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信单是呵斥，原意不需答复，本无揭载的必要；但末后用了“激将法”，要求发表，所以便即发表。既然发表，便不免要答复几句了。 来信的最大误解处，是我所批评的是社会现象，现在陈先生〔２〕根据了来攻难的，却是他本身的态度。如何是社会现象呢？本志前号《克林德碑》〔３〕篇内已经举出：《新武术》序说，“世界各国，未有愈于中华之新武术者。前庚子变时，民气激烈……”〔４〕序中的庚子，便是《随感录》所说的一千九百年，可知对于“鬼道主义”明明大表同情。要单是一人偶然说了，本也无关重要；但此书是已经官署审定，又很得教育家欢迎，——近来议员〔５〕又提议推行，还未知是否同派，——到处学习，这便是的确成了一种社会现象；而且正是“鬼道主义”精神。我也知道拳术家中间，必有不信鬼道的人；但既然不见出头驳斥，排除谬见，那便是为潮流遮没，无从特别提开。譬如说某地风气闭塞，也未必无一二开通的人，但记载批评，总要据大多数立言，这一二人决遮不了大多数。所以个人的态度，便推翻不了社会批评；这《随感录》第三十七条，也仍然完全成立。 其次，对于陈先生主张的好处，也很有不能“点头”的处所，略说于下： 蔡先生〔６〕确非满清王公，但现在是否主持打拳，我实不得而知。就令正在竭力主持，我亦以为不对。 陈先生因拳术医好了老病，所以赞不绝口；照这样说，拳术亦只是医病之术，仍无普及的必要。譬如乌头，附子，虽于病有功，亦不必人人煎吃。若用此医相类之病，自然较有理由；但仍须经西医考查研究，多行试验，确有统计，才可用于治疗。不能因一二人偶然之事，便作根据。 技击术的“起死回生”和“至尊无上”，我也不能相信。东瀛的“武士道”〔７〕，是指武士应守的道德，与技击无关。武士单能技击，不守这道德，便是没有武士道。中国近来每与柔术混作一谈，其实是两件事。 美国新出“北拳对打”，亦是情理上能有的事，他们于各国的书，都肯翻译；或者取其所长，或者看看这些人如何思想，如何举动：这是他们的长处。中国一听得本国书籍，间有译了外国文的，便以为定然宝贝，实是大误。 Ｂｏｘｉｎｇ〔８〕的确是外国所有的字，但不同中国的打拳；对于中国可以说是“不会”。正如拳匪作Ｂｏｘｅｒ〔９〕，也是他们本有的字；但不能因有此字，便说外国也有拳匪。 陆军中学里，我也曾见他们用厚布包了枪刃，互相击刺，大约确是枪剑术；至于是否逃不出中国技击范围，“外行”实不得而知。但因此可悟打仗冲锋，当在陆军中教练，正不必小学和普通中学都来练习。 总之中国拳术，若以为一种特别技艺，有几个自己高兴的人，自在那里投师练习，我是毫无可否的意见；因为这是小事。现在所以反对的，便在：（一）教育家都当作时髦东西，大有中国人非此不可之概；（二）鼓吹的人，多带着“鬼道”精神，极有危险的豫兆。所以写了这一条随感录，倘能提醒几个中国人，则纵令被骂为“刚毅〔１０〕之不如”，也是毫不介意的事。 三月二日，鲁迅。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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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在广州，我觉得纪念和庆祝的盛典似乎特别多。这是当革命的进行和胜利中，一定要有的现象。沪宁的克复，在看见电报的那天，我已经一个人私自高兴过两回了。这“别人出力我高兴”的报应之一，是搜索枯肠，硬做文章的苦差使。其实，我于做这等事，是不大合宜的，因为动起笔来，总是离题有千里之远。即如现在，何尝不想写得切题一些呢，然而还是胡思乱想，像样点的好意思总像断线风筝似的收不回来。忽然想到昨天在黄埔〔２〕看见的几个来投学生军的青年，才知道在前线上拚命的原来是这样的人；自己在讲堂上胡说了几句〔３〕便骗得听众拍手，真是应该羞愧。忽而想到十六年前也曾克复过南京，还给捐躯的战士立了一块碑，民国二年后，便被张勋毁掉了，〔４〕今年顷又可以重立。忽而又想到香港《循环日报》〔５〕上所载李守常〔６〕在北京被捕的消息，他的圆圆的脸和中国式的下垂的黑胡子便浮在眼前，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 黑暗的区域里，反革命者的工作也正在默默地进行，虽然留在后方的是呻吟，但也有一部分人们高兴。后方的呻吟与高兴固然大不相同，然而无裨于事是一样的。最后的胜利，不在高兴的人们的多少，而在永远进击的人们的多少，记得一种期刊〔７〕上，曾经引有列宁的话：“第一要事是，不要因胜利而使脑筋昏乱，自高自满；第二要事是，要巩固我们的胜利，使他长久是属于我们的；第三要事是，准备消灭敌人，因为现在敌人只是被征服了，而距消灭的程度还远得很。” 俄国究竟是革命的世家，列宁究竟是革命的老手，不是深知道历来革命成败的原因，自己又积有许多经验，是说不出来的。先前，中国革命者的屡屡挫折，我以为就因为忽略了这一点。小有胜利，便陶醉在凯歌中，肌肉松懈，忘却进击了，于是敌人便又乘隙而起。 前年，我作了一篇短文〔８〕，主张“落水狗”还是非打不可，就有老实人以为苛酷，太欠大度和宽容；况且我以此施之人，人又以报诸我，报施将永无了结的时候。但是，外国我不知，在中国，历来的胜利者，有谁不苛酷的呢。取近例，则如清初的几个皇帝，民国二年后的袁世凯〔９〕，对于异己者何尝不赶尽杀绝。只是他嘴上却说着什么大度和宽容，还有什么慈悲和仁厚；也并不像列宁似的简单明了，列宁究竟是俄国人，怎么想便怎么说，比我们中国人直爽得多了。但便是中国，在事实上，到现在为止，凡有大度，宽容，慈悲，仁厚等等美名，也大抵是名实并用者失败，只用其名者成功的。然而竟瞒过了一群大傻子，还会相信他。 庆祝和革命没有什么相干，至多不过是一种点缀。庆祝，讴歌，陶醉着革命的人们多，好自然是好的，但有时也会使革命精神转成浮滑。革命的势力一扩大，革命的人们一定会多起来。统一以后，我恐怕研究系〔１０〕也要讲革命。去年年底，《现代评论》，不就变了论调了么？〔１１〕和“三一八惨案”〔１２〕时候的议论一比照，我真疑心他们都得了一种仙丹，忽然脱胎换骨。我对于佛教先有一种偏见，以为坚苦的小乘教倒是佛教，待到饮酒食肉的阔人富翁，只要吃一餐素，便可以称为居士，算作信徒，虽然美其名曰大乘〔１３〕，流播也更广远，然而这教却因为容易信奉，因而变为浮滑，或者竟等于零了。革命也如此的，坚苦的进击者向前进行，遗下广大的已经革命的地方，使我们可以放心歌呼，也显出革命者的色彩，其实是和革命毫不相干。这样的人们一多，革命的精神反而会从浮滑，稀薄，以至于消亡，再下去是复旧。 广东是革命的策源地，因此也先成为革命的后方，因此也先有上面所说的危机。 当盛大的庆典的这一天，我敢以这些杂乱无章的话献给在广州的革命民众，我深望不至于因这几句出轨的话而扫兴，因为将来可以补救的日子还很多。倘使因此扫兴了，那就是革命精神已经浮滑的证据。 四月十日。 EE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五月五日广州《国民新闻》副刊《新出路》第十一号。 沪宁克复，指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二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和三月二十四日北伐军攻克南京。 