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２〕于是很有一些人便争以“有不为”名斋〔３〕，以孔子之徒自居，以“狷者”自命。 但敢问—— “有所不为”的，是卑鄙龌龊的事乎，抑非卑鄙龌龊的事乎？ “狂者”的界说没有“狷者”的含糊，所以以“进取”名斋者，至今还没有。 EE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日《太白》半月刊第二卷第五期“掂斤簸两”栏，署名直入。 〔２〕“不得中行而与之”等语，见《论语·子路》。〔３〕清代傅九渊、李翰华、光律元等，都曾用“有不为”作自己的书斋名。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四年间，林语堂在《论语》和《人间世》上以《有不为斋随笔》为总题发表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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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为“江浙人”所不懂的辜鸿铭先生赞小脚；〔２〕郑孝胥先生讲王道；〔３〕林语堂先生谈性灵。〔４〕EE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日《太白》半月刊第二卷第三期“掂斤簸两”栏，署名越山。 “天生蛮性”，林语堂的话。一九三四年夏，他因反对“大众语”而受到批评后，在给曹聚仁和陈子展的信中说：“我系闽人，天生蛮性；人愈骂，我愈蛮”。（见一九三五年三月《芒种》半月刊创刊号曹聚仁《我与林语堂先生往还的终始》所引）他还有《人间世》半月刊第一卷第十二期（一九三四年九月）发表的《有不为斋随笔·辜鸿铭》中，吹捧辜鸿铭的“蛮子骨气”，说“此种蛮子骨气，江浙人不大懂也。”〔２〕辜鸿铭（１８５６—１９２８）字汤生，福建同安人。曾留学英、法、德等国，回国后任清朝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幕僚多年。辛亥革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一贯尊孔复古，反对革新。他曾在所著《春秋大义》（即《中国人之精神》）一书中赞扬旧中国妇女的缠足。〔３〕郑孝胥（１８６０—１９３８）字苏戡，福建闽侯人。清末曾任广东按察使、湖南布政使等职。辛亥革命后以遗老自居。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协助日本唆使溥仪赴东北；次年三月伪满洲国成立，任国务总理，鼓吹“王道政治”，充当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工具。〔４〕林语堂先生谈性灵三十年代，林语堂在他主编的《论语》、《人间世》等刊物上，鼓吹“性灵派文学”，认为“性灵就是自我”，说：“文章者，个人性灵之表现。性灵之为物，惟我知之，生我之父母不知，同床之吾妻亦不知。然文学之生命实寄托于此。”（见一九三三年四月十六日《论语》半月刊第十五期《有不为斋随笔·论文》） 上海注册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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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十五六年以前，我竟受了革命党的骗了。 他们说：非革命不可！你看，汉族怎样的不愿意做奴隶，怎样的日夜想光复，这志愿，便到现在也铭心刻骨的。试举一例罢，——他们说——汉人死了入殓的时候，都将辫子盘在顶上，像明朝制度，这叫做“生降死不降”〔２〕！生降死不降，多少悲惨而且值得同情呵。 然而近几年来，我的迷信却破裂起来了。我看见许多讣文上的人，大抵是既未殉难，也非遗民，和清朝毫不相干的；或者倒反食过民国的“禄”。而他们一死，不是“清封朝议大夫”，便是“清封恭人”〔３〕，都到阴间三跪九叩的上朝去了。 我于是不再信革命党的话。我想：别的都是诳，只是汉人有一种“生降死不降”的怪脾气，却是真的。 五月五日 EE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一年五月六日北京《晨报副刊》“杂感”栏，署名风声。 〔２〕“生降死不降”这是清末宣传反清时的一种说法，如汪精卫在《民报》第一卷第一号（一九○五年十月）发表的《民族的国民》一文中说：“我民族一息尚存，此心不死。……一般国民屈于毒焰，不得自由，然风气所成，有男降女不降，生降死不降之说，女子之不易服，犹曰非其所严禁，至于殡殓死者，以本族之衣冠，使不至于不瞑，而有以见先人于地下，其节弥苦，其情尤惨矣。”