《时报》，应为上海《时事新报》，参看本书《随感录四十六》及其注〔３〕。 〔６〕“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北宋僧人道原《传灯录·蒙山道明》：“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南宋岳珂《[木呈]史·记龙眠海会图》又有“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话。〖制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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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以一九三○年三月至沪，出纳图书，既勤且谨，兼修绘事，斐然有成。中遭艰巨，笃行靡改，扶危济急，公私两全。越三三年七月，因病归国休养，方期再造，展其英才，而药石无灵，终以不起，年仅二十有八。呜呼，昊天难测，蕙荃早摧，晔晔青春，永门必玄壤，忝居友列，衔哀记焉。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二日，会稽鲁迅撰。 CC 〔１〕本篇在收入本书前未在报刊上发表过。 鎌田诚一（１９０５—１９３４），日本人，内山书店职员。参看本书《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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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日本三笠书房《陀思妥夫斯基全集》普及本作到了关于陀思妥夫斯基〔２〕，不能不说一两句话的时候了。说什么呢？他太伟大了，而自己却没有很细心的读过他的作品。 回想起来，在年青时候，读了伟大的文学者的作品，虽然敬服那作者，然而总不能爱的，一共有两个人。一个是但丁〔３〕，那《神曲》的《炼狱》里，就有我所爱的异端在；有些鬼魂还在把很重的石头，推上峻峭的岩壁去。这是极吃力的工作，但一松手，可就立刻压烂了自己。不知怎地，自己也好像很是疲乏了。于是我就在这地方停住，没有能够走到天国去。 还有一个，就是陀思妥夫斯基。一读他二十四岁时所作的《穷人》，就已经吃惊于他那暮年似的孤寂。到后来，他竟作为罪孽深重的罪人，同时也是残酷的拷问官而出现了。他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它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而且还不肯爽利的处死，竭力要放它们活得长久。而这陀思妥夫斯基，则仿佛就在和罪人一同苦恼，和拷问官一同高兴着似的。这决不是平常人做得到的事情，总而言之，就因为伟大的缘故。但我自己，却常常想废书不观。 医学者往往用病态来解释陀思妥夫斯基的作品。这伦勃罗梭〔４〕式的说明，在现今的大多数的国度里，恐怕实在也非常便利，能得一般人们的赞许的。但是，即使他是神经病者，也是俄国专制时代的神经病者，倘若谁身受了和他相类的重压，那么，愈身受，也就会愈懂得他那夹着夸张的真实，热到发冷的热情，快要破裂的忍从，于是爱他起来的罢。 不过作为中国的读者的我，却还不能熟悉陀思妥夫斯基式的忍从——对于横逆之来的真正的忍从。在中国，没有俄国的基督。在中国，君临的是“礼”，不是神。百分之百的忍从，在未嫁就死了定婚的丈夫，坚苦的一直硬活到八十岁的所谓节妇身上，也许偶然可以发见罢，但在一般的人们，却没有。忍从的形式，是有的，然而陀思妥夫斯基式的掘下去，我以为恐怕也还是虚伪。因为压迫者指为被压迫者的不德之一的这虚伪，对于同类，是恶，而对于压迫者，却是道德的。但是，陀思妥夫斯基式的忍从，终于也并不只成了说教或抗议就完结。因为这是当不住的忍从，太伟大的忍从的缘故。人们也只好带着罪业，一直闯进但丁的天国，在这里这才大家合唱着，再来修练天人的功德了。只有中庸的人，固然并无堕入地狱的危险，但也恐怕进不了天国的罢。十一月二十日。 CC 〔１〕本篇原用日文写作，最初发表于日本《文艺》杂志一九三六年二月号，中译文亦于一九三六年二月同时在上海《青年界》月刊第九卷第二期和《海燕》月刊第二期发表。参看本书《后记》。 〔２〕陀思妥夫斯基参看本卷第７０页注〔１１〕。〔３〕但丁（ＤａｎｔｅＡｌｉｇｈｉèｒｉ，１２６５—１３２１）意大利诗人，《神曲》是他的代表作，通过作者在阴间游历的幻想，揭露了中世纪贵族和教会的罪恶。全诗分《地狱》、《炼狱》、《天堂》三部。“炼狱”又译作“净界”，天主教传说，是人死后入天国前洗净生前罪孽的地方。〔４〕伦勃罗梭（ＣＬｏｍｂｒｏｓｏ，１８３６—１９０９）意大利精神病学者，刑事人类学派的代表。著有《天才论》、《犯罪者论》等书。他认为“犯罪”是自有人类以来长期遗传的结果，提出反动的“先天犯罪”说，主张对“先天犯罪”者采取死刑、终身隔离、消除生殖机能等以“保卫社会”。