〔２〕黄埔指孙中山在国民党改组后所创立的黄埔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址在广州黄埔。一九二四年六月正式开学。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反革命政变以前，它是国共合作的学校。周恩来、叶剑英、恽代英、萧楚女等许多共产党人都在该校担任过负责的工作。〔３〕指一九二七年四月八日所作的题为《革命时代的文学》的讲演，后收入《而已集》。 〔４〕张勋（１８５４—１９２３）江西奉新人，北洋军阀之一，原为清朝江南提督、钦差江防大臣。辛亥革命时，他曾在南京负隅顽抗；一九一七年七月又曾扶持清废帝溥仪复辟。一九一一年十二月，革命军攻克南京，临时政府曾在莫愁湖畔建立“粤军阵亡将士纪念碑”，刻有孙中山“建国成仁”的题字。一九一三年九月张勋攻占南京后此碑被毁。 〔５〕《循环日报》一八七四年一月五日创刊于香港的中文报纸，王韬主办。 〔６〕李守常（１８８９—１９#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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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去年买到一个日历，大洋二角五分，上印“上海魁华书局印行”，内容看不清楚，因为用薄纸包着的，我便将他挂在柱子上。 从今年一月一日起，我一天撕一张，撕到今天，可突然发见他的奇怪了，现在就抄七天在下面：一月二十三日土曜日〔２〕星期三宜祭祀会亲友结婚姻 又二十四日金曜日星期四宜沐浴扫舍宇又二十五日金曜日星期五宜祭祀又二十六日火曜日星期六又二十七日火曜日星期日宜祭祀……又二十八日水曜日星期一宜沐浴剃头捕捉又二十九日水曜日星期二我又一直看到十二月三十一日，终于没有发见一个日曜日和月曜日。 虽然并不真奉行，中华民国之用阳历〔３〕，总算已经十三年了，但如此奇怪的日历，先前却似乎未曾出现过，岂但“宜剃头捕捉”，表现其一年一年的加增昏谬而已哉！一三，一，二三，北京。 EE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七日《晨报副刊》，署名敖者。 〔２〕土曜日即星期六。旧时有一种来源于古巴比伦的历法，称七曜历，以日、月和火、水、木、金、土五星代表一个星期的七天，日曜日为星期日，月曜日为星期一，其余依次类推。〔３〕中华民国之用阳历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七日，袁世凯以“新举临时大总统”名义发布通告：“自阴历壬子年正月初一日起，所有内外文武官行用公文一律改用阳历”。同年二月二十三日，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奉孙中山令将新编的阴阳合历历书颁行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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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朕 出版界的现状，期刊多而专书少，使有心人发愁，小品多而大作少，又使有心人发愁。人而有心，真要“日坐愁城”了。 但是，这情形是由来已久的，现在不过略有变迁，更加显著而已。 上海的居民，原就喜欢吃零食。假使留心一听，则屋外叫卖零食者，总是“实繁有徒”〔２〕。桂花白糖伦教糕〔３〕，猪油白糖莲心粥，虾肉馄饨面，芝麻香蕉，南洋芒果，西路（暹罗）蜜橘，瓜子大王，还有蜜饯，橄榄，等等。只要胃口好，可以从早晨直吃到半夜，但胃口不好也不妨，因为这又不比肥鱼大肉，分量原是很少的。那功效，据说，是在消闲之中，得养生之益，而且味道好。 前几年的出版物，是有“养生之益”的零食，或曰“入门”，或曰“ＡＢＣ”，或曰“概论”，总之是薄薄的一本，只要化钱数角，费时半点钟，便能明白一种科学，或全盘文学，或一种外国文。意思就是说，只要吃一包五香瓜子，便能使这人发荣滋长，抵得吃五年饭。试了几年，功效不显，于是很有些灰心了。一试验，如果有名无实，是往往不免灰心的，例如现在已经很少有人修仙或炼金，而代以洗温泉和买奖券，便是试验无效的结果。于是放松了“养生”这一面，偏到“味道好”那一面去了。自然，零食也还是零食。上海的居民，和零食是死也分拆不开的。 于是而出现了小品，但也并不是新花样。当老九章〔４〕生意兴隆的时候，就有过《笔记小说大观》〔５〕之流，这是零食一大箱；待到老九章关门之后，自然也跟着成了一小撮。分量少了，为什么倒弄得闹闹嚷嚷，满城风雨的呢？我想，这是因为在担子上装起了篆字的和罗马字母合璧的年红电灯〔６〕的招牌。 然而，虽然仍旧是零食，上海居民的感应力却比先前敏捷了，否则又何至于闹嚷嚷。但这也许正因为神经衰弱的缘故。假使如此，那么，零食的前途倒是可虑的。 六月十一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六月十六日《申报·自由谈》。〔２〕“实繁有徒”语见《尚书·仲虺之诰》，意思是这种人确实不少。 〔３〕伦教糕一种广东式糕点。 〔４〕老九章指上海老九章绸缎庄，约在一八六○年间开设。一九三四年二月因绸业衰落，股东退伙，宣告清算结束。后来又曾重新组织开设老九章公记绸缎庄。 〔５〕《笔记小说大观》上海进步书局编印的一套丛书，汇辑自唐代至清代的杂史、笔记而成，共出九辑（包括外集），约六十册为一辑，最初四辑在一九一八年左右出版，后几辑于数年后出版。〔６〕年红电灯即霓虹灯。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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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在《小说月报》〔２〕上看见《小说的研究》〔３〕这一篇文章里，有“《唐人说荟》一书为唐人小说之中心”的话，这诚然是不错的，因为我们要看唐人小说，实在寻不出第二部来了。然而这一部书，倘若单以消闲，自然不成问题，假如用作历史的研究的材料，可就误人很不浅。我也被这书瞒过了许多年，现在觉察了，所以要趁这机会来揭破他。 《唐人说荟》也称为《唐代丛书》，早有小木板，现在却有了石印本了，然而反加添了许多脱落，误字，破句。全书分十六集，每集的书目都很光怪陆离，但是很荒谬，大约是书坊欺人的手段罢。只是因为是小说，从前的儒者是不屑辩的，所以竟没有人来掊击，到现在还是印而又印，流行到“不亦乐乎”。 我现在略举些他那胡闹的例：一是删节。从第一集《隋唐嘉话》到第六集《北户录》〔４〕止三十九种书，没有一种完全，甚而至于有不到二十分之一的，此后还不少。 二是硬派。如《洛中九老会》，《五木经》，《锦裙记》〔５〕等，都不过是各人文集中的一篇文章，不成为一部书，他却硬将他们派作一种。 三是乱分。如《诺皋记》，《支诺皋》，《肉攫部》，《金刚经鸠异》，都是《酉阳杂俎》〔６〕中的一篇，他却分为四种，又别出一种《酉阳杂俎》。又如《花九锡》，《药谱》，《黑心符》，都是《清异录》〔７〕中的一条，他却算作三种。 