〔３〕朝议大夫原为清朝从四品文官的封号。恭人，原为四品官员夫人的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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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日本占领了辽吉两省以来，出版界就发生了一种新气象：许多期刊里，都登载了研究日本的论文，好几家书铺子，还要出日本研究的小本子。此外，据广告说，什么亡国史是瞬息卖完了好几版了。 怎么会突然生出这许多研究日本的专家来的？看罢，除了《申报》《自由谈》〔２〕上的什么“日本应称为贼邦”，“日本古名倭奴”，“闻之友人，日本乃施行征兵之制”一流的低能的谈论以外，凡较有内容的，那一篇不和从上海的日本书店买来的日本书没有关系的？这不是中国人的日本研究，是日本人的日本研究，是中国人大偷其日本人的研究日本的文章了。倘使日本人不做关于他本国，关于满蒙的书，我们中国的出版界便没有这般热闹。 在这排日声中，我敢坚决的向中国的青年进一个忠告，就是：日本人是很有值得我们效法之处的。譬如关于他的本国和东三省，他们平时就有很多的书，——但目下投机印出的书，却应除外，——关于外国的，那自然更不消说。我们自己有什么？除了墨子为飞机鼻祖〔３〕，中国是四千年的古国这些没出息的梦话而外，所有的是什么呢？ 我们当然要研究日本，但也要研究别国，免得西藏失掉了再来研究英吉利（照前例，那时就改称“英夷”），云南危急了再来研究法兰西。也可以注意些现在好像和我们毫无关系的德，奥，匈，比……尤其是应该研究自己：我们的政治怎样，经济怎样，文化怎样，社会怎样，经了连年的内战和“正法”，究竟可还有四万万人了？ 我们也无须再看什么亡国史了。因为这样的书，至多只能教给你一做亡国奴，就比现在的苦还要苦；他日情随事迁，很可以自幸还胜于连表面上也已经亡国的人民，依然高高兴兴，再等着灭亡的更加逼近。这是“亡国史”第一页之前的页数，“亡国史”作者所不肯明写出来的。 我们应该看现代的兴国史，现代的新国的历史，这里面所指示的是战叫，是活路，不是亡国奴的悲叹和号*G！EE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三十日《文艺新闻》第三十八号，署名乐贲。 〔２〕《自由谈》上海《申报》副刊之一，始办于一九一一年八月，原由王蕴章、周瘦鹃等先后主编，多刊载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一九三二年十二月黎烈文接编后，一度革新内容，常刊载进步作家写的杂文、短评。下文所说“日本应称为贼邦”，见该刊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抗日之声”栏所载寄萍的文章；“日本古名倭奴”，见该刊同年十月十三日所载瘦曼《反日声中之小常识》；关于日本施行征兵制，见该刊同年十一月十八日所载郑逸梅《纪客谈倭国之军人》。〔３〕墨子为飞机鼻祖《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墨子为木鸢，三年而成，蜚（飞）一日而败。”墨子为飞机鼻祖之说，当由此附会而来。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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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衡〔２〕先生在二月十四的《火炬》〔３〕上教给我们，中国人的遇“月蚀放鞭炮决非出于迷信”，乃是“出于欺骗；一方面骗自己，但更主要的是骗月亮”，“借此敷衍敷衍面子，免得将来再碰到月亮的时候大家下不去”。 这也可见民众之不可信，正如莎士比亚的《凯撒传》〔４〕所揭破了，他们不但骗自己，还要骗月亮，——但不知道是否也骗别人？ 况且还有未经杜衡先生指出的一点：是愚。他们只想到将来会碰到月亮，放鞭炮去声援，却没有想到也会碰到天狗。并且不知道即使现在并不声援，将来万一碰到月亮时，也可以随机说出一番道理来敷衍过去的。 我想：如果他们知道这两点，那态度就一定可以“超然”，很难看见骗的痕迹了。 EE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三月五日上海《太白》半月刊第一卷第十二期“掂斤簸两”栏，省名何干。 〔２〕杜衡（１９０６—１９６４）原名戴克崇，笔名苏汶、杜衡，浙江杭县人。三十年代以“第三种人”自居，攻击左翼文艺运动，曾编辑《新文艺》、《现代》等刊物。著有短篇小说集《还乡集》、长篇小说《叛徒》等。 