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角 《申报》（八月九日）载本地人盛阿大，有一养女，名杏珍，年十六岁，于六日忽然失踪，盛在家检点衣物，从杏珍之箱箧中发现他人寄与之情书一封，原文云：“光阴如飞的过去了，倏忽已六个月半矣，在此过程中，很是觉得闷闷的，然而细想真有无穷快乐在眼前矣，细算时日，不久快到我们的时候矣，请万事多多秘密为要，如有东西，有机会拿来，请你爱惜金钱，不久我们需要金钱应用，幸勿浪费，是幸，你的身体爱惜，我睡在床上思想你，早晨等在洋台上，看你开门，我多看见你芳影，很是快活，请你勿要想念，再会吧，日健，爱书，” 盛遂将信呈交捕房，不久果获诱拐者云云。 案这种事件，是不足为训的。但那一封信，却是十足道地的语录体〔２〕情书，置之《宇宙风》中，也堪称佳作，可惜林语堂博士竟自赴美国讲学，不再顾念中国文风了。 现在录之于此，以备他日作《中国语录体文学史》者之采择，其作者，据《申报》云，乃法租界蒲石路四七九号协盛水果店伙无锡项三宝也。 CC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九月五日《中流》半月刊第一卷第一期。 〔２〕语录体参看本卷第３１０页注〔５〕。按林语堂提倡的所谓语录体，据他解释，是“文言中不避俚语，白话中多放之乎”。（见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一日《论语》半月刊第三十期《怎样做语录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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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昔闻湘水碧如染，今闻湘水胭脂痕。 湘灵妆成照湘水，皎如皓月窥彤云。 高丘寂寞竦中夜，芳荃零落无余春。〔２〕鼓完瑶瑟人不闻，太平成象盈秋门。〔３〕三月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八月十日《文艺新闻》第二十二号。据《鲁迅日记》一九三一年三月五日，本诗是书赠日本友人松元三郎的；诗中“如染”作“于染”，“皎如皓月”作“皓如素月”，“零落”作“苓落”。 湘灵，湘水之神。《楚辞·远游》：“使湘灵鼓瑟兮，令海若舞冯夷。”《后汉书·马融传》唐代李贤注：“湘灵，舜妃，溺于湘水，为湘夫人也。” 〔２〕高丘楚国山名。《楚辞·离骚》：“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 〔３〕太平成象从“太平无象”变化而来。《资治通鉴》唐文宗太和六年：“上御延英，谓宰相曰：‘天下何时当太平，卿等亦有意于此乎！’僧孺对曰：‘太平无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虽非至理，亦谓小康，陛下若别求太平，非臣等所及。’”秋门，唐代李贺《自昌谷到洛后门》：“九月大野白，苍岑竦秋门。”明代曾益注：“《洛阳故宫纪》云：洛阳有宜秋门千秋门”。洛阳是唐朝的东都，这里借指南京。２４１鲁迅全集·集外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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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月《大晚报》的编辑寄了一张印着表格的邮片来，要我填注两项：（一）目下在读什么书，（二）要介绍给青年的书。 在第二项中，我写着：《庄子》，《文选》，并且附加了一句注脚：“为青年文学修养之助。” 今天看见《自由谈》上丰之余先生的《感旧》一文，不觉有点神经过敏起来，以为丰先生这篇文章是为我而作的了。 但是现在我并不想对于丰先生有什么辩难，我只想趁此机会替自己作一个解释。 第一，我应当说明我为什么希望青年人读《庄子》和《文选》。近数年来，我的生活，从国文教师转到编杂志，与青年人的文章接触的机会实在太多了。我总感觉到这些青年人的文章太拙直，字汇太少，所以在《大晚报》编辑寄来的狭狭的行格里推荐了这两部书。我以为从这两部书中可以参悟一点做文章的方法，同时也可以扩大一点字汇（虽然其中有许多字是已死了的）。但是我当然并不希望青年人都去做《庄子》，《文选》一类的“古文”。 第二，我应当说明我只是希望有志于文学的青年能够读一读这两部书。我以为每一个文学者必须要有所借助于他上代的文学，我不懂得“新文学”和“旧文学”这中间究竟是以何者为分界的。在文学上，我以为“旧瓶装新酒”与“新瓶装旧酒”这譬喻是不对的。倘若我们把一个人的文学修养比之为酒，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说：酒瓶的新旧没有关系，但这酒必须是酿造出来的。 我劝文学青年读《庄子》与《文选》，目的在要他们“酿造”，倘若《大晚报》编辑寄来的表格再宽阔一点的话，我是想再多写几部书进去的。 这里，我们不妨举鲁迅先生来说，像鲁迅先生那样的新文学家，似乎可以算是十足的新瓶了。但是他的酒呢？纯粹的白兰地吗？我就不能相信。没有经过古文学的修养，鲁迅先生的新文章决不会写到现在那样好。所以，我敢说：在鲁迅先生那样的瓶子里，也免不了有许多五加皮或绍兴老酒的成分。 至于丰之余先生以为写篆字，填词，用自刻印板的信封，都是不出身于学校，或国学专家们的事情，我以为这也有点武断。这些其实只是个人的事情，如果写篆字的人，不以篆字写信，如果填词的人做了官不以词取士，如果用自刻印板信封的人不勉强别人也去刻一个专用信封，那也无须丰先生口诛笔伐地去认为“谬种”和“妖孽”了。 新文学家中，也有玩木刻，考究版本，收罗藏书票，以骈体文为白话书信作序，甚至写字台上陈列了小摆设的，照丰先生的意见说来，难道他们是“要以‘今雅’立足于天地之间”吗？我想他们也未必有此企图。 临了，我希望丰先生那篇文章并不是为我而作的。十月八日，《自由谈》。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五日《申报·自由谈》。〔２〕施蛰存江苏松江人，作家。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四年曾主编《现代》杂志。 〔３〕庄子死后被劈棺的故事，见明代冯梦龙辑《警世通言》第二卷《庄子休鼓盆成大道》，大意说：庄子死后不久，他的妻子田氏便再嫁楚国王孙；成婚时，王孙突然心痛，他的仆人说要吃人的脑髓才会好，于是田氏便拿斧头去劈棺，想取庄子的脑髓；不料棺盖刚劈开，庄子便从棺内叹一口气坐了起来。 〔４〕《烈女传》汉代刘向著有《列女传》，内分“贞顺”、“节义”等七类。这里可能即指此书。 〔５〕“第三种人”参看本卷第２５页注〔１０〕。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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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Ｑ正传》序 这在我是很应该感谢，也是很觉得欣幸的事，就是：我的一篇短小的作品，仗着深通中国文学的王希礼（Ｂ．Ａ．Ｖａｓｓｉ－ｌｉｅｖ）〔２〕先生的翻译，竟得展开在俄国读者的面前了。 我虽然已经试做，但终于自己还不能很有把握，我是否真能够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别人我不得而知，在我自己，总仿佛觉得我们人人之间各有一道高墙，将各个分离，使大家的心无从相印。这就是我们古代的聪明人，即所谓圣贤，将人们分为十等〔３〕，说是高下各不相同。其名目现在虽然不用了，但那鬼魂却依然存在，并且，变本加厉，连一个人的身体也有了等差，使手对于足也不免视为下等的异类。造化生人，已经非常巧妙，使一个人不会感到别人的肉体上的痛苦了，我们的圣人和圣人之徒却又补了造化之缺，并且使人们不再会感到别人的精神上的痛苦。 我们的古人又造出了一种难到可怕的一块一块的文字；但我还并不十分怨恨，因为我觉得他们倒并不是故意的。然而，许多人却不能借此说话了，加以古训所筑成的高墙，更使他们连想也不敢想。现在我们所能听到的不过是几个圣人之徒的意见和道理，为了他们自己；至于百姓，却就默默的生长，萎黄，枯死了，像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 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因为，已经说过，我们究竟还是未经革新的古国的人民，所以也还是各不相通，并且连自己的手也几乎不懂自己的足。我虽然竭力想摸索人们的魂灵，但时时总自憾有些隔膜。