他的学说曾被德国法西斯采用。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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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或书信，是向来有些读者的。先前是在看朝章国故，丽句清词，如何抑扬，怎样请托，于是害得名人连写日记和信也不敢随随便便。晋人写信，已经得声明“匆匆不暇草书”〔２〕，今人作日记，竟日日要防传钞，来不及出版。王尔德的自述，至今还有一部分未曾公开〔３〕，罗曼罗兰的日记，约在死后十年才可发表〔４〕，这在我们中国恐怕办不到。 不过现在的读文人的非文学作品，大约目的已经有些和古之人不同，是比较的欧化了的：远之，在钩稽文坛的故实，近之，在探索作者的生平。而后者似乎要居多数。因为一个人的言行，总有一部分愿意别人知道，或者不妨给别人知道，但有一部分却不然。然而一个人的脾气，又偏爱知道别人不肯给人知道的一部分，于是尺牍就有了出路。这并非等于窥探门缝，意在发人的阴私，实在是因为要知道这人的全般，就是从不经意处，看出这人——社会的一分子的真实。 就是在“文学概论”上有了名目的创作上，作者本来也掩不住自己，无论写的是什么，这个人总还是这个人，不过加了些藻饰，有了些排场，仿佛穿上了制服。写信固然比较的随便，然而做作惯了的，仍不免带些惯性，别人以为他这回是赤条条的上场了罢，他其实还是穿着肉色紧身小衫裤，甚至于用了平常决不应用的奶罩。话虽如此，比起峨冠博带的时候来，这一回可究竟较近于真实。所以从作家的日记或尺牍上，往往能得到比看他的作品更其明晰的意见，也就是他自己的简洁的注释。不过也不能十分当真。有些作者，是连账簿也用心机的，叔本华记账就用梵文〔５〕，不愿意别人明白。 另境先生的编这部书，我想是为了显示文人的全貌的，好在用心之古奥如叔本华先生者，中国还未必有。只是我的做序，可不比写信，总不免用些做序的拳经：这是要请编者读者，大家心照的。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五夜，鲁迅记于上海闸北之且介亭。 CC 〔１〕本篇最初印入《现代作家书简》。 孔另境（１９０４—１９７２），浙江桐乡人。他所编的《当代文人尺牍钞》于一九三六年五月由生活书店出版，改题《现代作家书简》，收作家五十八人的书信二一九封。 〔２〕“匆匆不暇草书”《晋书·卫恒传》载：“恒善草、隶书，为《四体书势》，曰：‘……弘农张伯英者……凡家之衣帛，必书而后练之。临池学书，池水尽黑。下笔必为楷则，号匆匆不暇草书。’”按张伯英名芝，后汉人，善草书，人称草圣。 〔３〕王尔德的自述指王尔德在狱中写给艾尔弗雷德·道格拉斯的一封长信，即《狱中记》。一八九七年王尔德出狱后将这信交给好友罗伯特·罗斯。罗斯于王尔德死后曾将它删节发表，一九四九年十月才由王尔德的次子维维安·霍兰初次将它全文发表。〔４〕罗曼罗兰（ＲｏｍａｉｎＲｏｌｌａｎｄ，１８６６—１９４４）法国作家、社会活动家。著有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传记《贝多芬传》等。一九二九年六月，他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旅居瑞士所记的《战时日记》原稿（分订二十九册，最后一册记于巴黎）交瑞士巴塞尔大学图书馆保存，又将三份打字稿分交苏联列宁图书馆、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瑞典斯德哥尔摩的诺贝尔学院图书馆。要求各保管者到一九五五年一月一日才可以启封，并译成各该国文字出版。〔５〕叔本华（ＡＳｃｈｏｐｅｎｈａｕｅｒ，１７８８—１８６０）德国哲学家，唯意志论者。梵文，古印度的文字。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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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伦堡（ＩｌｉａＥｈｒｅｎｂｕｒｇ）〔２〕论法国的上流社会文学家之后，他说，此外也还有一些不同的人们：“教授们无声无息地在他们的书房里工作着，实验Ｘ光线疗法的医生死在他们的职务上，奋身去救自己的伙伴的渔夫悄然沉没在大洋里面。 ……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另一方面却是荒淫与无耻。” 这末两句，真也好像说着现在的中国。然而中国是还有更其甚的呢。手头没有书，说不清见于那里的了，也许是已经汉译了的日本箭内亘〔３〕氏的著作罢，他曾经一一记述了宋代的人民怎样为蒙古人所淫杀，俘获，践踏和奴使。然而南宋的小朝廷却仍旧向残山剩水间的黎民施威，在残山剩水间行乐；逃到那里，气焰和奢华就跟到那里，颓靡和贪婪也跟到那里。