〔３〕《火炬》上海《大晚报》的文艺副刊，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崔万秋主编。杜衡在该刊发表的文章题为《月蚀引起的话》。〔４〕莎士比亚（Ｗ．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１５６４—１６１６）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戏剧家、诗人。《凯撒传》是他早期所写的历史剧，描写公元前一世纪古罗马奴隶主阶级军事统帅凯撒和元老贵族之间的斗争。一九三四年六月，杜衡在《文艺风景》创刊号上发表《莎剧凯撒传里所表现的群众》一文，以谈莎剧为名，污蔑群众“没有理性”，“没有明确的利害观念”，“完全被几个煽动家所控制着，所操纵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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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刊物的某作家说《太白》不指出某刊物的名目来，有三义。他几乎要以为是第三义：意在顾全读者对于某刊物的信任而用“某”字的了。〔２〕但“写到这里，有一位熟悉商情的朋友来了”。他说不然，如果在文章中写明了名目，岂不就等于替你登广告？〔３〕 不过某作家自己又说不相信，因为“一个作者在写自己的文章的时候，居然肯替书店老板打算到商业竞争的利害上去，也未免太‘那个’了”。 看这作者的厚道，就越显得他那位“熟悉商情的朋友”的思想之龌龊，但仍然不失为“朋友”，也越显得这位作者之厚道了。只是在无意中，却替这位“朋友”发表了“商情”之外，又剥了他的脸皮。《太白》上的“某”字于是有第四义：暴露了一个人的思想之龌龊。 EE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日《太白》半月刊第二卷第三期“掂斤簸两”栏，署名直入。 〔２〕某刊物指《文饭小品》月刊，一九三五年二月施蛰存等创办于上海。该刊创刊号上载有署各雕菰的《疑问号》一文，对《太白》半月刊新年号所载不齐（周木斋）和何公超的文章进行嘲讽，《太白》第一卷第十一期（一九三五年二月）发表不齐的《隔壁》和闻问的《创作的典范》加以反驳，《文饭小品》第二期便发表了署名酉生的《某刊物》一文，说：“他们两位的文章一开头都是‘某刊物创刊号’那么一句……查‘某刊物’这个‘某’字的意义，可有三解：其一是真的不知该刊物的名称，而姑以‘某’字代之。其二是事关秘密，不便宣布真名字，故以‘某’字代之。其三是报纸上所谓‘姑隐其名’的办法，作文者存心厚道，不愿说出这刊物的真名字来，丢它的脸，故以‘某’字代之。”接着又说，不齐、闻问所用的“某”字“不会是属于第一义”或“第二义”，“然则，岂第三义乎？”〔３〕酉生在《某刊物》一文中说，“熟悉商情的朋友”告诉他：“《太白》半月刊每期行销八千本，你们《文饭小品》第一期只印了五千本，卖完了也只有五千本销路，他们如果在文章中写明了《文饭小品》字样，岂不就等于替你登了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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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２〕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３〕 〔１〕本篇据作者一九三一年重写手迹收入。原无题目，下注“二十一岁时作，五十一岁时写之，时辛未二月十六日也。”许寿裳在《新苗》第十三期（一九三七年一月）发表的《怀旧》一文中说：“一九○三年他二十三岁，在东京有一首《自题小像》赠我。”〔２〕灵台心。《庄子g庚桑楚》：“不可内（纳）于灵台。”晋垂?笞ⅲ*“灵台者，心也。”神矢，爱神的箭。参看本卷第３０页注〔１〕。风雨如磐，唐代齐己《侠客行》：“黄昏风雨黑如磐”。〔３〕荃不察屈原《离骚》：“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怒。”轩辕，即黄帝，我国传说中的上古帝王，汉民族的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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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赵雪阳先生的通信（三月三十一日本刊）里，知道对于我那篇“青年必读书”的答案曾有一位学者向学生发议论，以为我“读得中国书非常的多。