在将来，围在高墙里面的一切人众，该会自己觉醒，走出，都来开口的罢，而现在还少见，所以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 我的小说出版之后，首先收到的是一个青年批评家〔４〕的谴责；后来，也有以为是病的，也有以为滑稽的，也有以为讽刺的；或者还以为冷嘲〔５〕，至于使我自己也要疑心自己的心里真藏着可怕的冰块。然而我又想，看人生是因作者而不同，看作品又因读者而不同，那么，这一篇在毫无“我们的传统思想”的俄国读者的眼中，也许又会照见别样的情景的罢，这实在是使我觉得很有意味的。 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六日，于北京。鲁迅。 著者自叙传略 我于一八八一年生在浙江省绍兴府城里的一家姓周的家里。父亲是读书的；母亲姓鲁，乡下人，她以自修得到能够看书的学力。听人说，在我幼小时候，家里还有四五十亩水田，并不很愁生计。但到我十三岁时，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６〕，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我寄住在一个亲戚家，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我于是决心回家，而我的父亲又生了重病，约有三年多，死去了。我渐至于连极少的学费也无法可想；我的母亲便给我筹办了一点旅费，教我去寻无需学费的学校去，因为我总不肯学做幕友或商人，——这是我乡衰落了的读书人家子弟所常走的两条路。 其时我是十八岁，便旅行到南京，考入水师学堂〔７〕了，分在机关科〔８〕。大约过了半年我又走出，改进矿路学堂〔９〕去学开矿，毕业之后，即被派往日本去留学。但待到在东京的豫备学校〔１０〕毕业，我已经决意要学医了，原因之一是因为我确知道了新的医学对于日本的维新〔１１〕有很大的助力。我于是进了仙台（Ｓｅｎｄａｉ）医学专门学校，学了两年。这时正值俄日战争〔１２〕，我偶然在电影上看见一个中国人因做侦探而将被斩，因此又觉得在中国还应该先提倡新文艺。我便弃了学籍，再到东京，和几个朋友立了些小计画〔１３〕，但都陆续失败了。我又想往德国去，也失败了。终于，因为我的母亲和几个别的人〔１４〕很希望我有经济上的帮助，我便回到中国来；这时我是二十九岁。 我一回国，就在浙江杭州的两级师范学堂做化学和生理学教员，第二年就走出，到绍兴中学堂去做教务长，第三年又走出，没有地方可去，想在一个书店去做编译员，到底被拒绝了。但革命也就发生，绍兴光复后，我做了师范学校的校长。革命政府在南京成立，教育部长招我去做部员，移入北京，一直到现在。〔１５〕近几年，我还兼做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的国文系讲师。 我在留学时候，只在杂志上登过几篇不好的文章。〔１６〕初做小说是一九一八年，因了我的朋友钱玄同的劝告，做来登在《新青年》上的。这时才用“鲁迅”的笔名（Ｐｅｎｎａｍｅ）；也常用别的名字做一点短论。现在汇印成书的只有一本短篇小说集《呐喊》，其余还散在几种杂志上。别的，除翻译不计外，印成的又有一本《中国小说史略》。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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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同〔２〕兄： 两日前看见《新青年》〔３〕五卷二号通信里面，兄有唐俟也不反对Ｅｓｐｅｒａｎｔｏ〔４〕，以及可以一齐讨论的话；我于Ｅｓｐｅｒａｎ－ｔｏ固不反对，但也不愿讨论：因为我的赞成Ｅｓｐｅｒａｎｔｏ的理由，十分简单，还不能开口讨论。 要问赞成的理由，便只是依我看来，人类将来总当有一种共同的言语；所以赞成五Ｅｓｐｅｒａｎｔｏ。至于将来通用的是否Ｅｓｐｅｒａｎｔｏ，却无从断定。大约或者便从Ｅｓｐｅｒａｎｔｏ改良，更加圆满；或者别有一种更好的出现；都未可知。但现在既是只有这Ｅｓｐｅｒａｎｔｏ，便只能先学这Ｅｓｐｅｒａｎｔｏ。现在不过草创时代，正如未有汽船，便只好先坐独木小舟；倘使因为豫料将来当有汽船，便不造独木小舟，或不坐独木小舟，那便连汽船也不会发明，人类也不能渡水了。 然问将来何以必有一种人类共通的言语，却不能拿出确凿证据。说将来必不能有的，也是如此。所以全无讨论的必要；只能各依自己所信的做去就是了。 但我还有一个意见，以为学Ｅｓｐｅｒａｎｔｏ是一件事，学Ｅｓ－ｐｅｒａｎｔｏ的精神，又是一件事。——白话文学也是如此。——倘若思想照旧，便仍然换牌不换货：才从“四目仓圣”〔５〕面前爬起，又向“柴明华先师”〔６〕脚下跪倒；无非反对人类进步的时候，从前是说ｎｏ，现在是说ｎｅ〔７〕；从前写作“咈哉”〔８〕，现在写作“不行”罢了。所以我的意见，以为灌输正当的学术文艺，改良思想，是第一事；讨论Ｅｓｐｅｒａｎｔｏ，尚在其次；至于辨难驳诘，更可一笔勾消。 《新青年》里的通信，现在颇觉发达。读者也都喜看。但据我个人意见，以为还可酌减：只须将诚恳切实的讨论，按期登载；其他不负责任的随口批评，没有常识的问难，至多只要答他一回，此后便不必多说，省出纸墨，移作别用。例如见鬼，求仙，打脸之类〔９〕，明明白白全是毫无常识的事情，《新青年》却还和他们反复辩论，对他们说“二五得一十”的道理，这功夫岂不可惜，这事业岂不可怜。 我看《新青年》的内容，大略不外两类：一是觉得空气闭塞污浊，吸这空气的人，将要完结了；便不免皱一皱眉，说一声“唉”。希望同感的人，因此也都注意，开辟一条活路。假如有人说这脸色声音，没有妓女的眉眼一般好看，唱小调一般好听，那是极确的真话；我们不必和他分辩，说是皱眉叹气，更为好看。和他分辩，我们就错了。一是觉得历来所走的路，万分危险，而且将到尽头；于是凭着良心，切实寻觅，看见别一条平坦有希望的路，便大叫一声说，“这边走好。”希望同感的人，因此转身，脱了危险，容易进步。假如有人偏向别处走，再劝一番，固无不可；但若仍旧不信，便不必拚命去拉，各走自己的路。因为拉得打架，不独于他无益，连自己和同感的人，也都耽搁了工夫。 耶稣〔１０〕说，见车要翻了，扶他一下。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１１〕说，见车要翻了，推他一下。我自然是赞成耶稣的话；但以为倘若不愿你扶，便不必硬扶，听他罢了。此后能够不翻，固然很好；倘若终于翻倒，然后再来切切实实的帮他抬。 老兄，硬扶比抬更为费力，更难见效。翻后再抬，比将翻便扶，于他们更为有益。 唐俟。十一月四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五日《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通信”栏，署名唐俟。《渡河与引路》是《新青年》发表本篇和钱玄同的复信时编者所加的标题。 〔２〕玄同钱玄同（１８８７—１９３９），名夏，后改名玄同，浙江吴兴人，文字学家。早年留学日本，历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五四”时期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是《新青年》编者之一。著有《文字学音篇》、《古韵二十八音读之假定》等。 〔３〕《新青年》综合性月刊，“五四”时期倡导新文化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刊物。一九一五年九月创刊于上海，由陈独秀主编。第一卷名《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一九一六年底编辑部迁至北京，从一九一八年一月起李大钊等参加编辑工作，一九二二年七月休刊。共出九卷，每卷六期。 〔４〕Ｅｓｐｅｒａｎｔｏ世界语，一八八七年波兰柴门霍甫所创造的一种国际辅助语。《新青年》自第二卷第三号（一九一六年十一月一日）起，曾陆续发表讨论世界语的通信，当时孙国璋、区声白、钱玄同等主张全力提倡，陶孟和等坚决反对，胡适主张停止讨论。因此，钱玄同在第五卷第二号（一九一八年八月十五日）“通信”栏里说：“刘半农、唐俟、周启明、沈尹默诸先生，我平日听他们的言论，对于Ｅｓｐｅｒａｎｔｏ，都不反对，吾亦愿其腾出工夫来讨论Ｅｓｐｅｒａｎｔｏ究竟是否可行”。〔５〕“四目仓圣”指仓颉。相传为黄帝的史官，汉字的创造者。《太平御览》卷三六六引《春秋孔演图》：“苍颉四目，是谓并明。”〔６〕“柴明华先师”指柴门霍甫（Ｌ．Ｚａｍａｎｈｏｆ，１８５９—１９１７），波兰人，一八八七年创造世界语，著有《第一读#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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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均风兄处借来《奔流》第九期一册，看见孙用先生自世界语译的莱芒托夫几首诗，我发觉有些处与原本不合。