“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若要富，跟着行在卖酒醋。”〔４〕这是当时的百姓提取了朝政的精华的结语。 人民在欺骗和压制之下，失了力量，哑了声音，至多也不过有几句民谣。“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５〕就是秦始皇隋炀帝，他会自承无道么？百姓就只好永远箝口结舌，相率被杀，被奴。这情形一直继续下来，谁也忘记了开口，但也许不能开口。即以前清末年而论，大事件不可谓不多了：雅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政变，义和拳变，八国联军，以至民元革命。然而我们没有一部像样的历史的著作，更不必说文学作品了。“莫谈国事”，是我们做小民的本分。我们的学者〔６〕也曾说过：要征服中国，必须征服中国民族的心。其实，中国民族的心，有些是早给我们的圣君贤相武将帮闲之辈征服了的。近如东三省被占之后，听说北平富户，就不愿意关外的难民来租房子，因为怕他们付不出房租。在南方呢，恐怕义军的消息，未必能及鞭毙土匪，蒸骨验尸，阮玲玉〔７〕自杀，姚锦屏化男〔８〕的能够耸动大家的耳目罢？“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另一方面却是荒淫与无耻。” 但是，不知道是人民进步了，还是时代太近，还未湮没的缘故，我却见过几种说述关于东三省被占的事情的小说。这《八月的乡村》，即是很好的一部，虽然有些近乎短篇的连续，结构和描写人物的手段，也不能比法捷耶夫的《毁灭》〔９〕，然而严肃，紧张，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凡有人心的读者，是看得完的，而且有所得的。 “要征服中国民族，必须征服中国民族的心！”但这书却于“心的征服”有碍。心的征服，先要中国人自己代办。宋曾以道学替金元治心，明曾以党狱替满清箝口。这书当然不容于满洲帝国〔１０〕，但我看也因此当然不容于中华民国。这事情很快的就会得到实证。如果事实证明了我的推测并没有错，那也就证明了这是一部很好的书。 好书为什么倒会不容于中华民国呢？那当然，上面已经说过几回了—— “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另一方面却是荒淫与无耻！” 这不像序。但我知道，作者和读者是决不和我计较这些的。 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八日之夜，鲁迅读毕记。 CC 〔１〕本篇最初印入《八月的乡村》。 田军，又名萧军，辽宁义县人，小说家。《八月的乡村》是他著的长篇小说，《奴隶丛书》之一，一九三五年八月上海容光书局出版。〔２〕爱伦堡（^]oJjTSR，１８９１—１９６７）苏联作家。这里的引文见于他所作的《最后的拜占庭人》一文（据黎烈文译文，载一九三五年三月《译文》月刊第二卷第一期，改题为《论莫洛亚及其他》）。〔３〕箭内亘（１８７５—１９２６）日本史学家。著有《蒙古史研究》、《元朝制度考》、《元代经略东北考》等。 〔４〕这是南宋时流传的民谣，见于南宋庄季裕《鸡肋编》。〔５〕“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孔丘的话，语见《论语·季氏》。据朱熹《集注》：“上无失政，则下无私议，非箝其口使不敢言也。”〔６〕指胡适。一九三三年三月十八日，他在北平对新闻记者的谈话中说：“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悬崖勒马，彻底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见三月二十二日《申报·北平通讯》） 〔７〕阮玲玉（１９１０—１９３５）广东中山人，电影演员。因婚姻问题受到一些报纸的毁谤，于一九三五年三月间自杀。参看本书《论“人言可畏”》。 〔８〕姚锦屏化男一九三五年三月间，报载东北一个二十岁的女子姚锦屏自称化为男身，后经医师检验，还是女性。〔９〕法捷耶夫（ＡＡd[kJJ，１９０１—１９５６*?∷樟?骷摇！痘灭》是他所著的长篇小说，有鲁迅译本，一九三一年三闲书屋出版。〔１０〕满洲帝国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后，于一九三二年三月在长春制造所谓“满洲国”，以清废帝溥仪为“执政”；一九三四年三月改称“满洲帝国”，溥仪改称“皇帝”。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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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几天的上海报纸上，有一条广告，题目是四个一寸见方的大字—— “看救命去！” 如果只看题目，恐怕会猜想到这是展览着外科医生对重病人施行大手术，或对淹死的人用人工呼吸，救助触礁船上的人员，挖掘崩坏的矿穴里面的工人的。