四是乱改句子。如《义山杂纂》〔８〕中，颇有当时的俗语，他不懂了，便任意的改篡。 五是乱题撰人。如《幽怪录》是牛僧孺做的，他却道王恽。〔９〕《枕中记》是沈既济做的，他却道李泌。〔１０〕《迷楼记》《海山记》《开河记》不知撰人，或是宋人所作，他却道韩翭。〔１１〕 六是妄造书名而且乱题撰人。如什么《雷民传》，《垅上记》，《鬼冢志》之类，全无此书，他却从《太平广记》〔１２〕中略抄几条，题上段成式褚遂良〔１３〕等姓名以欺人。此外还不少。最误人的是题作段成式做的《剑侠传》〔１４〕，现在几乎已经公认为一部真的完书了，其实段成式何尝有这著作。 七是错了时代。如做《太真外传》的乐史〔１５〕是宋人，他却将他收入《唐人说荟》里，做《梅妃传》的人提起叶少蕴，〔１６〕一定也是宋人，他却将撰人题为曹邺〔１７〕，于是害得以目录学自豪的叶德辉〔１８〕也将这两种收入自刻的《唐人小说》里去了。其余谬点还多，讲起来话太长，就此中止了。 然而这胡闹的下手人却不是《唐人说荟》，是明人的《古今说海》和《五朝小说》〔１９〕，还有清初的假《说郛》〔２０〕也跟着，《说荟》只是采取他们的罢了。那些胡闹祖师都是旧板，现已归入宝贝书类中，我们无力购阅，倒不必怕为其所惑的。目下可恶的就只是《唐人说荟》。 为避免《说荟》之祸起见，我想出一部书来，就是《太平广记》。这书的不佳的小板本，不过五元而有六十多本，南边或者更便宜。虽有错字，但也无法，因为再好便是明板，又是宝贝之类，非我辈之力所能得了。我以为《太平广记》的好处有二，一是从六朝到宋初的小说几乎全收在内，倘若大略的研究，即可以不必别买许多书。二是精怪，鬼神，和尚，道士，一类一类的分得很清楚，聚得很多，可以使我们看到厌而又厌，对于现在谈狐鬼的《太平广记》的子孙，再没有拜读的勇气。 EE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十月三日《晨报副刊》“文艺谈”栏，署名风声。 《唐人说荟》，笔记小说丛书，原有明末桃源居士辑本，共收一四四种；清代乾隆时山阴陈世熙（莲塘居士）又从《说郛》等书中补入二十种，编成二十卷。后来坊刻本有的改名为《唐代丛书》。〔２〕《小说月报》文学月刊，一九一○年八月创刊于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最初由恽铁樵主编，一九一八年一月起由王蕴章（西神）接编，成为鸳鸯蝴蝶派主要刊物之一。一九二一年一月第十二卷第一期起，由文学研究会的沈雁冰主编，内容大加改革，成为倡导新文学的重要刊物。一九二三年第十四卷起，改由郑振铎主编。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出至第二十二卷第十二期停刊。 〔３〕《小说的研究》瞿世英所作文学论文，连载于《小说月报》第十三卷第七期至第九期（一九二二年七月至九月）。〔４〕《隋唐嘉话》唐代刘輖著，三卷。主要记载唐人言行、故事。《北户录》，唐代段公路著，三卷。主要记述岭南风土物产。〔５〕《洛中九老会》《唐人说荟》署白居易作，按《白居易集》中有《九老图诗并序》一篇。《五木经》，唐代李翱所写的一篇记述古代樗蒲游戏的文章，见《李文公集》卷十八。《锦裙记》，唐代陆龟蒙所写的一篇记述李尹所藏古锦裙的杂记，见《笠泽丛书》卷四，题为《记锦裙》。 〔６〕《酉阳杂俎》唐代段成式著，二十卷，又续集十卷。《诺皋记》，见该书卷十四、十五，《支诺皋》，见《续集》卷一、二、三，皆述怪异故事。《肉攫部》见卷十二，记述养鹰方法。《金刚经鸠异》，见《续集》卷七，记述金刚经灵异故事。 〔７〕#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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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先生只佩服《论语》，不崇拜孟子，所以他要让娘儿们来干一下〔２〕。其实，孟夫子说过的：“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唯送死可以当大事”〔３〕。娘儿们只会“养生”，不会“送死”，如何可以叫她们来治天下！ “养生”得太多了，就有人满之患，于是你抢我夺，天下大乱。非得有人来实行送死政策，叫大家一批批去送死，只剩下他们自己不可。这只有男子汉干得出来。所以文官武将都由男子包办，是并非无功受禄的。自然不是男子全体，例如林语堂先生举出的罗曼·罗兰等等就不在内〔４〕。懂得这层道理，才明白军缩会议〔５〕，世界经济会议〔６〕，废止内战同盟〔７〕等等，都只是一些男子汉骗骗娘儿们的玩意儿；他们自己心里是雪亮的：只有“送死”可以治国而平天下，——送死者，送别人去为着自己死之谓也。 就说大多数“别人”不愿意去死，因而请慈母性的娘儿们来治理罢，那也是不行的。林黛玉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８〕，这就是女界的“内战”也是永远不息的意思。虽说娘儿们打起仗来不用机关枪，然而动不动就抓破脸皮也就不得了。何况“东风”和“西风”之间，还有另一种女人，她们专门在挑拨，教唆，搬弄是非。总之，争吵和打架也是女治主义国家的国粹，而且还要剧烈些。所以假定娘儿们来统治了，天下固然仍旧不得太平，而且我们的耳根更是一刻儿不得安静了。 人们以为天下的乱是由于男子爱打仗，其实不然的。这原因还在于打仗打得不彻底，和打仗没有认清真正的冤家。如果认清了冤家，又不像娘儿们似的空嚷嚷，而能够扎实的打硬仗，那也许真把爱打仗的男女们的种都给灭了。而娘儿们都大半是第三种：东风吹来往西倒，西风吹来往东倒，弄得循环报复，没有个结账的日子。同时，每一次打仗一因为她们倒得快，就总不会彻底，又因为她们大都特别认不清冤家，就永久只有纠缠，没有清账。统治着的男子汉，其实要感谢她们的。 所以现在世界的糟，不在于统治者是男子，而在这男子在女人的地统治。以妾妇之道治天下，天下那得不糟！举半个例罢：明朝的魏忠贤〔９〕是太监——半个女人，他治天下的时候，弄得民不聊生，到处“养生”了许多干儿孙，把人的血肉廉耻当馒头似的吞噬，而他的狐群狗党还拥戴他配享孔庙，继承道统。半个女人的统治尚且如此可怕，何况还是整个的女人呢！ EE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一日《申报·自由谈》，署名虞明。 〔２〕让娘儿们来干一下林语堂在一九三三年八月十八日《申报·自由谈》发表《让娘儿们干一下吧！》一文，其中引述美国某夫人“让女子来试一试统治世界”的话以后说：“世事无论是中国是外国，是再不会比现在男子统治下的情形更坏了。所以姑娘们来向我们要求‘让我们娘儿们试一试吧’，我只好老实承认我们汉子的失败，把世界的政权交给娘儿们去。” 〔３〕“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唯送死可以当大事”语见《孟子·离娄下》。汉代赵岐注：“孝子事亲致养，未足以为大事；送终如礼，则为能奉大事也。”按林语堂《让娘儿们来干一下吧！》一文中有“娘儿们专会生养儿女，而我们汉子偏要开战，把最好的儿女杀死”等语。 〔４〕林语堂文中主张“把当今的贤者如罗素，爱斯坦，罗兰之流请出来”“治天下”。 