孙先生是由世界语转译的，想必经手许多，有几次是失掉了原文的精彩的。孙先生第一首译诗《帆》原文是：（原文从略——编者。） 按着我的意思应当译为（曾刊登于《语丝》第五卷第三期）： 孤独发白的船帆， 在云雾中蔚蓝色的大海里……他到很远的境域去寻找些什么？ 他在故土里留弃着什么？ 波涛汹涌，微风吼啸，船桅杆怒愤着而发着噶吱吱的音调……喂！他不寻找幸福， 也不是从幸福中走逃！ 他底下是一行发亮光的苍色水流，他顶上是太阳的金色的光芒；可是他，反叛的，希求着巨风，好像在巨风中有什么安宁！ 第二首《天使》，孙先生译的有几处和我译的不同。（原文从略——编者。）我是这样的译：夜半天使沿着天空飞翔，寂静的歌曲他唱着； 月，星，和乌云一起很用心听那神的歌曲。 他歌着在天堂花园里树叶子的底上那无罪灵魂的幸福， 他歌咏着伟大的上帝，真实的赞美着他。 他抱拢了年青们的心灵，为的是这悲苦和泪的世界；歌曲的声音，留在青年人的灵魂里是——没有只字，但却是活着。 为无边的奇怪的希望，在这心灵，长久的于世界上不得安静，人间苦闷的乐曲， 是不能够代替天上的歌声。 其余孙先生所译两首《我出来》和《三棵棕榈树》，可惜原本现时不在我手里。以后有工夫时可向俄国朋友处借看。我对孙先生的译诗，并不是来改正，乃本着真挚的心情，随便谈谈，请孙先生原谅！此请撰安。 张逢汉。一九二九，五，七，于哈尔滨灿星社。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日《奔流》月刊第二卷第三期。 〔２〕泰戈尔（Ｒ．Ｔａｇｏｒｅ，１８６１—１９４１）印度诗人。著有《新月集》、《园丁集》等。他的诗集《吉檀迦利》获得一九一三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金。 〔３〕曼殊斐儿（Ｋ．Ｍａｎｓｆｉｅｌｄ，１８８８—１９２３）通译曼斯菲尔德，英国女作家。著有《幸福》、《鸽巢》等中短篇小说集。徐志摩在《小说月报》第十四卷第五号（一九二三年五月）发表的《曼殊斐儿》一文中，以轻佻的笔调和许多譬喻描写了曼殊斐儿的身态，又用许多艳丽的词句形容她的衣饰。 〔４〕孙用原名卜成中，浙江杭州人，翻译家。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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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封短信，原系私人的通信，应无发表的必要；不过先生认为有公开的价值，就把它发表了。但因此那封信又变为无聊的通信了，岂但无聊而已哉，且恐要惹起许多无聊的是非来，这个挑拨是非之责，应该归记者去担负吧！所以如果没有彼方的答辩则已；如有，我可不理了。至于《咬文嚼字》一文，先生认为原意中攻击的两点是极重要且极有意义的，我不无怀疑之点：Ａ，先生照咬文嚼字的翻译看起来，以为是晚近翻译界堕落的征兆。为什么是堕落？我不明白。你以为女人的名字应该用美丽的字眼，男人的名字的第一音应该用《百家姓》中的字，是近来新发明的，因名之曰怪思想么？但我要问先生认它为“堕落”的，究竟是不是“怪思想”？我以为用美丽的字眼翻译女性的名字是翻译者完全的自由与高兴，·无·关·紧·要·的；虽是新发明，却不是堕落的征兆，更不是怪思想！Ｂ，外国人的名是在前，姓是在后。“高尔基”三个音连成的字，是Ｇｏｒｋｙ的姓，并不是他就是姓“高”；不过便于中国人的习惯及记忆起见，把第一音译成一个相似的中国姓，或略称某氏以免重复的累赘底困难。如果照中国人的姓名而认他姓高，则尔基就变成他的名字了？岂不是笑话吗！又如，Ｗｉｌｄｅ可译为王尔德，可译魏尔德，又可译为樊尔德，然则他一人姓了王又姓魏又姓樊，此理可说的通吗？可见所谓“吾家ｒｋｙ”者，我想，是鲁迅先生新发明的吧！不然，就是说“吾家ｒｋｙ”的人，根本不知“高尔基”三音连合的字是他原来的姓！因同了一个“高”字，就贸贸然称起吾家还加上ｒｋｙ来，这的确是新杜撰的滑稽话！却于事实上并无滑稽的毫末，只惹得人说他·无·意·思而已，说他是·门·外·汉而已，说他是·无·聊而已！先生所谓够深长够浓厚极重要极有意义的所在，究竟何所而在？虽然，记者有记者个人的意见，有记者要它发表不发表的权力，所以二号字的标题与四号字的署名，就刊出来了。最后我很感谢先生上次的盛意并希望先生个人认为很有意思的文字多登载几篇。还有一句话：将来如有他方面的各种的笔墨官司打来，恕我不再来答辩了，不再来凑无聊的热闹了。此颂 撰安！ 十六，弟仲潜敬复。 “高尔基三个音连成的字，是Ｇｏｒｋｙ的姓，并不是他就姓高，”廖先生这句话比鲁迅先生的文字更有精采。可惜这句话不能天天派一个人对读者念着，也不能叫翻译的人在篇篇文章的原著者下注着“高尔基不姓高，王尔德不姓王，白利欧不姓白……”廖先生这篇通信登过之后不几天，廖先生这句名言必又被人忘诸脑后了。所以，鲁迅先生的讽刺还是重要，如果翻译界的人被鲁迅先生的“吾家尔基”一语刺得难过起来，竟毅然避去《百家姓》中之字而以声音较近之字代替了（如哥尔基，淮尔德，勃利欧……），那末阅者一望而知“三个音连成的字是姓，第一音不是他的姓，”不必有烦廖先生的耳提面命了。不过这样改善以后，其实还是不妥当，所以用方块儿字译外国人名的办法，其寿命恐怕至多也不过还有五年，进一步是以注音字母译（钱玄同先生等已经实行了，昨天记者遇见钱先生，他就说即使第一音为《百家姓》中的字之办法改良以后，也还是不妥），再进一步是不译，在欧美许多书籍的原名已经不择了，主张不译人名即使在今日的中国恐怕也不算过激罢。 伏园附注 一九二五年一月十八日《京报副刊》。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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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天收到两篇文章〔２〕，是答陈百年先生的《一夫多妻的新护符》〔３〕的，据说，《现代评论》不给登他们的答辩，又无处可投，所以寄到我这里来了，请为介绍到可登的地方去。诚然，《妇女杂志》〔４〕上再不见这一类文章了，想起来毛骨悚然，悚然于阶级很不同的两类人，在中国竟会联成一气。但我能向那里介绍呢，饭碗是谁都有些保重的。况且，看《现代评论》的豫告，已经登在二十二期上了，我便决意将这两篇没收。 但待到看见印成的《现代评论》的时候，我却又决计将它登出来，因为比那挂在那边的尾巴上的一点〔５〕详得多，但是委屈得很，只能在这无聊的《莽原》〔６〕上。我于他们三位都是熟识之至，又毫没有研究过什么性伦理性心理之类，所以不敢来说外行话。可是我总以为章周两先生在中国将这些议论发得太早，——虽然外国已经说旧了，但外国是外国。可是我总觉得陈先生满口“流弊流弊”〔７〕，是论利害，不像论是非，莫明其妙。 但陈先生文章的末段，读来却痛快——“……至于法律和道德相比，道德不妨比法律严些，法律所不禁止的，道德尽可加以禁止。例如拍马吹牛，似乎不是法律所禁止的……然则我们在道德上也可以容许拍马屁，认为无损人格么？” 这我敢回答：是不能容许的。然而接着又起了一个类似的问题：例如女人被强奸，在法律上似乎不至于处死刑，然则我们在道德上也可以容许被强奸，认为无须自杀么？章先生的驳文〔８〕似乎激昂些，因为他觉得陈先生的文章发表以后，攻击者便源源而来，就疑心到“教授”的头衔上去。那么，继起者就有“拍马屁”的嫌疑了，我想未必。但教授和学者的话比起一个小编辑来容易得社会信任，却也许是实情，因此从论敌看来，这些名称也就有了流弊了，真所谓有一利必有一弊。 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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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先生出了征求“青年爱读书十部”的广告之后，《京报副刊》上就登了关于这类的许多无聊的通信；如“年青妇女是否可算‘青年’”之类。这样无聊的文字，这样简单的脑筋，有登载的价值么？除此，还有前天的副刊上载有鲁迅先生的《咬文嚼字》一文，亦是最无聊的一种，亦无登载的必要！《京报副刊》的篇幅是有限的，请先生宝贵它吧，多登些有价值的文字吧！兹寄上一张征求的表请收下。 十三，仲潜。 凡记者收到外间的来信，看完以后认为还有再给别人看看的必要，于是在本刊上发表了。例如廖仲潜先生这封信，我也认为有公开的价值，虽然或者有人（也许连廖先生自己）要把它认为“无聊的通信”。我发表“青年二字是否连妇女也包括在内？”的李君通信，是恐怕读者当中还有像李君一般怀疑的，看了我的答案可以连带的明白了。