但其实并不是。还是照例的“筹赈水灾游艺大会”，看陈皮梅沈一呆〔２〕的独脚戏，月光歌舞团的歌舞之类。诚如广告所说，“化洋五角，救人一命，……一举两得，何乐不为”，钱是要拿去救命的，不过所“看”的却其实还是游艺，并不是“救命”。 有人说中国是“文字国”，有些像，却还不充足，中国倒该说是最不看重文字的“文字游戏国”，一切总爱玩些实际以上花样，把字和词的界说，闹得一团糟，弄到暂时非把“解放”解作“孥戮”〔３〕，“跳舞”解作“救命”不可。捣一场小乱子，就是伟人，编一本教科书，就是学者，造几条文坛消息，就是作家。于是比较自爱的人，一听到这些冠冕堂皇的名目就骇怕了，竭力逃避。逃名，其实是爱名的，逃的是这一团糟的名，不愿意酱在那里面。 天津《大公报》〔４〕的副刊《小公园》，近来是标榜了重文不重名的。这见识很确当。不过也偶有“老作家”的作品，那当然为了作品好，不是为了名。然而八月十六日那一张上，却发表了很有意思的“许多前辈作家附在来稿后面的叮嘱”：“把我这文章放在平日，我愿意那样，我骄傲那样。我和熟人的名字并列得厌倦了，我愿着挤在虎生生的新人群里，因为许多时候他们的东西来得还更新鲜。” 这些“前辈作家”们好像都撒了一点谎。“熟”，是不至于招致“厌倦”的。我们一离乳就吃饭或面，直到现在，可谓熟极了，却还没有厌倦。这一点叮嘱，如果不是编辑先生玩的双簧的花样，也不是前辈作家玩的借此“返老还童”的花样，那么，这所证明的是：所谓“前辈作家”也者，有一批是盗名的，因此使别一批羞与为伍，觉得和“熟人的名字并列得厌倦”，决计逃走了。 从此以后，他们只要“挤在虎生生的新人群里”就舒舒服服，还是作品也就“来得还更新鲜”了呢，现在很难测定。逃名，固然也不能说是豁达，但有去就，有爱憎，究竟总不失为洁身自好之士。《小公园》里，已经有人在现身说法了，而上海滩上，却依然有人在“掏腰包”〔５〕，造消息，或自称“言行一致”〔６〕，或大呼“冤哉枉也”，或拖明朝死尸搭台，或请现存古人喝道，或自收自己的大名入辞典中，定为“中国作家”〔７〕，或自编自己的作品入画集里，名曰“现代杰作”〔８〕——忙忙碌碌，鬼鬼祟祟，煞是好看。作家一排一排的坐着，将来使人笑，使人怕，还是使人“厌倦”呢？——现在也很难测定。但若据“前车之鉴”，则“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大约也还不免于“悲夫”〔９〕的了！八月二十三日。 CC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九月五日《太白》半月刊第二卷第十二期，署名杜德机。 〔２〕陈皮梅，沈一呆都是当时在上海游艺场演唱滑稽戏的演员。 〔３〕“孥戮”语出《尚书·甘誓》：“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意思是“不但你自身，连你的儿子也都杀死”。〔４〕《大公报》一九○二年（清光绪二十八年）六月十七日创刊于天津，创办人英敛之。一九二六年九月起由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接办，后与国民党政权发生关系。曾先后增出上海、汉口、重庆、桂林、香港版等。 〔５〕“掏腰包”指杨邨人、杜衡等人创办《星火》月刊的自我表白。该刊创刊号（一九三五年五月）刊出的《〈星火〉前致词》中说，他们这刊物是“由几十个同人从最迫切的生活费用上三块五块的省下钞来”创办的。参看本书《四论“文人相轻”》及其注〔８〕。〔６〕“言行一致”施蛰存在《现代》第五卷第五期（一九三四年九月）发表的《我与文言文》中，曾说：“我自有生以来三十年，……自信思想及言行都是一贯的。” 〔７〕顾凤城在他所编的《中外文学家辞典》（一九三二年乐华图书公司出版）中，除外国文学家外，收中国文学家二七○人，其中也列入了他自己的名字。 〔８〕刘海粟编《世界名画》（中华书局出版），所收都是近代外国著名画家的作品，每人一集。其中的第二集是他自己的作品，由傅雷编辑。 〔９〕“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语见晋代王羲之《兰亭集序》：“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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疲劳到没有法子的时候，也偶然佩服了超出现世的作家，要模仿一下来试试。然而不成功。超然的心，是得像贝类一样，外面非有壳不可的。而且还得有清水。浅间山〔２〕边，倘是客店，那一定是有的罢，但我想，却未必有去造“象牙之塔”的人的。 为了希求心的暂时的平安，作为穷余的一策，我近来发明了别样的方法了，这就是骗人。 去年的秋天或是冬天，日本的一个水兵，在闸北被暗杀了。〔３〕忽然有了许多搬家的人，汽车租钱之类，都贵了好几倍。搬家的自然是中国人，外国人是很有趣似的站在马路旁边看。我也常常去看的。一到夜里，非常之冷静，再没有卖食物的小商人了，只听得有时从远处传来着犬吠。然而过了两三天，搬家好像被禁止了。