〔５〕军缩会议即国际裁军会议，由国际联盟召集，于一九三二年二月至一九三四年底在日内瓦召开，有苏、英、法、美、德、意、中、日等六十三国参加。由于帝国主义各国根本无意裁军，会议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６〕世界经济会议国际联盟召集，首次会议于一九二七年五月在日内瓦举行，讨论取消出口禁令、降低关税等问题。第二次会议于一九三三年六月至七月在伦敦举行，主要讨论货币问题。两次会议均无结果。 〔７〕废止内战同盟即废止内战大同盟，由上海全国商联会、市商会、银行公会和钱业公会发起组织，一九三二年八月成立于上海。它以“调处”国民党各派系间的纷争，维护蒋介石政权为宗旨。主要人物有吴鼎昌、林康侯、王晓籁等。 〔８〕“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见《红楼梦》第八十二回。 〔９〕魏忠贤（１５６８—１６２７）河间肃宁（今属河北）人，明代天启年间最跋扈的太监。曾利用特务机关东厂大杀较为正直有气节的人。据《明史·魏忠贤传》载：“群小求媚”，“相率归忠贤称义儿”，“监生陆万龄至请以忠贤配孔子”。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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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了几年杂志和报章，渐渐的造成一种古怪的积习了。 这是什么呢？就是看文章先看署名。对于这署名，并非积极的专寻大人先生，而却在消极的这一方面。 一，自称“铁血”“侠魂”“古狂”“怪侠”“亚雄”之类的不看。 二，自称“鲽栖”“鸳精”“芳侬”“花怜”“秋瘦”“春愁”之类的又不看。 三，自命为“一分子”，自谦为“小百姓”，自鄙为“一笑”之类的又不看。 四，自号为“愤世生”“厌世主人”“救世居士”之类的又不看。 如是等等，不遑枚举，而临时发生，现在想不起的还很多。有时也自己想：这实在太武断，太刚愎自用了；倘给别人知道，一定要摇头的。 然而今天看见宋人俞成先生的《萤雪丛说》〔２〕里的一段话，却连我也大惊小怪起来。现在将他抄出在下面：“今人生子，妄自尊大：多取文武富贵四字为名，不以* 看这意思，似乎人们不自称猪狗，俞先生便很不高兴似的。我于以叹古人之高深为不可测，而我因之尚不失为中庸也，便发生了写出这一篇的勇气来。 五月五日 EE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一年五月七日《晨报副刊》“杂感”栏，署名风声。 〔２〕《萤雪丛说》笔记，宋代俞成著，二卷。引文见该书卷一“人之小名”条，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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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竟出山阴兰上乡吕超墓中，墓有铭，尝得墨本二枚，国号纪元俱泐。以其官随郡王国中军，又有己巳字，因定为齐永明十一年十一月葬。竟则止闻铭辞云是“郑氏作镜幽涷三商幽明镜”十一字，篆书，不能得墨本。六月中，中弟起明〔２〕归会稽，遂见此竟，告言径建初尺〔３〕四寸四分，质似铅，已裂为九，又失其二，然所阙皆华饰，而文字具在。未几，手拓见寄。铭有二层，与所传者绝异，文句?夺，取他竟铭校之，始知大较。外层云：“五月五日，大岁在未。吴郑蔓作其镜，幽涷三商，周刻禺疆，白???，众神容”，凡卅字。内层云：“吾作明幽竟涷三商周?”，凡十字。上虞罗氏《古镜图录》〔４〕收金山程氏所藏一竟，文字略同，末云：“众神见容天禽”，较此多三字，而句亦未尽。他竟尚有作“天禽四守”者也。古人铸冶，多以五月丙午日，虞喜《志林》〔５〕谓“取纯火精以协其数”（《初学记》廿二引）〔６〕。今所见汉魏竟，带句，帐构铜〔７〕，凡勒年月者，大率云五月丙午日作；而五日顾未闻宜铸，唯索缕，采药，辟兵，却病之事，兴作甚多。后世推类，或并以造竟。家所臧唐代小镜一枚，亦云五月五日午时造，则此事当始于晋，至唐犹然。大岁在未，在字反左书，未年亦不知何年，?未又似戊午或丙午，?或作?，得转?如未，所未详也。吴下一字，仅存小半，程氏臧竟作?，罗氏题为“吴郡郑蔓镜”。吴越接壤，便于市卖，所释当禞。郡字并亦反左书，郑又如鄚，蔓又似?，皆?变。幽涷三商者，《关中金石记》尝以《仪礼》郑注“日入三商为昏”语释永康竟铭，然孔疏云，“商谓商量”，是刻漏名，则亦无与竟事。〔８〕《墨林快事》〔９〕以为三金，于义最协。他竟或云幽涷宫商，或云合涷白黄。宫为土，商为金〔１０〕，金白土黄；竟则丹扬善铜，sヒ砸???淅嗳??渖?瓢祝挥膕ド??嗤ǎ瑳颍*水名，乃oe之误，oe嬘謪?玻保薄澄猋'；s?'三金，犹云合涷白黄，亦即幽浌?桃印Ｘ?櫿撸?渡胶YYY?贰玻保*〕云：“北方禺皺，人面鸟身。”郭注：“字玄冥，水神也。”竟之为物，仪形曜灵〔１３〕，月为水精，故刻禺皺。禺字上有羡画〔１４〕，他竟或?成万。又有云“周刻罔象〔１５〕”者，罔象亦水精，与此同意。白?即伯牙〔１６〕，建安竟〔１７〕铭有“白?单?”语，徐氏同柏〔１８〕云：“??未详”。今按彼为伯牙弹琴，而此?字尤缪，唯迹象可据寻究。??颇似乐?，殆亦单琴之误也。据程氏竟，神容二字间，当?〔１９〕见字，见容即见形矣。末三句十一字，并颂雕文刻镂之美。而竟止作四神人，乘异兽，其二今阙。又有四乳，具存。内层之?亦吾字，笔画不完，遂与予字相似。?亦幽也，他竟多如此作。此铭在汉，当有全文，施之巨竟。后来娄经转刻，夺落舛误，弥失其初，遂至不可诵说。余以此竟出于故乡，铭文又不常见，长夏索居，辄加审释，虽多所穿凿，终亦不能尽通，聊记所获，以备忘失。又闻越竟铅泉，时或出土，而铅竟甚为希有；盖铅锡事本非宜，而此则窀夕所用，故犹刍灵木寓〔２０〕，象物斯足，不复幽涷三商与。中华民国七年七月廿九日记。 EE 〔１〕本篇据手稿编入，原无标题，有句读。 郑蔓，汉代吴郡（治所在今江苏苏州）著名铸镜人，后人造镜多假托其名。 〔２〕起明即周作人（１８８５—１９６７），号起孟，又作启孟、起明、启明，鲁迅的二弟。曾在绍兴浙江省立第五中学、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等校任教。抗日战争期间堕落为汉奸。一九一八年六月他从北京回绍兴省亲，通过陈古遗得到吴郡郑蔓镜拓本，于七月二十五日寄鲁迅二枚，八月十六日又寄四枚。 〔３〕建初尺参看本卷第５６页注〔２〕。 〔４〕罗氏即罗振玉（１８８６—１９４０），字叔蕴、叔言，号雪堂，浙江上虞人，清朝遗老。“九一八”以后成为汉奸。《古镜图录》，三卷，共收古镜拓片一五九枚。金山程氏所藏镜，见该书卷中第二十九面，外层铭文可辨“五月五日大岁在未吴郡郑蔓作其涷三商白????神见容天禽”等字；内层铭文为“吾作明幽竟涷三商周”十字。〔５〕虞喜（２８１—３５６）字仲宁，余姚（今属浙江）人，晋代学者。《志林》，《隋书·经籍志》著录三十卷，已佚。明代陶宗仪《说郛》、清代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中均有辑本；鲁迅亦有辑校本一卷，未刊行。 