……如今偏不让人家读，……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读确是读过一点中国书，但没有“非常的多”；也并不“偏不让人家读”。有谁要读，当然随便。只是倘若问我的意见，就是：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这是这么一个意思——我向来是不喝酒的，数年之前，带些自暴自弃的气味地喝起酒来了，当时倒也觉得有点舒服。先是小喝，继而大喝，可是酒量愈增，食量就减下去了，我知道酒精已经害了肠胃。现在有时戒除，有时也还喝，正如还要翻翻中国书一样。但是和青年谈起饮食来，我总说：你不要喝酒。听的人虽然知道我曾经纵酒，而都明白我的意思。 我即使自己出的是天然痘，决不因此反对牛痘；即使开了棺材铺，也不来讴歌瘟疫的。 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还有一种顺便而不相干的声明。一个朋友告诉我，《晨报副刊》上有评玉君的文章〔２〕，其中提起我在《民众文艺》〔３〕上所载的《战士和苍蝇》的话。其实我做那篇短文的本意，并不是说现在的文坛。所谓战士者，是指中山先生和民国元年前后殉国而反受奴才们讥笑糟蹋的先烈；苍蝇则当然是指奴才们。至于文坛上，我觉得现在似乎还没有战士，那些批评家虽然其中也难免有有名无实之辈，但还不至于可厌到像苍蝇。现在一并写出，庶几乎免于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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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年居上海，每日见中华。 有病不求药，无聊才读书。 一阔脸就变，所砍头渐多。 忽而又下野，南无阿弥陀。〔２〕 〔１〕本篇手迹题款为：“辛未初春，书请邬其山仁兄教正。”邬其山，即内山完造（１８８５—１９５９），日本人，一九一三年来华，后在上海开设内山书店。一九二七年十月与鲁迅结识后常有交往。著有杂文集《活中国的姿态》等。“邬其”，“内”（L）字的日语读音玻病场∧衔薨⒚滞印》鸺矣铩Ｄ衔蓿?笪摹埃危幔恚幔蟆钡囊*译，“归命”、“敬礼”的意思。阿弥陀，即阿弥陀佛，大乘教的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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蓦地飞仙降碧空，云车双辆挈灵童。 可怜蓬子非天子，逃去逃来吸北风。〔２〕三月三十一日 〔１〕《鲁迅日记》一九三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又为蓬子书一幅云：‘蓦地飞仙降碧空，……。’”本诗为鲁迅应姚蓬子请求写字时的即兴记事。诗中所说是一二八上海战争时，穆木天的妻子携带儿子乘人力车去姚蓬子家寻穆木天的事。 蓬子，姚蓬子（１９０５—１９６９），浙江诸暨人，作家。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三年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次年五月发表《脱离共产党宣言》，叛变革命。 〔２〕天子即穆天子，我国古代有《穆天子传》，记周穆王驾八骏西游的故事。这里用作对穆木天的戏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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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生白下千林暗，雾塞苍天百卉殚。〔２〕愿乞画家新意匠，只研朱墨作春山。 一月二十六日 〔１〕《鲁迅日记》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六日：“为画师望月玉成君书一笺云：‘风生白下千林暗，……。’” 〔２〕白下白下城，故址在今南京金川门外。唐武德九年（６２６）移金陵县治于此，改名白下县，故旧时以白下为南京的别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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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炎先生〔２〕忽然在教育改进社年会的讲坛上“劝治史学”以“保存国性”，真是慨乎言之。但他漏举了一条益处，就是一治史学，就可以知道许多“古已有之”的事。 衣萍先生〔３〕大概是不甚治史学的，所以将多用惊叹符号应该治罪的话，当作一个“幽默”。