警察拚死命的在殴打那些拉着行李的大车夫和洋车夫，日本的报章〔４〕，中国的报章，都异口同声的对于搬了家的人们给了一个“愚民”的徽号。这意思就是说，其实是天下太平的，只因为有这样的“愚民”，所以把颇好的天下，弄得乱七八糟了。 我自始至终没有动，并未加入“愚民”这一伙里。但这并非为了聪明，却只因为懒惰。也曾陷在五年前的正月的上海战争〔５〕——日本那一面，好像是喜欢称为“事变”似的——的火线下，而且自由早被剥夺〔６〕，夺了我的自由的权力者，又拿着这飞上空中了，所以无论跑到那里去，都是一个样。中国的人民是多疑的。无论那一国人，都指这为可笑的缺点。然而怀疑并不是缺点。总是疑，而并不下断语，这才是缺点。我是中国人，所以深知道这秘密。其实，是在下着断语的，而这断语，乃是：到底还是不可信。但后来的事实，却大抵证明了这断语的的确。中国人不疑自己的多疑。所以我的没有搬家，也并不是因为怀着天下太平的确信，说到底，仍不过为了无论那里都一样的危险的缘故。五年以前翻阅报章，看见过所记的孩子的死尸的数目之多，和从不见有记着交换俘虏的事，至今想起来，也还是非常悲痛的。 虐待搬家人，殴打车夫，还是极小的事情。中国的人民，是常用自己的血，去洗权力者的手，使他又变成洁净的人物的，现在单是这模样就完事，总算好得很。 但当大家正在搬家的时候，我也没有整天站在路旁看热闹，或者坐在家里读世界文学史之类的心思。走远一点，到电影院里散闷去。一到那里，可真是天下太平了。这就是大家搬家去住的处所〔７〕。我刚要跨进大门，被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子捉住了。是小学生，在募集水灾的捐款，因为冷，连鼻子尖也冻得通红。我说没有零钱，她就用眼睛表示了非常的失望。我觉得对不起人，就带她进了电影院，买过门票之后，付给她一块钱。她这回是非常高兴了，称赞我道，“你是好人”，还写给我一张收条。只要拿着这收条，就无论到那里，都没有再出捐款的必要。于是我，就是所谓“好人”，也轻松的走进里面了。 看了什么电影呢？现在已经丝毫也记不起。总之，大约不外乎一个英国人，为着祖国，征服了印度的残酷的酋长，或者一个美国人，到亚非利加去，发了大财，和绝世的美人结婚之类罢。这样的消遣了一些时光，傍晚回家，又走进了静悄悄的环境。听到远地里的犬吠声。女孩子的满足的表情的相貌，又在眼前出现，自己觉得做了好事情了，但心情又立刻不舒服起来，好像嚼了肥皂或者什么一样。 诚然，两三年前，是有过非常的水灾的，这大水和日本的不同，几个月或半年都不退。但我又知道，中国有着叫作“水利局”的机关，每年从人民收着税钱，在办事。但反而出了这样的大水了。我又知道，有一个团体演了戏来筹钱，因为后来只有二十几元，衙门就发怒不肯要。连被水灾所害的难民成群的跑到安全之处来，说是有害治安，就用机关枪去扫射的话也都听到过。恐怕早已统统死掉了罢。然而孩子们不知道，还在拚命的替死人募集生活费，募不到，就失望，募到手，就喜欢。而其实，一块来钱，是连给水利局的老爷买一天的烟卷也不够的。我明明知道着，却好像也相信款子真会到灾民的手里似的，付了一块钱。实则不过买了这天真烂漫的孩子的欢喜罢了。我不爱看人们的失望的样子。 倘使我那八十岁的母亲，问我天国是否真有，我大约是会毫不踌蹰，答道真有的罢。 然而这一天的后来的心情却不舒服。好像是又以为孩子和老人不同，骗她是不应该似的，想写一封公开信，说明自己的本心，去消释误解，但又想到横竖没有发表之处，于是中止了，时候已是夜里十二点钟。到门外去看了一下。 已经连人影子也看不见。只在一家的檐下，有一个卖馄饨的，在和两个警察谈闲天。这是一个平时不大看见的特别穷苦的肩贩，存着的材料多得很，可见他并无生意。用两角钱买了两碗，和我的女人两个人分吃了。算是给他赚一点钱。庄子曾经说过：“干下去的（曾经积水的）车辙里的鲋鱼，彼此用唾沫相湿，用湿气相嘘，”——然而他又说，“倒不如在江湖里，大家互相忘却的好。”〔８〕可悲的是我们不能互相忘却。而我，却愈加恣意的骗起人来了。如果这骗人的学问不毕业，或者不中止，恐怕是写不出圆满的文章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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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回没有提到，魏金枝先生的大文《分明的是非和热烈的好恶》里，还有一点很有意思的文章。他以为现在“往往有些具着两张面孔的人”，重甲而轻乙；他自然不至于主张文人应该对谁都打拱作揖，连称久仰久仰的，只因为乙君原是大可钦敬的作者。所以甲乙两位，“此时此际，要谈是非，就得易地而处”，甲说你的甲话，乙呢，就觉得“非中之是，……正胜过于似是之非，因为其犹讲交友之道，而无门阀之分”，把“门阀”留给甲君，自去另找讲交道的“朋友”，即使没有，竟“与麻疯病菌为伍，……也比被实际上也做着骗子屠夫的所诱杀脔割，较为心愿”了。 这拥护“文人相轻”的情境，是悲壮的，但也正证明了现在一般之所谓“文人相轻”，至少，是魏先生所拥护的“文人相轻”，并不是因为“文”，倒是为了“交道”。朋友乃五常〔２〕之一名，交道是人间的美德，当然也好得很。