关于这层我没有什么其他的答辩。至于鲁迅先生的《咬文嚼字》，在记者个人的意见，是认为极重要极有意义的文字的，所以特用了二号字的标题，四号字的署名，希望读者特别注意。因为鲁迅先生所攻击的两点，在记者也以为是晚近翻译界堕落的征兆，不可不力求改革的。中国从翻译印度文字以来，似乎数千年中还没有人想过这样的怪思想，以为女人的名字应该用美丽的字眼，男人的名字的第一者应该用《百家姓》中的字，的确是近十年来的人发明的（这种办法在严几道时代还未通行），而近十年来的翻译文字的错误百出也可以算得震铄前古的了。至于这两点为什么要攻击，只要一看鲁迅先生的讽刺文字就会明白。他以中国“周家的小姐不另姓绸”去映衬有许多人用“玛丽亚”，“婀娜”，“娜拉”这些美丽字眼译外国女人名字之不当，以“吾家ｒｋｙ”一语去讥讽有许多人将无论那一国的人名硬用《百家姓》中的字作第一音之可笑，只这两句话给我们的趣味已经够深长够浓厚了，而廖先生还说它是“最无聊”的文字么？最后我很感谢廖先生热心的给我指导，还很希望其他读者如对于副刊有什么意见时不吝赐教。 伏园敬复。 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五日《京报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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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这《编完写起》共有三段，第一段和第三段都已经收在《华盖集》里了，题为《导师》和《长城》。独独这一段没有收进去，大约是因为那时以为只关于几个人的事情，并无多谈的必要的缘故。 然而在当时，却也并非小事情。《现代评论》是学者们的喉舌，经它一喝，章锡琛先生的确不久就失去《妇女杂志》的编辑的椅子，终于从商务印书馆走出，——但积久却做了开明书店的老板，反而获得予夺别人的椅子的威权，听说现在还在编辑所的大门口也站起了巡警，陈百年先生是经理考试去了。这真教人不胜今昔之感。 就这文章的表面看来，陈先生是意在防“弊”，欲以道德济法律之穷，这就是儒家和法家的不同之点。但我并不是说：陈先生是儒家，章周两先生是法家，——中国现在，家数又并没有这么清清楚楚。 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五日晨，补记。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五日《莽原》周刊第四期。发表时共有四段，总题《编完写起》。后来作者将第一、二两段合为一篇，改题《导师》，末段改题为《长城》，编入《华盖集》，本篇是其中的第三段。 关于新性道德问题的论争，鲁迅还于一九二五年六月一日写了《编者附白》，现编入《集外集拾遗补编》。 〔２〕指周建人的《答〈一夫多妻的新护符〉》和章锡琛的《驳陈百年教授〈一夫多妻的新护符〉》。 〔３〕陈百年名大齐，字百年，浙江海盐人。当时是北京大学教授。后任国民党政府考试院秘书长等职。《一夫多妻的新护符》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四日《现代评论》第一卷第十四期，是反对《妇女杂志》“新性道德号”（一九二五年一月）中周建人的《性道德之科学的标准》和章锡琛的《新性道德是什么》两篇文章中关于性道德解放的主张的。 〔４〕《妇女杂志》月刊，一九一五年一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出至第十七卷第十二期停刊，商务印书馆出版。初由王莼农主编，自一九二一年第七卷第一期起由章锡琛主编。一九二五年该刊出版“新性道德号”受到陈百年的批评，商务印书馆即不准再登这类文章，一九二六年章锡琛被迫离职。 〔５〕《现代评论》发表了陈百年的《一夫多妻的新护符》后，章锡琛和周建人即分别写了《新性道德与多妻——答陈百年先生》和《恋爱自由与一夫多妻——答陈百年先生》两文，投寄该刊，但被积压近两月后，始在《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二十二期（一九二五年五月九日）末尾的“通讯”栏删节刊出。 〔６〕《莽原》文艺刊物，鲁迅编辑。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在北京创刊。初为周刊，附《京报》发行，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出至三十二期止。一九二六年一月十日改为半月刊，由未名社出版。同年八月鲁迅离开北京后，由韦素园接编，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出至第四十八期停刊。 〔７〕“流弊流弊”陈百年在《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二十二期（一九二五年五月九日）发表的《答章周二先生论一夫多妻》一文中，连用了十多个“流弊”攻击章、周的主张。 〔８〕章先生即章锡琛（１８８９—１９６９），字雪村，浙江绍兴人。当时是《妇女杂志》的主编。一九二六年秋创办开明书店，任董事兼经理。这里说的“驳文”，指他的《驳陈百年教授“一夫多妻的新护符”》一文，其中说：“我们中国人往往有一种牢不可破的最坏的下流脾气，就是喜欢崇拜博士，教授，以及所谓名流，因为陈先生是一位教授，特别是所谓‘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有名的教授，所以他对于我们一下了批评，就好像立刻宣告了我们的死罪一般，这篇文章发表以后，从各方面袭来的种种间接直接的指斥，攻击，迫害，已经使我们够受……而我们向《现代评论》所提起的反诉，等了一个多月，不但未见采纳，简直也未见驳回……并不是为什么，只为了我们不曾做大学教授。”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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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娃子，展开翅子在空中，一手搭箭，一手张弓，不知怎么一下，一箭射着前胸。 “小娃子先生，谢你胡乱栽培！ 但得告诉我：我应该爱谁？” 娃子着慌，摇头说，“唉！ 你是还有心胸的人，竟也说这宗话。 你应该爱谁，我怎么知道。 总之我的箭是放过了！ 你要是爱谁，便没命的去爱他；你要是谁也不爱，也可以没命的去自己死掉。”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八年五月十五日《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署名唐俟。 爱之神，古罗马神话中有爱神丘比特（Ｃｕｐｉｄ），传说是一个身生双翅手持弓箭的美少年，他的金箭射到青年男女的心上，就会产生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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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咬文嚼字》一篇，在我看来，实在毫无意义。仲潜先生称它为“最无聊”之作，极为得体。不料先生在仲潜先生信后的附注，对于这“最无聊”三字大为骇异，并且说鲁迅先生所举的两种，为翻译界堕落的现象，这真使我大为骇异了。 我们对于一个作家或小说戏剧上的人名，总常想知道他或她的性别（想知道性别，并非主张男女不平等）。 在中国的文字上，我们在姓底下有“小姐”“太太”或“夫人”，若把姓名全写出来，则中国女子的名字，大多有“芳”“兰”“秀”等等“轻靓艳丽”的字眼。周家的姑娘可以称之为周小姐，陈家的太太可以称之为陈太太，或者称为周菊芳陈兰秀亦可。从这些字样中，我们知道这个人物是女性。在外国文字中可就不同了。外国人的姓名有好些Ｓｙｌｌａｂｌｅｓ〔９〕是极多的，用中文把姓名全译出来非十数字不可，这是何等惹人讨厌的事。年来国内人对于翻译作品之所以比较创造作品冷淡，就是因为翻译人名过长的缘故（翻译作品之辞句不顺口，自然亦是原因中之一）。假如托尔斯泰有一个女叫做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Ｔｏｌｓｔｏｉ，我们全译出来，成为“托尔斯泰伊丽沙白”八字，何等麻烦。又如有一个女子叫做ＭａｒｙＨｉｌｄａＳｔｕｗａｒｔ，我们全译出来，便成为“玛丽海尔黛司徒渥得”也很讨厌。但是我们又不能把这些名字称为托尔斯泰小姐或司徒渥得夫人，因为这种六个字的称呼，比起我们看惯了周小姐陈太太三字的称呼多了一半，也不方便。没法，只得把名字删去，“小姐”，“太太”也省略，而用“妥S吽刻Α币搿。