其意盖若曰，如此责罚，当为世间之所无有者也。而不知“古已有之”矣。 我是毫不治史学的。所以于史学很生疏。但记得宋朝大闹党人〔４〕的时候，也许是禁止元祐学术的时候罢，因为党人中很有几个是有名的诗人，便迁怒到诗上面去，政府出了一条命令，不准大家做诗，违者笞二百！〔５〕而且我们应该注意，这是连内容的悲观和乐观都不问的，即使乐观，也仍然答一百！ 那时大约确乎因为胡适之〔６〕先生还没有出世的缘故罢，所以诗上都没有用惊叹符号，如果用上，那可就怕要笞一千了，如果用上而又在“唉”“呵呀”的下面，那一定就要笞一万了，加上“缩小像细菌放大像炮弹”〔７〕的罪名，至少也得笞十万。衣萍先生所拟的区区打几百关几年，未免过于从轻发落，有姑容之嫌，但我知道他如果去做官，一定是一个很宽大的“民之父母”〔８〕，只是想学心理学是不很相宜的〔９〕。 然而做诗又怎么开了禁呢？听说是因为皇帝先做了一首，于是大家便又动手做起来了。 可惜中国已没有皇帝了，只有并不缩小的炮弹在天空里飞，那有谁来用这还未放大的炮弹呢？ 呵呀！还有皇帝的诸大帝国皇帝陛下呀，你做几首诗，用些惊叹符号，使敝国的诗人不至于受罪罢！唉！！！这是奴隶的声音，我防爱国者要这样说。 诚然，这是对的，我在十三年之前，确乎是一个他族的奴隶，国性还保存着，所以“今尚有之”，而且因为我是不甚相信历史的进化的，所以还怕未免“后仍有之”。旧性是总要流露的，现在有几位上海的青年批评家，不是已经在那里主张“取缔文人”，不许用“花呀”“吾爱呀”了么？但还没有定出“笞令”来。 倘说这不定“笞令”，比宋朝就进化；那么，我也就可以算从他族的奴隶进化到同族的奴隶，臣不胜屏营欣忭之至！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北京《晨报副刊》，署名某生者。 〔２〕太炎章炳麟，参看本卷第６页注〔６〕。一九二四年七月五日，他在南京东南大学召开的“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三次年会上，作《劝治史学及论史学利病》的讲演，其中说：“生为一国之民，不治本国史学，直谓之无国家无国民性之人可也，聚几万万无国民性之人以立国，则国魂已失。”教育改进社，全称“中华教育改进社”，一九二二年七月成立于济南。主要成员有熊希龄、陶知行（行知）、王伯秋等。〔３〕衣萍章鸿熙（１９００—１９４７），字衣萍，安徽绩溪人。当时在北京大学文学院旁听，是《语丝》撰稿人之一。他在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五日《晨报副刊》发表《感叹符号与新诗》一文，针对张耀翔的所谓多用感叹号的白话诗是“亡国之音”的论调、用幽默讽刺的笔法提出“请愿政府明令禁止”做白话诗、用感叹号。“凡做一首白话诗者打十板屁股”；“凡用一个感叹号者罚洋一元”；“凡出版一本白话诗集或用一百个感叹号者，处以三年的监禁或三年有期徒刑；出版三、四本的白话诗集或用一千个以上的感叹号者，即枪毙或杀头”。〔４〕宋朝大闹党人宋神宗时，王安石任宰相，实行变法，遭到司马光等人的反对，形成新党与旧党之争。宋哲宗元祐年间旧党得势，他们的政治学术思想被称为元祐学术。后来宋徽宗打击旧党，严禁元祐学术传播。《宋史g徽宗纪》*兀撼缒??晔?辉拢?兆谙纶?骸耙元祐学术政事聚徒传授者，委监司察举，必罚无赦。”并将司马光、苏轼等三○九人镌名立碑于太学端礼门前，指为奸党，称为党人碑，或元祐党碑。 〔５〕关于宋朝禁诗的事，据宋代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政和间，大臣有不能为诗者，因建言诗为元祐学术，不可行。李彦章为御史，承望风旨，遂上章论陶渊明、李、杜而下皆贬之；因诋黄鲁直、张文潜、晁无咎、秦少游等，请为科禁。……何丞相伯通适领修律令，因为科云：‘诸士庶传习诗赋者杖一百！’是岁冬初雪，太上皇意喜，吴门下居厚首作诗三篇以献，谓之口号，上和赐之。自是圣作时出，讫不能禁，诗遂盛行于宣和之末。”按文中所说“笞二百”鲁迅曾予更正，参看《集外集拾遗补编g笞*?傧刁滓话僦?蟆贰〔６〕胡适之胡适（１８９１—１９６２），字适之，安徽绩溪人。北京大学教授。曾为《新青年》杂志编辑之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右翼代表人物。他的《尝试集》（一九二○年出版）被张耀翔用作攻击新诗使用惊叹号的例证之一。 〔７〕“缩小像细菌放大像炮弹”张耀翔在《心理》杂志第三卷第二号（一九二四年四月）发表《新诗人的情绪》一文，把当时出版的胡适《尝试集》、康白情《草儿》、郭沫若《女神》等新诗集里面的惊叹号加以统计，并讽刺说：“仰看像一阵春雨，俯看像数亩禾田；缩小看像许多细菌，放大看像几排弹丸。”