不过骗子有屏风，屠夫有帮手，在他们自己之间，却也叫作“朋友”的。“必也正名乎”〔３〕，好名目当然也好得很。只可惜美名未必一定包着美德。“翻手为云覆手雨，纷纷轻薄何须数，君不见管鲍贫时交，此道今人弃如土！”〔４〕这是李太白先生罢，就早已“感慨系之矣”，更何况现在这洋场——古名“彝场”——的上海。最近的《大晚报》的副刊上就有一篇文章〔５〕在通知我们要在上海交朋友，说话先须漂亮，这才不至于吃亏，见面第一句，是“格位（或‘迪个’）朋友贵姓？”此时此际，这“朋友”两字中还未含有任何利害，但说下去，就要一步紧一步的显出爱憎和取舍，即决定共同玩花样，还是用作“阿木林”〔６〕之分来了。“朋友，以义合者也。”古人确曾说过的，然而又有古人说：“义，利也。”〔７〕呜呼！ 如果在冷路上走走，有时会遇见几个人蹲在地上赌钱，庄家只是输，押的只是赢，然而他们其实是庄家的一伙，就是所谓“屏风”——也就是他们自己之所谓“朋友”——目的是在引得蠢才眼热，也来出手，然后掏空他的腰包。如果你站下来，他们又觉得你并非蠢才，只因为好奇，未必来上当，就会说：“朋友，管自己走，没有什么好看。”这是一种朋友，不妨害骗局的朋友。荒场上又有变戏法的，石块变白鸽，坛子装小孩，本领大抵不很高强，明眼人本极容易看破，于是他们就时时拱手大叫道：“在家靠父母，出家靠朋友！”这并非在要求撒钱，是请托你不要说破。这又是一种朋友，是不戳穿戏法的朋友。把这些识时务的朋友稳住了，他才可以掏呆朋友的腰包；或者手执花枪，来赶走不知趣的走近去窥探底细的傻子，恶狠狠的啐一口道：“……瞎你的眼睛！” 孩子的遭遇可是还要危险。现在有许多文章里，不是常在很亲热的叫着“小朋友，小朋友”吗？这是因为要请他做未来的主人公，把一切担子都搁在他肩上了；至少，也得去买儿童画报，杂志，文库之类，据说否则就要落伍。 已成年的作家们所占领的文坛上，当然不至于有这么彰明较著的可笑事，但地方究竟是上海，一面大叫朋友，一面却要他悄悄的纳钱五块，买得“自己的园地”〔８〕，才有发表作品的权利的“交道”，可也不见得就不会出现的。八月十三日。 CC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九月《文学》月刊第五卷第三号“文学论坛”栏，署名隼。 〔２〕五常我国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孟子·滕文公上》：“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旧时以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为五伦，认为制约他们各自之间关系的道德准则是不可变易的常道，所以称为五常。〔３〕“必也正名乎”孔丘的话，见《论语·子路》：“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４〕“翻手为云覆手雨”等句，见杜甫《贫交行》一诗。管鲍，即管仲和鲍叔牙，春秋时齐国人，二人少年时友善，后齐桓公命叔牙为相，叔牙推荐管仲自代。 〔５〕一九三五年八月四日上海《大晚报》副刊《剪影》上载有罗侯的《上海话那能讲头》一文，其中说：“在上海，……要这些上下三等人都不把你看作可欺的阿木林瘟生呢，你就非得好好研究上下三等交朋友用的谈话，在上海交朋友，你必须了解的是，所谓‘朋友轧得要好，讲个闲话要漂亮’……譬如你们初见面，道名问姓起来，上海的上等朋友就爱半说话半咬文的，‘格位朋友尊姓？’……‘格位’和‘迪位’是‘这位’的意思”。 〔６〕“阿木林”上海话，即傻瓜。 〔７〕“朋友，以义合者也”语出《论语·乡党》朱熹注：“朋友以义合”。“义，利也”，语见《墨子·经上》。〔８〕“自己的园地”一九三五年五月，杨邨人、杜衡等组织“星火”文艺社，出版《星火》月刊。他们标榜该刊是“无名作家自己的园地”和“新进作家自己的园地”。当时《文学》月刊第五卷第二号（一九三五年八月）“文学论坛”栏发表署名“扬”的《文艺自由的代价》一文，批评了上海一些文人用商人手法，要文学青年“投资五元”，以取得在“自己的园地”“投稿而且被登出的权利”。杨邨人、杜衡#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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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去了一大半了，还是冷；加上整天的下雨，淅淅沥沥，深夜独坐，听得令人有些凄凉，也因为午后得到一封远道寄来的信，要我给白莽〔２〕的遗诗写一点序文之类；那信的开首说道：“我的亡友白莽，恐怕你是知道的罢。……”——这就使我更加惆怅。 说起白莽来，——不错，我知道的。四年之前，我曾经写过一篇《为忘却的记念》，要将他们忘却。他们就义了已经足有五个年头了，我的记忆上，早又蒙上许多新鲜的血迹；这一提，他的年青的相貌就又在我的眼前出现，像活着一样，热天穿着大棉袍，满脸油汗，笑笑的对我说道：“这是第三回了。自己出来的。