牛欤椋?幔猓澹簦琛。裕铮欤螅?簦铮椋?谩八客纪薜隆*译ＭａｒｙＨｉｌｄａＳｔｕｗａｒｔ，这诚是不得已之举。 至于说为适合中国人的胃口，故意把原名删去，有失原意的，那末，我看根本外国人的名字，便不必译，直照原文写出来好。因为中国人能看看不惯的译文，多少总懂得点洋文的。鲁迅先生此举诚未免过于吹毛求疵？ 至于用中国姓译外国姓，我看也未尝不可以。假如Ｇｏｇｏｌ的Ｇｏ可以译做郭，Ｗｉｌｄｅ的Ｗｉ可以译做王，Ｈｏｌｚ的Ｈｏ可以译做何，我们又何必把它们故意译做“各” “旺”“荷”呢？再者，《百家姓》为什么不能有伟力？ 诚然，国内的翻译界太糟了，太不令人满意了！翻译界堕落的现象正多，却不是这两种。伏园先生把它用二号字标题，四号字标名，也算多事，气力要卖到大地方去，却不可做这种吹敲的勾当。 末了，我还要说几句：鲁迅先生是我所佩服的。讥刺的言辞，尖锐的笔锋，精细的观察，诚可引人无限的仰慕。《呐喊》出后，虽不曾名噪天下，也名噪国中了。 他的令弟启明先生，亦为我崇拜之一人。读书之多，令人惊叹。《自己的园地》为国内文艺界一朵奇花。我尝有现代三周（还有一个周建人先生），驾乎从前三苏之慨。 不过名人名声越高，作品也越要郑重。若故意纵事吹敲或失之苛责，不免带有失却人信仰的危险。而记者先生把名人的“滥调”来充篇幅，又不免带有欺读者之嫌。冒犯，恕罪！顺祝健康。 潜·源。 一月十七日于唐山大学。 鲁迅先生的那篇《咬文嚼字》，已有两位“潜”字辈的先生看了不以为然，我猜想青年中这种意见或者还多，那么这篇文章不是“滥调”可知了，你也会说，我也会说，我说了你也同意，你说了他也说这不消说：那是滥调。鲁迅先生那两项主张，在簇新头脑的青年界中尚且如此通不过去，名为滥调，是冤枉了，名为最无聊，那更冤枉了。记者对于这项问题，是加入讨论的一人，自知态度一定不能公平，所以对于“潜”字辈的先生们的主张，虽然万分不以为然，也只得暂且从缓答辩。好在超于我们的争论点以上，还有两项更高一层的钱玄同先生的主张，站在他的地位看我们这种争论也许是无谓已极，无论谁家胜了也只赢得“不妥”二字的考语罢了。伏园附注。 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日《京报副刊》。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二日北京《京报副刊》。 〔２〕指廖仲潜。 〔３〕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Ｔｏｌｓｔｏｉ英语，可译为伊丽莎白·托尔斯泰。〔４〕ＭａｒｙＴｏｌｓｔｏｉｅｔＨｉｌｄａＴｏｌｓｔｏｉ法语，可译为玛丽·托尔斯泰和希尔达·托尔斯泰。 〔５〕《百家姓》旧时学塾所用的识字课本。宋初人编，系将姓氏连缀为四言韵语，以便诵读。 〔６〕三苏宋代文学家苏洵及其子苏轼、苏辙的并称。〔７〕《现代评论》综合性周刊，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创刊于北京，一九二七年七月移至上海，一九二八年底出至第八卷第二○九期停刊。主要撰稿人有胡适、王世杰、陈西滢、徐志摩等。他们原依附北洋军阀政府，后投靠国民党政权。 〔８〕《鲁迅先生》张定璜作。一九二五年一月十六日《京报副刊》上刊登的《现代评论》第一卷第六期的预告目录中，该文排在《苦恼》和《破落户》两篇之间。但出版时并无此文。按此文后来发表#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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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嘉葩失荫，薄寒夺其芳菲，思士陵天，骄阳毁其羽翮〔２〕。盖幽居一出，每仓皇于太空，坐驰〔３〕无穷，终陨颠于实有也。爰有静女〔４〕，长自山家，林泉陶其慧心，峰嶂隔兹尘俗，夜看朗月，觉天人之必圆，春撷繁花，谓芳馨之永住。虽生旧第，亦溅新流，既茁爱萌，遂通佳讯，排微波而径逝，矢坚石以偕行，向曼远之将来，构辉煌之好梦。然而年华春短，人海澜翻。远瞩所至，始见来日之大难，修眉渐颦，终敛当年之巧笑，衔深哀于不答，铸孤愤以成辞，远人焉居，长途难即。何期忽逢二竖〔５〕，遽释诸纷，门必绮颜于一棺，腐芳心于'g土。从此西楼良夜，凭槛无人，而中国韶年，乐生依旧。呜呼，亦可悲矣，不能久也。逝者如是，遗简廑存，则有生人〔６〕，付之活字，文无雕饰，呈天真之纷纶，事具悲欢，露人生之鳞爪，既?娱以善始，遂凄恻而令终。诚足以分追悼于有情，散余悲于无著者也。属为小引，愧乏长才，率缀芜词，聊陈涯略云尔。 一九三二年七月二十日，鲁迅撰。 〔１〕本篇最初以手迹制版印入金淑姿的《信》一书。该书于一九三二年以新造社名义印行，称“《断虹室丛书》第一种”。〔２〕陵天毁羽翮的故事，出于希腊神话：伊卡洛斯和他的父亲巧匠德达拉斯用蜡粘着翅膀从空中逃离克里村岛，他未听从父亲的警告，飞近太阳，蜡被融化，坠落海中而死。思士，见《山海经·大荒东经》：“有司幽之国，帝俊生晏龙，晏龙生司幽，司幽生思士不妻，思女不夫。” 〔３〕坐驰静坐幻想的意思。《庄子·人间世》：“瞻彼阕者，虚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谓坐驰。” 〔４〕静女见《诗经·邶风·静女》：“静女其姝”。〔５〕二竖指难治的病。《左传》成公十年：“（晋景）公梦疾为二竖子曰：‘彼良医也，惧伤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 〔６〕生人指程鼎兴，金淑姿的丈夫。金死后他整理其遗书出版，并托人请鲁迅写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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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八百八十年，是陀思妥夫斯基〔２〕完成了他的巨制之一《卡拉玛卓夫兄弟》这一年；他在手记〔３〕上说：“以完全的写实主义在人中间发见人。这是彻头彻尾俄国底特质。在这意义上，我自然是民族底的。……人称我为心理学家（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ｓｔ）。这不得当。我但是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即我是将人的灵魂的深，显示于人的。”第二年，他就死了。 显示灵魂的深者，每要被人看作心理学家；尤其是陀思妥夫斯基那样的作者。他写人物，几乎无须描写外貌，只要以语气，声音，就不独将他们的思想和感情，便是面目和身体也表示着。又因为显示着灵魂的深，所以一读那作品，便令人发生精神的变化。灵魂的深处并不平安，敢于正视的本来就不多，更何况写出？因此有些柔软无力的读者，便往往将他只看作“残酷的天才”〔４〕。 陀思妥夫斯基将自己作品中的人物们，有时也委实太置之万难忍受的，没有活路的，不堪设想的境地，使他们什么事都做不出来。用了精神的苦刑，送他们到那犯罪，痴呆，酗酒，发狂，自杀的路上去。有时候，竟至于似乎并无目的，只为了手造的牺牲者的苦恼，而使他受苦，在骇人的卑污的状态上，表示出人们的心来。这确凿是一个“残酷的天才”，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 然而，在这“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的实验室里，所处理的乃是人的全灵魂。他又从精神底苦刑，送他们到那反省，矫正，忏悔，苏生的路上去；甚至于又是自杀的路。到这样，他的“残酷”与否，一时也就难于断定，但对于爱好温暖或微凉的人们，却还是没有什么慈悲的气息的。 相传陀思妥夫斯基不喜欢对人述说自己，尤不喜欢述说自己的困苦；但和他一生相纠结的却正是困难和贫穷。便是作品，也至于只有一回是并没有豫支稿费的著作。但他掩藏着这些事。他知道金钱的重要，而他最不善于使用的又正是金钱；直到病得寄养在一个医生的家里了，还想将一切来诊的病人当作佳客。他所爱，所同情的是这些，——贫病的人们，——所记得的是这些，所描写的是这些；而他所毫无顾忌地解剖，详检，甚而至于鉴赏的也是这些。不但这些，其实，他早将自己也加以精神底苦刑了，从年青时候起，一直拷问到死灭。 凡是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同时也一定是伟大的犯人。审问者在堂上举劾着他的恶，犯人在阶下陈述他自己的善；审问者在灵魂中揭发污秽，犯人在所揭发的污秽中阐明那埋藏的光耀。这样，就显示出灵魂的深。 