〔６〕“取纯火精以协其数”意思是取干支都属火的月、日进行冶炼，以符合阴阳五行的术数。此说本于汉代王充《论衡·乱龙》：“阳燧取火于天，五月丙午日中之时，消炼五石，铸以为器，乃能得火。”后来无论是否在五月丙午日铸器，铭文往往皆作“五月丙午”。《初学记》，类书，唐代徐坚等编，三十卷。 〔７〕带句衣带钩。句，通钩。帐构铜，古时帐幕上用以结构木架的铜件。 〔８〕《关中金石记》金石考古集，清代毕沅著，八卷。按这里的《关中金石记》系《中州金石记》之误。《中州金石记》亦为毕沅所著，五卷。其卷一“永康镜铭”条解释汉桓帝永康元年（１６７）所铸铜镜铭文中的“幽涷三商”一语说：“郑康#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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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一八八一年生于浙江省绍兴府城里的一家姓周的家里。父亲是读书的；母亲姓鲁，乡下人，她以自修得到能够看书的学力。听人说，在我幼小时候，家里还有四五十亩水田，并不很愁生计。但到我十三岁时，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我寄住在一个亲戚家里，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我于是决心回家，而我底父亲又生了重病，约有三年多，死去了。我渐至于连极少的学费也无法可想；我底母亲便给我筹办了一点旅费，教我去寻无需学费的学校去，因为我总不肯学做幕友或商人，——这是我乡衰落了的读书人家子弟所常走的两条路。 其时我是十八岁，便旅行到南京，考入水师学堂了，分在机关科。大约过了半年，我又走出，改进矿路学堂去学开矿，毕业之后，即被派往日本去留学。但待到在东京的豫备学校毕业，我已经决意要学医了。原因之一是因为我确知道了新的医学对于日本维新有很大的助力。我于是进了仙台（Ｓｅｎ－ｄａｉ）医学专门学校，学了两年。这时正值俄日战争，我偶然在电影上看见一个中国人因做侦探而将被斩，因此又觉得在中国医好几个人也无用，还应该有较为广大的运动……先提倡新文艺。我便弃了学籍，再到东京，和几个朋友立了些小计划，但都陆续失败了。我又想往德国去，也失败了。终于，因为我底母亲和几个别的人很希望我有经济上的帮助，我便回到中国来；这时我是二十九岁。 我一回国，就在浙江杭州的两级师范学堂做化学和生理学教员，第二年就走出，到绍兴中学堂去做教务长，第三年又走出，没有地方可去，想在一个书店去做编译员，到底被拒绝了。但革命也就发生，绍兴光复后，我做了师范学校的校长。革命政府在南京成立，教育部长招我去做部员，移入北京；后来又兼做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的国文系讲师。到一九二六年，有几个学者到段祺瑞〔２〕政府去告密，说我不好，要捕拿我，我便因了朋友林语堂〔３〕的帮助逃到厦门，去做厦门大学教授，十二月走出，到广东做了中山大学教授，四月辞职，九月出广东，一直住在上海。 我在留学时候，只在杂志上登过几篇不好的文章。初做小说是一九一八年，因为一个朋友钱玄同的劝告，做来登在《新青年》上的。这时才用“鲁迅”的笔名（Ｐｅｎ－ｎａｍｅ）；也常用别的名字做一点短论。现在汇印成书的有两本短篇小说集：《呐喊》，《彷徨》。一本论文，一本回忆记，一本散文诗，四本短评。别的，除翻译不计外，印成的又有一本《中国小说史略》，和一本编定的《唐宋传奇集》。 一九三○年五月十六日EE 〔１〕本篇据手稿编入。它是作者在一九二五年所作《自叙传略》（收入《集外集》）的基础上增补修订而成的。〔２〕段祺瑞（１８６４—１９３６）字芝泉，安徽合肥人，北洋军阀皖系首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任北洋政府“临时执政”。一九二六年他制造了镇压群众反帝爱国运动的三一八惨案。事后，又发布秘密通缉令，据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六日《京报》披露，“该项通缉令所罗织之罪犯闻竟有五十人之多，如……周树人（即鲁迅）许寿裳……均包括在内，闻所开五十人中之学界部分，系（教长）马君武亲笔开列”。 〔３〕林语堂（１８９４—１９７６）福建龙溪人，作家。曾留学美国、德国，回国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等校任教。《语丝》撰稿人之一。三十年代在上海编辑《论语》、《人间世》等刊物，提倡幽默和闲适。一九二六年六月他任厦门大学文科主任兼国学研究院秘书时，曾推荐鲁迅到厦门大学任教。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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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文艺》稿件，有一部份经我看过，已在第十四期声明。现因自己事繁，无暇细读，并将一部份的“校阅”，亦已停止，自第十七期起，即不负任何责任。 四月十四日。 EE 〔１〕本篇最初刊于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七日《京报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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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谨按—— 我的《中国小说史略》，是先因为要教书糊口，这才陆续编成的，当时限于经济，所以搜集的书籍，都不是好本子，有的改了字面，有的缺了序跋。《玉娇梨》〔２〕所见的也是翻本，作者，著作年代，都无从查考。那时我想，倘能够得到一本明刻原本，那么，从板式，印章，序文等，或者能够推知著作年代和作者的真姓名罢，然而这希望至今没有达到。 这三年来不再教书，关于小说史的材料也就不去留心了。因此并没有什么新材料。但现在研究小说史者已经很多，并且又开辟了各种新方面，所以现在便将柳无忌先生的信，借《语丝》公开，希望得有关于《玉娇梨》的资料的读者，惠给有益的文字。这，大约是《语丝》也很愿意发表的。一九三○年，二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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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先生以为“现代中国人尊其所不当尊，弃其所不当弃，……其实物质文明吃穿居住享用还是咱们黄帝子孙内行”。〔２〕 但“咱们黄帝子孙”好像有两种：一种是“天生蛮性”的；一种是天生没有蛮性，或者已经消灭。 而“物质文明”也至少有两种：一种是吃肥甘，穿轻暖，住洋房的；一种却是吃树皮，穿破布，住草棚，——吃其所不当吃，穿其所不当穿，而且住其所不当住。 “咱们黄帝子孙”正如“蛮性”的难以都有一样，“其实物质文明吃穿居住享用”也并不全“内行”。 哈哈，“玩笑玩笑”。〔３〕EE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日《太白》半月刊第二卷第七期“掂斤簸两”栏，署名直入。 〔２〕见林语堂在《人间世》半月刊第二十六期（一九三五年四月）发表的《谈中西文化》一文。 〔３〕“玩笑玩笑”林语堂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暨南大学的讲演《做文与做人》中说：“做文是茶余饭后的事，不必认真，……玩笑玩笑，寻寻开心”。（见一九三五年三月五日《芒种》半月刊创刊号所载曹聚仁《我与林语堂先生往还的终始》一文所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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芰裳荇带处仙乡，风定犹闻碧玉香。 鹭影不来秋瑟瑟，苇花伴宿露??。 扫除腻粉呈风骨，褪却红衣学淡妆。 好向濂溪称净植，莫随残叶堕寒塘！〔２〕EE 〔１〕本篇录自周作人日记，写于一九○○年，署名戛剑生。〔２〕濂溪周敦颐（１０１７—１０７３），字茂叔，别号濂溪，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人，北宋理学家。他在《爱莲说》中咏赞莲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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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惠拉（ＤｉｅｇｏＲｉｖｅｒａ）以一八八六年生于墨西哥，然而是久在西欧学画的人。他二十岁后，即往来于法兰西，西班牙和意大利，很受了印象派〔２〕，立体派〔３〕，以及文艺复兴前期的壁画家〔４〕的影响。此后回国，感于农工的运动，遂宣言“与民众同在”，成了有名的生地壁画家。生地壁画（Ｆｒｅｓｃｏ）者，乘灰粉未干之际，即须挥毫傅彩，是颇不容易的。 他的壁画有三处，一为教育部内的劳动院，二为祭祝院，三为查宾戈（Ｃｈａｐｉｎｇｏ）农业学校。这回所取的一幅，是祭祝院里的。 理惠拉以为壁画最能尽社会的责任。因为这和宝藏在公侯邸宅内的绘画不同，是在公共建筑的壁上，属于大众的。因此也可知倘还在倾向沙龙（Ｓａｌｏｎ）〔５〕绘画，正是现代艺术中的最坏的倾向。 EE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日《北斗》月刊第一卷第二期，原题《贫人之夜》。未署名。 理惠拉（１８８６—１９５７），通译里维拉，墨西哥画家，墨西哥壁画运动重要成员之一。主要作品有壁画《人——世界的主人》、《大地的母亲》等。 〔２〕印象派十九世纪后半期在欧洲（最早在法国）兴起的一种文艺思潮。印象派的绘画强调表现艺术家瞬间的主观印象，重在色彩光线，不拘泥于对客观事物的真实描绘。这种思潮后来影响到文学、音乐、雕塑等各方面。 〔３〕立体派二十世纪初形成于法国的一种资产阶级艺术流派。它反对客观地描绘事物，主张以几何图形（立方体、球体和圆锥体）作为造型艺术的基础，作品构图怪诞。 〔４〕文艺复兴前期的壁画家文艺复兴前期，意大利壁画艺术空前繁荣，代表人物有乔托（ＧｉｏｔｔｏｄｉＢｏｎｄｏｎｅ，１２６７—１３３７）、马萨丘（Ｍａｓａｃｃｉｏ，１４０１—１４２８）等，他们所绘宗教题材的人物画具有世俗的生活气息，注意运用透视学、解剖学和色彩学，对后来的绘画艺术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５〕沙龙法语Ｓａｌｏｎ的音译，本义为客厅。沙龙绘画，指上流社会的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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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S．先生： 要这样冒昧地麻烦先生的心情，是抑制得很久的了，但像我们心目中的先生，大概不会淡漠一个热忱青年的请教的吧。这样几度地思量之后，终于唐突地向你表示我们在文艺上——尤其是短篇小说上的迟疑和犹豫了。 我们曾手写了好几篇短篇小说，所采取的题材：一个是专就其熟悉的小资产阶级的青年，把那些在现时代所显现和潜伏的一般的弱点，用讽刺的艺术手腕表示出来；一个是专就其熟悉的下层人物——在现时代大潮流冲击圈外的下层人物，把那些在生活重压下强烈求生的欲望的朦胧反抗的冲动，刻划在创作里面，——不知这样内容的作品，究竟对现时代，有没有配说得上有贡献的意义？我们初则迟疑，继则提起笔又犹豫起来了。这须请先生给我们一个指示，因为我们不愿意在文艺上的努力，对于目前的时代，成为白费气力，毫无意义的。 我们决定在这一个时代里，把我们的精力放在有意义的文艺上，借此表示我们应有的助力和贡献，并不是先生所说的那一辈略有小名，便去而之他的文人。因此，目前如果先生愿给我们以指示，这指示便会影响到我们终身的。虽然也曾看见过好些普罗作家的创作，但总不愿把一些虚构的人物使其翻一个身就革命起来，却喜欢捉几个熟悉的模特儿，真真实实地刻划出来——这脾气是否妥当，确又没有十分的把握了。所以三番五次的思维，只有冒昧地来唐突先生了。 即祝 近好！ Ts－c．Y．及Y－f．T．上十一月廿九日。 回信 Y及T②先生： 接到来信后，未及回答，就染了流行性感冒，头重眼肿，连一个字也不能写，近几天总算好起来了，这才来写回信。同在上游，而竟拖延到一个月，这是非常抱歉的。 两位所问的，是写短篇小说的时候，取来应用的材料的问题。而作者所站的立场，如信上所写，则是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如果是战斗的无产者，只要所写的是可以成为艺术品的东西，那就无论他所描写的是什么事情，所使用的是什么材料，对于现代以及将来一定是有贡献的意义的。为什么呢？因为作者本身便是一个战斗者。 但两位都并非那一阶级，所以当动笔之先，就发生了来信所说似的疑问。我想，这对于目前的时代，还是有意义的，然而假使永是这样的脾气，却是不妥当的。 别阶级的文艺作品，大抵和正在战斗的无产者不相干。小资产阶级如果其实并非与无产阶级一气，则其憎恶或讽刺同阶级，从无产者看来，恰如较有聪明才力的公子憎恨家里的没出息子弟一样，是一家子里面的事，无须管得，更说不到损益。例如法国的戈兼③，痛恨资产阶级，而他本身还是一个道道地地资产阶级的作家。倘写下层人物（我以为他们是不会“在现时代大潮流冲击圈外”的）罢，所谓客观其实是楼上的冷眼，所谓同情也不过空虚的布施，于无产者并无补助。而且后来也很难言。例如也是法国人的波特莱尔，当巴黎公社初起时，他还很感激赞助，待到势力一大，觉得于自己的生活将要有害，就变成反动了。④但就目前的中国而论，我以为所举的两种题材，却还有存在的意义。如第一种，非同阶级是不能深知的，加以袭击，撕其面具，当比不熟悉此中情形者更加有力。如第二种，则生活状态，当随时代而变更，后来的作者，也许不及看见，随时记载下来，至少也可以作这一时代的记录。