前两回都是哥哥保出，他一保就要干涉我，这回我不去通知他了。……”——我前一回的文章上是猜错的，这哥哥才是徐培根〔３〕，航空署长，终于和他成了殊途同归的兄弟；他却叫徐白，较普通的笔名是殷夫。 一个人如果还有友情，那么，收存亡友的遗文真如捏着一团火，常要觉得寝食不安，给它企图流布的。这心情我很了然，也知道有做序文之类的义务。我所惆怅的是我简直不懂诗，也没有诗人的朋友，偶尔一有，也终至于闹开，不过和白莽没有闹，也许是他死得太快了罢。现在，对于他的诗，我一句也不说——因为我不能。 这《孩儿塔》的出世并非要和现在一般的诗人争一日之长，是有别一种意义在。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 那一世界里有许多许多人，白莽也是他们的亡友。单是这一点，我想，就足够保证这本集子的存在了，又何需我的序文之类。 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一夜，鲁迅记于上海之且介亭。CC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四月《文学丛报》月刊第一期，发表时题为《白莽遗诗序》。 〔２〕白莽（１９０９—１９３１）原名徐祖华，笔名白莽、殷夫、徐白，浙江象山人，共产党员，诗人。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上海龙华。《孩儿塔》是他的诗集。 〔３〕徐培根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航空署署长。一九三四年间因航空署焚毁，曾被捕入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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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闲文学”〔２〕曾经算是一个恶毒的贬辞，——但其实是误解的。 《诗经》是后来的一部经，但春秋时代，其中的有几篇就用之于侑酒；屈原〔３〕是“楚辞”的开山老祖，而他的《离骚》，却只是不得帮忙的不平。到得宋玉〔４〕，就现有的作品看起来，他已经毫无不平，是一位纯粹的清客了。然而《诗经》是经，也是伟大的文学作品；屈原宋玉，在文学史上还是重要的作家。为什么呢？——就因为他究竟有文采。 中国的开国的雄主，是把“帮忙”和“帮闲”分开来的，前者参与国家大事，作为重臣，后者却不过叫他献诗作赋，“俳优蓄之”〔５〕，只在弄臣之例。不满于后者的待遇的是司马相如〔６〕，他常常称病，不到武帝面前去献殷勤，却暗暗的作了关于封禅的文章，藏在家里，以见他也有计画大典——帮忙的本领，可惜等到大家知道的时候，他已经“寿终正寝”了。然而虽然并未实际上参与封禅的大典，司马相如在文学史上也还是很重要的作家。为什么呢？就因为他究竟有文采。但到文雅的庸主时，“帮忙”和“帮闲”的可就混起来了，所谓国家的柱石，也常是柔媚的词臣，我们在南朝的几个末代时，可以找出这实例。然而主虽然“庸”，却不“陋”，所以那些帮闲者，文采却究竟还有的，他们的作品，有些也至今不灭。 谁说“帮闲文学”是一个恶毒的贬辞呢？ 就是权门的清客，他也得会下几盘棋，写一笔字，画画儿，识古董，懂得些猜拳行令，打趣插科，这才能不失其为清客。也就是说，清客，还要有清客的本领的，虽然是有骨气者所不屑为，却又非搭空架者所能企及。例如李渔的《一家言》〔７〕，袁枚的《随园诗话》〔８〕，就不是每个帮闲都做得出来的。必须有帮闲之志，又有帮闲之才，这才是真正的帮闲。如果有其志而无其才，乱点古书，重抄笑话，吹拍名士，拉扯趣闻，而居然不顾脸皮，大摆架子，反自以为得意，——自然也还有人以为有趣，——但按其实，却不过“扯淡”而已。帮闲的盛世是帮忙，到末代就只剩了这扯淡。 六月六日。 CC 〔１〕本篇写成时未能刊出，后来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九月《杂文》月刊第三号。参看本书《后记》。 〔２〕“帮闲文学”作者一九三二年曾在《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后收入《集外集拾遗》）的讲演中说：“那些会念书会下棋会画画的人，陪主人念念书，下下棋，画几笔画，这叫做帮闲，也就是篾片！所以帮闲文学又名篾片文学。” 〔３〕屈原（约前３４０—约前２７８）名平，字原，又字灵均，战国后期楚国诗人，楚怀王时官左徒，主张修明政治，联齐抗秦，但不见容于贵族集团而屡遭迫害，后被顷襄王放逐到沅、湘流域，终于投江而死。《离骚》是他被放逐后的作品。 〔４〕宋玉战国后期楚国诗人，顷襄王时任大夫，著有《九辩》等。《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他与唐勒、景差等“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 〔５〕“俳优蓄之”语见《汉书·严助传》：“朔（东方朔）、皋（枚皋）不根持论，上颇俳优蓄之。” 