在甚深的灵魂中，无所谓“残酷”，更无所谓慈悲；但将这灵魂显示于人的，是“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 陀思妥夫斯基的著作生涯一共有三十五年，虽那最后的十年很偏重于正教〔５〕的宣传了，但其为人，却不妨说是始终一律。即作品，也没有大两样。从他最初的《穷人》起，最后的《卡拉玛卓夫兄弟》止，所说的都是同一的事，即所谓“捉住了心中所实验的事实，使读者追求着自己思想的径路，从这心的法则中，自然显示出伦理的观念来。”〔６〕这也可以说：穿掘着灵魂的深处，使人受了精神底苦刑而得到创伤，又即从这得伤和养伤和愈合中，得到苦的涤除，而上了苏生的路。 《穷人》是作于千八百四十五年，到第二年发表的；是第一部，也是使他即刻成为大家的作品；格里戈洛维奇和涅克拉梭夫〔７〕为之狂喜，培林斯基〔８〕曾给他公正的褒辞。自然，这也可以说，是显示着“谦逊之力”〔９〕的。然而，世界竟是这么广大，而又这么狭窄；穷人是这么相爱，而又不得相爱；暮年是这么孤寂，而又不安于孤寂。他晚年的手记说：“富是使个人加强的，是器械底和精神底满足。因此也将个人从全体分开。”〔１０〕富终于使少女从穷人分离了，可怜的老人便发了不成声的绝叫。爱是何等地纯洁，而又何其有搅扰咒诅之心呵！ 而作者其时只有二十四岁，却尤是惊人的事。天才的心诚然是博大的。 中国的知道陀思妥夫斯基将近十年了，他的姓已经听得耳熟，但作品的译本却未见。这也无怪，虽是他的短篇，也没有很简短，便于急就的。这回丛芜〔１１〕才将他的最初的作品，最初绍介到中国来，我觉得似乎很弥补了些缺憾。这是用ＣｏｎｓｔａｎｃｅＧａｒｎｅｔｔ〔１２〕的英译本为主，参考了ＭｏｄｅｒｎＬｉｂｒａ－ｒｙ〔１３〕的英译本译出的，歧异之处，便由我比较了原白光〔１４〕的日文译本以定从违，又经素园〔１５〕用原文加以校定。在陀思妥夫斯基全集十二巨册中，这虽然不过是一小分，但在我们这样只有微力的人，却很用去许多工作了。藏稿经年，才得印出，便借了这短引，将我所想到的写出，如上文。陀思妥夫斯基的人和他的作品，本是一时研钻不尽的，统论全般，决非我的能力所及，所以这只好算作管窥之说；也仅仅略翻了三本书：Ｄｏｓｔｏｉｅｖｓｋｙ’ｓＬｉｔｅｒａｒｓｃｈｅＳｃｈｒｉｆｔｅｎ，Ｍｅｒｅｓｃｈｋｏｖｓｋｙ’ｓＤｏｓｔｏｉｅｖｓｋｙｕｎｄＴｏｌｓｔｏｙ，〔１６〕癗曙梦〔１７〕的《露西亚文学研究》。 俄国人姓名之长，常使中国#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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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闻天竺〔２〕寓言之富，如大林深泉，他国艺文，往往蒙其影响。即翻为华言之佛经中，亦随在可见，明徐元太辑《喻林》〔３〕，颇加搜录，然卷帙繁重，不易得之。佛藏〔４〕中经，以譬喻为名者，亦可五六种，惟《百喻经》最有条贯。其书具名《百句譬喻经》；《出三藏记集》〔５〕云，天竺僧伽斯那从《修多罗藏》〔６〕十二部经中钞出譬喻，聚为一部，凡一百事，为新学者，撰说此经。萧齐永明十年九月十日，中天竺法师求那毗地〔７〕出。以譬喻说法者，本经云，“如阿伽陀药〔８〕，树叶而裹之，取药涂毒竟，树叶还弃之，戏笑如叶裹，实义在其中”也。王君品青〔９〕爱其设喻之妙，因除去教诫，独留寓言；又缘经末有“尊者僧伽斯那造作《痴华鬘》竟”语，即据以回复原名，仍印为两卷。尝称百喻，而实缺二者，疑举成数，或并以卷首之引，卷末之偈为二事也。尊者造论，虽以正法为心，譬故事于树叶，而言必及法，反多拘牵，今则已无阿伽陀药，更何得有药裹，出离界域，内外洞然，智者所见，盖不惟佛说正义而已矣。 中华民国十五年五月十二日，鲁迅。 〔１〕本篇最初印入王品青校点的《痴华鬘》一书，该书一九二六年六月由北新书局出版。 〔２〕天竺我国古代对印度的称呼。 〔３〕徐元太字汝贤，安徽宣城人，明嘉靖年间进士，官至刑部尚书。《喻林》，辑录我国古籍和佛经中寓言故事的类书，一二○卷，分十门，每门各分子目，凡五百八十余类。有明代万历乙卯（１６１５）刊本。 〔４〕佛藏汉译佛教经典的总集名，通称《大藏经》。藏经的编辑从南北朝时即开始，刊印最早始于宋开宝五年（９７２）的印雕佛经一藏，后历朝均有刊刻。其中以譬喻为集名的，除《百喻经》外，还有《大集譬喻王经》、《佛说譬喻经》、《阿育王譬喻经》、《法句譬喻经》、《杂譬喻经》等。 〔５〕《出三藏记集》南朝梁僧祐撰，十五卷。书中记载佛教经典经、律、论三藏的书目、序跋和各种译文的异同。〔６〕僧伽斯那古印度的一个佛教法师。《修多罗藏》，即佛教著作“经”、“律”、“论”三藏之一的经藏。修多罗（Ｓｕｔｒａ），梵语“经”的音译。 〔７〕求那毗地僧伽斯那的弟子，《百喻经》最早的汉译者。〔８〕阿伽陀药梵语Ａｇａｄａ的音译，意为万灵药。〔９〕王品青（？—１９２７）河南济源人，北京大学毕业，曾任北京孔德学校教师。
夜里睡不着，又计画着明天吃辣子鸡，又怕和前回吃过的那一碟做得不一样，愈加睡不着了。坐起来点灯看《语丝》，不幸就看见了徐志摩先生的神秘谈〔２〕，——不，“都是音乐”，是听到了音乐先生的音乐：“……我不仅会听有音的乐，我也会听无音的乐（其实也有音就是你听不见），我直认我是一个甘脆的Ｍｙｓ－ｔｉｃ〔３〕。我深信……” 此后还有什么什么“都是音乐”云云，云云云云〔４〕。总之：“你听不着就该怨你自己的耳轮太笨或是皮粗”！ 我这时立即疑心自己皮粗，用左手一摸右胳膊，的确并不滑；再一摸耳轮，却摸不出笨也与否。然而皮是粗定了：不幸而“拊不留手”的竟不是我的皮，还能听到什么庄周先生所指教的天籁地籁和人籁〔５〕。但是，我的心还不死，再听罢，仍然没有，——阿，仿佛有了，像是电影广告的军乐。呸！错了。这是“绝妙的音乐”么？再听罢，没……唔，音乐，似乎有了： “……慈悲而残忍的金苍蝇，展开馥郁的安琪儿的黄翅，，颉利，弥缚谛弥谛，从荆芥萝卜玎琤oe洋的彤海里起来。Ｂｒ－ｒｒｒｔａｔａｔａｔａｈｉｔａｌ无终始的金刚石天堂的娇袅鬼茱萸，蘸着半分之一的北斗的蓝血，将翠绿的忏悔写在腐烂的鹦哥伯伯的狗肺上！你不懂么？ 咄！吁，我将死矣！婀娜涟漪的天狼的香而秽恶的光明的利镞，射中了塌鼻阿牛的妖艳光滑蓬松而冰冷的秃头，一匹黯黮欢愉的瘦螳螂飞去了。哈，我不死矣！无终……”〔６〕 危险，我又疑心我发热了，发昏了，立刻自省，即知道又不然。这不过是一面想吃辣子鸡，一面自己胡说八道；如果是发热发昏而听到的音乐，一定还要神妙些。并且其实连电影广告的军乐也没有听到，倘说是幻觉，大概也不过自欺之谈，还要给粗皮来粉饰的妄想。我不幸终于难免成为一个苦韧的非Ｍｙｓｔｉｃ了，怨谁呢。只能恭颂志摩先生的福气大，能听到这许多“绝妙的音乐”而已。但倘有不知道自怨自艾的人，想将这位先生“送进疯人院”去，我可要拚命反对，尽力呼冤的，——虽然将音乐送进音乐里去，从甘脆的Ｍｙｓｔｉｃ看来，并不算什么一回事。 然而音乐又何等好听呵，音乐呀！再来听一听罢，可惜而且可恨，在檐下已有麻雀儿叫起来了。 咦，玲珑零星邦滂砰珉的小雀儿呵，你总依然是不管甚么地方都飞到，而且照例来唧唧啾啾地叫，轻飘飘地跳么？然而这也是音乐呀，只能怨自己的皮粗。 只要一叫而人们大抵震悚的怪鸱的真的恶声在那里！？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五日《语丝》周刊第五期。 〔２〕徐志摩的神秘谈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一日《语丝》周刊第三期刊登了徐志摩译的法国波德莱尔《恶之华》诗集中《死尸》一诗，诗前有徐志摩的长篇议论，宣扬“诗的真妙处不在他的字义里，却在他的不可捉摸的音节里；他刺戟着也不是你的皮肤（那本来就太粗太厚！）却是你自己一样不可捉摸的魂灵”等神秘主义的文艺论。〔３〕Ｍｙｓｔｉｃ英语：神秘主义者。 〔４〕“都是音乐”徐志摩在译诗前的议论中说：“我深信宇宙的底质，人生的底质，一切有形的事物与无形的思想的底质——只是音乐，绝妙的音乐。天上的星，水里泅的乳白鸭，树林里冒的烟，朋友的信，战场上的炮，坟堆里的鬼Y??锟谀侵皇?*子，我昨夜的梦，……无一不是音乐。你就把我送进疯人院去，我还是咬定牙龈认账的。是的，都是音乐——庄周说的天籁地籁人籁；全是的。你听不着就该怨你自己的耳轮太笨，或是皮粗，别怨我。” 〔５〕庄周（约前３６９—２８６）战国宋国人，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天籁地籁和人籁，见《庄子·齐物论》：“女闻人籁而未闻地籁，女闻地籁而未闻天籁夫？” 〔６〕“慈悲而残忍的金苍蝇”一段话，是鲁迅为讽刺徐志摩的神秘主义论调和译诗而编造的。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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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客在戏台下喝倒采，食客在膳堂里发标〔２〕，伶人厨子，无嘴可开，只能怪自己没本领。