认为这是消极、悲观、厌世情绪的#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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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诗歌中，有时也说些下层社会的苦痛。但绘画和小说却相反，大抵将他们写得十分幸福，说是“不识不知，顺帝之则”〔２〕，平和得像花鸟一样。是的，中国的劳苦大众，从知识阶级看来，是和花鸟为一类的。 我生长于都市的大家庭里，从小就受着古书和师傅的教训，所以也看得劳苦大众和花鸟一样。有时感到所谓上流社会的虚伪和腐败时，我还羡慕他们的安乐。但我母亲的母家是农村，使我能够间或和许多农民相亲近，逐渐知道他们是毕生受着压迫，很多苦痛，和花鸟并不一样了。不过我还没法使大家知道。 后来我看到一些外国的小说，尤其是俄国，波兰和巴尔干诸小国的，才明白了世界上也有这许多和我们的劳苦大众同一运命的人，而有些作家正在为此而呼号，而战斗。而历来所见的农村之类的景况，也更加分明地再现于我的眼前。偶然得到一个可写文章的机会，我便将所谓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陆续用短篇小说的形式发表出来了。原意其实只不过想将这示给读者，提出一些问题而已，并不是为了当时的文学家之所谓艺术。 但这些东西，竟得了一部分读者的注意，虽然很被有些批评家所排斥，而至今终于没有消灭，还会译成英文，和新大陆的读者相见，这是我先前所梦想不到的。 但我也久没有做短篇小说了。现在的人民更加困苦，我的意思也和以前有些不同，又看见了新的文学的潮流，在这景况中，写新的不能，写旧的又不愿。中国的古书里有一个比喻，说：邯郸的步法是天下闻名的，有人去学，竟没有学好，但又已经忘却了自己原先的步法，于是只好爬回去了。〔３〕我正爬着。但我想再学下去，站起来。 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二日，鲁迅记于上海。 〔１〕本篇在收入本书前没有在报刊上发表过。《短篇小说选集》，是鲁迅应美国作家埃德加g斯诺之约而编选的玻病场安皇恫恢??车壑?颉薄∮锛?妒?璯大雅g皇矣》。〔３〕邯郸学步的故事，见《庄子g秋水》：“且子独不闻夫寿陵庾又??杏诤?τ耄*未得国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归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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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屠格纳夫，柴霍夫〔２〕这些作家大为中国读书界所称颂的时候，高尔基是不很有人很注意的。即使偶然有一两篇翻译，也不过因为他所描的人物来得特别，但总不觉得有什么大意思。 这原因，现在很明白了：因为他是“底层”的代表者，是无产阶级的作家。对于他的作品，中国的旧的知识阶级不能共鸣，正是当然的事。 然而革命的导师〔３〕，却在二十多年以前，已经知道他是新俄的伟大的艺术家，用了别一种兵器，向着同一的敌人，为了同一的目的而战斗的伙伴，他的武器——艺术的言语——是有极大的意义的。 而这先见，现在已经由事实来确证了。 中国的工农，被压榨到救死尚且不暇，怎能谈到教育；文字又这么不容易，要想从中出现高尔基似的伟大的作者，一时恐怕是很困难的。不过人的向着光明，是没有两样的，无祖国的文学〔４〕也并无彼此之分，我们当然可以先来借看一些输入的先进的范本。 这小本子虽然只是一个短篇，但以作者的伟大，译者的诚实，就正是这一种范本。而且从此脱出了文人的书斋，开始与大众相见，此后所启发的是和先前不同的读者，它将要生出不同的结果来。 这结果，将来也会有事实来确证的。 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七日，鲁迅记。 〔１〕本篇在收入本书前未能发表。 高尔基参看本卷第１９７页注〔３８〕。《一月九日》，是他描写一九○五年一月九日彼得堡冬宫广场沙皇残酷镇压请愿群众的流血事件的特写，一九三一年曹靖华译成中文，苏联中央出版局出版。这篇小引原为这一译本在国内重印而作，后因故未能出版。〔２〕屠格纳夫通译屠格涅夫，参看本卷第１９３页注〔２〕。柴霍夫，通译契诃夫，参看本卷第２０９页注〔１５３〕。〔３〕革命的导师指列宁。他在一九○七年称赞高尔基的《母亲》是“一本非常及时的书”，“这是一本必需的书，很多工人不自觉地、自发地参加了革命运动，现在他们读一读《母亲》，对自己会有很大的益处。”（引自高尔基：《列宁》）一九一○年，又在《政治家的短评》中说：“高尔基毫无疑问是无产阶级艺术的最杰出的代表，他对无产阶级艺术作出了许多贡献，并且还会做出更多贡献。”