所以对于现在以及将来，还是都有意义的。不过即使“熟悉”，却未必便是“正确”，取其有意义之点，指示出来，使那意义格外分明，扩大，那是正确的批评家的任务。 因此我想，两位是可以各就自己现在能写的题材，动手来写的。不过选材要严，开掘要深，不可将一点琐屑的没有意思的事故，便填成一篇，以创作丰富自乐。这样写去，到一个时候，我料想必将觉得写完，——虽然这样的题材的人物，即使几十年后，还有作为残滓而存留，但那时来加以描写刻划的，将是别一种作者，别一样看法了。然而两位都是向着前进的青年，又抱着对于时代有所助力和贡献的意志，那时也一定能逐渐克服自己的生活和意识，看见新路的。 总之，我的意思是：现在能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必趋时，自然更不必硬造一个突变式的革命英雄，自称“革命文学”；但也不可苟安于这一点，没有改革，以致沉没了自己——也就是消灭了对于时代的助力和贡献。 此复，即颂近佳。 L．S．启。 十二月二十五日。 ※ ※ ※ 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五日《十字街头》第三期。 ②Y，即杨子青（沙汀），四川安县人；T，即汤艾芜（艾芜），四川新都人。他们都是当时的青年作者。 ③戈兼（T．Gautier，1811～1872）通译戈蒂叶，法国唯美主义作家。他最先提出“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著有小说《莫班小姐》、诗剧《死的喜剧》等。 ④波特莱尔参看本卷第229页注⑤。他曾参加法国一八四八年的二月革命。这里说他赞助初起时的巴黎公社，当是误记。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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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副刊上登载了爱罗先珂〔２〕君的观剧记以后，就有朋友告诉我，说很有人疑心这一篇是我做的，至少也有我的意见夹杂在内：因为常用“观”“看”等字样，是作者所做不到的。现在我特地声明，这篇不但并非我做，而且毫无我的意见夹杂在内，作者在他的别的著作上，常用色彩明暗等等形容字，和能见的无别，则用些“观”“看”之类的动词，本也不足为奇。他虽然是外国的盲人，听不懂，看不见，但我自己也还不肯利用了他的不幸的缺点，来作嫁祸于他的得罪“大学生诸君”的文章。 魏君临末还说感谢我“介绍了爱罗先珂先生的教训的美意”，这原是一句普通话，也不足为奇的，但从他全篇带刺的文字推想起来，或者也是为我所不能懂的俏皮话。所以我又特地声明，在作者未到中国以前，所译的作品全系我个人的选择，及至到了中国，便都是他自己的指定，这一节，我在他的童话集的序文上已经说明过的了。至于对于他的作品的内容，我自然也常有不同的意见，但因为为他而译，所以总是抹杀了我见，连语气也不肯和原文有所出入，美意恶意，更是说不到，感谢嘲骂，也不相干。但魏君文中用了引号的“哓辞”“艺术的蟊贼”这些话，却为我的译文中所无，大约是眼睛太亮，见得太多，所以一时惑乱，从别处扯来装上了。 然而那一篇记文，我也明知道在中国是非但不能容纳，还要发生反感的，尤其是在躬与其事的演者。但是我又没有去阻止的勇气，因为我早就疑心我自己爱中国的青年倒没有他这样深，所以也就不愿意发些明知无益的急迫的言论。然而这也就是俄国人和中国以及别国人不同的地方，他很老实，不知道恭维，其实是罗素〔３〕在英国称赞中国，他的门槛就要被中国留学生踏破了的故事，我也曾经和他谈过的。 以上，是我见了魏君的文章之后，被引起来的觉得应该向别的读者声明的事实；但并非替爱罗先珂君和自己辩解，也不是想缓和魏君以及同类诸君的心气。若说对于魏君的言论态度的本身，则幸而我眼睛还没有瞎，敢说这实在比“学优伶”更“可怜，可羞，可惨”；优伶如小丑，也还不至于专对他人的体质上的残废加以快意的轻薄嘲弄，如魏建功君。尤其“可怜，可羞，可惨”的是自己还以为尽心于艺术。从这样轻薄的心里挤出来的艺术，如何能及得优伶，倒不如没有的干净，因为优伶在尚不显露他那旧的腐烂的根性之前，技术虽拙，人格是并没有损失的。 魏君以为中国已经光明了些，青年的学生们对着旧日的优伶宣战了，这诚然是一个进步。但崇拜旧戏的大抵并非瞎子，他们的判断就应该合理，应该尊重的了，又何劳青年的学生们去宣战？倘说不瞎的人们也会错，则又何以如此奚落爱罗先珂君失明的不幸呢？“可怜，可羞，可惨”的中国的新光明！ 临末，我单为了魏君的这篇文章，现在又特地负责的声明：我敢将唾沫吐在生长在旧的道德和新的不道德里，借了新艺术的名而发挥其本来的旧的不道德的少年的脸上！ 附记 爱罗先珂君的记文的第三段内“然而演奏Ｏｒｇａｎ〔４〕的人”这一句之间，脱落了几个字，原稿已经寄给别人，无从复核了，但大概是“然而演奏Ｖｉｏｌｉｎ〔５〕的，尤其是演奏Ｏｒｇａｎ的人”罢，就顺便给他在此改正。 一月十三日。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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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有功宋人《唐诗纪事》四部丛刊本又有单行本辛文房元人《唐才子传》今有木活字单行本严可均《全上古……隋文》〔２〕今有石印本，其中零碎不全之文甚多，可不看。 丁福保《全上古……隋诗》〔３〕排印本吴荣光《历代名人年谱》可知名人一生中之社会大事，因其书为表格之式也。可惜的是作者所认为历史上的大事者，未必真是“大事”，最好是参考日本三省堂出版之《模范最新世界年表》。 胡应麟明人《少室山房笔丛》广雅书局本亦有石印本《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其实是现有的较好的书籍之批评，但须注意其批评是“钦定”的。 《世说新语》刘义庆晋人清谈之状《唐摭言》五代王定保《雅雨堂丛书》中有唐文人取科名之状态 《抱朴子外篇》葛洪有单行本内论及晋末社会状态《论衡》王充内可见汉末之风俗迷信等《今世说》王?明末清初之名士习气EE 〔１〕本篇据手稿编入，原无标题。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一九四七年十月上海峨嵋出版社出版）中曾转录。许世瑛（１９１０—１９７２），字诗英，浙江绍兴人，许寿裳的长子。一九三○年秋考入清华大学化学系，旋改入中国文学系读书。鲁迅的书单当开于此时。 〔２〕《全上古……隋文》即《全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３〕《全上古……隋诗》当即《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