但若看客开口一唱戏，食客动手一做菜，可就难说了。 所以，我以为批评家最平稳的是不要兼做创作。假如提起一支屠城的笔，扫荡了文坛上一切野草，那自然是快意的。但扫荡之后，倘以为天下已没有诗，就动手来创作，便每不免做出这样的东西来：宇宙之广大呀，我说不出；父母之恩呀，我说不出；爱人的爱呀，我说不出。 阿呀阿呀，我说不出！ 这样的诗，当然是好的，——倘就批评家的创作而言。太上老君的《道德》五千言，开头就说“道可道非常道”〔３〕，其实也就是一个“说不出”，所以这三个字，也就替得五千言。 呜呼，“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４〕“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５〕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北京《语丝》周刊第一期。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八日北京星星文学社《文学周刊》第十七号发表周灵均《删诗》一文，把胡适《尝试集》、郭沫若《女神》、康白情《草儿》、俞平伯《冬夜》、徐玉诺《将来的花园》、朱自清、叶绍钧《雪朝》、汪静之《蕙的风》、陆志韦《渡河》八部新诗，都用“不佳”、“不是诗”、“未成熟的作品”等语加以否定。后来他在同年十二月十五日《晨报副刊》发表《寄语母亲》一诗，其中多是“写不出”一类语句：“我想写几句话，寄给我的母亲，刚拿起笔儿却又放下了，写不出爱，写不出母亲的爱呵。”“母亲呵，母亲的爱的心呵，我拿起笔儿却又写不出了。”本篇就是讽刺这种倾向的。 〔２〕发标江浙一些地方的方言，耍威风的意思。〔３〕太上老君即老聃，姓李名耳，春秋末期楚国人。道家学派创始者。东汉以来道教奉他为祖师，尊称太上老君。《道德》，即《道德经》，又称《老子》，相传为老聃所著。“道可道非常道”，见该书第一章。 〔４〕“王者之迹熄，而《诗》亡”等语，见《孟子·离娄下》。〔５〕“子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语见《孟子·滕文公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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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时与绍兴籍同学合影（１９０４）?斯巴达之魂?、?怀旧?书影《哀范君三章》 《自嘲》 Ⅺ目录 集外集 本书是作者一九三三年以前出版的杂文集中未曾编入的诗文的合集，一九三五年五月由上海群众图书公司初版。这次只抽去已编入《三闲集》的《〈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小引》和译文《ＰｅｔｏCｆｉＳａ′ｎｄｏｒ的诗》两篇。《咬嚼之余》、《咬轿词*“乏味”》、《田园思想》三篇的“备考”，系本书出版后由作者亲自抄出，原拟印入《集外集拾遗》的，现都移置本集各有关正文之后；《通讯（复霉江）》的来信则系这次抄补的；《〈奔流〉编校后记》初版时遗漏最后一则，现亦补入；所收旧体诗按写作时间的先后，在顺序上作了调整。 序言〔１〕 听说：中国的好作家是大抵“悔其少作”〔２〕的，他在自定集子的时候，就将少年时代的作品尽力删除，或者简直全部烧掉。我想，这大约和现在的老成的少年，看见他婴儿时代的出屁股，衔手指的照相一样，自愧其幼稚，因而觉得有损于他现在的尊严，——于是以为倘使可以隐蔽，总还是隐蔽的好。但我对于自己的“少作”，愧则有之，悔却从来没有过。出屁股，衔手指的照相，当然是惹人发笑的，但自有婴年的天真，决非少年以至老年所能有。况且如果少时不作，到老恐怕也未必就能作，又怎么还知道悔呢？ 先前自己编了一本《坟》，还留存着许多文言文，就是这意思；这意思和方法，也一直至今没有变。但是，也有漏落的：是因为没有留存着底子，忘记了。也有故意删掉的：是或者因为看去好像抄译，却又年远失记，连自己也怀疑；或者因为不过对于一人，一时的事，和大局无关，情随事迁，无须再录；或者因为本不过开些玩笑，或是出于暂时的误解，几天之后，便无意义，不必留存了。 但使我吃惊的是霁云〔３〕先生竟抄下了这么一大堆，连三十多年前的时文，十多年前的新诗，也全在那里面。这真好像将我五十多年前的出屁股，衔手指的照相，装潢起来，并且给我自己和别人来赏鉴。连我自己也诧异那时的我的幼稚，而且近乎不识羞。但是，有什么法子呢？这的确是我的影像，——由它去罢。 不过看起来也引起我一点回忆。例如最先的两篇，就是我故意删掉的。一篇是“雷锭”的最初的绍介，一篇是斯巴达的尚武精神的描写，但我记得自己那时的化学和历史的程度并没有这样高，所以大概总是从什么地方偷来的，不过后来无论怎么记，也再也记不起它们的老家；而且我那时初学日文，文法并未了然，就急于看书，看书并不很懂，就急于翻译，所以那内容也就可疑得很。而且文章又多么古怪，尤其是那一篇《斯巴达之魂》，现在看起来，自己也不免耳朵发热。但这是当时的风气，要激昂慷慨，顿挫抑扬，才能被称为好文章，我还记得“被发大叫，抱书独行，无泪可挥，大风灭烛”〔４〕是大家传诵的警句。但我的文章里，也有受着严又陵〔５〕的影响的，例如“涅伏”，就是“神经”的腊丁语的音译，这是现在恐怕只有我自己懂得的了。以后又受了章太炎〔６〕先生的影响，古了起来，但这集子里却一篇也没有。 以后回到中国来，还给日报之类做了些古文，自己不记得究竟是什么了，霁云先生也找不出，我真觉得侥幸得很。 以后是抄古碑。再做就是白话；也做了几首新诗。我其实是不喜欢做新诗的——但也不喜欢做古诗——只因为那时诗坛寂寞，所以打打边鼓，凑些热闹；待到称为诗人的一出现，就洗手不作了。我更不喜欢徐志摩〔７〕那样的诗，而他偏爱到各处投稿，《语丝》〔８〕一出版，他也就来了，有人赞成他，登了出来，我就做了一篇杂感，和他开一通玩笑，使他不能来，他也果然不来了。这是我和后来的“新月派”〔９〕积仇的第一步；语丝社同人中有几位也因此很不高兴我。不过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收在《热风》里，漏落，还是故意删掉的呢，已经记不清，幸而这集子里有，那就是了。 只有几篇讲演，是现在故意删去的。〔１０〕我曾经能讲书，却不善于讲演，这已经是大可不必保存的了。而记录的人，或者为了方音的不同，听不很懂，于是漏落，错误；或者为了意见的不同，取舍因而不确，我以为要紧的，他并不记录，遇到空话，却详详细细记了一大通；有些则简直好像是恶意的捏造，意思和我所说的正是相反的。凡这些，我只好当作记录者自己的创作，都将它由我这里删掉。 我惭愧我的少年之作，却并不后悔，甚而至于还有些爱，这真好像是“乳犊不怕虎”〔１１〕，乱攻一通，虽然无谋，但自有天真存在。现在是比较的精细了，然而我又别有其不满于自己之处。我佩服会用拖刀计的老将黄汉升〔１２〕，但我爱莽撞的不顾利害而终于被部下偷了头去的张翼德〔１３〕；我却又憎恶张翼德型的不问青红皂白，抡板斧“排头砍去”的李逵，我因此喜欢张顺的将他诱进水里去，淹得他两眼翻白〔１４〕。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日夜，鲁迅记于上海之卓面书斋。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三月五日#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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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峰兄： 前几天得到来信，因为忙于结束我所担任的事，所以不能即刻奉答。现在总算离开厦门坐在船上了。船正在走，也不知道是在什么海上。总之一面是一望汪洋，一面却看见岛屿。但毫无风涛，就如坐在长江的船上一般。小小的颠簸自然是有的，不过这在海上就算不得颠簸；陆上的风涛要比这险恶得多。 同舱的一个是台湾人，他能说厦门话，我不懂；我说的蓝青官话〔2〕，他不懂。他也能说几句日本话，但是，我也不大懂得他。于是乎只好笔谈，才知道他是丝绸商。我于丝绸一无所知，他于丝绸之外似乎也毫无意见。于是乎他只得睡觉，我就独霸了电灯写信了。 从上月起，我本在搜集材料，想趁寒假的闲空，给《唐宋传奇集》〔3〕做一篇后记，准备付印，不料现在又只得搁起来。 至于《野草》，此后做不做很难说，大约是不见得再做了，省得人来谬托知己，舐皮论骨，什么是“入于心”的。 〔4〕但要付印，也还须细看一遍，改正错字，颇费一点工夫。因此一时也不能寄上。 我直到十五日才上船，因为先是等上月份的薪水，后来是等船。在最后的一星期中，住着实在很为难，但也更懂了一些新的世故，就是，我先前只以为要饭碗不容易，现在才知道不要饭碗也是不容易的。