〔６〕司马相如（约前１７９—前１１７）字长卿，蜀郡成都人，汉代辞赋家。《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说他“称病闲居，不慕官爵”。又说：“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马相如病甚，可往从悉取其书；若不然，后失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无书。问其妻，对曰：‘长卿固未尝有书也。时时著书，人又取去，即空居。长卿未死时，为一卷书，曰有使者来求书，奏之。无他书。’其遗札书言封禅事，奏所忠。忠奏其书，天子异之。” 〔７〕李渔（１６１１—约１６７９）号笠翁，浙江兰溪人，清初戏曲作家。《一家言》，又名《闲情偶寄》，是他的诗文杂著，共六卷。〔８〕袁枚（１７１６—１７９８）字子才，浙江钱塘（今杭州）人，清代诗人。曾任江宁知县，辞官后筑随园于江宁城西小仓山，自号随园。著有《小仓山房全集》，其中收《随园诗话》十五卷，补遗十卷。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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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大部的丛书印给读者看，是宋朝就有的〔２〕，一直到现在。缺点是因为部头大，所以价钱贵。好处是把研究一种学问的书汇集在一处，能比一部一部的自去寻求更省力；或者保存单本小种的著作在里面，使它不易于灭亡。但这第二种好处，是也靠着部头大，价钱贵，人们就因此格外珍重的缺点的。 但丛书也有蠹虫。从明末到清初，就时有欺人的丛书出现。那方法之一，是删削内容，轻减刻费，而目录却有一大串，使购买者只觉其种类之多；之二，是不用原题，别立名目，甚至另题撰人，使购买者只觉其收罗之广。如《格致丛书》，《历代小史》，《五朝小说》，《唐人说荟》〔３〕等，就都是的。现在是大抵消灭了，只有末一种化名为《唐代丛书》，有时还在流毒。 然而时代改变，新花样也要跟着出来了。 推测起新花样来：其一，是豫先设定一种丛书的大名，罗列目录，大如宇宙，微至苍蝇身上的细菌，无所不包，这才分头觅人，托他译作，限定时日，必须完工，虽然译作者未必定是专家，但总之有许多手同时在稿纸上写字，于是不必穷年累月，一大部煌煌巨制也就出现了；其二，是原有一批零碎的旧译作，一向不甚流行，或者虽曾流行，而现在却已经过了时候，于是聚在一起，略加类别，开成一串五花八门的目录，而一大部煌煌巨制也就出现了。 出版者是明白读者们的心想的，有些读者们，苦于不知道什么是必要的书，所以往往以为被选进丛书里的，总该是必要的书籍；而且丛书里的一本，价钱也比单行本便宜，所以看起来好像很上算；加以大小一律，也很合人们爱好整齐的心情。本数又多，一下子可以填满几书架，规模不大的图书馆有这几部，馆员就省下时常留心选购新书的精神了。然而出版者是又很明白购买者们的经济状况的，他深知道现在他们手头已没有这许多钱，所以这些书一定是廉价，使他们拚命的办出来，或者是分期豫约，使他们逐渐的缴进去。 汇印新作，当然是很好的，但新作必须是精粹的本子，这才可以救读者们的智识的饥荒。就是重印旧作，也并不算坏，不过这旧作必须已是一种带着文献性的本子，这才足供读者们的研究。如果仅仅是克日速成的草稿，或是栈房角落的存书，改换新装，招摇过市，但以“大”或“多”或“廉”诱人，使读者化去不少的钱，实际上却不过得到一大堆废物，这恶影响之在读书界是很不小的。 凡留心于文化的前进的人，对于这些书应该加以检讨！二月十五日。 CC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三月五日《太白》半月刊第一卷第十二期，署名长庚。 〔２〕我国最早印行的丛书，是南宋宁宗嘉泰元年（１２０１）太学生俞鼎孙及其兄俞经辑刊的《儒学警悟》，内收宋人著作六种，共四十一卷。度宗咸淳九年（１２７３），左圭又辑刊《百川学海》十集，共一百种，收有汉、晋、六朝、唐、宋各代著作，其中宋人著作，占十分之八以上。 〔３〕《格致丛书》明代万历间胡文焕编。据《汇刻书目》说：“是编杂采诸书，更易名目，古书一经其点窜，使人厌观。且所列诸书，亦无定数……世间所行之本，部部各殊，究不知其全书凡几种。”所收各书从周代到明代都有，名目较多的一部凡分三十七类，共三四六种，现存者只一六八种。《历代小史》，明代万历间李栻编，收六朝至明代的野史、杂记共一○六种，每种一卷。《五朝小说》，不著编者名氏，收魏、晋一一四种，唐一○四种，宋、元一四四种，明一○九种。《唐人说荟》，旧有桃源居士编刻本，收小说、杂记一四四种，清代乾隆间陈莲塘增编为一六四种。后来坊刻本又改名《唐代丛书》。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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