〔４〕无祖国的文学《共产党宣言》中有“工人没有祖国”的话，所以也有人称无产阶级文学为无祖国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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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文艺》虽说是民众文艺，但到现在印行的为止，却没有真的民众的作品，执笔的都还是所谓“读书人”。民众不识字的多，怎会有作品，一生的喜怒哀乐，都带到黄泉里去了。 但我竟有了介绍这一类难得的文艺的光荣。这是一个被获的“抢犯”做的；我无庸说出他的姓名，也不想借此发什么议论。总之，那篇的开首是说不识字之苦，但怕未必是真话，因为那文章是说给教他识字的先生看的；其次，是说社会如何欺侮他，使他生计如何失败；其次，似乎说他的儿子也未必能比他更有多大的希望。但关于抢劫的事，却一字不提。 原文本有圈点，今都仍旧；错字也不少，则将猜测出来的本字用括弧注在下面。 四月七日，附记于没有雅号的屋子里。 我们不认识字的。吃了好多苦。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十二日。我进京来。卖猪。走平字们（则门）外。我说大庙堂们口（门口）。多坐一下。大家都见我笑。人家说我事（是）个王八但（蛋）。我就不之到（知道）。人上头写折（着）。清真里白四（礼拜寺）。我就不之到（知道）。人打骂。后来我就打猪。白（把）猪都打。不吃东西了。西城郭九猪店。家里。人家给。一百八十大洋元。不卖。我说进京来卖。后来卖了。一百四十元钱。家里都说我不好。后来我的。曰（岳）母。他只有一个女。他没有学生（案谓儿子）。他就给我钱。给我一百五十大洋元。他的女。就说买地。买了十一母（亩）地。（原注：一个六母一个五母洪县元年十。三月二十四日）白（把）六个母地文曰（又白？）丢了。后来他又给钱。给了二百大洋。我万（同？）他说。做个小买卖。（原注：他说好我也说好。你就给钱。）他就（案脱一字）了一百大洋元。我上集买卖（麦）子。买了十石（担）。我就卖白面（麦丐）。长新店。有个小买卖。他吃白面。吃来吃去吃了。一千四百三十七斤。（原注：中华民国六年卖白面）算一算。五十二元七毛。到了年下。一个钱也没有。长新店。人家后来。白都给了。露娇。张十石头。他吃的。白面钱。他没有给钱。三十六元五毛。他的女说。你白（把）钱都丢了。你一个字也不认的。他说我没有处（？）后来。我们家里的。他说等到。他的儿子大了。你看一看。我的学生大了。九岁。上学。他就万（同？）我一个样的。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五日《民众文艺》周刊第二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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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云暂敛残春在，重炮清歌两寂然。 我亦无诗送归棹，但从心底祝平安。 七月十一日 〔１〕《鲁迅日记》一九三二年七月十一日：“午后为山本初枝女士书一笺，云：‘战云暂敛残春在……。’即托内山书店寄去。”山本初枝（１８９８—１９６６），日本歌人，曾写过一些不满于日本军国主义的短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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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为河南女师事，曾撰一文，贵刊慨然登载，足见贵社有公开之态度，感激，感激。但据近数日来调查，该事全属子虚，我们河南留京学界为此事，牺牲光阴与金钱，皆此谣言之赐与。刻我接得友人及家属信四五封，皆否认此事。有个很诚实的老师的信中有几句话颇扼要：“……平心细想，该校长岂敢将三个人命秘而不宣！被害学生的家属岂能忍受？兄在该校兼有功课，岂能无一点觉察？此事本系‘是可忍孰不可忍’之事，关系河南女子教育，全体教育，及住家的眷属俱甚大，该校长胆有多大，岂敢以一手遮天？……” 我们由这几句话看起来，河南女师没有发生这种事情，已属千真万确，我的女人在该校上学，来信中又有两个反证： “我们的心理教员周调阳先生闻听此事，就来校暗察。而见学生游戏的游戏，看书的看书，没有一点变异，故默默而退。历史教员王钦斋先生被许多人质问，而到校中见上堂如故，人数不差，故对人说绝无此事，这都是后来我们问他们他们才对我们说的。” 据她这封信看来，河南女师并无发生什么事，更足征信。 现在谣言已经过去，大家都是追寻谣言的起源。有两种说法：一说是由于恨军界而起的。就是我那位写信的老师也在那封信上说： “近数月来，开封曾发生无根的谣言，求其同一之点，皆不利于军事当局。” 