我辞职时，是说自己生病，因为我觉得无论怎样的暴主，还不至于禁止生病；倘使所生的并非气厥病，也不至于牵连了别人。不料一部分的青年不相信，给我开了几次送别会，演说，照相，大抵是逾量的优礼，我知道有些不妥了，连连说明：我是戴着“纸糊的假冠”的，请他们不要惜别，请他们不要忆念。但是，不知怎地终于发生了改良学校运动，首先提出的是要求校长罢免大学秘书刘树杞〔5〕博士。 听说三年前，这里也有一回相类的风潮，结果是学生完全失败，在上海分立了一个大夏大学。〔6〕那时校长如何自卫，我不得而知；这回是说我的辞职，和刘博士无干，乃是胡适之派和鲁迅派相排挤，所以走掉的。这话就登在鼓浪屿的日报《民钟》上，并且已经加以驳斥。但有几位同事还大大地紧张起来，开会提出质问；而校长却答复得很干脆：没有说这话。有的还不放心，更给我放散别种的谣言〔7〕，要减轻“排挤说”的势力。真是“天下纷纷，何时定乎？”〔8〕如果我安心在厦门大学吃饭，或者没有这些事的罢，然而这是我所意料不到的。 校长林文庆〔9〕博士是英国籍的中国人，开口闭口，不离孔子，曾经做过一本讲孔教的书，可惜名目我忘记了。听说还有一本英文的自传，将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现在正做着《人种问题》。他待我实在是很隆重，请我吃过几回饭；单是饯行，就有两回。不过现在“排挤说”倒衰退了；前天所听到的是他在宣传，我到厦门，原是来捣乱，并非豫备在厦门教书的，所以北京的位置都没有辞掉。 现在我没有到北京，“位置说”大概又要衰退了罢，新说如何，可惜我已在船上，不得而知。据我的意料，罪孽一定是日见其深重的，因为中国向来就是“当面输心背面笑”〔10〕，正不必“新的时代”的青年〔11〕才这样。对面是“吾师”和“先生”，背后是毒药和暗箭，领教了已经不只两三次了。 新近还听到我的一件罪案，是关于集美学校〔12〕的。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都是秘密世界，外人大抵不大知道。现在因为反对校长，闹了风潮了。先前，那校长叶渊〔13〕定要请国学院里的人们去演说，于是分为六组，每星期一组，凡两人。 第一次是我和语堂。那招待法也很隆重，前一夜就有秘书来迎接。此公和我谈起，校长的意思是以为学生应该专门埋头读书的。我就说，那么我却以为也应该留心世事，和校长的尊意正相反，不如不去的好罢。他却道不妨，也可以说说。于是第二天去了，校长实在沉鸷得很，殷勤劝我吃饭。我却一面吃，一面愁。心里想，先给我演说就好了，听得讨厌，就可以不请我吃饭；现在饭已下肚，倘使说话有背谬之处，适足以加重罪孽，如何是好呢。午后讲演，我说的是照例的聪明人不能做事，因为他想来想去，终于什么也做不成等类的话。那时校长坐在我背后，我看不见。直到前几天，才听说这位叶渊校长也说集美学校的闹风潮，都是我不好，对青年人说话，那里可以说人是不必想来想去的呢。当我说到这里的时候，他还在后面摇摇头。 我的处世，自以为退让得尽够了，人家在办报，我决不自行去投稿；人家在开会，我决不自己去演说。硬要我去，自然也可以的，但须任凭我说一点我所要说的话，否则，我宁可一声不响，算是死尸。但这里却必须我开口说话，而话又须合于校长之意。我不是别人，那知道别人的意思呢？“先意承志”〔14〕的妙法，又未曾学过。其被摇头，实活该也。 但从去年以来，我居然大大地变坏，或者是进步了。虽或受着各方面的斫刺，似乎已经没有创伤，或者不再觉得痛楚；即使加我罪案，也并不觉着一点沉重了。这是我经历了许多旧的和新的世故之后，才获得的。我已经管不得许多，只好从退让到无可退避之地，进而和他们冲突，蔑视他们，并且蔑视他们的蔑视了。 我的信要就此收场。海上的月色是这样皎洁；波面映出一大片银鳞，闪烁摇动#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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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峰兄： 二十七日寄出稿子两篇，〔2〕想已到。其实这一类东西，本来也可做可不做，但是一则因为这里有几个少年希望我耍几下，二则正苦于没有文章做，所以便写了几张，寄上了。本地也有人要我做一点批评厦门的文字，然而至今一句也没有做，言语不通，又不知各种底细，从何说起。例如这里的报纸上，先前连日闹着“黄仲训霸占公地”〔3〕的笔墨官司，我至今终于不知道黄仲训何人，曲折怎样，如果竟来批评，岂不要笑断真的批评家的肚肠。但别人批评，我是不妨害的。以为我不准别人批评者，诬也； 〔4〕我岂有这么大的权力。不过倘要我做编辑，那么，我以为不行的东西便不登，我委实不大愿意做一个莫名其妙的什么运动的傀儡。 前几天，卓治〔5〕睁大着眼睛对我说，别人胡骂你，你要回骂。还有许多人要看你的东西，你不该默不作声，使他们迷惑。你现在不是你自己的了。我听了又打了一个寒噤，和先前听得有人说青年应该学我的多读古文时候相同。呜呼，一戴纸冠，遂成公物，负“帮忙”之义务，有回骂之必须，然则固不如从速坍台，还我自由之为得计也。质之高明，未识以为然否？ 今天也遇到了一件要打寒噤的事。厦门大学的职务，我已经都称病辞去了。百无可为，溜之大吉。然而很有几个学生向我诉苦，说他们是看了厦门大学革新的消息〔6〕而来的，现在不到半年，今天这个走，明天那个走，叫他们怎么办？这实在使我夹脊梁发冷，哑口无言。不料“思想界权威者”或“思想界先驱者”这一顶“纸糊的假冠”，竟又是如此误人子弟。几回广告（却并不是我登的），将他们从别的学校里骗来，而结果是自己倒跑掉了，真是万分抱歉。我很惋惜没有人在北京早做黑幕式的记事，将学生们拦住。“见面时一谈，不见时一战”〔7〕哲学，似乎有时也很是误人子弟的。 你大约还不知道底细，我最初的主意，倒的确想在这里住两年，除教书之外，还希望将先前所集成的《汉画象考》〔8〕和《古小说钩沈》印出。这两种书自己印不起，也不敢请你印。因为看的人一定很少，折本无疑，惟有有钱的学校才合适。及至到了这里，看看情形，便将印《汉画象考》的希望取消，并且自己缩短年限为一年。其实是已经可以走了，但看着语堂〔9〕的勤勉和为故乡做事的热心，我不好说出口。后来豫算不算数了，语堂力争；听说校长就说，只要你们有稿子拿来，立刻可以印。于是我将稿子拿出去，放了大约至多十分钟罢，拿回来了，从此没有后文。这结果，不过证明了我确有稿子，并不欺骗。那时我便将印《古小说钩沈》的意思也取消，并且自己再缩短年限为半年。语堂是除办事教书之外，还要防暗算，我看他在不相干的事情上，弄得力尽神疲，真是冤枉之至。 前天开会议，连国学院的周刊也几乎印不成了；然而校长的意思，却要添顾问，如理科主任之流，都是顾问，据说是所以连络感情的。我真不懂厦门的风俗，为什么研究国学，就会伤理科主任之流的感情，而必用顾问的绳，将他络住？联络感情法我没有研究过；兼士〔10〕又已辞职，所以我决计也走了。现在去放假不过三星期，本来暂停也无妨，然而这里对于教职员的薪水，有时是锱铢必较的，离开学校十来天也想扣，所以我不想来沾放假中的薪水的便宜，至今天止，扣足一月。昨天已经出题考试，作一结束了。阅卷当在下月，但是不取分文。看完就走，刊物请暂勿寄来，待我有了驻足之所，当即函告，那时再寄罢。 临末，照例要说到天气。所谓例者，我之例也；怕有批评家指为我要勒令天下青年都照我的例，所以特此声明：并非如此。天气，确已冷了。草也比先前黄得多；然而我那门前的秋葵似的黄花却还在开着，山里也还有石榴花。苍蝇不见了，蚊子间或有之。 夜深了，再谈罢。 鲁迅。十二月三十一日。 再：睡了一觉醒来，听到柝声，已经是五更了。这是学校的新政，上月添设，更夫也不止一人。我听着，才知道各人的打法是不同的，声调最分明地可以区别的有两种—— 托，托，托，托托！ 托，托，托托！托。 打更的声调也有派别，这是我先前所不知道的。并以奉告，当作一件新闻。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五日《语丝》周刊第一一四期。 〔2〕指《〈走到出版界〉的“战略”》和《新的世故》，均收入《集外集拾遗补编》。 〔3〕“黄仲训霸占公地”明末清初民族英雄郑成功曾在鼓浪屿日光岩建督操台，操练水师。一九二六年秋，黄仲训在这里建筑瞰青别墅，因侵占公地，引起舆论反对。随后黄登报声明：所建别墅将供众人游览，以瞻仰民族英雄郑成功故垒，别墅因得继续修建。黄仲训，厦门人，清末秀才，越南华侨。 〔4〕这是对于高长虹的驳斥。在《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内高长虹曾说：“鲁迅是一个直觉力很好的人，但不能持论。如他对自己不主张批评，我不反对。但如因为自己不能批评，便根本反对批评，那便不应该了。” 〔5〕卓治魏兆祺，字卓治，福建福州人。一九#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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