张静庐先生《我为什么刊行本丛书》〔２〕云：“本丛书之刊行，得周作人沈启无诸先生之推荐书目，介绍善本，盛情可感。……施蛰存先生之主持一切，奔走接洽；……”施蛰存先生《编印中国文学珍本丛书缘起》〔３〕云：“余既不能为达官贵人，教授学者效牛马走〔４〕，则何如为白屋寒儒，青灯下士修儿孙福乎？” 这里的“走”和“教授学者”，与众不同，也都是“珍本”。 EE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九月五日《太白》半月刊第二卷第十二期“掂斤簸两”栏，署名直入。 〔２〕张静庐（１８９８—１９６９）浙江慈溪人。曾在上海光华书局、现代书局任职，一九三四年五月创办上海杂志公司。他所写的《我为什么刊印本丛书》曾刊载于《读书生活》第二卷第八期（一九三五年八月）。本丛书，指《中国文学珍本丛书》，施蛰存主编，上海杂志公司出版。一九三五年九月开始印行，共出五十种。〔３〕施蛰存江苏松江（今属上海）人，作家，曾任《现代》、《文艺风景》主编。他的《编印中国文学珍本丛书缘起》，也刊载于《读书生活》第二卷第八期。 〔４〕牛马走汉代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见《文选》卷四十一）中自称“太史公牛马走”。唐代李善注：“走，犹仆也，言己为太史公掌牛马之仆。”
“爆竹一声除旧，桃符万户更新。”过了一夜，又是一年，人既突变为新人，文也突进为新文了。多种刊物，闻又大加改革，焕然一新，内容既丰，外面更美，以在报答惠顾诸君之雅意。惟敝志原落后方，自仍故态，本卷之内，一切如常，虽能说也要突飞，但其实并无把握。为辩解起见，只好说自信未曾偷懒于旧年，所以也无从振作于新岁而已。倘读者诸君以为尚无不可，仍要看看，那是我们非常满意的，于是就要——敬贺新禧了！ 奔流社〔２〕同人 EE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三十日上海《奔流》月刊第一卷第七期。 〔２〕奔流社即《奔流》月刊社。《奔流》，文艺刊物，鲁迅、郁达夫编辑，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日创刊于上海，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出至第二卷第五期停刊。
倘说，凡大队的革命军，必须一切战士的意识，都十分正确，分明，这才是真的革命军，否则不值一哂。这言论，初看固然是很正当，彻底似的，然而这是不可能的难题，是空洞的高谈，是毒害革命的甜药。 譬如在帝国主义的主宰之下，必不容训练大众个个有了“人类之爱”，然后笑嘻嘻地拱手变为“大同世界”②一样，在革命者们所反抗的势力之下，也决不容用言论或行动，使大多数人统得到正确的意识。所以每一革命部队的突起，战士大抵不过是反抗现状这一种意思，大略相同，终极目的是极为歧异的。或者为社会，或者为小集团，或者为一个爱人，或者为自己，或者简直为了自杀。然而革命军仍然能够前行。因为在进军的途中，对于敌人，个人主义者所发的子弹，和集团主义者所发的子弹是一样地能够制其死命；任何战士死伤之际，便要减少些军中的战斗力，也两者相等的。但自然，因为终极目的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然而只要无碍于进行，则愈到后来，这队伍也就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 我先前为叶永蓁君的《小小十年》作序，③以为已经为社会尽了些力量，便是这意思。书中的主角，究竟上过前线，当过哨兵（虽然连放枪的方法也未曾被教），比起单是抱膝哀歌，握笔愤叹的文豪们来，实在也切实得远了。倘若要现在的战士都是意识正确，而且坚于钢铁之战士，不但是乌托邦的空想，也是出于情理之外的苛求。 但后来在《申报》上，却看见了更严厉，更彻底的批评，④因为书中的主角的从军，动机是为了自己，所以深加不满。《申报》是最求和平，最不鼓动革命的报纸，初看仿佛是很不相称似的，我在这里要指出貌似彻底的革命者，而其实是极不革命或有害革命的个人主义的论客来，使那批评的灵魂和报纸的躯壳正相适合。 其一是颓废者，因为自己没有一定的理想和无力，便流落而求刹那的享乐；一定的享乐，又使他发生厌倦，则时时寻求新刺戟，而这刺戟又须利害，这才感到畅快。革命便也是那颓废者的新刺戟之一，正如饕饕者餍足了肥甘，味厌了，胃弱了，便要吃胡椒和辣椒之类，使额上出一点小汗，才能送下半碗饭去一般。他于革命文艺，就要彻底的，完全的革命文艺，一有时代的缺陷的反映，就使他皱眉，以为不值一哂。和事实离开是不妨的，只要一个爽快。法国的波特莱尔，谁都知道是颓废的诗人，然而他欢迎革命，待到革命要妨害他的颓废生活的时候，他才憎恶革命了。⑤所以革命前夜的纸张上的革命家，而且是极彻底，极激烈的革命家，临革命时，便能够撕掉他先前的假面，——不自觉的假面。这种史例，是也应该献给一碰小钉子，一有小地位（或小款子），便东窜东京，西走巴黎的成仿吾那样“革命文学家”的。 其一，我还定不出他的名目。要之，是毫无定见，因而觉得世上没有一件对，自己没有一件不对，归根结蒂，还是现状最好的人们。他现为批评家而说话的时候，就随便捞到一种东西以驳诘相反的东西。要驳互助说⑥时用争存说，驳争存说时用互助说；反对和平论时用阶级争斗说，反对斗争时就主张人类之爱。论敌是唯心论者呢，他的立场是唯物论，待到和唯物论者相辩难，他却又化为唯心论者了。要之，是用英尺来量俄里，又用法尺来量密达，而发见无一相合的人。因为别的一切，无一相合，于是永远觉得自己是“允执厥中”⑦，永远得到自己满足。从这些人们的批评的指示，则只要不完全，有缺陷，就不行。但现在的人，的事，那里会有十分完全，并无缺陷的呢，为万全计，就只好毫不动弹。然而这毫不动弹，却也就是一个大错。总之，做人之道，是非常之烦难了，至于做革命家，那当然更不必说。 《申报》的批评家对于《小小十年》虽然要求彻底的革命的主角，但于社会科学的翻译，是加以刻毒的冷嘲的，所以那灵魂是后一流，而略带一些颓废者的对于人生的无聊，想吃些辣椒来开开胃的气味。 ※ ※ ※ 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三月一日《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三期。 ②“大同世界”原是古代人设想的一种平等安乐的社会，后来常用以指“理想世界”。“大同”一词原出《礼记·礼运》。 ③叶永蓁参看《三闲集·叶永蓁作〈小小十年〉小引》及其有关注。 ④这里所说《申报》的批评，指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九日《申报·艺术界》“新书月评”栏倜然评《小小十年》的文章。其中说：“我们的主人翁和许多革命青年一样，最初只是把革命当作一种无法可想之中的办法，至于那些冠冕堂皇的革命理由，差不多都是事后才知道，事后才说”；“书中很强烈的暗示着，现在革命青年心目中的‘革命’，目的不是求民族复兴而是在个人求得出路而已。”并断定“《小小十年》这样的作品就不算是可贵的了。” ⑤波特莱尔（C．Baudelaire，1821—1867）法国诗人，参加法国一八四八年的二月革命，编辑《社会生路报》，并参加了六月的街垒战。但在这次革命失败后，他丧失了对于社会进步的信心，日益颓废。所作诗集《恶之华》，描写病态心理，美化丑恶，歌颂#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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