我们由此满可知道河南的军人是否良善？要是“基督将军”在那边，决不会有这种谣言；就是有这种谣言，人也不会信它。 又有一说，这谣言是某人为争饭碗起见，并且他与该校长有隙，而造的。信此说者甚多。昨天河南省议员某君新从开封来，他说开封教育界许多人都是这样的猜度。 但在京的同乡和别的关心河南女界的人，还是在半信半疑的态度。有的还硬说实在真有事，有的还说也许是别校的女生被辱了。咳，这种谣言，在各处所发生的真数见不鲜了。到末后，无论怎样证实它的乌有，而有一部分人总还要信它，它的魔力，真正不少！ 我为要使人明白真象，故草切的写这封信。不知先生还肯登载贵刊之末否？即颂著安！ 弟赵荫棠上。八日。 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三日《京报》《妇女周刊》第二十二期。
六代绮罗成旧梦，石头城上月如钩。〔２〕其 二雨花台边埋断戟，莫愁湖里余微波。〔３〕所思美人不可见，归忆江天发浩歌。〔４〕六月 〔１〕《鲁迅日记》一九三一年六月十四日：“为宫崎龙介书一幅云：‘大江日夜向东流，……’又为白莲女士书一幅云：‘雨花台边埋断戟……。’”“群雄”，手迹作“英雄”，“不可见”作“杳不见”。按宫崎龙介（１８９２—１９７１），日本律师，一九三一年来上海时曾访问鲁迅。其父宫崎弥藏系支持中国民主革命的志士，叔父宫崎寅藏曾协助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白莲女士，即柳原烨子（１８８５—１９６７），日本女作家，宫崎龙介的夫人。 〔２〕六代我国历史上三国时的吴，东晋，南朝的宋、齐、梁、陈六个朝代，都建都南京，合称六朝。石头城，古城名，本名金陵城，东汉末年孙权重筑改名，故址在今南京清凉山，后用石头城代指南京。〔３〕雨花台在南京城南聚宝山上，亦称石子岗。据《高僧传》，南朝梁武帝时云光法师在此讲经，感动上天，落花如雨，故名。辛亥革命时，革命军进攻南京，曾在此血战多日。莫愁湖，在南京水西门外，相传六朝洛阳女子卢莫愁曾居于此，故名。辛亥革命胜利后，南京临时政府曾在湖边建阵亡将士纪念碑，刻有孙中山“建国成仁”的题词。〔４〕浩歌语出《楚辞g九歌g少司命》：“望美人兮未来，临风恍兮浩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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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黯黯锁玄云皓齿吴娃唱柳枝 岁暮何堪再惆怅，且持卮酒食河豚。 其二皓齿吴娃唱柳枝，酒阑人静暮春时。〔２〕无端旧梦驱残醉，独对灯阴忆子规。〔３〕 〔１〕《鲁迅日记》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为知人写字五幅，皆自作诗。……为滨之上学士云：‘故乡黯黯锁玄云，……。’为坪井学士云：‘皓齿吴娃唱柳枝……。’”诗中的“食”条幅手迹作“吃”。滨之上，即滨之上信隆；坪井，即坪井芳治。他们都是日本人在上海开设的筱崎医院的医生。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晚，坪井芳治邀鲁迅往日本饭店共食河豚，滨之上信隆曾同座。 〔２〕柳枝原为古代民间曲调，名《折杨柳》或《折柳枝》。唐代进入教坊，名《杨柳枝》。白居易有《杨柳枝词》八首，其中有“古歌旧曲君休问，听取新翻《杨柳枝》”的句子。他又在《杨柳枝二十韵》题下自注：“《杨柳枝》，洛下新声也。” 〔３〕子规即杜鹃。师旷《禽经》：“春夏有鸟如云不如归去，乃子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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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邀潭底影，玄酒颂皇仁。〔３〕 〔１〕《鲁迅日记》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八日：“下午为萍荪书一幅云：‘禹域多飞将，……。’” 〔２〕禹域即中国。《左传》襄公四年：“茫茫禹迹，画为九州。”蜗庐，即蜗牛庐。据《三国志g魏书g管宁传》裴松之注引《魏略》，东汉末年，隐士焦先“自作一瓜（蜗）牛庐，净扫其中，营木为床，布草蓐其上，至天寒时，"k火以自炙，呻吟独语”。 〔３〕玄酒《礼记g礼运》：“玄酒在室”。唐代孔颖达疏：“玄酒Ｎ剿?玻?云渖*黑谓之玄。而大古无酒，此水当酒所用，故谓之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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